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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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操了許多心，想為她積蓄一點，以便有朝一日作她的生活資源。
我操的這些心真是别人難以想象的，但是這些操心始終是白費了。
她們兩人都從不計算計算；盡管我萬分努力，總歸是來多少就去多少。
不管戴榮絲穿得多麼簡樸，雷伊的年金從來也不夠她穿的，我每年還得拿我的錢貼補她。
不論她或我，我們倆生來就不是當财主的，我當然也不會把這一點算在我們的種種不幸之内。
《社會契約論》印得相當快。
《愛彌兒》就不是這樣了，我是等《愛彌兒》出版後再來執行我所考慮的隐遁計劃的。
迪舍納不時寄來一些樣版讓我選擇；我選定了，他還不開始印刷，又給我寄些别的樣版來。
當我們最後對版本大小、對字體都完全決定好了，而且已經印出幾頁的時候，我在校樣上稍微改動一下，他又把全部校樣拿來重新開始。
六個月後，進展連第一天都還不如。
在曆次試印的過程中，我明白地看出了，作品既在荷蘭印，也在法國印，兩版同時進行。
我能有什麼辦法呢？我已經不是我的手稿的主人了。
我不但沒有插手法國版，而且還始終是反對在法國出版的；可是既然這一版不管我願不願意是在進行着，既然它為另外那一版做樣子，我就必須注意它一下，看看樣張，不要讓人家把我的書弄得殘缺不全，不成樣子。
而且，作品完全是在主管官的同意之下印的，差不多就是他自己在指揮工作，他又時常寫信給我，甚至為這問題還來看過我。
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我一會兒再談。
這方面迪舍納跟烏龜一樣爬，那方面内奧姆受到他的牽制，進行得更慢，人家不是忠實地把樣張随印随寄給他。
他在迪舍納的行徑裡，也就是說在居伊的行徑裡（因為居伊代迪舍納印刷）發現他居心不良；他看人家不履行契約，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寫信向我訴苦，我自己一肚子苦都沒有辦法，對他就更愛莫能助了。
内奧姆的朋友蓋蘭當時常跟我見面，不斷跟我談這部書，但始終持着最大的保留态度。
他又知道又不知道這部書在法國印刷，他又知道又不知道主管官也插手其間。
他為這部書行将給我帶來的麻煩向我表示同情，同時又仿佛怪我太不謹慎，而又絕不肯說出究竟不謹慎在哪裡。
他一個勁兒繞着彎子說話，左遮右閃，似乎隻是為了要套我的話才開口。
我那時覺得自己太保險了，所以還笑他在這件事上所用的那種圓滑而神秘的口吻呢，認為那是一種從大臣和官僚那裡學來的癖性，因為他經常到他們的辦公室去。
我自己認為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合乎規定，因而十分放心，同時又深信它不但獲得了主管官的同意與保護，甚至還值得受并且實際上也受到了主管部門的照顧，所以我暗自慶幸我有勇氣把事情做好，同時還笑我那些仿佛在為我擔憂的膽怯的朋友。
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認，如果我不那麼堅信作品本身的有益和它那些保護人的公正的話，我對他的正直與見識的信任是可能使我也跟他一樣驚慌起來的。
正當《愛彌兒》在印刷的時候，他從巴伊先生家裡來看我，跟我談起這部書。
我就把《薩瓦副主教信條錄》念給他聽，他很安靜地聽了，似乎還很欣賞。
我一讀完，他就對我說：&ldquo怎麼！公民！這就是在巴黎印的書裡的一部分？&rdquo&ldquo是呀，&rdquo我對他說，&ldquo人們簡直可以用國王的命令在盧佛宮裡印呢。
&rdquo&ldquo我同意你這種想法，&rdquo他對我說，&ldquo但是請你照顧我一點，别告訴任何人說你曾把這篇文章讀給我聽過。
&rdquo這種驚人的措詞使我愕然，卻并沒有使我驚慌。
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馬勒賽爾蔔先生見面，我很難設想他們兩個人怎麼在同一問題上所想的就那麼不同。
我住在蒙莫朗西已經四年多了，卻從來沒有過一天好的身體。
雖然那裡空氣絕佳，水卻很壞，這很可能就是促使我那慣發的病痛日趨惡化的原因之一。
快到一七六一年秋末的時候，我完全病倒了，整個冬天都在苦痛中度過，幾乎就沒有一會兒輕松過。
肉體上的痛苦被無數的憂慮加劇了，轉而又使這些憂慮在我的心上更加沉重。
若幹時以來，有些朦胧而陰暗的預感擾亂着我的心曲，卻又不知道為的是什麼。
我收到一些相當離奇的匿名信，甚至還有些署名的信也同樣離奇。
我收到巴黎議院一位參議員的一封信，他不滿現行的社會制度，預料後果絕不會好。
請我指教他選擇一條退路，到日内瓦還是到瑞士，好讓他全家去退隐。
我又收到某議院的司法院長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議我為這個司法院&mdash&mdash它當時與宮廷不和&mdash&mdash草拟些備忘錄和谏書，願意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文件和資料。
我有病痛的時候總是容易發脾氣的。
我收到這些信的時候脾氣就不好，所以在回信中也就發作起來了，幹脆拒絕了人家的要求。
當然，我所引以自責的并不是這個拒絕本身，因為那些信可能都是我的敵人所布置的陷階，而且人家所求于我的都是違反我絕對不願背棄的原則的，而是我原可婉言拒絕，卻粗聲厲氣地拒絕了，這就是我不對的地方。
人們在我的文件裡還能找到我方才說的那兩封信。
參議員的那封信并不使我驚訝，因為我也和他一樣，也和很多人一樣，認為那腐朽的制度在威脅着法蘭西，使它不久就會崩潰。
由于政府措施失當而招來的一場不幸的戰争所引起的重重災難；财政上難以置信的紊亂；行政界的不斷傾軋&mdash&mdash當時行政權分掌在公開互相攻擊的兩三個大臣手裡，他們為了你害我，我害你，不惜使王國垮台；人民大衆和全國各階層的普遍不滿；還有一個頑固的女人，她如果有點頭腦的話，也把這點頭腦用在個人的好惡上了；她差不多總是把最有能力的人從工作崗位上踢開，以便安插最能得她歡心的人&mdash&mdash所有這一切都加在一起證明那位參議員、社會大衆以及我個人的預見的正确。
這種預見甚至也使得我自己多次猶豫不決，不知道是否也應該在那些似乎威脅着王國的動亂爆發之前跑到王國以外去找個栖身之處；但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是孑然一身，又秉性和平，相信在我所願意過的這種孤獨生活之中，任何風暴都不會打到我頭上來的。
我遺憾的隻是，在這種局勢之下，盧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會使他在政府中失去聲望的任務。
我倒很願意他在這方面為自己留點兒退路，以防這個龐大的機器一旦如當時似乎令人可慮的那樣垮下來；就是現在，我還覺得，如果政權不是最後落到一個人手裡的話，法國專制政體一定是早已陷入絕境了。
一方面，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壞下去，另一方面，《愛彌兒》的印刷一天比一天慢起來，最後完全停頓了，而我無法打聽出原因，居伊再也不肯寫信給我，也不肯複我的信，我又無法得到任何人的消息，無法了解情況，因為馬勒賽爾蔔先生當時正在鄉下。
不問是什麼不幸的事，隻要我知道它是怎麼加回事，我就不會慌亂，不會氣餒；但是我生來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且恨黑暗的那種陰森森的樣子，神秘永遠是使我不安眠我生性坦率到不謹慎的程度，神秘與我的生性有如水火之不相容。
我覺得，在白天，最猙獰的怪物形象都不會使我怎樣驚慌的；但是，如果我在夜裡看到一個人以白布蒙頭，就會害怕。
因此，我的想象力被這個長期的沉默煽動起來，就在我眼前畫出許多鬼影。
我越是關心我這部最後的又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我就越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礙出版的原因；我對任何事情都是走極端的，所以我在這部書印刷的停頓之中，就以為看到了它的被取締。
然而，我既想象不出為什麼要取締，又想象不出是怎樣被取締的，所以我就陷于最難堪的惴惴不安之中。
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寫信給居伊，給馬勒賽爾蔔先生，給盧森堡夫人；回信不到，或沒有按我預期的時間到，我就完全慌亂和發狂了。
不幸得很，就在這時候聽說耶稣會教士格裡非神父曾談到《愛彌兒》，甚至還引用過幾段。
我的想象力登時就象閃電一般奔騰起來，把那不義的神秘給我整個揭開了：我看到那神秘的進程，就和神靈給我啟示了一樣，又清楚、又确實。
我想象那些耶稣會教士在看到我論中學時所用的那種鄙視的語氣便暴跳如雷，奪去了我的作品；阻礙這部作品出版的就是他們；他們從他們的朋友蓋蘭那裡得知我當時的病情，預料我死期已近&mdash&mdash我自己當時對此也不懷疑&mdash&mdash所以要把印刷拖到我死的時候，存心要閹割、篡改我的作品，給我僞造些與我的意見不同的意見，好達到他們的目的。
說來也真驚人，有多少事實和情節都跑到我的腦子裡來印證這種瘋狂的想法，使它顯得活龍活現。
啊！豈止是活龍活現！簡直顯得我那種想法有根有據，象明擺着似的。
蓋蘭已經完全投向耶稣會教士了，我是曉得的。
我就認為他以前向我要求結交的表示都是出于耶稣會教士的授意，我深信他當初敦促我跟内奧姆訂合同，就是那些教士策動的，他們就是通過内奧姆得到了我的著作的頭幾負，後來他們又想辦法把迪舍納那裡的印刷也制止了，也許還奪去了我的手稿，以便從從容容地搞些鬼把戲，等我死了，好讓他們自由自在地把我的作品依他們的意思篡改後再發表出來。
我一直感覺到，不管貝蒂埃神父怎樣巧言令色，耶稣會教士全都是不喜歡我的，不但因為我是百科全書派，而且因為我的全部觀點比起我那些同行的不信神主義更加違反他們的教義和威信，還因為無神的狂熱和有神的狂熱由于它們共同的不容忍态度而能互相接近，甚至還能聯合起來。
他們過去在中國是這樣，現在一起反對我也是這樣；相反，合理的、道德的宗教則取消一切人對宗教信仰的管理權，因而就不讓掌握這種權力的那些專斷者再有立足之地了。
我知道大臣先生對耶稣會教士也是很友好的，我生怕兒子懾于父親的威勢，就被迫把他所曾保護的作品交給他們。
我甚至從人們開始從頭兩卷給我找的那許許多多麻煩之中，看出了這種撒手的後果，因為在頭兩卷裡，人們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問題就要求重新改版，而另外兩卷，人們并不是不知道，都是充滿了極其厲害的話的，如果都象前兩卷那樣審查的話，就非整個改寫不可。
此外我還知道，并且也是馬勒賽爾蔔先生親自告訴我的，他是托格拉夫神父監督這部書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父又是耶稣會的支持者。
我到處都隻看到耶稣會教士，而真沒想到他們已經處在被取締的前夕，正自顧不暇，哪還會跟一部與他們無關的書的印刷問題找麻煩。
我說&ldquo真沒想到&rdquo是不對的，因為我的的确确想到了，甚至這就是馬勒賽爾蔔先生一知道我這種胡思亂想時就特意給我提出的一個反駁的理由。
然而，一個人要想從他的隐居深處對他毫無所知的國家大事判斷出其中的奧妙，必然是要乖謬百出的；我的另一個乖謬之見就是怎麼也不肯相信耶稣會教士真處于危境之中，我認為散布出來的這種謠言正是他們使出的一種障眼法，好麻痹他們的敵人。
他們過去着着成功，從來就沒有一點迹象能證明他們會失敗，這就使我對他們的勢力有那麼一種可怕的印象，竟為議院行将垮台而悲歎。
我知道舒瓦瑟爾先生曾在耶稣會教士那裡讀過書，蓬巴杜爾夫人跟他們相處得也不壞，他們跟宮廷寵幸和大臣們結成的同盟，就對付共同的敵人而論，對于雙方也都一直顯得是有利的。
宮廷似乎是什麼事都不管。
我深信，如果耶稣會有一天受到嚴重挫折，那麼有足夠的力量打擊它的也不會是議院，所以我根據宮廷這種袖手旁觀的态度就判斷耶稣會的信心是有根據的，他們的勝利是有朕兆的。
總之，我從當時的一切傳言裡隻看到他們的僞詐手法和他們布置的陷講，認為他們太平無事，有的是時間，什麼都能管；因而我毫不懷疑他們不久就會粉碎讓賽尼優斯派，粉碎議院，粉碎百科全書派，粉碎不受他們奴役的一切勢力。
到最後，如果他們讓我的書出版，那也隻是在把它改到能由他們用作武器的地步之後，才利用我的名字去欺騙讀者。
我感到我自己真是氣息奄奄了；我現在都難以理解，怎麼我這種想法當時竟沒有使我憂憤而死。
我想到，我這部最有價值、最好的著作反而使我落得個身後名譽掃地，實在是太可怕了。
我從來沒有那麼怕死，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真是在那種情況下死去，我是死不瞑目的。
就是今天，我看到一個為毀壞一個人的身後名聲而布置的空前陰險、空前醜惡的陰謀正在毫無阻礙地付諸實施，我也會比那個時候死得泰然得多，因為我确信在我的許多作品裡已經留下了于我有利的證據，它遲早會戰勝人們的陰謀。
馬勒賽爾蔔先生看到我這樣焦躁不安，又聽到我的傾訴，便費盡心思要把我的情緒安定下來，他這番心思正足以證明他那無窮的樂善之心。
盧森堡夫人世襄助了這一善舉，往迪舍納那裡去了好幾次，了解出版工作究竟進展到了什麼程度。
最後，印刷總算又開始了，并且進行得比較順利，可是我始終還不知道它過去為什麼擱置起來。
馬勒賽爾蔔先生還不厭其煩地到蒙莫朗西來寬慰我，結果，我的心安定下來了。
我絕對信任他為人公正，這種信任就戰勝了我這可憐的頭腦裡的迷惘，因而他為促我醒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産生了效果。
他看到我那麼焦急、那麼惶惑的樣子，自然會覺得我的處境是值得憐憫的。
他又想起了包圍他的那個哲學家集團所不斷給他灌輸的那些話。
我已經說過，當我住到退隐廬去的時候，他們就宣稱我在那裡不可能久留。
當他們看見我堅持下去的時候，他們又說那是因為我執拗，我驕傲，不好意思反悔，說我實際上在鄉下悶得要死，日子過得十分不幸。
馬勒賽爾蔔先生信以為真，并且寫信勸我；我那麼敬仰的一個人居然會有這樣錯誤的看法，我心裡頗為感慨，便給他一連寫了四封信，向他說明我的行為的真正動機。
我在這四封信裡忠實地描寫了我的愛好、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全部心事。
這四封信都沒有草稿，縱筆寫去，甚至寫後也沒有重讀一遍，它們也許是我生平唯&mdash一氣呵成的作品；在我當時那種種痛苦和極度頹喪之中而能如此，實在令人驚訝。
我覺得我已經日漸衰亡，一想到我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會留下這樣一個對我不公平的看法，便感到肝膽俱裂，所以我努力用我在這四封信裡倉卒草成的那個綱要來或多或少代替我計劃中的那部回憶錄。
這幾封信，馬勒賽爾蔔先生很滿意，在巴黎拿出去給人家看，它們可以說是我在這裡詳細叙述的内容的摘要，是值得保留下來的。
我曾請他叫人抄出一份給我，幾年後他把抄稿寄來了，現在收在我的文件中。
在我死期将近的時候，唯一使我傷心的就是沒有一個具有文學修養的心腹人，能把我的文稿保存起來，在我死後加以整理。
自從我到日内瓦旅行以後，就跟穆爾杜結交了；我很喜歡這個青年，倒很盼望他能為我送終。
我向他表示了這個願望，并且我相信，如果他的事務和他的家庭容許他來，他一定會欣然前來盡這種人道責任的。
我既得不到這種安慰，至少我要向他表示出我的信任，就把我的《薩瓦副主教信條錄》在出版前寄給他了。
他對這篇文章很滿意，但是在他的回信裡，我覺得他似乎不象我當時等着看《信條錄》的效果時那樣放心。
他又希望從我手裡得到幾篇别人沒有看過的文章。
我就把《故奧爾良公爵悼詞》寄給他了，這篇悼詞是我代達爾蒂神父寫的，神父并沒有拿去宣讀，因為出乎他意料之外，奉派去讀悼詞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複之後，就一直繼續下去，甚至相當平安無事地完成了；我注意到一點奇怪的現象，就是人們對頭兩卷嚴格要求改版，而對後兩卷什麼話也沒說就放過去了，這兩卷的内容沒有為出版造成任何障礙。
然而，我還是有點不放心，應該在這裡提一提。
我在害怕耶稣會教士之後，又對讓賽尼優斯派和哲學家們害怕起來了。
我憎恨一切所謂黨、所謂派、所謂系，我從來不指望屬于黨、派、系的人對我會有什麼好感。
那兩個&ldquo長舌婦&rdquo前些時離開他們原來的住所，跑來住在緊挨着我的地方：從他們的房間就可以聽到我房間裡和平台上所說的一切，從他們的園子可以很容易爬過把他們的園子和我的碉樓隔開的那堵小牆。
我曾把這座碉樓當作我的工作室，所以裡面有一張桌子，擺滿了《愛彌兒》和《社會契約論》的校樣和印成的散頁；人家把這種散頁寄來，我就邊收邊裝訂，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前很久，桌上就有了我的全部成書。
我的輕率、我的粗疏以及我對馬達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園裡面的）就使得我常常晚上忘記鎖碉樓的門，而早晨發現綢樓門大開着，如果不是覺得我的稿件有些翻動，這倒不會叫我怎樣不安。
我好幾次看出這種現象之後，就變得仔細些，把碉樓門鎖上了，但門上的鎖不好，鑰匙隻能轉半個圈子。
我比較注意了，就發現我的稿件反而比我讓門大開着的時候被翻動得更厲害。
最後，我裝訂成冊的書有一冊不見了，有一天兩夜都沒法知道給搞到什麼地方去了，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在桌上找到。
當時和以後我都不曾對馬達斯先生有所懷疑，我也不懷疑他的外侄迪穆朗先生，因為我知道他們倆都喜愛我，我完全信任他們。
可是我對那兩個&ldquo長舌婦&rdquo就開始不那麼信任了。
我知道他們雖然是讓賽尼優斯派，卻跟達朗貝有些關系，并且住在同一所房子裡。
這就使得我有些不安，并且比以前更加小心起來。
我把我的稿件都拿回我的房間裡，完全終止了和那兩個人見面，因為我
我操的這些心真是别人難以想象的，但是這些操心始終是白費了。
她們兩人都從不計算計算；盡管我萬分努力，總歸是來多少就去多少。
不管戴榮絲穿得多麼簡樸，雷伊的年金從來也不夠她穿的，我每年還得拿我的錢貼補她。
不論她或我，我們倆生來就不是當财主的，我當然也不會把這一點算在我們的種種不幸之内。
《社會契約論》印得相當快。
《愛彌兒》就不是這樣了，我是等《愛彌兒》出版後再來執行我所考慮的隐遁計劃的。
迪舍納不時寄來一些樣版讓我選擇；我選定了，他還不開始印刷，又給我寄些别的樣版來。
當我們最後對版本大小、對字體都完全決定好了，而且已經印出幾頁的時候，我在校樣上稍微改動一下，他又把全部校樣拿來重新開始。
六個月後，進展連第一天都還不如。
在曆次試印的過程中，我明白地看出了，作品既在荷蘭印，也在法國印，兩版同時進行。
我能有什麼辦法呢？我已經不是我的手稿的主人了。
我不但沒有插手法國版，而且還始終是反對在法國出版的；可是既然這一版不管我願不願意是在進行着，既然它為另外那一版做樣子，我就必須注意它一下，看看樣張，不要讓人家把我的書弄得殘缺不全，不成樣子。
而且，作品完全是在主管官的同意之下印的，差不多就是他自己在指揮工作，他又時常寫信給我，甚至為這問題還來看過我。
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我一會兒再談。
這方面迪舍納跟烏龜一樣爬，那方面内奧姆受到他的牽制，進行得更慢，人家不是忠實地把樣張随印随寄給他。
他在迪舍納的行徑裡，也就是說在居伊的行徑裡（因為居伊代迪舍納印刷）發現他居心不良；他看人家不履行契約，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寫信向我訴苦，我自己一肚子苦都沒有辦法，對他就更愛莫能助了。
内奧姆的朋友蓋蘭當時常跟我見面，不斷跟我談這部書，但始終持着最大的保留态度。
他又知道又不知道這部書在法國印刷，他又知道又不知道主管官也插手其間。
他為這部書行将給我帶來的麻煩向我表示同情，同時又仿佛怪我太不謹慎，而又絕不肯說出究竟不謹慎在哪裡。
他一個勁兒繞着彎子說話，左遮右閃，似乎隻是為了要套我的話才開口。
我那時覺得自己太保險了，所以還笑他在這件事上所用的那種圓滑而神秘的口吻呢，認為那是一種從大臣和官僚那裡學來的癖性，因為他經常到他們的辦公室去。
我自己認為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合乎規定，因而十分放心，同時又深信它不但獲得了主管官的同意與保護，甚至還值得受并且實際上也受到了主管部門的照顧，所以我暗自慶幸我有勇氣把事情做好，同時還笑我那些仿佛在為我擔憂的膽怯的朋友。
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認，如果我不那麼堅信作品本身的有益和它那些保護人的公正的話，我對他的正直與見識的信任是可能使我也跟他一樣驚慌起來的。
正當《愛彌兒》在印刷的時候，他從巴伊先生家裡來看我，跟我談起這部書。
我就把《薩瓦副主教信條錄》念給他聽，他很安靜地聽了，似乎還很欣賞。
我一讀完，他就對我說：&ldquo怎麼！公民！這就是在巴黎印的書裡的一部分？&rdquo&ldquo是呀，&rdquo我對他說，&ldquo人們簡直可以用國王的命令在盧佛宮裡印呢。
&rdquo&ldquo我同意你這種想法，&rdquo他對我說，&ldquo但是請你照顧我一點，别告訴任何人說你曾把這篇文章讀給我聽過。
&rdquo這種驚人的措詞使我愕然，卻并沒有使我驚慌。
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馬勒賽爾蔔先生見面，我很難設想他們兩個人怎麼在同一問題上所想的就那麼不同。
我住在蒙莫朗西已經四年多了，卻從來沒有過一天好的身體。
雖然那裡空氣絕佳，水卻很壞，這很可能就是促使我那慣發的病痛日趨惡化的原因之一。
快到一七六一年秋末的時候，我完全病倒了，整個冬天都在苦痛中度過，幾乎就沒有一會兒輕松過。
肉體上的痛苦被無數的憂慮加劇了，轉而又使這些憂慮在我的心上更加沉重。
若幹時以來，有些朦胧而陰暗的預感擾亂着我的心曲，卻又不知道為的是什麼。
我收到一些相當離奇的匿名信，甚至還有些署名的信也同樣離奇。
我收到巴黎議院一位參議員的一封信，他不滿現行的社會制度，預料後果絕不會好。
請我指教他選擇一條退路，到日内瓦還是到瑞士，好讓他全家去退隐。
我又收到某議院的司法院長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議我為這個司法院&mdash&mdash它當時與宮廷不和&mdash&mdash草拟些備忘錄和谏書，願意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文件和資料。
我有病痛的時候總是容易發脾氣的。
我收到這些信的時候脾氣就不好，所以在回信中也就發作起來了，幹脆拒絕了人家的要求。
當然，我所引以自責的并不是這個拒絕本身，因為那些信可能都是我的敵人所布置的陷階，而且人家所求于我的都是違反我絕對不願背棄的原則的，而是我原可婉言拒絕，卻粗聲厲氣地拒絕了，這就是我不對的地方。
人們在我的文件裡還能找到我方才說的那兩封信。
參議員的那封信并不使我驚訝，因為我也和他一樣，也和很多人一樣，認為那腐朽的制度在威脅着法蘭西，使它不久就會崩潰。
由于政府措施失當而招來的一場不幸的戰争所引起的重重災難；财政上難以置信的紊亂；行政界的不斷傾軋&mdash&mdash當時行政權分掌在公開互相攻擊的兩三個大臣手裡，他們為了你害我，我害你，不惜使王國垮台；人民大衆和全國各階層的普遍不滿；還有一個頑固的女人，她如果有點頭腦的話，也把這點頭腦用在個人的好惡上了；她差不多總是把最有能力的人從工作崗位上踢開，以便安插最能得她歡心的人&mdash&mdash所有這一切都加在一起證明那位參議員、社會大衆以及我個人的預見的正确。
這種預見甚至也使得我自己多次猶豫不決，不知道是否也應該在那些似乎威脅着王國的動亂爆發之前跑到王國以外去找個栖身之處；但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是孑然一身，又秉性和平，相信在我所願意過的這種孤獨生活之中，任何風暴都不會打到我頭上來的。
我遺憾的隻是，在這種局勢之下，盧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會使他在政府中失去聲望的任務。
我倒很願意他在這方面為自己留點兒退路，以防這個龐大的機器一旦如當時似乎令人可慮的那樣垮下來；就是現在，我還覺得，如果政權不是最後落到一個人手裡的話，法國專制政體一定是早已陷入絕境了。
一方面，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壞下去，另一方面，《愛彌兒》的印刷一天比一天慢起來，最後完全停頓了，而我無法打聽出原因，居伊再也不肯寫信給我，也不肯複我的信，我又無法得到任何人的消息，無法了解情況，因為馬勒賽爾蔔先生當時正在鄉下。
不問是什麼不幸的事，隻要我知道它是怎麼加回事，我就不會慌亂，不會氣餒；但是我生來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且恨黑暗的那種陰森森的樣子，神秘永遠是使我不安眠我生性坦率到不謹慎的程度，神秘與我的生性有如水火之不相容。
我覺得，在白天，最猙獰的怪物形象都不會使我怎樣驚慌的；但是，如果我在夜裡看到一個人以白布蒙頭，就會害怕。
因此，我的想象力被這個長期的沉默煽動起來，就在我眼前畫出許多鬼影。
我越是關心我這部最後的又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我就越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礙出版的原因；我對任何事情都是走極端的，所以我在這部書印刷的停頓之中，就以為看到了它的被取締。
然而，我既想象不出為什麼要取締，又想象不出是怎樣被取締的，所以我就陷于最難堪的惴惴不安之中。
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寫信給居伊，給馬勒賽爾蔔先生，給盧森堡夫人；回信不到，或沒有按我預期的時間到，我就完全慌亂和發狂了。
不幸得很，就在這時候聽說耶稣會教士格裡非神父曾談到《愛彌兒》，甚至還引用過幾段。
我的想象力登時就象閃電一般奔騰起來，把那不義的神秘給我整個揭開了：我看到那神秘的進程，就和神靈給我啟示了一樣，又清楚、又确實。
我想象那些耶稣會教士在看到我論中學時所用的那種鄙視的語氣便暴跳如雷，奪去了我的作品；阻礙這部作品出版的就是他們；他們從他們的朋友蓋蘭那裡得知我當時的病情，預料我死期已近&mdash&mdash我自己當時對此也不懷疑&mdash&mdash所以要把印刷拖到我死的時候，存心要閹割、篡改我的作品，給我僞造些與我的意見不同的意見，好達到他們的目的。
說來也真驚人，有多少事實和情節都跑到我的腦子裡來印證這種瘋狂的想法，使它顯得活龍活現。
啊！豈止是活龍活現！簡直顯得我那種想法有根有據，象明擺着似的。
蓋蘭已經完全投向耶稣會教士了，我是曉得的。
我就認為他以前向我要求結交的表示都是出于耶稣會教士的授意，我深信他當初敦促我跟内奧姆訂合同，就是那些教士策動的，他們就是通過内奧姆得到了我的著作的頭幾負，後來他們又想辦法把迪舍納那裡的印刷也制止了，也許還奪去了我的手稿，以便從從容容地搞些鬼把戲，等我死了，好讓他們自由自在地把我的作品依他們的意思篡改後再發表出來。
我一直感覺到，不管貝蒂埃神父怎樣巧言令色，耶稣會教士全都是不喜歡我的，不但因為我是百科全書派，而且因為我的全部觀點比起我那些同行的不信神主義更加違反他們的教義和威信，還因為無神的狂熱和有神的狂熱由于它們共同的不容忍态度而能互相接近，甚至還能聯合起來。
他們過去在中國是這樣，現在一起反對我也是這樣；相反，合理的、道德的宗教則取消一切人對宗教信仰的管理權，因而就不讓掌握這種權力的那些專斷者再有立足之地了。
我知道大臣先生對耶稣會教士也是很友好的，我生怕兒子懾于父親的威勢，就被迫把他所曾保護的作品交給他們。
我甚至從人們開始從頭兩卷給我找的那許許多多麻煩之中，看出了這種撒手的後果，因為在頭兩卷裡，人們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問題就要求重新改版，而另外兩卷，人們并不是不知道，都是充滿了極其厲害的話的，如果都象前兩卷那樣審查的話，就非整個改寫不可。
此外我還知道，并且也是馬勒賽爾蔔先生親自告訴我的，他是托格拉夫神父監督這部書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父又是耶稣會的支持者。
我到處都隻看到耶稣會教士，而真沒想到他們已經處在被取締的前夕，正自顧不暇，哪還會跟一部與他們無關的書的印刷問題找麻煩。
我說&ldquo真沒想到&rdquo是不對的，因為我的的确确想到了，甚至這就是馬勒賽爾蔔先生一知道我這種胡思亂想時就特意給我提出的一個反駁的理由。
然而，一個人要想從他的隐居深處對他毫無所知的國家大事判斷出其中的奧妙，必然是要乖謬百出的；我的另一個乖謬之見就是怎麼也不肯相信耶稣會教士真處于危境之中，我認為散布出來的這種謠言正是他們使出的一種障眼法，好麻痹他們的敵人。
他們過去着着成功，從來就沒有一點迹象能證明他們會失敗，這就使我對他們的勢力有那麼一種可怕的印象，竟為議院行将垮台而悲歎。
我知道舒瓦瑟爾先生曾在耶稣會教士那裡讀過書，蓬巴杜爾夫人跟他們相處得也不壞，他們跟宮廷寵幸和大臣們結成的同盟，就對付共同的敵人而論，對于雙方也都一直顯得是有利的。
宮廷似乎是什麼事都不管。
我深信，如果耶稣會有一天受到嚴重挫折，那麼有足夠的力量打擊它的也不會是議院，所以我根據宮廷這種袖手旁觀的态度就判斷耶稣會的信心是有根據的，他們的勝利是有朕兆的。
總之，我從當時的一切傳言裡隻看到他們的僞詐手法和他們布置的陷講，認為他們太平無事，有的是時間，什麼都能管；因而我毫不懷疑他們不久就會粉碎讓賽尼優斯派，粉碎議院，粉碎百科全書派，粉碎不受他們奴役的一切勢力。
到最後，如果他們讓我的書出版，那也隻是在把它改到能由他們用作武器的地步之後，才利用我的名字去欺騙讀者。
我感到我自己真是氣息奄奄了；我現在都難以理解，怎麼我這種想法當時竟沒有使我憂憤而死。
我想到，我這部最有價值、最好的著作反而使我落得個身後名譽掃地，實在是太可怕了。
我從來沒有那麼怕死，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真是在那種情況下死去，我是死不瞑目的。
就是今天，我看到一個為毀壞一個人的身後名聲而布置的空前陰險、空前醜惡的陰謀正在毫無阻礙地付諸實施，我也會比那個時候死得泰然得多，因為我确信在我的許多作品裡已經留下了于我有利的證據，它遲早會戰勝人們的陰謀。
馬勒賽爾蔔先生看到我這樣焦躁不安，又聽到我的傾訴，便費盡心思要把我的情緒安定下來，他這番心思正足以證明他那無窮的樂善之心。
盧森堡夫人世襄助了這一善舉，往迪舍納那裡去了好幾次，了解出版工作究竟進展到了什麼程度。
最後，印刷總算又開始了，并且進行得比較順利，可是我始終還不知道它過去為什麼擱置起來。
馬勒賽爾蔔先生還不厭其煩地到蒙莫朗西來寬慰我，結果，我的心安定下來了。
我絕對信任他為人公正，這種信任就戰勝了我這可憐的頭腦裡的迷惘，因而他為促我醒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産生了效果。
他看到我那麼焦急、那麼惶惑的樣子，自然會覺得我的處境是值得憐憫的。
他又想起了包圍他的那個哲學家集團所不斷給他灌輸的那些話。
我已經說過，當我住到退隐廬去的時候，他們就宣稱我在那裡不可能久留。
當他們看見我堅持下去的時候，他們又說那是因為我執拗，我驕傲，不好意思反悔，說我實際上在鄉下悶得要死，日子過得十分不幸。
馬勒賽爾蔔先生信以為真，并且寫信勸我；我那麼敬仰的一個人居然會有這樣錯誤的看法，我心裡頗為感慨，便給他一連寫了四封信，向他說明我的行為的真正動機。
我在這四封信裡忠實地描寫了我的愛好、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全部心事。
這四封信都沒有草稿，縱筆寫去，甚至寫後也沒有重讀一遍，它們也許是我生平唯&mdash一氣呵成的作品；在我當時那種種痛苦和極度頹喪之中而能如此，實在令人驚訝。
我覺得我已經日漸衰亡，一想到我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會留下這樣一個對我不公平的看法，便感到肝膽俱裂，所以我努力用我在這四封信裡倉卒草成的那個綱要來或多或少代替我計劃中的那部回憶錄。
這幾封信，馬勒賽爾蔔先生很滿意，在巴黎拿出去給人家看，它們可以說是我在這裡詳細叙述的内容的摘要，是值得保留下來的。
我曾請他叫人抄出一份給我，幾年後他把抄稿寄來了，現在收在我的文件中。
在我死期将近的時候，唯一使我傷心的就是沒有一個具有文學修養的心腹人，能把我的文稿保存起來，在我死後加以整理。
自從我到日内瓦旅行以後，就跟穆爾杜結交了；我很喜歡這個青年，倒很盼望他能為我送終。
我向他表示了這個願望，并且我相信，如果他的事務和他的家庭容許他來，他一定會欣然前來盡這種人道責任的。
我既得不到這種安慰，至少我要向他表示出我的信任，就把我的《薩瓦副主教信條錄》在出版前寄給他了。
他對這篇文章很滿意，但是在他的回信裡，我覺得他似乎不象我當時等着看《信條錄》的效果時那樣放心。
他又希望從我手裡得到幾篇别人沒有看過的文章。
我就把《故奧爾良公爵悼詞》寄給他了，這篇悼詞是我代達爾蒂神父寫的，神父并沒有拿去宣讀，因為出乎他意料之外，奉派去讀悼詞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複之後，就一直繼續下去，甚至相當平安無事地完成了；我注意到一點奇怪的現象，就是人們對頭兩卷嚴格要求改版，而對後兩卷什麼話也沒說就放過去了，這兩卷的内容沒有為出版造成任何障礙。
然而，我還是有點不放心，應該在這裡提一提。
我在害怕耶稣會教士之後，又對讓賽尼優斯派和哲學家們害怕起來了。
我憎恨一切所謂黨、所謂派、所謂系，我從來不指望屬于黨、派、系的人對我會有什麼好感。
那兩個&ldquo長舌婦&rdquo前些時離開他們原來的住所，跑來住在緊挨着我的地方：從他們的房間就可以聽到我房間裡和平台上所說的一切，從他們的園子可以很容易爬過把他們的園子和我的碉樓隔開的那堵小牆。
我曾把這座碉樓當作我的工作室，所以裡面有一張桌子，擺滿了《愛彌兒》和《社會契約論》的校樣和印成的散頁；人家把這種散頁寄來，我就邊收邊裝訂，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前很久，桌上就有了我的全部成書。
我的輕率、我的粗疏以及我對馬達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園裡面的）就使得我常常晚上忘記鎖碉樓的門，而早晨發現綢樓門大開着，如果不是覺得我的稿件有些翻動，這倒不會叫我怎樣不安。
我好幾次看出這種現象之後，就變得仔細些，把碉樓門鎖上了，但門上的鎖不好，鑰匙隻能轉半個圈子。
我比較注意了，就發現我的稿件反而比我讓門大開着的時候被翻動得更厲害。
最後，我裝訂成冊的書有一冊不見了，有一天兩夜都沒法知道給搞到什麼地方去了，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在桌上找到。
當時和以後我都不曾對馬達斯先生有所懷疑，我也不懷疑他的外侄迪穆朗先生，因為我知道他們倆都喜愛我，我完全信任他們。
可是我對那兩個&ldquo長舌婦&rdquo就開始不那麼信任了。
我知道他們雖然是讓賽尼優斯派，卻跟達朗貝有些關系，并且住在同一所房子裡。
這就使得我有些不安，并且比以前更加小心起來。
我把我的稿件都拿回我的房間裡，完全終止了和那兩個人見面，因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