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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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氣也完蛋了。
從此以後怎麼還能談獨立和淡泊呢？一接受這筆年金，我就隻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蟬了：而且誰能保證年金準能發到我手上呢？又有多少交涉要辦啊！又得向多少人懇求啊！為保持這筆年金，會比不要這筆年金添多少麻煩，招來多少不快。
因此我覺得放棄這筆年金，就是采取一個合乎我的生活原則的決定，要實際，不要面子。
我把我的決心告訴了格裡姆，他毫不反對。
對别的人，我隻以健康為理由，當天早上就走了。
我這一走可轟動了，遭到了普遍的譴責。
我的理由是不可能被大家都了解的。
衆口一辭，指責我的行動是出于愚蠢的驕傲。
這使任何不會這樣做的人的忌妒心得到了更好的滿足。
第二天，熱利約特給我寫了一個便箋，詳細說明了我的劇本的成功，以及國王自己怎樣看入了迷。
他告訴我說；&ldquo國王陛下整天用他的王國裡最不入調的嗓子，一個勁兒唱&lsquo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
&rsquo&rdquo他還說，不出半個月，《鄉村蔔師》還要再演一次，這第二次的演出将在全體公衆面前證實初場的圓滿成功。
兩天後，晚上九時左右，我正走進埃皮奈夫人家，準備在那裡吃晚餐，忽然在門口看到一輛馬車迎面而來。
有個人從馬車裡向我拍手，叫我上車。
我上去一看，原來是狄德羅。
他跟我談起年金的事，顯出十分熱中的樣子，我簡直沒有料到，一個哲學家對這種問題會這樣熱中。
他并不認為我不願觐見國王是什麼罪過，但認為我對年金那麼漠不關心倒是罪不容赦。
他對我說，如果單為我自己打算，不關心實利倒也罷了，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兒打算而不關心實利就不應該，我有責任不放棄用任何可能的正當方法為她們謀求生活費用。
由于人家究竟不能說我已經拒絕了這筆年金，所以他堅持，既然人家似乎有意要批年金給我，我就該提出請求。
并且一定要不惜任何代價把它弄到手。
盡管我感謝他的熱心，卻并不欣賞他那些至理名言，我們在這問題上發生了一場激烈的争吵，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争吵。
我們發生過的争吵一直都是這一類的，他硬要我做他認為我應該做的事，而我就偏不肯做，因為我認為不應該做。
我們分手時，時間很晚了。
我要領他上埃皮奈夫人家去吃晚飯，他硬不肯。
我本想把我所喜愛的人都聯合起來；出于這個願望我在不同的時機作出了很大努力，要他去看她，甚至把她帶到他的門口，而他卻給我們吃了閉門羹，總是不肯見他，而且他談起她的時候總是用鄙夷的語氣。
隻是在我跟她，後來又跟他鬧翻了之後，他們兩人才有了交情，他才開始在說起她的時候帶着欽敬的心情。
從那時候起，狄德羅和格裡姆就仿佛努力要離間我那兩位&ldquo女總督&rdquo和我的關系了，他們暗示她們說，她們之所以不能更寬裕點，全是怪我不好，說她們跟着我是永遠不會有什麼好日子的。
他們沒法叫她們離開我，答應憑埃皮奈夫人的情面，給她們找個食鹽分銷站、煙草公賣店之類的工作。
他們還想把杜克洛和霍爾巴赫拖進他們的同盟，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絕跟他們走。
這整套把戲，我當時已經感到了一點，但是我隻是在很久以後才弄清楚。
我時常抱怨我的朋友們這種盲目而多事的熱忱，象我這樣病魔纏身，他們還要想方設法把我投進最伶仃孤苦的境地；他們自以為是要竭力使我幸福，而事實上他們所使用的方法隻能給我帶來不幸。
一七五三年的狂歡節，《鄉村蔔師》在巴黎演出了。
在這以前，我抽空寫了前奏曲和幕間歌舞。
這個幕間歌舞，象印刷出的那樣，應該從頭到尾都是表演的動作，而且是用一個題材貫串下去，以便提供一些有趣的場景。
但是，當我把這個意見向歌劇院提出的時候，人家連聽都不肯聽，因此，隻好照常例雜綴一些歌唱和舞蹈：這樣一來，這個穿插盡管充滿了許多美妙的意趣，不使正劇減色，但隻取得了平平常常的成功。
我把熱利約特的宣叙曲取消了，恢複了我原來的那首，也就是現在印出的那首。
這段宣叙曲，我承認是稍微法國化了一點，也就是說，被演員們拖得冗長了一點，然而它不但沒有使聽衆感到刺耳，而且取得的成功絕不在詠歎調之下，聽衆甚至覺得至少寫得和詠歎調一樣好。
我把我的劇本題獻給杜克洛，因為他是它的保護人。
我并且聲明，這将是我唯一的題獻。
但是我後來又征得他同意，作了第二次題獻，不過，他應該認為他有了這個例外，比沒有這個例外還要光榮。
關于這個劇本，我有很多有趣的轶事可說，不過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談，沒有空閑時間在這裡多講了。
也許有一天我在補編裡還要談到這些轶事。
然而，盡管如此，有一則轶事我卻不能不提一下，它與整個下文都可能有些關系。
我有一天在霍爾巴赫男爵的書房裡參觀他的樂譜。
當我浏覽了各種各樣的樂譜以後，他指着一部鋼琴曲的集子對我說：&ldquo這是人家特别為我寫的，都别有風味，也适合于歌唱。
除了我之外，誰也不知道，将來也永遠不會看到。
你應該選一首用在你的幕間歌舞裡去。
&rdquo我腦子裡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題材比我所能用的要多得多，我當然很不在意他那些曲子。
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礙于情面，就選了一段牧歌，把它壓縮了，改成三重唱，作科萊特的女伴們上場時之用。
幾個月後，當《鄉村蔔師》還上演的時候，我有一天到格裡姆家，發現許多人圍在他的鋼琴旁邊。
格裡姆一見我到，便立刻從他的鋼琴那兒站起來。
我無意識地對他的語架看了一眼，發現正是霍爾巴赫男爵那個樂曲集，打開的正是他敦促我采用、并保證永遠不會離開他手的那支曲子。
不久以後，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裡正舉行演奏會，我又看到那同一本樂曲集攤開在他的鋼琴上。
格裡姆也好，任何别人也好，從來都沒有談到過這支曲子；如果不是若幹時日以後有謠言散布出來，說我不是《鄉村蔔師》的作者，我也不會在這裡提起這件事情的。
因為我從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音樂家，我深信，要不是我那部《音樂辭典》，人們最後會說我根本不懂音樂。
在演出《鄉村蔔師》以前的若幹時候，巴黎來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劇的演員，人家讓他們在歌劇院舞台上演唱，沒有預料到他們會産生什麼影響。
雖然他們很拙劣，而樂隊當時也很糟糕，把他們演的劇本糟蹋得不成樣子，然而他們的演出還是使法國的歌劇大為遜色，一直到現在還沒能恢複過來。
法國和意大利的兩種音樂，在同一天，同一個舞台上演奏，這就把法國人的耳門打開了：在聽了意大利音樂那活潑而強烈的曲調之後，沒有一個人的耳朵再能忍受他們本國音樂的那種拖拉勁兒了；那些滑稽劇演員一演完，聽衆就走光了。
人們迫不得已，隻好改變次序，讓滑稽演員最後演出。
那時正演《厄格勒》、《皮格馬利翁》、《天仙》，但都站不住腳。
隻有《鄉村蔔師》還能比一比，即使在《Servapadrona》（《女仆情婦》）演出之後還有人聽。
當我寫我那個短劇的時候，我腦子裡是充滿了那一類曲子的，而我也是從這一類曲子當中得到了啟發。
但是我萬萬想不到有人會把我們的短劇跟那一類曲子一個一個地核對。
如果我是個剽竊手的話，那我該有多少剽竊行為被揭露出來，人家又該要費多少心機去揭露這些剽竊行為啊！然而，并無其事：他們費盡心機也沒有在我的音樂裡找到任何别種音樂的最微小的痕迹。
我的全部歌曲，跟所謂原本比起來，都是嶄新的，正如我所創造的音樂的性質是嶄新的一樣。
準要是讓蒙東維爾或拉莫也來經受一下這樣的考驗的話，恐怕他們要被弄得粉身碎骨的。
那些滑稽劇演員為意大利音樂赢得了一批十分熱烈的擁護者。
整個巴黎分成兩派，比争論國家大事或宗教問題都要激烈。
一派權力大些，人數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貴婦人，他們支持法國音樂；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内行，一些有才華、有天才的人。
這一支人馬在歌劇院裡聚集在王後的包廂底下。
另一派則充斥整個池座和正廳，但中心是在國王的包廂底下。
當時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稱，什麼&ldquo國王之角&rdquo和&ldquo王後之角&rdquo，就是從這裡出來的。
争論越來越熱烈，就産生了許多小冊子。
&ldquo國王之角&rdquo想開玩笑，卻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諷；他們想說理，又被《論法國音樂的信》打垮了。
這兩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裡姆寫的，後一篇是我寫的，是這場論争後唯一存留下來的兩部作品：其餘的都已經煙消雲散了。
但是，《小先知者》&mdash&mdash人們很久都認為是我寫的，盡管我予以否認&mdash&mdash被當作遊戲文章看待，沒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
而《論法國音樂的信》卻引得人家認真起來了，法國人一緻起來反對我，認為法國音樂受了侮辱。
這個小冊子所産生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後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筆去描寫的。
那時正是議院和教會大鬧糾紛的時候。
議院剛被解散，群情憤激達到了頂點：武裝起義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小冊子一出來，登時一切争論都給忘記了，大家都隻想到法國音樂的危機，所謂起義，矛頭就是對着我的。
這場圍攻的聲勢是如此之大，全國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忘懷。
當時在宮廷裡，問題隻是在把我關進巴士底獄呢還是把我放逐出去。
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這樣小題大做實在可笑的話，禦旨都要發下來了。
日後人們聽說我這個小冊子也許曾在全國範圍内阻止了一場革命，一定以為是癡人說夢。
然而，這卻是千真萬确的事實，全巴黎現在都還能證明，因為這件離奇的轶事距今才不過十五年多一點。
我的自由雖然沒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卻沒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脅。
歌劇院的樂隊堂而皇之地策劃要在我走出劇院的時候把我暗殺掉。
有人把這事告訴了我，我到歌劇院去得反而更勤些，隻是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對我有厚誼的火槍手隊軍官安斯萊先生每逢我散戲出門時瞞着我派人保镖，這樣才使那陰謀未能得逞。
歌劇院那時剛改歸市當局管轄，巴黎市長的第一項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場券，并且做得極其無恥，竟在我入場時公開拒絕我，以緻我不得不買一張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頭的難堪。
這種不公平的處理特别令人憤慨，因為我把我的劇本讓予他們的時候，唯一的代價就是永久免費入場的權利。
雖然這種免費入場是一切作者應有的權利，而且我還有雙重資格取得這種權利，但是我還是當着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了出來。
誠然，沒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劇院出納員就送給我五十個金路易作為酬金，可是，不但這五十個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應得的款數，而且這筆款子與入場權毫無關系，因為這個入場權是正式規定的，同酬金毫不相幹。
他們這種做法可謂集罪惡與粗暴之大成，以緻社會公衆盡管當時對我的敵意正達高潮，仍然為之震驚；昨天辱罵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廳裡大叫大嚷，說這樣剝奪一個作家的入場權，實在可恥，說這個作家完全有權享受這種權利，甚至還可以要求雙份權利。
意大利的諺語說得真不惜，Ogn&rsquounamalagiustiziaincasad&rsquoaltrui（人人都在别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
在這種情況下，我隻有一個辦法。
既然對方取消了原來約定的代價，我就索回我的作品。
我為此寫信給達讓森先生，他那時正主管歌劇院那一部門，我在信裡附了一份備忘錄，列舉的理由是不容置辯的，但是始終不得答複，也無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樣。
這個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懷，我對他的品質和才能始終是不大佩服的，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對他的欽佩。
就這樣，他們把我的劇本扣留在歌劇院而把我讓予的代價強行剝奪了。
弱者對強者如此，就叫做盜竊；強者對弱者如此，不過是把他人的财産據為已有而已。
至于這部作品的經濟收益，雖然我隻收到它在别人手裡可能産生的四分之一，數目仍然相當可觀，夠我生活幾年，并且補充我抄繕工作的不足，因為抄繕工作一直是進行得不夠好的。
我得到了國王的一百個金路易，又從美景宮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爾夫人的五十個金路易&mdash&mdash在這次演出中，蓬巴杜爾夫人親自飾科蘭一角，&mdash&mdash再加上歌劇院的五十個金路易和比索刻印劇本的五百法郎。
這個短劇，一共隻費了我五、六個星期的工夫，盡管我運氣不好，做事又笨拙，還是使我掙到了差不多和後來《愛彌兒》使我掙得的同樣多的錢，而《愛彌兒》卻費了我二十年的思考，三年的勞動。
不過我為這劇本給我造成的寬裕的經濟條件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因為它給我招來了無窮的煩惱：它是許多在很久以後才爆發出來的暗中忌妒的根苗。
自從這個劇本取得成功以後，我再也看不到格裡姆、狄德羅以及差不多所有我認識的文人從前的那種懇摯坦率，那種一見我就表現出來的興高采烈了。
我在男爵家一露面，大家就停止了一般的交談。
人們分成一小群、一個堆的，彼此竊竊私語，我一人呆在那裡不知跟誰說話才好。
這種令人難堪的摒棄，我長久以來都豁達對之；由于霍爾巴赫夫人和藹可親，始終很好地接待我，隻要她丈夫的那種粗魯的态度還能忍受得了，我就忍着。
但是有一天，他竟毫無道理、毫無借口、粗暴萬分地攻擊我。
當時狄德羅和馬爾讓西都在場，狄德羅一聲也沒有吭，馬爾讓西後來時常對我說，他真佩服我當時回答的那種溫和态度和克制工夫。
霍爾巴赫的這種失态等于下逐客令，我終于走出了他的家門，決心不再回去了。
雖然如此，我每談到他和他那一家人，總還是懷着尊敬的态度，而他一談起我來，卻用一些侮辱性的、鄙視的字眼，開口閉口都是&ldquo那個小學究&rdquo，不用任何别的稱呼，然而，他又說不出我對他或對他所關心的任何人有過任何對不起的地方。
就這樣，他終于證實了我當初的那些預言和擔心。
就我而言，我相信我上述的那些朋友是會原諒我寫書的，并且會原諒我寫出極好的書，因為這種光榮并非他們所不能有的，但是他們不能原諒我寫出了一出歌劇，更不能原諒我這出歌劇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因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走上這樣的道路，更不能指望這樣的光榮。
隻有一個杜克洛超脫于這種妒忌之上，他甚至對我更加友愛，并且把我引進季諾小姐家裡，在那兒，正跟霍爾巴赫先生家裡相反，我受到了尊重、優禮和愛戴。
正當歌劇院演《鄉村蔔師》的時候，法蘭西喜劇院也在談它的作者，不過結果稍差一點。
由于七、八年來我都沒有能使我的《納爾西斯》在意大利劇院演出，我也就讨厭這個劇院了，覺得那些演員用法語演劇并不高明，我很想把我的劇本拿給法國演員演，而不再給他們演。
我把我這個願望對演員拉努說了，我跟拉努本來就認識，并且，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出色的人物，又是個作家。
《納爾西斯》很合他的意，他負責使它作為無名氏的作品演出，并在事先就送了我一些入場券，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直是喜歡法蘭西劇院超過那另外兩個劇院的。
劇本被鼓掌通過了，并且不宣布作者姓名就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演員們和很多其他的人并不是不知道作者是誰。
古桑和格蘭瓦爾兩位小姐飾多情女郎的角色；雖然，據我看，全劇的精神沒有被掌握，但也不能因此就說絕對演得不好。
不過，我對觀衆的寬厚是很驚訝的，并且也很感動，他們竟有耐性安安靜靜地從頭聽到尾，甚至還容許它第二次演出，沒有絲毫不耐煩的表現。
在我這方面，初演時就感到那麼厭煩，以緻無法堅持到底。
我一出劇院就鑽進普羅高普咖啡館，在那裡遇到波瓦西和其他幾個人，他們大概也是和我一樣，厭煩得坐不下去了。
我在那裡公開地表示了我的Peccavi（真誠的認錯），謙卑地、或者說自豪地承認了我是那個劇本的作者，并且說出了大家心裡想說的話。
寫了一個垮了台的壞劇本而且還公開承認自己是作者，這一行徑博得了大家的贊賞，而我也并不覺得怎樣難堪。
我這種坦白承認的勇氣還使自己的自尊心得到了某種補償。
我現在仍然相信，在這種情況下，直說出來的驕傲，實在多于不說出來的無謂的羞慚。
這個劇本，演出雖然是冷冰冰的，但能夠讀得下去，所以我把它印出來了。
前面的那篇序是我的佳作之一，我在這篇序裡，開始闡述我的許多原理，比我直到那時為止所曾闡述的要多一些。
不久我就有機會在一個更為重要的作品裡把這些原理徹底地發揮出來了。
我記得，就是在這個一七五三年，第戎學院發表了以《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為題的征文章程。
這個大題目使我産生了強烈的印象，很驚訝這個學院居然敢把這樣一個問題提出來。
但是，它既然有這樣的勇氣提，我也就有這樣的勇氣寫，于是我就動手寫了。
為着自由自在地思考這個重大的題目，我到聖－日爾曼去作了一次為期七、八天的旅行，同行的有戴萊絲和我們的女主人（她是個正派女人）以及她的一個女友。
我把這次旅行看成是平生最惬意的旅行之一。
天氣十分晴明，這兩位善良的女人負責照顧一切，掌管開銷；戴萊絲和她們一起玩；我呢，不需要操一點心，到吃飯的時候就跟她們無拘無束地尋點樂趣。
每天其餘的時間，我就鑽到樹林深處，在那裡尋找并且找到了原始時代的景象，我勇敢地描寫了原始時代的曆史。
我掃盡人們所說的種種謊言，放膽把他們的自然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來，把時代的推移和歪曲人的本性的諸事物的進展都原原本本地叙述出來；然後，我拿人為的人和自然的人對比，向他們指出，人的苦難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謂進化。
我的靈魂被這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揚起來了，直升騰至神明的境界；從那裡我看到我的同類正盲目地循着他們充滿成見、謬誤、不幸和罪惡的路途前進，我以他們不能聽到的微弱聲音對他們疾呼：&ldquo你們這些愚頑者啊，你們總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們的一切痛苦都是來啟你們自身的呀！&rdquo 《論不平等》就是這些默想的結果。
這部作品比我所有其他的作品都更合狄德羅的口味，并且他為這部作品所提的意見對于我也最為有益，但是這部作品在全歐洲卻隻有很少的讀者能讀懂，而在能讀懂的讀者之中又沒有一個願意談論它。
它是為着應征而寫的：我就把它寄出去了，但是心裡預先就已經料定它不會得獎，因為我深知各學院之設置獎金絕不是為着征求這種貨色的。
這次旅行和這次寫作對我的氣質和健康都有好處。
我因苦于尿閉症而完全聽任醫生擺布已經有好幾年了，他們沒有減輕我的痛楚，反而耗盡了我的精力，毀壞了我的體質。
從聖－日爾曼回來後，我的體質增強了一些，自己感到好多了。
我就按照這種辦法去做，決心不管是痊愈還是死亡，反正不找醫生不吃藥，永遠跟醫藥絕緣。
這樣，我就開始過一天算一天：如果不能出門，就安安靜靜地呆着，一有氣力走動，就走動一下。
在巴黎，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們在一起，這種生活太不合我的口味了。
文人的勾心鬥角，他們那些可恥的争吵，寫的書那麼缺少真誠，在社交界中又是那麼一副專斷的神氣，凡此種種，對我來說，都是太可惜、太格格不入了。
就是在跟我的朋友們的交往中，我也太難發現笃實敦厚的氣氛、開誠布公的精神、率真的态度。
所以，我恨透了這種喧嚣的生活，開始熱切地盼望能到鄉間居住；即使我的職業不容許我長期鄉居，我至少要把我所有的一點空閑時間在鄉間度過。
有好幾個月，我吃過午飯的第一件事，就是獨自一人跑到布洛尼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的題材，直到夜裡才回家。
當時我和果弗古爾來往極其密切，他為了職務關系，不得不到日内瓦去跑一趟，勸我和他同行。
我同意了。
我的身體不夠好，少不了女總督的照顧，因而決定她也同往，讓她母親看家。
一切都安排停當，我們三人就在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同啟程了。
我應該記下這次旅行，因為這是我活了四十二歲第一次經曆的一件事，它震撼了我那與生俱來一直毫無保留地對人的充分信任的本性。
我們包了一輛馬車，不換馬，每天隻走很短一段路程。
我時常下車步行。
我們剛走了一半路程，戴萊絲就表示她極其厭惡獨自跟果弗古爾留在車裡。
每當我不顧她的懇求，還是要下車的時候，她也就下車步行。
我把她這樣任性的脾氣罵了很久，甚至于堅決反對她下車，直到最後，她迫不得已就把原因對我說明了。
當我聽說我這位年已六十有餘，老态龍鐘，有腳氣病，又因追歡尋樂而斷傷了身體的朋友果弗古爾先生，竟然從我們出發的時候起就想敗壞一個既已不算貌美，也已不算年輕，而且還是屬于他的朋友的女人，簡直以為自己是在做夢，好象是從雲端掉下來一樣。
而他這種行為，用的手段又極其卑鄙，極其無恥，甚至于要把自己的錢包送給她，還拿了一本淫書給她讀，拿他随身帶
從此以後怎麼還能談獨立和淡泊呢？一接受這筆年金，我就隻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蟬了：而且誰能保證年金準能發到我手上呢？又有多少交涉要辦啊！又得向多少人懇求啊！為保持這筆年金，會比不要這筆年金添多少麻煩，招來多少不快。
因此我覺得放棄這筆年金，就是采取一個合乎我的生活原則的決定，要實際，不要面子。
我把我的決心告訴了格裡姆，他毫不反對。
對别的人，我隻以健康為理由，當天早上就走了。
我這一走可轟動了，遭到了普遍的譴責。
我的理由是不可能被大家都了解的。
衆口一辭，指責我的行動是出于愚蠢的驕傲。
這使任何不會這樣做的人的忌妒心得到了更好的滿足。
第二天，熱利約特給我寫了一個便箋，詳細說明了我的劇本的成功，以及國王自己怎樣看入了迷。
他告訴我說；&ldquo國王陛下整天用他的王國裡最不入調的嗓子，一個勁兒唱&lsquo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
&rsquo&rdquo他還說，不出半個月，《鄉村蔔師》還要再演一次，這第二次的演出将在全體公衆面前證實初場的圓滿成功。
兩天後，晚上九時左右，我正走進埃皮奈夫人家，準備在那裡吃晚餐，忽然在門口看到一輛馬車迎面而來。
有個人從馬車裡向我拍手，叫我上車。
我上去一看，原來是狄德羅。
他跟我談起年金的事，顯出十分熱中的樣子，我簡直沒有料到，一個哲學家對這種問題會這樣熱中。
他并不認為我不願觐見國王是什麼罪過，但認為我對年金那麼漠不關心倒是罪不容赦。
他對我說，如果單為我自己打算，不關心實利倒也罷了，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兒打算而不關心實利就不應該，我有責任不放棄用任何可能的正當方法為她們謀求生活費用。
由于人家究竟不能說我已經拒絕了這筆年金，所以他堅持，既然人家似乎有意要批年金給我，我就該提出請求。
并且一定要不惜任何代價把它弄到手。
盡管我感謝他的熱心，卻并不欣賞他那些至理名言，我們在這問題上發生了一場激烈的争吵，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争吵。
我們發生過的争吵一直都是這一類的，他硬要我做他認為我應該做的事，而我就偏不肯做，因為我認為不應該做。
我們分手時，時間很晚了。
我要領他上埃皮奈夫人家去吃晚飯，他硬不肯。
我本想把我所喜愛的人都聯合起來；出于這個願望我在不同的時機作出了很大努力，要他去看她，甚至把她帶到他的門口，而他卻給我們吃了閉門羹，總是不肯見他，而且他談起她的時候總是用鄙夷的語氣。
隻是在我跟她，後來又跟他鬧翻了之後，他們兩人才有了交情，他才開始在說起她的時候帶着欽敬的心情。
從那時候起，狄德羅和格裡姆就仿佛努力要離間我那兩位&ldquo女總督&rdquo和我的關系了，他們暗示她們說，她們之所以不能更寬裕點，全是怪我不好，說她們跟着我是永遠不會有什麼好日子的。
他們沒法叫她們離開我，答應憑埃皮奈夫人的情面，給她們找個食鹽分銷站、煙草公賣店之類的工作。
他們還想把杜克洛和霍爾巴赫拖進他們的同盟，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絕跟他們走。
這整套把戲，我當時已經感到了一點，但是我隻是在很久以後才弄清楚。
我時常抱怨我的朋友們這種盲目而多事的熱忱，象我這樣病魔纏身，他們還要想方設法把我投進最伶仃孤苦的境地；他們自以為是要竭力使我幸福，而事實上他們所使用的方法隻能給我帶來不幸。
一七五三年的狂歡節，《鄉村蔔師》在巴黎演出了。
在這以前，我抽空寫了前奏曲和幕間歌舞。
這個幕間歌舞，象印刷出的那樣，應該從頭到尾都是表演的動作，而且是用一個題材貫串下去，以便提供一些有趣的場景。
但是，當我把這個意見向歌劇院提出的時候，人家連聽都不肯聽，因此，隻好照常例雜綴一些歌唱和舞蹈：這樣一來，這個穿插盡管充滿了許多美妙的意趣，不使正劇減色，但隻取得了平平常常的成功。
我把熱利約特的宣叙曲取消了，恢複了我原來的那首，也就是現在印出的那首。
這段宣叙曲，我承認是稍微法國化了一點，也就是說，被演員們拖得冗長了一點，然而它不但沒有使聽衆感到刺耳，而且取得的成功絕不在詠歎調之下，聽衆甚至覺得至少寫得和詠歎調一樣好。
我把我的劇本題獻給杜克洛，因為他是它的保護人。
我并且聲明，這将是我唯一的題獻。
但是我後來又征得他同意，作了第二次題獻，不過，他應該認為他有了這個例外，比沒有這個例外還要光榮。
關于這個劇本，我有很多有趣的轶事可說，不過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談，沒有空閑時間在這裡多講了。
也許有一天我在補編裡還要談到這些轶事。
然而，盡管如此，有一則轶事我卻不能不提一下，它與整個下文都可能有些關系。
我有一天在霍爾巴赫男爵的書房裡參觀他的樂譜。
當我浏覽了各種各樣的樂譜以後，他指着一部鋼琴曲的集子對我說：&ldquo這是人家特别為我寫的，都别有風味，也适合于歌唱。
除了我之外，誰也不知道，将來也永遠不會看到。
你應該選一首用在你的幕間歌舞裡去。
&rdquo我腦子裡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題材比我所能用的要多得多，我當然很不在意他那些曲子。
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礙于情面，就選了一段牧歌，把它壓縮了，改成三重唱，作科萊特的女伴們上場時之用。
幾個月後，當《鄉村蔔師》還上演的時候，我有一天到格裡姆家，發現許多人圍在他的鋼琴旁邊。
格裡姆一見我到，便立刻從他的鋼琴那兒站起來。
我無意識地對他的語架看了一眼，發現正是霍爾巴赫男爵那個樂曲集，打開的正是他敦促我采用、并保證永遠不會離開他手的那支曲子。
不久以後，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裡正舉行演奏會，我又看到那同一本樂曲集攤開在他的鋼琴上。
格裡姆也好，任何别人也好，從來都沒有談到過這支曲子；如果不是若幹時日以後有謠言散布出來，說我不是《鄉村蔔師》的作者，我也不會在這裡提起這件事情的。
因為我從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音樂家，我深信，要不是我那部《音樂辭典》，人們最後會說我根本不懂音樂。
在演出《鄉村蔔師》以前的若幹時候，巴黎來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劇的演員，人家讓他們在歌劇院舞台上演唱，沒有預料到他們會産生什麼影響。
雖然他們很拙劣，而樂隊當時也很糟糕，把他們演的劇本糟蹋得不成樣子，然而他們的演出還是使法國的歌劇大為遜色，一直到現在還沒能恢複過來。
法國和意大利的兩種音樂，在同一天，同一個舞台上演奏，這就把法國人的耳門打開了：在聽了意大利音樂那活潑而強烈的曲調之後，沒有一個人的耳朵再能忍受他們本國音樂的那種拖拉勁兒了；那些滑稽劇演員一演完，聽衆就走光了。
人們迫不得已，隻好改變次序，讓滑稽演員最後演出。
那時正演《厄格勒》、《皮格馬利翁》、《天仙》，但都站不住腳。
隻有《鄉村蔔師》還能比一比，即使在《Servapadrona》（《女仆情婦》）演出之後還有人聽。
當我寫我那個短劇的時候，我腦子裡是充滿了那一類曲子的，而我也是從這一類曲子當中得到了啟發。
但是我萬萬想不到有人會把我們的短劇跟那一類曲子一個一個地核對。
如果我是個剽竊手的話，那我該有多少剽竊行為被揭露出來，人家又該要費多少心機去揭露這些剽竊行為啊！然而，并無其事：他們費盡心機也沒有在我的音樂裡找到任何别種音樂的最微小的痕迹。
我的全部歌曲，跟所謂原本比起來，都是嶄新的，正如我所創造的音樂的性質是嶄新的一樣。
準要是讓蒙東維爾或拉莫也來經受一下這樣的考驗的話，恐怕他們要被弄得粉身碎骨的。
那些滑稽劇演員為意大利音樂赢得了一批十分熱烈的擁護者。
整個巴黎分成兩派，比争論國家大事或宗教問題都要激烈。
一派權力大些，人數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貴婦人，他們支持法國音樂；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内行，一些有才華、有天才的人。
這一支人馬在歌劇院裡聚集在王後的包廂底下。
另一派則充斥整個池座和正廳，但中心是在國王的包廂底下。
當時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稱，什麼&ldquo國王之角&rdquo和&ldquo王後之角&rdquo，就是從這裡出來的。
争論越來越熱烈，就産生了許多小冊子。
&ldquo國王之角&rdquo想開玩笑，卻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諷；他們想說理，又被《論法國音樂的信》打垮了。
這兩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裡姆寫的，後一篇是我寫的，是這場論争後唯一存留下來的兩部作品：其餘的都已經煙消雲散了。
但是，《小先知者》&mdash&mdash人們很久都認為是我寫的，盡管我予以否認&mdash&mdash被當作遊戲文章看待，沒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
而《論法國音樂的信》卻引得人家認真起來了，法國人一緻起來反對我，認為法國音樂受了侮辱。
這個小冊子所産生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後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筆去描寫的。
那時正是議院和教會大鬧糾紛的時候。
議院剛被解散，群情憤激達到了頂點：武裝起義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小冊子一出來，登時一切争論都給忘記了，大家都隻想到法國音樂的危機，所謂起義，矛頭就是對着我的。
這場圍攻的聲勢是如此之大，全國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忘懷。
當時在宮廷裡，問題隻是在把我關進巴士底獄呢還是把我放逐出去。
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這樣小題大做實在可笑的話，禦旨都要發下來了。
日後人們聽說我這個小冊子也許曾在全國範圍内阻止了一場革命，一定以為是癡人說夢。
然而，這卻是千真萬确的事實，全巴黎現在都還能證明，因為這件離奇的轶事距今才不過十五年多一點。
我的自由雖然沒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卻沒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脅。
歌劇院的樂隊堂而皇之地策劃要在我走出劇院的時候把我暗殺掉。
有人把這事告訴了我，我到歌劇院去得反而更勤些，隻是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對我有厚誼的火槍手隊軍官安斯萊先生每逢我散戲出門時瞞着我派人保镖，這樣才使那陰謀未能得逞。
歌劇院那時剛改歸市當局管轄，巴黎市長的第一項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場券，并且做得極其無恥，竟在我入場時公開拒絕我，以緻我不得不買一張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頭的難堪。
這種不公平的處理特别令人憤慨，因為我把我的劇本讓予他們的時候，唯一的代價就是永久免費入場的權利。
雖然這種免費入場是一切作者應有的權利，而且我還有雙重資格取得這種權利，但是我還是當着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了出來。
誠然，沒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劇院出納員就送給我五十個金路易作為酬金，可是，不但這五十個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應得的款數，而且這筆款子與入場權毫無關系，因為這個入場權是正式規定的，同酬金毫不相幹。
他們這種做法可謂集罪惡與粗暴之大成，以緻社會公衆盡管當時對我的敵意正達高潮，仍然為之震驚；昨天辱罵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廳裡大叫大嚷，說這樣剝奪一個作家的入場權，實在可恥，說這個作家完全有權享受這種權利，甚至還可以要求雙份權利。
意大利的諺語說得真不惜，Ogn&rsquounamalagiustiziaincasad&rsquoaltrui（人人都在别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
在這種情況下，我隻有一個辦法。
既然對方取消了原來約定的代價，我就索回我的作品。
我為此寫信給達讓森先生，他那時正主管歌劇院那一部門，我在信裡附了一份備忘錄，列舉的理由是不容置辯的，但是始終不得答複，也無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樣。
這個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懷，我對他的品質和才能始終是不大佩服的，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對他的欽佩。
就這樣，他們把我的劇本扣留在歌劇院而把我讓予的代價強行剝奪了。
弱者對強者如此，就叫做盜竊；強者對弱者如此，不過是把他人的财産據為已有而已。
至于這部作品的經濟收益，雖然我隻收到它在别人手裡可能産生的四分之一，數目仍然相當可觀，夠我生活幾年，并且補充我抄繕工作的不足，因為抄繕工作一直是進行得不夠好的。
我得到了國王的一百個金路易，又從美景宮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爾夫人的五十個金路易&mdash&mdash在這次演出中，蓬巴杜爾夫人親自飾科蘭一角，&mdash&mdash再加上歌劇院的五十個金路易和比索刻印劇本的五百法郎。
這個短劇，一共隻費了我五、六個星期的工夫，盡管我運氣不好，做事又笨拙，還是使我掙到了差不多和後來《愛彌兒》使我掙得的同樣多的錢，而《愛彌兒》卻費了我二十年的思考，三年的勞動。
不過我為這劇本給我造成的寬裕的經濟條件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因為它給我招來了無窮的煩惱：它是許多在很久以後才爆發出來的暗中忌妒的根苗。
自從這個劇本取得成功以後，我再也看不到格裡姆、狄德羅以及差不多所有我認識的文人從前的那種懇摯坦率，那種一見我就表現出來的興高采烈了。
我在男爵家一露面，大家就停止了一般的交談。
人們分成一小群、一個堆的，彼此竊竊私語，我一人呆在那裡不知跟誰說話才好。
這種令人難堪的摒棄，我長久以來都豁達對之；由于霍爾巴赫夫人和藹可親，始終很好地接待我，隻要她丈夫的那種粗魯的态度還能忍受得了，我就忍着。
但是有一天，他竟毫無道理、毫無借口、粗暴萬分地攻擊我。
當時狄德羅和馬爾讓西都在場，狄德羅一聲也沒有吭，馬爾讓西後來時常對我說，他真佩服我當時回答的那種溫和态度和克制工夫。
霍爾巴赫的這種失态等于下逐客令，我終于走出了他的家門，決心不再回去了。
雖然如此，我每談到他和他那一家人，總還是懷着尊敬的态度，而他一談起我來，卻用一些侮辱性的、鄙視的字眼，開口閉口都是&ldquo那個小學究&rdquo，不用任何别的稱呼，然而，他又說不出我對他或對他所關心的任何人有過任何對不起的地方。
就這樣，他終于證實了我當初的那些預言和擔心。
就我而言，我相信我上述的那些朋友是會原諒我寫書的，并且會原諒我寫出極好的書，因為這種光榮并非他們所不能有的，但是他們不能原諒我寫出了一出歌劇，更不能原諒我這出歌劇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因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走上這樣的道路，更不能指望這樣的光榮。
隻有一個杜克洛超脫于這種妒忌之上，他甚至對我更加友愛，并且把我引進季諾小姐家裡，在那兒，正跟霍爾巴赫先生家裡相反，我受到了尊重、優禮和愛戴。
正當歌劇院演《鄉村蔔師》的時候，法蘭西喜劇院也在談它的作者，不過結果稍差一點。
由于七、八年來我都沒有能使我的《納爾西斯》在意大利劇院演出，我也就讨厭這個劇院了，覺得那些演員用法語演劇并不高明，我很想把我的劇本拿給法國演員演，而不再給他們演。
我把我這個願望對演員拉努說了，我跟拉努本來就認識，并且，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出色的人物，又是個作家。
《納爾西斯》很合他的意，他負責使它作為無名氏的作品演出，并在事先就送了我一些入場券，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一直是喜歡法蘭西劇院超過那另外兩個劇院的。
劇本被鼓掌通過了，并且不宣布作者姓名就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演員們和很多其他的人并不是不知道作者是誰。
古桑和格蘭瓦爾兩位小姐飾多情女郎的角色；雖然，據我看，全劇的精神沒有被掌握，但也不能因此就說絕對演得不好。
不過，我對觀衆的寬厚是很驚訝的，并且也很感動，他們竟有耐性安安靜靜地從頭聽到尾，甚至還容許它第二次演出，沒有絲毫不耐煩的表現。
在我這方面，初演時就感到那麼厭煩，以緻無法堅持到底。
我一出劇院就鑽進普羅高普咖啡館，在那裡遇到波瓦西和其他幾個人，他們大概也是和我一樣，厭煩得坐不下去了。
我在那裡公開地表示了我的Peccavi（真誠的認錯），謙卑地、或者說自豪地承認了我是那個劇本的作者，并且說出了大家心裡想說的話。
寫了一個垮了台的壞劇本而且還公開承認自己是作者，這一行徑博得了大家的贊賞，而我也并不覺得怎樣難堪。
我這種坦白承認的勇氣還使自己的自尊心得到了某種補償。
我現在仍然相信，在這種情況下，直說出來的驕傲，實在多于不說出來的無謂的羞慚。
這個劇本，演出雖然是冷冰冰的，但能夠讀得下去，所以我把它印出來了。
前面的那篇序是我的佳作之一，我在這篇序裡，開始闡述我的許多原理，比我直到那時為止所曾闡述的要多一些。
不久我就有機會在一個更為重要的作品裡把這些原理徹底地發揮出來了。
我記得，就是在這個一七五三年，第戎學院發表了以《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為題的征文章程。
這個大題目使我産生了強烈的印象，很驚訝這個學院居然敢把這樣一個問題提出來。
但是，它既然有這樣的勇氣提，我也就有這樣的勇氣寫，于是我就動手寫了。
為着自由自在地思考這個重大的題目，我到聖－日爾曼去作了一次為期七、八天的旅行，同行的有戴萊絲和我們的女主人（她是個正派女人）以及她的一個女友。
我把這次旅行看成是平生最惬意的旅行之一。
天氣十分晴明，這兩位善良的女人負責照顧一切，掌管開銷；戴萊絲和她們一起玩；我呢，不需要操一點心，到吃飯的時候就跟她們無拘無束地尋點樂趣。
每天其餘的時間，我就鑽到樹林深處，在那裡尋找并且找到了原始時代的景象，我勇敢地描寫了原始時代的曆史。
我掃盡人們所說的種種謊言，放膽把他們的自然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來，把時代的推移和歪曲人的本性的諸事物的進展都原原本本地叙述出來；然後，我拿人為的人和自然的人對比，向他們指出，人的苦難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謂進化。
我的靈魂被這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揚起來了，直升騰至神明的境界；從那裡我看到我的同類正盲目地循着他們充滿成見、謬誤、不幸和罪惡的路途前進，我以他們不能聽到的微弱聲音對他們疾呼：&ldquo你們這些愚頑者啊，你們總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們的一切痛苦都是來啟你們自身的呀！&rdquo 《論不平等》就是這些默想的結果。
這部作品比我所有其他的作品都更合狄德羅的口味，并且他為這部作品所提的意見對于我也最為有益，但是這部作品在全歐洲卻隻有很少的讀者能讀懂，而在能讀懂的讀者之中又沒有一個願意談論它。
它是為着應征而寫的：我就把它寄出去了，但是心裡預先就已經料定它不會得獎，因為我深知各學院之設置獎金絕不是為着征求這種貨色的。
這次旅行和這次寫作對我的氣質和健康都有好處。
我因苦于尿閉症而完全聽任醫生擺布已經有好幾年了，他們沒有減輕我的痛楚，反而耗盡了我的精力，毀壞了我的體質。
從聖－日爾曼回來後，我的體質增強了一些，自己感到好多了。
我就按照這種辦法去做，決心不管是痊愈還是死亡，反正不找醫生不吃藥，永遠跟醫藥絕緣。
這樣，我就開始過一天算一天：如果不能出門，就安安靜靜地呆着，一有氣力走動，就走動一下。
在巴黎，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們在一起，這種生活太不合我的口味了。
文人的勾心鬥角，他們那些可恥的争吵，寫的書那麼缺少真誠，在社交界中又是那麼一副專斷的神氣，凡此種種，對我來說，都是太可惜、太格格不入了。
就是在跟我的朋友們的交往中，我也太難發現笃實敦厚的氣氛、開誠布公的精神、率真的态度。
所以，我恨透了這種喧嚣的生活，開始熱切地盼望能到鄉間居住；即使我的職業不容許我長期鄉居，我至少要把我所有的一點空閑時間在鄉間度過。
有好幾個月，我吃過午飯的第一件事，就是獨自一人跑到布洛尼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的題材，直到夜裡才回家。
當時我和果弗古爾來往極其密切，他為了職務關系，不得不到日内瓦去跑一趟，勸我和他同行。
我同意了。
我的身體不夠好，少不了女總督的照顧，因而決定她也同往，讓她母親看家。
一切都安排停當，我們三人就在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同啟程了。
我應該記下這次旅行，因為這是我活了四十二歲第一次經曆的一件事，它震撼了我那與生俱來一直毫無保留地對人的充分信任的本性。
我們包了一輛馬車，不換馬，每天隻走很短一段路程。
我時常下車步行。
我們剛走了一半路程，戴萊絲就表示她極其厭惡獨自跟果弗古爾留在車裡。
每當我不顧她的懇求，還是要下車的時候，她也就下車步行。
我把她這樣任性的脾氣罵了很久，甚至于堅決反對她下車，直到最後，她迫不得已就把原因對我說明了。
當我聽說我這位年已六十有餘，老态龍鐘，有腳氣病，又因追歡尋樂而斷傷了身體的朋友果弗古爾先生，竟然從我們出發的時候起就想敗壞一個既已不算貌美，也已不算年輕，而且還是屬于他的朋友的女人，簡直以為自己是在做夢，好象是從雲端掉下來一樣。
而他這種行為，用的手段又極其卑鄙，極其無恥，甚至于要把自己的錢包送給她，還拿了一本淫書給她讀，拿他随身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