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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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出氣了。
可以想見，有烏德托伯爵和聖朗拜爾在場，嘲笑的人是不會站在我這一邊的，而且，象我這樣一個在最随便的談話中都還感到尴尬的人，在這種談話裡自然是不會很神氣的。
我從來沒有感到那麼難受，顯得那麼手足無措，受到那麼意外的奚落。
最後總算散席了，我趕快離開了那個潑婦，我高興地看到聖朗拜爾和烏德托夫人走到我跟前來，我們在一起消磨了下午的一部分時間，談的誠然都是些無所謂的事，但是毫不拘禮，跟在我走入歧途之前完全一樣。
這種友好态度不可能不使我受到感動，如果聖朗拜爾能看見我的心的話，他一定也會感到滿意的。
我可以發誓，雖然我來的時候一看見烏德托夫人心跳得幾乎暈了過去，我走的時候，差不多連想也不想她了。
我滿心隻想着聖朗拜爾。
這次晚宴，雖然有伯蘭維爾夫人的惡意揶揄，還是對我大有好處，我深自慶幸不曾謝卻。
我在這次晚宴中不但看出了格裡姆和霍爾巴赫一夥的那許多陰謀活動都沒有把我的舊交踉我離間開；更使我高興的是我發現烏德托夫人和聖朗拜爾的感情并沒有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樣有很大變化。
最後我了解到，聖朗拜爾之所以要使烏德托夫人跟我疏遠，出于醋意者多，出于鄙視者少。
這就使我得到了安慰，也使我安了心。
我既确實知道，在我所敬仰的人們面前，我并不是一個藐視的對象，我也就比以前更有勇氣，更加成功地努力克制我自己的感情。
固然，我沒有能夠把我心裡那種有罪的、不幸的癡情完全撲滅，但至少我把那殘餘的癡情控制住了，所以從那時起這點餘情就不曾使我再犯錯誤。
烏德托夫人要我繼續抄寫的那些稿子和我繼續寄贈她的那些新出版的作品，都還不時地從她那裡給我帶來若幹信息和短箋，誠然都無關緊要，但也卻美意殷勤。
她并且還有進一步的表示，人們在下文就可以看到；在我們斷絕往來之後，我們三人之間彼此相處的态度足為正人君子在彼此不宜相見時如何分手樹立楷模。
這次宴會給我的另一個好處，就是人們在巴黎都談到它，它為我作了一個不容置辯的辟謠機會；本來我那些仇敵到處散布謠言，說我早就跟那天所有參加宴會的人，特别是跟埃皮奈先生，都無可挽回地鬧翻了。
其實我在離開退隐廬的時候還給埃皮奈先生寫過一封很客氣的謝函，他回信也同樣客氣，彼此禮敬之意一直不曾斷絕，甚至他的兄弟拉利夫還到蒙莫朗西來看過我，并且還把他的版畫寄給我。
除了烏德托夫人的一姑一嫂外，我跟那家的人沒有一個處得不好的。
我的《給達朗貝的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所有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這次的成功卻比較于我有利。
它使社會大衆都知道霍爾巴赫小集團散布的那些謠言是絕對靠不住的。
當我住到退隐廬的時候，霍爾巴赫小集團就以其慣常的自滿态度預言我在退隐廬待不了三個月。
當他們看到我竟待了二十個月，而且被迫搬出之後，還是定居在鄉間，他們就肯定說我純粹是出于執拗，說我實際上在隐居生活中悶得要死，不過驕傲成性，甯願吃執拗的虧，悶死在鄉間，也不願表示反悔，回到巴黎來。
《給達朗貝的信》裡洋溢着一種溫和氣味，誰也感到不是僞裝出來的。
如果我真是在隐居生活中懷着滿腹牢騷的話，我的筆調總會受到感染的。
我在巴黎寫的作品都是滿篇牢騷，而我到鄉間後寫出的第一篇作品就不是這樣了。
對于有觀察能力的人來說，這一點是有決定意義的。
大家都看到，我到了鄉下，真是如魚得水。
然而，也就是這篇作品，盡管它充滿了溫和氣味，也還由于我一貫的笨拙和倒黴，又給自己在文壇上添了一個新的敵人。
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爾先生家裡認識了馬蒙泰爾，後來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裡維持下去了。
馬蒙泰爾當時是《法蘭西信使》雜志的主編。
因為我一向高傲，不願把我的作品送給期刊的撰稿者，又因為我這次偏要把我這篇作品贈送給他，卻又不要他認為我是把他視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雜志上談到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寫着，不是送給《信使》雜志的主編，而是送給馬蒙泰爾先生。
我以為我把他恭維得很妙，他卻以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調和的仇敵了。
他寫了一篇文章反對我那篇長信，寫得很有禮貌，但是怨怒之氣也很容易感覺出來，并且從此以後，他就不放過任何機會在社會上損害我，在他的作品裡間接攻擊我。
由此可見，文人的那種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麼難于應付，由此也可見，你恭維他們的時候應該如何小心翼翼，千萬不要說出稍微帶有模棱兩可意思的字眼。
我從各方面都安定下來了，便利用空閑的時間和當時的獨立生活來比較有秩序地重理我的作品。
這年冬天我把《朱麗》完成了，并把它寄給了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來。
然而這個工作還被一個小小的、然而相當不愉快的插曲中斷了一次。
我聽說歌劇院正準備把《鄉村蔔師》重新上演。
我看到那班人竟目中無人地支配我的财産，氣憤極了，便把以前寄給達讓森先生而沒有得到答複的那份備忘錄再拿出來，修改了一下之後，就請日内瓦代辦賽隆先生把它交給接替達讓森先生主管歌劇院的聖·佛羅蘭丹伯爵先生，還附了一封信，也是由賽隆先生代交的。
聖·佛羅蘭丹先生答應回我的信，但卻一直沒有下文。
我把我所做的事通知了杜克洛，杜克洛就跟&ldquo小小提琴手&rdquo們讀了，&ldquo小小提琴手&rdquo們沒有答應把我的歌劇還給我，卻答應把免費入場券還給我，而這時免費入場券對我已經是毫無用處了。
我看我從哪一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對待，便把這事撇到了一邊；而歌劇院的主管部門對我所提的理由既不肯答複，又不肯傾聽，一直就繼續利用《鄉村蔔師》謀利，就跟利用自己的财産一樣，而實際上這部歌劇是不容置辯地隻屬于我一人的。
自從我擺脫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後，就過着相當平靜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嘗不到那些太強烈的依戀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脫了這些依戀之情的枷鎖。
我的那些充當保護人的朋友拼命要支配我的命運，不由分說地要把我置于他們的所謂恩惠的奴役之下，真叫我厭惡透了，我決計從此隻要以善意相待的交情，這種交情并不妨礙自由，卻構成人生的樂趣，同時有平等精神作為基礎。
象這樣的交情，我當時是很多的，足以使我嘗到相互交往的甜美滋味，而又不感到受人支配之苦；我一嘗到這種生活的滋味，便立刻感到它确實适合我這樣的年齡，可以使我在甯靜中度過餘生，遠離不久前使我險遭沒頂的風暴、争吵和煩惱。
我住在退隐廬的時候，以及遷居蒙莫朗西以後，就在附近認識了好幾個人，我覺得他們都很稱我的心，而又絲毫不束縛我。
在他們中間首先要推那年青的洛瓦索·德·莫勒翁，那時他初當律師，自己還不知道将來會在法律界占到什麼地位。
我那時就不象他那樣疑慮，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會做出輝煌的事業的。
這點今天已經成了事實。
我向他預言，如果他能對承辦的案件嚴加選擇，如果他永遠隻做正義與道德的保衛者，他的天才将從這種崇高的精神得到培育，會跟最偉大的雄辯家的天才相媲美。
他照我這個忠告去做了，并且感到了這個忠告的效果。
他為波爾特先生作的那篇辯護詞可以與狄摩西尼相匹敵。
他年年來到距退隐廬四分之一裡約的聖伯利斯村，在莫勒翁采地上度假，這片采地是屬于他母親的，當年那偉大的包許埃也在那裡住過。
象這樣的大師聯袂而出，真使這片采地的高貴聲名難乎為繼。
也就是在這個聖伯利斯村，我還認識了書商蓋蘭，他是個才子，有文學修養，很可愛，在他那一行是第一流人物。
他還将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的書商讓·内奧姆介紹給我，他們有通信聯系，後來為我印行了《愛彌兒》。
在比聖伯利斯更近的地方，我還認識了格羅斯來村的司铎馬爾陶先生。
如果是才能決定地位的話，這個人本來是該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該做鄉村司铎的，至少應該讓他管理一個大教區。
他曾充呂克伯爵的秘書，跟讓－巴蒂斯特·盧梭特别熟識。
他一面對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追懷景仰，一面對陷害他的騙子手梭朗深惡痛絕。
關于這兩個人，他知道很多珍奇的轶事，都是色圭沒有收進他那部待印的盧梭傳記裡的。
他常向我保證說，呂克伯爵對他絕對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地方，一直到死都還對他保持着最熱烈的友誼。
這個相當好的退休之地，就是在他的東家死後由凡蒂米爾先生贈地的。
馬爾陶先生還曾辦過許多事務，現在雖然年老，還記得清清楚楚，并且評論得十分恰當。
他的談話，既有趣又有教益，沒有他那鄉村司铎的氣味，因為他把社交界人士的口吻和讀書人的知識結合起來了。
在我所有那些長住的鄰居之中，跟他交遊最使我喜悅，我離開了他，也最感惆怅。
我在蒙莫朗西還認識幾位奧拉托利會的教士，特别是貝蒂埃神父，他是個物理學教授，雖然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學究色彩，我還是很喜歡他的，因為我覺得他有點老好人的味道。
然而我又很難把他這種高度的純樸和他那種到處鑽&mdash&mdash鑽要人、鑽女人、鑽信徒、鑽哲學家&mdash&mdash的欲念與本領調和起來，他懂得見什麼人說什麼話。
我很喜歡跟他在一起，我到處這樣誇他，我的話顯然傳到他耳朵裡去了。
有一天他微笑着感謝我誇他是個老好人。
我在他那微笑裡發現了一種說不出的嘲諷意味，這就在我的眼光裡把他的面目完全改變了，并且從那時起我還時常想起他那嘲諷的意味。
他那個微笑酷似巴努奇買妥擔到惱的綿羊時的那種微笑，這是我能找到的最恰當的比喻。
我們兩人在我住到退隐廬之後不久就開始相識，他時常到退隐廬來看我。
等我在蒙莫朗西定居以後，他才離開那裡，回到巴黎去了。
他在巴黎常見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萬想不到，他代這個女人寫了一封信給我，為的是通知我說，格裡姆先生建議負擔她的生活費，并且要求我允許她接受這份接濟。
我聽說這是一筆三百利物兒的年金，條件是要勒·瓦瑟太太住到舍弗萊特與蒙莫朗西之間的德耶來。
我不想說明這個消息給我的印象怎樣；這個消息也許不那麼令人吃驚，如果格裡姆自己有一萬利物兒的年金，或者他跟這個女人有點什麼較易理解的關系，如果當初我把她帶到鄉下來時人家不加給我那麼多嚴重的罪名&mdash&mdash而現在他又樂于把她送回鄉村，仿佛她已經返老還童了。
我明白，那個老太婆之所以要得到我的允許，隻是因為不想失掉我這方面的接濟，如果我不允許，她是很可以不顧我的允許就接受那筆饋贈的。
雖然我覺得這種慈善行為十分異乎尋常，當時卻還并不象後來那樣使我感到驚訝。
但是，即使我當時就料到後來所洞察的一切，我還是同樣要表示同意的，我當時就這樣做了，并且也不能不這樣做，因為若不同意，就是向格裡姆先生讨價還價了。
從那時起，貝蒂埃神父就把我對他的那種老好人的看法醫好了一點，他曾覺得我這種看法那麼可笑，而我又曾那麼輕率地對他産生了這種看法。
也就是這個貝蒂埃神父認識的兩個人，不知道為什麼都想跟我攀交；毫無疑問，在他們的喜好和我的喜好之間，是沒有多少關聯的。
他們都是麥爾基色代克的子孫，人們不知道他們的籍貫、家世，也許連他們的真實姓名都不知道。
他們都是讓賽尼優斯教派的，一般人都認為他們是化裝的教士&mdash&mdash也許是因為他們把頃刻不離身的長劍佩帶得那麼可笑的緣故。
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帶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秘，這就使他們有着派系領袖的神色，我一直懷疑他們是辦《教會日報》的。
他們一個是身材高大，和顔悅色，甜言蜜語，叫費朗先生；另一個矮矮胖胖，似笑非笑，搖唇鼓舌，叫蜜拿爾先生。
他們彼此以表兄弟相稱。
他們本來跟達朗貝一起住在巴黎，寄宿在他的奶娘盧梭太太家裡。
他們曾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公寓房子，在那裡過夏。
他們親自做家務事，沒有仆人，也沒有代購日用品的包工。
他們一人一星期，輪流出去采購、留家燒飯、打掃房間，他們料理得相當好，我們有時也彼此往來吃吃飯。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對我感興趣，我對他們感興趣隻是因為他們常下棋，而我為了插上去下一盤，就得花上一天裡一的四個鐘頭。
因為他們到處鑽，什麼都要插一手，所以戴萊絲管他們叫&ldquo長舌婦&rdquo，這個名字就在蒙莫朗西流傳下來了。
以上這些人，再加上我的居停主人馬達斯先生&mdash&mdash他是一個好人&mdash&mdash就是我在鄉間的主要熟人。
我在巴黎還有一些熟人，如果我願意住在巴黎的話。
是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
這些熟人都是文壇之外的；在文壇之内，隻有杜克洛這麼一個朋友。
至于德萊爾他還太年青，而且，雖然他就近看到那個哲學幫對我耍的那些手腕之後，已經完全脫離那個哲學幫了，我還是不能忘記他過去曾那麼輕易地就做了那班人在我面前的代言人。
首先，我有我那可敬的老朋友羅甘先生。
他是我幸福時代的一個朋友，不是由于我的作品交結上的，而是憑我自己的為人交結上的，也就是為了這個理由我把這份交情一直保留下來。
我還有我的同鄉，那老好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兒，當時還健在的朗拜爾夫人。
還有一個年青的日内瓦人，叫做庫安德，當時我覺得是個好孩子，很細心、殷勤、熱誠，但是無知，自信心強，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一住進退隐廬，他就來看我了，過了不久，盡管我不願意，也沒有别人介紹，自己就住到我的家裡。
他對圖畫有點興趣，認識些藝術家。
在給《朱麗》制版畫方面，他對我還算有點用處。
他負責指導插圖和刻版，頗能不負所托。
還有杜賓先生那一家，這家的豪華雖然已經比不上杜賓夫人盛年時代的情景，但由于兩位主人的聲望，也由于來此聚會的賓朋均屬上選，仍不失為巴黎最好的門第之一。
由于我沒有因趨附别人而抛棄他們，又由于我離開他們隻是為着能自由生活，所以他們一直對我友好相待，我有把握随時會受到杜賓夫人的歡迎的。
自從他們夫婦在克利什置了一處别墅之後，我甚至還可以把她算作我的鄉下鄰居之一；我有時也到她這處别墅裡去住一兩天，而如果杜賓夫人和舍農索夫人相處得更融洽些的話，我還會到那裡多去幾次呢。
但是在同一個人家，兩個女人彼此情感不相投，是叫人左右為難的，這就使我感到在克利什太不自在了。
由于我跟舍農索夫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平等，比較随便，所以我喜歡比較自由地在德耶看到她&mdash&mdash德耶差不多就在我門口，她在那裡租了一所小房子&mdash&mdash甚至在我家裡見到她，因為她來看我也相當勤。
還有克雷基夫人，她在虔信宗教之後，就停止跟達朗貝之流、馬蒙泰爾之流以及大部分文人見面了，我相信特呂布萊神父是個例外，當時他是一種半真半假的虔信者，但她甚至也相當讨厭他。
至于我呢，她原是找着要跟我結識的，我一直沒有失掉她的關注，一直和她通信。
她曾送給我幾隻芒斯雞來做年禮。
并且計劃開年來看我，隻是由于這時盧森堡公爵夫人的一次旅行把她的旅行打斷了。
我在這裡應該為她特别提一筆，她在我的記憶中将是永遠占有一個優越地位的。
還有一個人，除了羅甘以外，我是該把他放到第一位的，他就是我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卡利約，前西班牙駐威尼斯大使館的秘書，後又駐瑞典，為他的宮廷代辦外交事務，最後真除了駐巴黎的大使館秘書之職。
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他突然到蒙莫朗西來找我了。
他佩了一個西班牙勳章，我忘記了勳章的名字，形式是寶石鑲成的一個漂亮的十字架。
在他所提出的證件中，他曾不得已把&ldquo卡利約&rdquo這個名字改了一下，現稱為卡利榮騎士。
我發現他還是那個樣子，心眼兒好，風度一天比一天更可愛。
如果不是庫安德照他的老習慣插到我們兩人之間，利用我住得離巴黎遠，就代表我，并以我的名義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由于為我服務太熱誠，就把我頂掉了，我是會和他相處得跟從前那樣親密的。
想起卡利榮，我就聯想起另一個鄉下鄰居，我若是不談到他，就大對不起他了，特别因為我還有一件很不可原諒的對不起他的事，需要坦白出來。
這鄰居就是那位正派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給我幫過忙，這次全家來法國旅行，在離蒙莫朗西不遠的拉布利什村租了一所别墅。
我一聽說他成了我的鄰居。
就滿心喜悅，覺得去登門拜訪不但是一種義務，還是一件快事。
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正來看我，不得不同他們又走回頭路。
兩天後我又去看他，那天他和全家連午飯都是在巴黎吃的。
第三次他倒是在家：我聽到好些女人的聲音，又在門前看到一輛華貴的馬車。
這叫我害怕。
我想我第一次看他，至少要能看得從從容容的，跟他叙叙舊情。
總之，我把我的拜訪一天一天地往下拖，最後覺得盡這樣一個義務未免太遲了。
感到羞慚，便幹脆不盡這個義務了。
我有膽子拖了那麼久，卻沒膽子再見他的面。
這種疏忽叫勒·布隆先生感到理所當然的不滿，而且在他眼裡，我的懶惰就有了忘恩負義的迹象了。
然而，我覺得我的心實在是無罪的，如果能為勒·布隆先生做點什麼真正能叫他開心的事，即使是不讓他知道，我可以保定他絕不會覺得我這人懶惰。
不過，懶散、疏忽以及在小事情上的那種拖拉勁兒，往往比大的惡習對我還更加有害。
我的最嚴重的錯誤一直都是由玩忽造成的：我很少做過我不應該做的事，同時，不幸得很，我更少做過我應該做的事。
既然我又談起我在威尼斯的那些舊交，我就不應該忘記另外也與此有關的一個，這個舊交，也和其他的一樣，已經中斷了，但是時間比較晚得多。
這就是我和戎維爾先生的交誼；戎維爾先生自從熱那亞回來之後，一直對我非常友好。
他很歡喜跟我見面，和我談意大利的事和蒙太居先生鬧的笑話，他在外交部有許多熟人，所以從外交部知道的有關蒙太居的故事就很多。
我在他家裡又很欣幸地遇見了我的老夥伴杜邦，他在他的本省買了一個官職，有時也為公務來到巴黎。
戎維爾先生漸漸變得太殷勤，老要我到他家裡去吃飯，竟使我感到他有些礙手礙腳了；雖然我們住在相距很遠的兩個地區，如果我有一星期不到他家去吃飯，我們就要吵幾句。
他到戎維爾領地去的時候，總是要把我帶去；但是我有一次在那裡住了一星期，真叫我感到度日如年，之後，我就不願再去了。
戎維爾先生這個人當然是既客氣又風雅，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很親切，但是他不夠聰明；他長得漂亮，多多少少有點納爾西斯顧影自憐的勁頭，相當乏味。
他收藏了一套奇特的東西，或許全世界也隻有他那一套，他自己非常欣賞，也拿出來給客人欣賞，而客人有時卻并不象他那樣感到興趣。
那是很完整的一套滑稽歌舞劇，都是五十年來在宮廷和巴黎流行的，從中可以看到的許多轶事，在别的地方是無法找到的。
這些關于法國曆史的真實記錄，在任何别的國家人們都絕不會想得出來的。
在我們相處得正融洽的時候，有一天他對我的接待是那麼淡漠、冰冷，那麼不合他平時的風度，以至我在給機會讓他解釋，乃至請求他解釋之後，就走出了他的家門，決心不再涉足，并且我一直就實踐了這個決心。
我在任何地方隻要受到一次冷遇，人們就絕不會在那裡再見到我的面了，而且這裡又沒有狄德羅出來替戎維爾先生辯護。
我當時苦思苦想，到底有什麼事對不起他，可是想來想去總想不出。
我絕對相信，我跟别人談到他和他的家人，從來都是稱許備至的，因為我實心實意地喜歡他；而且，除了我對他隻有好話可說而外，我的最不變的原則始終是，凡是我常來往的人家，我談到時總是禮敬有加的。
最後，經過長期思考，我終于推測出是這麼回事：我們最後一次相見的時候，他請我在他熟識的幾個姑娘那兒吃飯，那次是跟幾個外交部的職員在一起，他們都是些很親切的人物，絕無浪蕩漢的态度或派頭；我可以發誓，在我這方面，那整個晚上都是在悲天憫人地默想着那些可憐蟲的不幸命運。
我沒有出聚餐費，因為是戎維爾先生請我們吃飯的；我沒有拿錢給他的那些姑娘，因為我沒有象跟帕多瓦姑娘在一起那樣給她們以我應該付出報酬的機會。
我們出門時大家都歡天喜地的，情感十分融洽。
這次晚宴之後，我沒有再到那些姑娘那兒去，也沒有再見到戎維爾先生。
過了三四天，我到戎維爾先生家去了，他就給了我上述那種接待。
除了關于這次晚餐有點誤會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原因，同時又看到他不願意解釋，就采取了我的決定，不再去看他了；但是我還繼續把我出版的作品寄贈給他，他也還常托人問候我，并且有一天我在喜劇院的烤火間裡碰到他時，他還很客氣地責怪我為什麼不去看他，但也并沒有使我重登他的家門。
由此可見，這件事，樣子倒象是鬥氣，不象是絕交。
不過，從那時起我就沒有再見到他，也沒有聽人談到他。
隔絕了好幾年之後，若是再回頭，就未免太遲了。
所以我在這裡不把戎維爾先生列在我的知交的名單裡，雖然我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常到他家去。
我不想再拿别的熟人來把我這個名單搞得太臃腫了。
這些熟人都不那麼親密，或者是由于我不在巴黎就不再那麼親密，不過我有時還免不了在鄉下見到他們，或者在我自己家裡，或者在鄰居家裡，比方吧，象孔狄亞克和馬布利兩位神父，象梅朗、拉利夫、波瓦熱魯、瓦特萊、安斯萊諸先生，還有其他許多人，一個個地數出來就未免太多了。
我隻順便提一下馬爾讓西先生跟我的交往，他是國王的内待，以前是霍爾巴赫小集團裡的人物，後來和我一樣脫離了；他以前也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後來和我一樣撒手了；還有他的朋友德馬西先生也跟
可以想見，有烏德托伯爵和聖朗拜爾在場，嘲笑的人是不會站在我這一邊的，而且，象我這樣一個在最随便的談話中都還感到尴尬的人，在這種談話裡自然是不會很神氣的。
我從來沒有感到那麼難受，顯得那麼手足無措，受到那麼意外的奚落。
最後總算散席了，我趕快離開了那個潑婦，我高興地看到聖朗拜爾和烏德托夫人走到我跟前來，我們在一起消磨了下午的一部分時間，談的誠然都是些無所謂的事，但是毫不拘禮，跟在我走入歧途之前完全一樣。
這種友好态度不可能不使我受到感動，如果聖朗拜爾能看見我的心的話，他一定也會感到滿意的。
我可以發誓，雖然我來的時候一看見烏德托夫人心跳得幾乎暈了過去，我走的時候，差不多連想也不想她了。
我滿心隻想着聖朗拜爾。
這次晚宴，雖然有伯蘭維爾夫人的惡意揶揄，還是對我大有好處，我深自慶幸不曾謝卻。
我在這次晚宴中不但看出了格裡姆和霍爾巴赫一夥的那許多陰謀活動都沒有把我的舊交踉我離間開；更使我高興的是我發現烏德托夫人和聖朗拜爾的感情并沒有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樣有很大變化。
最後我了解到，聖朗拜爾之所以要使烏德托夫人跟我疏遠，出于醋意者多，出于鄙視者少。
這就使我得到了安慰，也使我安了心。
我既确實知道，在我所敬仰的人們面前，我并不是一個藐視的對象，我也就比以前更有勇氣，更加成功地努力克制我自己的感情。
固然，我沒有能夠把我心裡那種有罪的、不幸的癡情完全撲滅，但至少我把那殘餘的癡情控制住了，所以從那時起這點餘情就不曾使我再犯錯誤。
烏德托夫人要我繼續抄寫的那些稿子和我繼續寄贈她的那些新出版的作品，都還不時地從她那裡給我帶來若幹信息和短箋，誠然都無關緊要，但也卻美意殷勤。
她并且還有進一步的表示，人們在下文就可以看到；在我們斷絕往來之後，我們三人之間彼此相處的态度足為正人君子在彼此不宜相見時如何分手樹立楷模。
這次宴會給我的另一個好處，就是人們在巴黎都談到它，它為我作了一個不容置辯的辟謠機會；本來我那些仇敵到處散布謠言，說我早就跟那天所有參加宴會的人，特别是跟埃皮奈先生，都無可挽回地鬧翻了。
其實我在離開退隐廬的時候還給埃皮奈先生寫過一封很客氣的謝函，他回信也同樣客氣，彼此禮敬之意一直不曾斷絕，甚至他的兄弟拉利夫還到蒙莫朗西來看過我，并且還把他的版畫寄給我。
除了烏德托夫人的一姑一嫂外，我跟那家的人沒有一個處得不好的。
我的《給達朗貝的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所有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這次的成功卻比較于我有利。
它使社會大衆都知道霍爾巴赫小集團散布的那些謠言是絕對靠不住的。
當我住到退隐廬的時候，霍爾巴赫小集團就以其慣常的自滿态度預言我在退隐廬待不了三個月。
當他們看到我竟待了二十個月，而且被迫搬出之後，還是定居在鄉間，他們就肯定說我純粹是出于執拗，說我實際上在隐居生活中悶得要死，不過驕傲成性，甯願吃執拗的虧，悶死在鄉間，也不願表示反悔，回到巴黎來。
《給達朗貝的信》裡洋溢着一種溫和氣味，誰也感到不是僞裝出來的。
如果我真是在隐居生活中懷着滿腹牢騷的話，我的筆調總會受到感染的。
我在巴黎寫的作品都是滿篇牢騷，而我到鄉間後寫出的第一篇作品就不是這樣了。
對于有觀察能力的人來說，這一點是有決定意義的。
大家都看到，我到了鄉下，真是如魚得水。
然而，也就是這篇作品，盡管它充滿了溫和氣味，也還由于我一貫的笨拙和倒黴，又給自己在文壇上添了一個新的敵人。
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爾先生家裡認識了馬蒙泰爾，後來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裡維持下去了。
馬蒙泰爾當時是《法蘭西信使》雜志的主編。
因為我一向高傲，不願把我的作品送給期刊的撰稿者，又因為我這次偏要把我這篇作品贈送給他，卻又不要他認為我是把他視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雜志上談到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寫着，不是送給《信使》雜志的主編，而是送給馬蒙泰爾先生。
我以為我把他恭維得很妙，他卻以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調和的仇敵了。
他寫了一篇文章反對我那篇長信，寫得很有禮貌，但是怨怒之氣也很容易感覺出來，并且從此以後，他就不放過任何機會在社會上損害我，在他的作品裡間接攻擊我。
由此可見，文人的那種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麼難于應付，由此也可見，你恭維他們的時候應該如何小心翼翼，千萬不要說出稍微帶有模棱兩可意思的字眼。
我從各方面都安定下來了，便利用空閑的時間和當時的獨立生活來比較有秩序地重理我的作品。
這年冬天我把《朱麗》完成了，并把它寄給了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來。
然而這個工作還被一個小小的、然而相當不愉快的插曲中斷了一次。
我聽說歌劇院正準備把《鄉村蔔師》重新上演。
我看到那班人竟目中無人地支配我的财産，氣憤極了，便把以前寄給達讓森先生而沒有得到答複的那份備忘錄再拿出來，修改了一下之後，就請日内瓦代辦賽隆先生把它交給接替達讓森先生主管歌劇院的聖·佛羅蘭丹伯爵先生，還附了一封信，也是由賽隆先生代交的。
聖·佛羅蘭丹先生答應回我的信，但卻一直沒有下文。
我把我所做的事通知了杜克洛，杜克洛就跟&ldquo小小提琴手&rdquo們讀了，&ldquo小小提琴手&rdquo們沒有答應把我的歌劇還給我，卻答應把免費入場券還給我，而這時免費入場券對我已經是毫無用處了。
我看我從哪一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對待，便把這事撇到了一邊；而歌劇院的主管部門對我所提的理由既不肯答複，又不肯傾聽，一直就繼續利用《鄉村蔔師》謀利，就跟利用自己的财産一樣，而實際上這部歌劇是不容置辯地隻屬于我一人的。
自從我擺脫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後，就過着相當平靜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嘗不到那些太強烈的依戀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脫了這些依戀之情的枷鎖。
我的那些充當保護人的朋友拼命要支配我的命運，不由分說地要把我置于他們的所謂恩惠的奴役之下，真叫我厭惡透了，我決計從此隻要以善意相待的交情，這種交情并不妨礙自由，卻構成人生的樂趣，同時有平等精神作為基礎。
象這樣的交情，我當時是很多的，足以使我嘗到相互交往的甜美滋味，而又不感到受人支配之苦；我一嘗到這種生活的滋味，便立刻感到它确實适合我這樣的年齡，可以使我在甯靜中度過餘生，遠離不久前使我險遭沒頂的風暴、争吵和煩惱。
我住在退隐廬的時候，以及遷居蒙莫朗西以後，就在附近認識了好幾個人，我覺得他們都很稱我的心，而又絲毫不束縛我。
在他們中間首先要推那年青的洛瓦索·德·莫勒翁，那時他初當律師，自己還不知道将來會在法律界占到什麼地位。
我那時就不象他那樣疑慮，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會做出輝煌的事業的。
這點今天已經成了事實。
我向他預言，如果他能對承辦的案件嚴加選擇，如果他永遠隻做正義與道德的保衛者，他的天才将從這種崇高的精神得到培育，會跟最偉大的雄辯家的天才相媲美。
他照我這個忠告去做了，并且感到了這個忠告的效果。
他為波爾特先生作的那篇辯護詞可以與狄摩西尼相匹敵。
他年年來到距退隐廬四分之一裡約的聖伯利斯村，在莫勒翁采地上度假，這片采地是屬于他母親的，當年那偉大的包許埃也在那裡住過。
象這樣的大師聯袂而出，真使這片采地的高貴聲名難乎為繼。
也就是在這個聖伯利斯村，我還認識了書商蓋蘭，他是個才子，有文學修養，很可愛，在他那一行是第一流人物。
他還将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的書商讓·内奧姆介紹給我，他們有通信聯系，後來為我印行了《愛彌兒》。
在比聖伯利斯更近的地方，我還認識了格羅斯來村的司铎馬爾陶先生。
如果是才能決定地位的話，這個人本來是該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該做鄉村司铎的，至少應該讓他管理一個大教區。
他曾充呂克伯爵的秘書，跟讓－巴蒂斯特·盧梭特别熟識。
他一面對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追懷景仰，一面對陷害他的騙子手梭朗深惡痛絕。
關于這兩個人，他知道很多珍奇的轶事，都是色圭沒有收進他那部待印的盧梭傳記裡的。
他常向我保證說，呂克伯爵對他絕對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地方，一直到死都還對他保持着最熱烈的友誼。
這個相當好的退休之地，就是在他的東家死後由凡蒂米爾先生贈地的。
馬爾陶先生還曾辦過許多事務，現在雖然年老，還記得清清楚楚，并且評論得十分恰當。
他的談話，既有趣又有教益，沒有他那鄉村司铎的氣味，因為他把社交界人士的口吻和讀書人的知識結合起來了。
在我所有那些長住的鄰居之中，跟他交遊最使我喜悅，我離開了他，也最感惆怅。
我在蒙莫朗西還認識幾位奧拉托利會的教士，特别是貝蒂埃神父，他是個物理學教授，雖然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學究色彩，我還是很喜歡他的，因為我覺得他有點老好人的味道。
然而我又很難把他這種高度的純樸和他那種到處鑽&mdash&mdash鑽要人、鑽女人、鑽信徒、鑽哲學家&mdash&mdash的欲念與本領調和起來，他懂得見什麼人說什麼話。
我很喜歡跟他在一起，我到處這樣誇他，我的話顯然傳到他耳朵裡去了。
有一天他微笑着感謝我誇他是個老好人。
我在他那微笑裡發現了一種說不出的嘲諷意味，這就在我的眼光裡把他的面目完全改變了，并且從那時起我還時常想起他那嘲諷的意味。
他那個微笑酷似巴努奇買妥擔到惱的綿羊時的那種微笑，這是我能找到的最恰當的比喻。
我們兩人在我住到退隐廬之後不久就開始相識，他時常到退隐廬來看我。
等我在蒙莫朗西定居以後，他才離開那裡，回到巴黎去了。
他在巴黎常見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萬想不到，他代這個女人寫了一封信給我，為的是通知我說，格裡姆先生建議負擔她的生活費，并且要求我允許她接受這份接濟。
我聽說這是一筆三百利物兒的年金，條件是要勒·瓦瑟太太住到舍弗萊特與蒙莫朗西之間的德耶來。
我不想說明這個消息給我的印象怎樣；這個消息也許不那麼令人吃驚，如果格裡姆自己有一萬利物兒的年金，或者他跟這個女人有點什麼較易理解的關系，如果當初我把她帶到鄉下來時人家不加給我那麼多嚴重的罪名&mdash&mdash而現在他又樂于把她送回鄉村，仿佛她已經返老還童了。
我明白，那個老太婆之所以要得到我的允許，隻是因為不想失掉我這方面的接濟，如果我不允許，她是很可以不顧我的允許就接受那筆饋贈的。
雖然我覺得這種慈善行為十分異乎尋常，當時卻還并不象後來那樣使我感到驚訝。
但是，即使我當時就料到後來所洞察的一切，我還是同樣要表示同意的，我當時就這樣做了，并且也不能不這樣做，因為若不同意，就是向格裡姆先生讨價還價了。
從那時起，貝蒂埃神父就把我對他的那種老好人的看法醫好了一點，他曾覺得我這種看法那麼可笑，而我又曾那麼輕率地對他産生了這種看法。
也就是這個貝蒂埃神父認識的兩個人，不知道為什麼都想跟我攀交；毫無疑問，在他們的喜好和我的喜好之間，是沒有多少關聯的。
他們都是麥爾基色代克的子孫，人們不知道他們的籍貫、家世，也許連他們的真實姓名都不知道。
他們都是讓賽尼優斯教派的，一般人都認為他們是化裝的教士&mdash&mdash也許是因為他們把頃刻不離身的長劍佩帶得那麼可笑的緣故。
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帶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秘，這就使他們有着派系領袖的神色，我一直懷疑他們是辦《教會日報》的。
他們一個是身材高大，和顔悅色，甜言蜜語，叫費朗先生；另一個矮矮胖胖，似笑非笑，搖唇鼓舌，叫蜜拿爾先生。
他們彼此以表兄弟相稱。
他們本來跟達朗貝一起住在巴黎，寄宿在他的奶娘盧梭太太家裡。
他們曾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公寓房子，在那裡過夏。
他們親自做家務事，沒有仆人，也沒有代購日用品的包工。
他們一人一星期，輪流出去采購、留家燒飯、打掃房間，他們料理得相當好，我們有時也彼此往來吃吃飯。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對我感興趣，我對他們感興趣隻是因為他們常下棋，而我為了插上去下一盤，就得花上一天裡一的四個鐘頭。
因為他們到處鑽，什麼都要插一手，所以戴萊絲管他們叫&ldquo長舌婦&rdquo，這個名字就在蒙莫朗西流傳下來了。
以上這些人，再加上我的居停主人馬達斯先生&mdash&mdash他是一個好人&mdash&mdash就是我在鄉間的主要熟人。
我在巴黎還有一些熟人，如果我願意住在巴黎的話。
是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
這些熟人都是文壇之外的；在文壇之内，隻有杜克洛這麼一個朋友。
至于德萊爾他還太年青，而且，雖然他就近看到那個哲學幫對我耍的那些手腕之後，已經完全脫離那個哲學幫了，我還是不能忘記他過去曾那麼輕易地就做了那班人在我面前的代言人。
首先，我有我那可敬的老朋友羅甘先生。
他是我幸福時代的一個朋友，不是由于我的作品交結上的，而是憑我自己的為人交結上的，也就是為了這個理由我把這份交情一直保留下來。
我還有我的同鄉，那老好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兒，當時還健在的朗拜爾夫人。
還有一個年青的日内瓦人，叫做庫安德，當時我覺得是個好孩子，很細心、殷勤、熱誠，但是無知，自信心強，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一住進退隐廬，他就來看我了，過了不久，盡管我不願意，也沒有别人介紹，自己就住到我的家裡。
他對圖畫有點興趣，認識些藝術家。
在給《朱麗》制版畫方面，他對我還算有點用處。
他負責指導插圖和刻版，頗能不負所托。
還有杜賓先生那一家，這家的豪華雖然已經比不上杜賓夫人盛年時代的情景，但由于兩位主人的聲望，也由于來此聚會的賓朋均屬上選，仍不失為巴黎最好的門第之一。
由于我沒有因趨附别人而抛棄他們，又由于我離開他們隻是為着能自由生活，所以他們一直對我友好相待，我有把握随時會受到杜賓夫人的歡迎的。
自從他們夫婦在克利什置了一處别墅之後，我甚至還可以把她算作我的鄉下鄰居之一；我有時也到她這處别墅裡去住一兩天，而如果杜賓夫人和舍農索夫人相處得更融洽些的話，我還會到那裡多去幾次呢。
但是在同一個人家，兩個女人彼此情感不相投，是叫人左右為難的，這就使我感到在克利什太不自在了。
由于我跟舍農索夫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平等，比較随便，所以我喜歡比較自由地在德耶看到她&mdash&mdash德耶差不多就在我門口，她在那裡租了一所小房子&mdash&mdash甚至在我家裡見到她，因為她來看我也相當勤。
還有克雷基夫人，她在虔信宗教之後，就停止跟達朗貝之流、馬蒙泰爾之流以及大部分文人見面了，我相信特呂布萊神父是個例外，當時他是一種半真半假的虔信者，但她甚至也相當讨厭他。
至于我呢，她原是找着要跟我結識的，我一直沒有失掉她的關注，一直和她通信。
她曾送給我幾隻芒斯雞來做年禮。
并且計劃開年來看我，隻是由于這時盧森堡公爵夫人的一次旅行把她的旅行打斷了。
我在這裡應該為她特别提一筆，她在我的記憶中将是永遠占有一個優越地位的。
還有一個人，除了羅甘以外，我是該把他放到第一位的，他就是我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卡利約，前西班牙駐威尼斯大使館的秘書，後又駐瑞典，為他的宮廷代辦外交事務，最後真除了駐巴黎的大使館秘書之職。
在我萬想不到的時候，他突然到蒙莫朗西來找我了。
他佩了一個西班牙勳章，我忘記了勳章的名字，形式是寶石鑲成的一個漂亮的十字架。
在他所提出的證件中，他曾不得已把&ldquo卡利約&rdquo這個名字改了一下，現稱為卡利榮騎士。
我發現他還是那個樣子，心眼兒好，風度一天比一天更可愛。
如果不是庫安德照他的老習慣插到我們兩人之間，利用我住得離巴黎遠，就代表我，并以我的名義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由于為我服務太熱誠，就把我頂掉了，我是會和他相處得跟從前那樣親密的。
想起卡利榮，我就聯想起另一個鄉下鄰居，我若是不談到他，就大對不起他了，特别因為我還有一件很不可原諒的對不起他的事，需要坦白出來。
這鄰居就是那位正派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給我幫過忙，這次全家來法國旅行，在離蒙莫朗西不遠的拉布利什村租了一所别墅。
我一聽說他成了我的鄰居。
就滿心喜悅，覺得去登門拜訪不但是一種義務，還是一件快事。
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正來看我，不得不同他們又走回頭路。
兩天後我又去看他，那天他和全家連午飯都是在巴黎吃的。
第三次他倒是在家：我聽到好些女人的聲音，又在門前看到一輛華貴的馬車。
這叫我害怕。
我想我第一次看他，至少要能看得從從容容的，跟他叙叙舊情。
總之，我把我的拜訪一天一天地往下拖，最後覺得盡這樣一個義務未免太遲了。
感到羞慚，便幹脆不盡這個義務了。
我有膽子拖了那麼久，卻沒膽子再見他的面。
這種疏忽叫勒·布隆先生感到理所當然的不滿，而且在他眼裡，我的懶惰就有了忘恩負義的迹象了。
然而，我覺得我的心實在是無罪的，如果能為勒·布隆先生做點什麼真正能叫他開心的事，即使是不讓他知道，我可以保定他絕不會覺得我這人懶惰。
不過，懶散、疏忽以及在小事情上的那種拖拉勁兒，往往比大的惡習對我還更加有害。
我的最嚴重的錯誤一直都是由玩忽造成的：我很少做過我不應該做的事，同時，不幸得很，我更少做過我應該做的事。
既然我又談起我在威尼斯的那些舊交，我就不應該忘記另外也與此有關的一個，這個舊交，也和其他的一樣，已經中斷了，但是時間比較晚得多。
這就是我和戎維爾先生的交誼；戎維爾先生自從熱那亞回來之後，一直對我非常友好。
他很歡喜跟我見面，和我談意大利的事和蒙太居先生鬧的笑話，他在外交部有許多熟人，所以從外交部知道的有關蒙太居的故事就很多。
我在他家裡又很欣幸地遇見了我的老夥伴杜邦，他在他的本省買了一個官職，有時也為公務來到巴黎。
戎維爾先生漸漸變得太殷勤，老要我到他家裡去吃飯，竟使我感到他有些礙手礙腳了；雖然我們住在相距很遠的兩個地區，如果我有一星期不到他家去吃飯，我們就要吵幾句。
他到戎維爾領地去的時候，總是要把我帶去；但是我有一次在那裡住了一星期，真叫我感到度日如年，之後，我就不願再去了。
戎維爾先生這個人當然是既客氣又風雅，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很親切，但是他不夠聰明；他長得漂亮，多多少少有點納爾西斯顧影自憐的勁頭，相當乏味。
他收藏了一套奇特的東西，或許全世界也隻有他那一套，他自己非常欣賞，也拿出來給客人欣賞，而客人有時卻并不象他那樣感到興趣。
那是很完整的一套滑稽歌舞劇，都是五十年來在宮廷和巴黎流行的，從中可以看到的許多轶事，在别的地方是無法找到的。
這些關于法國曆史的真實記錄，在任何别的國家人們都絕不會想得出來的。
在我們相處得正融洽的時候，有一天他對我的接待是那麼淡漠、冰冷，那麼不合他平時的風度，以至我在給機會讓他解釋，乃至請求他解釋之後，就走出了他的家門，決心不再涉足，并且我一直就實踐了這個決心。
我在任何地方隻要受到一次冷遇，人們就絕不會在那裡再見到我的面了，而且這裡又沒有狄德羅出來替戎維爾先生辯護。
我當時苦思苦想，到底有什麼事對不起他，可是想來想去總想不出。
我絕對相信，我跟别人談到他和他的家人，從來都是稱許備至的，因為我實心實意地喜歡他；而且，除了我對他隻有好話可說而外，我的最不變的原則始終是，凡是我常來往的人家，我談到時總是禮敬有加的。
最後，經過長期思考，我終于推測出是這麼回事：我們最後一次相見的時候，他請我在他熟識的幾個姑娘那兒吃飯，那次是跟幾個外交部的職員在一起，他們都是些很親切的人物，絕無浪蕩漢的态度或派頭；我可以發誓，在我這方面，那整個晚上都是在悲天憫人地默想着那些可憐蟲的不幸命運。
我沒有出聚餐費，因為是戎維爾先生請我們吃飯的；我沒有拿錢給他的那些姑娘，因為我沒有象跟帕多瓦姑娘在一起那樣給她們以我應該付出報酬的機會。
我們出門時大家都歡天喜地的，情感十分融洽。
這次晚宴之後，我沒有再到那些姑娘那兒去，也沒有再見到戎維爾先生。
過了三四天，我到戎維爾先生家去了，他就給了我上述那種接待。
除了關于這次晚餐有點誤會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原因，同時又看到他不願意解釋，就采取了我的決定，不再去看他了；但是我還繼續把我出版的作品寄贈給他，他也還常托人問候我，并且有一天我在喜劇院的烤火間裡碰到他時，他還很客氣地責怪我為什麼不去看他，但也并沒有使我重登他的家門。
由此可見，這件事，樣子倒象是鬥氣，不象是絕交。
不過，從那時起我就沒有再見到他，也沒有聽人談到他。
隔絕了好幾年之後，若是再回頭，就未免太遲了。
所以我在這裡不把戎維爾先生列在我的知交的名單裡，雖然我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常到他家去。
我不想再拿别的熟人來把我這個名單搞得太臃腫了。
這些熟人都不那麼親密，或者是由于我不在巴黎就不再那麼親密，不過我有時還免不了在鄉下見到他們，或者在我自己家裡，或者在鄰居家裡，比方吧，象孔狄亞克和馬布利兩位神父，象梅朗、拉利夫、波瓦熱魯、瓦特萊、安斯萊諸先生，還有其他許多人，一個個地數出來就未免太多了。
我隻順便提一下馬爾讓西先生跟我的交往，他是國王的内待，以前是霍爾巴赫小集團裡的人物，後來和我一樣脫離了；他以前也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後來和我一樣撒手了；還有他的朋友德馬西先生也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