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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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phantSweaton著
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外如闌男爵，聖奧本斯子爵（BaronVerulamandViscountSt．Albans），于1561年1月22日生于倫敦臨河街（Strand）之約克府（YorkHouse）。
他的父親是掌玺大臣男爵尼古拉·培根（SirNicholasBacon）。
母親是繼室，共生二男，弗蘭西斯是次子。
弗蘭西斯從小體弱多病。
後世傳者多以為這就是他少年老成的原因。
其實他自幼即喜研讀較他的年齡應讀的書更為高深的書籍，所以他的态度老成的原故或在于此而不在于彼。
關于他的幼年我們所知甚少。
隻知道他的生活是在兩個地方度過的：一處是倫敦的府邸（約在現在的臨河街與泰晤士河之間），一處是哈弗州的高闌城（Gorhambury，Hertfordshire）的别墅，到了他十三歲的時候他同年長于他二歲的哥哥安東尼（Anthony）同入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TrinityCollege），我們這才對他的生平知道得較為詳細一點了。
他在劍橋住了三年。
離開的時候，如麥考萊（Macaulay）所說：“他是帶着這麼一種心理走的。
對劍橋的學科深為輕蔑；對英國的學校教育制度堅決地認為根本有害；對亞裡士多德派的學者虛耗精力于其上的‘學問’有一種應有的渺視；對亞裡士多德本人亦沒有多大的尊崇。
” 這時他已經見過英國朝廷的生活了。
他父親的高位和他們家庭的顯親貴戚使這件事易于發生。
據曆史所載，女王伊利薩白（Elizabeth）為了訪問他的掌玺大臣，曾經巡幸到高闌城的别墅不止一次。
在這座美麗堂皇的别墅裡，在古老的橡樹榆樹叢中，這位喜歡奉承的女王也許接受過年青的弗蘭西斯的優美的頌詞。
女王在答複的時候也許因為看見他少年老成的态度，因而稱他為“朕的小掌玺大臣”，這也是記載上有的。
至于培根從少年就熟悉宮廷的儀節習尚這件事，可從他的《論說文集》初稿中兩篇文章的題目看出。
一篇是“論禮儀”（OnCeremoniesandRespects），另一篇是“論尊榮與名譽”（OnHonourandReputation）。
他的關于處高位時對上對下對平輩應持如何态度的議論，不但是說理公允，而且是參透世情之作。
他認為對于在上的人表示尊敬并不是一種奴氣，而是處世應盡的一種責任。
因為假如我們不這樣做，那麼居于我們之下的人又怎麼肯對我們表示尊敬呢？ 安東尼·培根和他的弟弟都有志于外交。
為了準備起見，他們于1576年6月進了葛萊律師公會為“老生”（Ancient）。
他們不久就在會中地皮上造了幾間住屋，這幾間屋子後來培根在裡面住過好幾次。
二人入會三月之後（1576年9月），培根就跟随當時的英國駐法大使包萊男爵（SirAmyasPaulet）奉使巴黎。
這次旅行可說是他在外交事務上實際訓練的開端。
他用關于歐陸政治外交的研究結果做材料，著成了一篇《歐洲政情記》（NotesontheStatesofEurope）。
這篇文章在他的全集裡多有印出者。
當時法國正在鬧内亂，天主教同新教徒鬥争正烈。
有許多殘酷事件引起了培根在“論黨派”一文中最恰當的議論。
下面的話即其一例也： “為帝王者務須小心，不可偏向一方，以緻俨然成為某黨某派的黨徒。
國内的黨派總是于王權不利的，因為這些黨派常向黨員要求一種義務，簡直和臣民對君主的義務差不多，并使君主變為‘吾輩之一’：如法蘭西的‘神聖同盟’中所可見者是也。
” 培根在法京的居留并不很久，雖然在這短期間内他學會了法文。
他父親的突然逝世使他匆匆返國。
返國之後他發現他的前途頗為黯淡。
他雖然曾向當時的執政者（他的姨父，伯萊公爵，可算是朝中領袖）求官，而且以他父親在日的政績而論，這種請求也不能說是冒昧，但是他的請求終未發生效力。
塞西父子（TheCecils）（即公爵父子——譯者）似乎對他們弟兄頗懷嫉妒。
于是培根隻好專攻法律。
結果于1582年他被認可為律師，于1586年當選為葛萊公會的首席會員之一。
時光一年一年的過去，而培根仍然不見重用，也沒有人幫他的忙。
他也曾自己努力，幾度被選入國會，但是仍然不能出頭。
他在議會中所抱的政治主張，簡單說來，可說是一種“中庸主義”。
他主張在君權與民權之間，尤其是在教派的紛争之間，要采取一種不偏不頗，寬容互讓的辦法。
對于他自己的這種政見他曾有兩篇文章發表。
在這兩篇文章裡他都是主張無論在教義的解釋或刑罰的執行方面，都應當采取伸縮性較大的辦法的。
在這個期間内培根也曾得到兩度小小的升擢。
他被委為女王的特别法律顧問（Queen’sCounselExtraordinary）之一，又獲得了禦前會議（TheStarChamber）登記員的候補權。
這個候補權是他的親戚，塞西父子，厭倦他不時的請托而替他謀得的。
但是這個職位要等原來在職的官員死了以後才能填補。
培根等了多年，這事才得實現。
在候補死人的缺的期間内，培根受了許多的辱蔑，就如同後來英國的另一文豪司各脫（SirWalterScott）一樣。
司氏等了多年，才補上了一個法庭書記官的位置。
鑒于培根的父親的名望，有人曾對他的多年不見重用表示驚異，認為雖然塞西父子對他冷淡，而女王伊利薩白竟對尼古拉·培根的兒子不理不睬，殊不可解。
不知培根在當國會議員的期間，曾因擁護民權，攻擊朝廷強迫下院與上院直接會商籌款問題之企圖，并且曾反對過增加國用的要求。
類此的行為在當日是需要極其卑躬屈節的道歉才能使君王息怒的。
培根似乎沒有這樣做過。
同時塞西父子又從中媒蘖其短，證實了培根的“目無朝廷”。
結果女王的不悅之感竟被煽動成了不息之怒，培根請求重用的企圖遂被漠然擱置或婉辭拒絕。
于是培根決意不再向他的親戚請求幫忙，而轉附艾塞克斯伯爵（EarlofEssex）之黨。
伯爵年少貴顯，意氣飛揚，初時極得女王寵信，後以勇而無謀，行同叛逆而被誅。
當培根轉附門下之日，正是伯爵官星高照之時，其聲勢之烜赫，不下于伯萊爵士。
艾塞克斯對培根發生了誠摯、熱情的友誼，屢次為他親向女王請求要職。
曾先後替他固請法部長官（或檢察長Attorney-Generalship），次官（或辯護長，審判長Solicitor-Generalship），以及案卷司長
他的父親是掌玺大臣男爵尼古拉·培根（SirNicholasBacon）。
母親是繼室，共生二男，弗蘭西斯是次子。
弗蘭西斯從小體弱多病。
後世傳者多以為這就是他少年老成的原因。
其實他自幼即喜研讀較他的年齡應讀的書更為高深的書籍，所以他的态度老成的原故或在于此而不在于彼。
關于他的幼年我們所知甚少。
隻知道他的生活是在兩個地方度過的：一處是倫敦的府邸（約在現在的臨河街與泰晤士河之間），一處是哈弗州的高闌城（Gorhambury，Hertfordshire）的别墅，到了他十三歲的時候他同年長于他二歲的哥哥安東尼（Anthony）同入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TrinityCollege），我們這才對他的生平知道得較為詳細一點了。
他在劍橋住了三年。
離開的時候，如麥考萊（Macaulay）所說：“他是帶着這麼一種心理走的。
對劍橋的學科深為輕蔑；對英國的學校教育制度堅決地認為根本有害；對亞裡士多德派的學者虛耗精力于其上的‘學問’有一種應有的渺視；對亞裡士多德本人亦沒有多大的尊崇。
” 這時他已經見過英國朝廷的生活了。
他父親的高位和他們家庭的顯親貴戚使這件事易于發生。
據曆史所載，女王伊利薩白（Elizabeth）為了訪問他的掌玺大臣，曾經巡幸到高闌城的别墅不止一次。
在這座美麗堂皇的别墅裡，在古老的橡樹榆樹叢中，這位喜歡奉承的女王也許接受過年青的弗蘭西斯的優美的頌詞。
女王在答複的時候也許因為看見他少年老成的态度，因而稱他為“朕的小掌玺大臣”，這也是記載上有的。
至于培根從少年就熟悉宮廷的儀節習尚這件事，可從他的《論說文集》初稿中兩篇文章的題目看出。
一篇是“論禮儀”（OnCeremoniesandRespects），另一篇是“論尊榮與名譽”（OnHonourandReputation）。
他的關于處高位時對上對下對平輩應持如何态度的議論，不但是說理公允，而且是參透世情之作。
他認為對于在上的人表示尊敬并不是一種奴氣，而是處世應盡的一種責任。
因為假如我們不這樣做，那麼居于我們之下的人又怎麼肯對我們表示尊敬呢？ 安東尼·培根和他的弟弟都有志于外交。
為了準備起見，他們于1576年6月進了葛萊律師公會為“老生”（Ancient）。
他們不久就在會中地皮上造了幾間住屋，這幾間屋子後來培根在裡面住過好幾次。
二人入會三月之後（1576年9月），培根就跟随當時的英國駐法大使包萊男爵（SirAmyasPaulet）奉使巴黎。
這次旅行可說是他在外交事務上實際訓練的開端。
他用關于歐陸政治外交的研究結果做材料，著成了一篇《歐洲政情記》（NotesontheStatesofEurope）。
這篇文章在他的全集裡多有印出者。
當時法國正在鬧内亂，天主教同新教徒鬥争正烈。
有許多殘酷事件引起了培根在“論黨派”一文中最恰當的議論。
下面的話即其一例也： “為帝王者務須小心，不可偏向一方，以緻俨然成為某黨某派的黨徒。
國内的黨派總是于王權不利的，因為這些黨派常向黨員要求一種義務，簡直和臣民對君主的義務差不多，并使君主變為‘吾輩之一’：如法蘭西的‘神聖同盟’中所可見者是也。
” 培根在法京的居留并不很久，雖然在這短期間内他學會了法文。
他父親的突然逝世使他匆匆返國。
返國之後他發現他的前途頗為黯淡。
他雖然曾向當時的執政者（他的姨父，伯萊公爵，可算是朝中領袖）求官，而且以他父親在日的政績而論，這種請求也不能說是冒昧，但是他的請求終未發生效力。
塞西父子（TheCecils）（即公爵父子——譯者）似乎對他們弟兄頗懷嫉妒。
于是培根隻好專攻法律。
結果于1582年他被認可為律師，于1586年當選為葛萊公會的首席會員之一。
時光一年一年的過去，而培根仍然不見重用，也沒有人幫他的忙。
他也曾自己努力，幾度被選入國會，但是仍然不能出頭。
他在議會中所抱的政治主張，簡單說來，可說是一種“中庸主義”。
他主張在君權與民權之間，尤其是在教派的紛争之間，要采取一種不偏不頗，寬容互讓的辦法。
對于他自己的這種政見他曾有兩篇文章發表。
在這兩篇文章裡他都是主張無論在教義的解釋或刑罰的執行方面，都應當采取伸縮性較大的辦法的。
在這個期間内培根也曾得到兩度小小的升擢。
他被委為女王的特别法律顧問（Queen’sCounselExtraordinary）之一，又獲得了禦前會議（TheStarChamber）登記員的候補權。
這個候補權是他的親戚，塞西父子，厭倦他不時的請托而替他謀得的。
但是這個職位要等原來在職的官員死了以後才能填補。
培根等了多年，這事才得實現。
在候補死人的缺的期間内，培根受了許多的辱蔑，就如同後來英國的另一文豪司各脫（SirWalterScott）一樣。
司氏等了多年，才補上了一個法庭書記官的位置。
鑒于培根的父親的名望，有人曾對他的多年不見重用表示驚異，認為雖然塞西父子對他冷淡，而女王伊利薩白竟對尼古拉·培根的兒子不理不睬，殊不可解。
不知培根在當國會議員的期間，曾因擁護民權，攻擊朝廷強迫下院與上院直接會商籌款問題之企圖，并且曾反對過增加國用的要求。
類此的行為在當日是需要極其卑躬屈節的道歉才能使君王息怒的。
培根似乎沒有這樣做過。
同時塞西父子又從中媒蘖其短，證實了培根的“目無朝廷”。
結果女王的不悅之感竟被煽動成了不息之怒，培根請求重用的企圖遂被漠然擱置或婉辭拒絕。
于是培根決意不再向他的親戚請求幫忙，而轉附艾塞克斯伯爵（EarlofEssex）之黨。
伯爵年少貴顯，意氣飛揚，初時極得女王寵信，後以勇而無謀，行同叛逆而被誅。
當培根轉附門下之日，正是伯爵官星高照之時，其聲勢之烜赫，不下于伯萊爵士。
艾塞克斯對培根發生了誠摯、熱情的友誼，屢次為他親向女王請求要職。
曾先後替他固請法部長官（或檢察長Attorney-Generalship），次官（或辯護長，審判長Solicitor-Generalship），以及案卷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