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關燈
小
中
大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傑拉德（1896－1940）的一生是短暫的，他的創作生涯充其量不過二十年，但他卻留下了四部長篇小說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說，使他成為二十世紀一位傑出的美國小說家。
二十世紀的二十和三十年代是美國小說的黃金時代，群星燦爛，各放異彩。
德萊塞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長篇巨著，并且在一九二五年又發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國的悲劇》。
同年四月，《了不起的蓋茨比》在紐約出版，著名詩人兼文藝評論家T-S-艾略特立刻稱之為“美國小說自亨利-詹姆斯以來邁出的第一步”。
海明威在回憶菲氏時寫道：“既然他能夠寫出一本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樣好的書，我相信他一定能夠寫出更好的書。
”艾略特和海明威都是以苛刻聞名的批評家，因此我們就不難領會這些評價的分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元氣未傷的美國進入了曆史上一個短暫的空前繁榮的時代。
“美國夢”像一個在半空遊蕩的色彩斑瀾的大氣球，使一代美國人眼花鐐亂，神魂颠倒。
菲氏說過：“這是美國曆史上最會縱樂、最絢麗的時代，關于這個時代将大有可寫的。
”他所大寫特寫的正是這個時代，并且将它命名為“爵士時代”，因此人們往往稱他為“爵士時代”的“編年史家”和“桂冠詩人”。
菲氏并不是一個旁觀的曆史家，他縱情參與了“爵士時代”的酒食征逐，也完全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
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現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生活氣息和感情節奏。
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時，他又能冷眼旁觀，體味“燈火闌珊，酒醒人散”的怅惘，用嚴峻的道德标準衡量一切，用凄婉的筆調抒寫了戰後“迷們的一代”對于“美國夢”感到幻滅的悲哀、不妨說，《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爵士時代”的一曲挽歌，一個與德萊塞的代表作異曲同工的美國的悲劇。
直到今天，《了不起的蓋茨比》還是美國一部家喻戶曉的經典。
我對菲茨傑拉德毫無研究，可是我和《了不起的蓋茨比》卻有一段陰差陽錯的“因緣”。
一九五一年夏，我應北京燕京大學西語系之聘，從美國回國任教。
行李裡除了幾件舊衣服，一架手提英文打字機，主要都是從讀大學到研究院積累下來的幾百冊英美文學書刊。
八月中到校，九月一日上課，我教的是英語專業四年級兩門課。
班上有些學生不時來串門地聊天，或是借書看。
十二月間，全國高等學府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燕京着重批判“美帝文化侵略”，各系教授、副教授，人人當衆檢讨。
輪到我上場那天，一個男生積極分子跳了起來，一手舉起一本書，一手指着書的封皮，義正辭嚴地質問我：“你從美帝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居心何在？”我吓了一跳，伸頭仔細一看，書的封皮上畫着一隻手，指甲塗得猩紅，手裡舉着一杯香擯。
原來是一本很舊的英文袖珍本《了不起的蓋茨比》，是我班上一個男生借去的。
我倒抽了一口冷氣，心裡想，“我承認我的思想‘落後’，但是要我把菲茨傑拉德的傑作扔進垃圾堆，那還辦不到呢。
” 由于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原因，從此多年與西方文學絕緣。
妻子受株連“颠沛流離”，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也不忍心把我那幾箱舊書當廢紙賣掉。
“文革”中，全家下放安徽農村，書遭了澇災，我倆把紙闆箱一個一個打開，把書攤在茅屋門口晾曬，發現那本破舊的《蓋茨比》雖久經患難，卻有點不服老的神态。
後來，雨過天晴，我重返北京任教。
時隔不久，忽然接到《世界文學》月刊編輯來信，要我盡快将《蓋茨比》譯為中文。
簡直不可思議！“腐蝕新中國青年”的黑鍋，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麼會偏偏找到我來翻譯這本“下流壞書”？莫不是命運的嘲弄，還是菲茨傑拉德顯靈，責成我為他平反，還他一個公道？思前想後，我雖自感譯筆粗拙，難以重現他那優美的風格，卻也無法回避這道義的召喚。
十年以後，我用英文以回憶錄形式寫了
二十世紀的二十和三十年代是美國小說的黃金時代，群星燦爛，各放異彩。
德萊塞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長篇巨著，并且在一九二五年又發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國的悲劇》。
同年四月，《了不起的蓋茨比》在紐約出版，著名詩人兼文藝評論家T-S-艾略特立刻稱之為“美國小說自亨利-詹姆斯以來邁出的第一步”。
海明威在回憶菲氏時寫道：“既然他能夠寫出一本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樣好的書，我相信他一定能夠寫出更好的書。
”艾略特和海明威都是以苛刻聞名的批評家，因此我們就不難領會這些評價的分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元氣未傷的美國進入了曆史上一個短暫的空前繁榮的時代。
“美國夢”像一個在半空遊蕩的色彩斑瀾的大氣球，使一代美國人眼花鐐亂，神魂颠倒。
菲氏說過：“這是美國曆史上最會縱樂、最絢麗的時代，關于這個時代将大有可寫的。
”他所大寫特寫的正是這個時代，并且将它命名為“爵士時代”，因此人們往往稱他為“爵士時代”的“編年史家”和“桂冠詩人”。
菲氏并不是一個旁觀的曆史家，他縱情參與了“爵士時代”的酒食征逐，也完全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
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現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生活氣息和感情節奏。
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時，他又能冷眼旁觀，體味“燈火闌珊，酒醒人散”的怅惘，用嚴峻的道德标準衡量一切，用凄婉的筆調抒寫了戰後“迷們的一代”對于“美國夢”感到幻滅的悲哀、不妨說，《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爵士時代”的一曲挽歌，一個與德萊塞的代表作異曲同工的美國的悲劇。
直到今天，《了不起的蓋茨比》還是美國一部家喻戶曉的經典。
我對菲茨傑拉德毫無研究，可是我和《了不起的蓋茨比》卻有一段陰差陽錯的“因緣”。
一九五一年夏，我應北京燕京大學西語系之聘，從美國回國任教。
行李裡除了幾件舊衣服，一架手提英文打字機，主要都是從讀大學到研究院積累下來的幾百冊英美文學書刊。
八月中到校，九月一日上課，我教的是英語專業四年級兩門課。
班上有些學生不時來串門地聊天，或是借書看。
十二月間，全國高等學府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燕京着重批判“美帝文化侵略”，各系教授、副教授，人人當衆檢讨。
輪到我上場那天，一個男生積極分子跳了起來，一手舉起一本書，一手指着書的封皮，義正辭嚴地質問我：“你從美帝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居心何在？”我吓了一跳，伸頭仔細一看，書的封皮上畫着一隻手，指甲塗得猩紅，手裡舉着一杯香擯。
原來是一本很舊的英文袖珍本《了不起的蓋茨比》，是我班上一個男生借去的。
我倒抽了一口冷氣，心裡想，“我承認我的思想‘落後’，但是要我把菲茨傑拉德的傑作扔進垃圾堆，那還辦不到呢。
” 由于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原因，從此多年與西方文學絕緣。
妻子受株連“颠沛流離”，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也不忍心把我那幾箱舊書當廢紙賣掉。
“文革”中，全家下放安徽農村，書遭了澇災，我倆把紙闆箱一個一個打開，把書攤在茅屋門口晾曬，發現那本破舊的《蓋茨比》雖久經患難，卻有點不服老的神态。
後來，雨過天晴，我重返北京任教。
時隔不久，忽然接到《世界文學》月刊編輯來信，要我盡快将《蓋茨比》譯為中文。
簡直不可思議！“腐蝕新中國青年”的黑鍋，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麼會偏偏找到我來翻譯這本“下流壞書”？莫不是命運的嘲弄，還是菲茨傑拉德顯靈，責成我為他平反，還他一個公道？思前想後，我雖自感譯筆粗拙，難以重現他那優美的風格，卻也無法回避這道義的召喚。
十年以後，我用英文以回憶錄形式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