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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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揪住一樣，這麼說，是有人在我的辦公室裡了，而我那份千金難買的協定就放在桌子上。
我發瘋似地跑上樓梯奔向走廊，走廊裡空無一人，福爾摩斯先生。
屋内也沒有人。
一切都和我離開時一模一樣，隻是交我保管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從我的桌上拿走了，隻剩下抄本。
” 福爾摩斯筆直地坐在椅上，揉搓着雙手。
我看得出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興趣。
“請原諒，那時你怎麼辦了呢？”他低語道。
“我立即想到盜賊一定是從旁門上樓的。
他要是從正門上樓，那我準會碰上他了。
” “你相信，他不會一直藏在室内，或是藏在走廊裡嗎？你不是說走廊燈光很暗嗎？”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無論是室内，還是走廊，連一隻老鼠也藏不住的。
根本沒有藏身之處。
” “謝謝你，請往下說吧。
” “看門人見我大驚失色，知道出了什麼可怕的事，就跟着我上樓來。
我們兩人順走廊奔向通往查爾斯街的陡峭的樓梯，樓底下的旁門關着，沒有上鎖。
我們推開門，沖了出去。
我記得很清楚下樓時聽到鄰近的鐘敲了三下，正是九點三刻。
” “這一點非常重要。
”福爾摩斯一邊說一邊在他的襯衫袖口上記了下來。
“這一夜天色漆黑，下着毛毛細雨，查爾斯街空無一人，可是，街盡頭的白廳路上卻象平常一樣，車輛行人絡繹不絕。
我們連帽子也沒戴，就沿人行道跑過去，在右手拐角處，看到一個警察站在那裡。
“‘出了盜竊案，’我氣喘籲籲地說道，‘一份極為重要的文件被人從外交部偷走了。
有人從這條路過去嗎？’ “‘我在這裡剛站了一刻鐘，先生，’警察說道，‘這段時間隻有一個人經過，是一個高個子老婦人，披着一條佩茲利披巾。
’ “‘哎，那是我妻子，’看門人高聲喊道，‘沒有别的人過去嗎？’ “‘一個人也沒有了。
’ “‘這麼說，這個小偷一定是從左拐角逃走了，’這個家夥扯着我的袖子喊道。
“可是我并不相信，而他企圖把我引開，反而增加了我的懷疑。
“‘那個女人是向哪邊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隻注意到她走過去，可是我毫無理由去注視她。
她似乎很匆忙。
’ “‘這有多長時間了？’ “‘啊，沒有幾分鐘。
’ “‘不到五分鐘嗎？’ “‘對，不過五分鐘。
’ “‘你不過是在浪費時間，先生，現在每分鐘都很重要，’看門人高聲喊道，‘請相信我，這事和我的老婆絕不相幹，快到這條街的左端去吧。
好，你不去我去。
’說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裡？’我問道。
“‘我住在布裡克斯頓的艾維巷十六号，’他回答道，‘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線索迷住，費爾普斯先生。
我們到這條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聽到什麼。
’“我想，照他的意見辦也沒有什麼壞處，我們兩人和警察急忙趕過去，隻見街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個個都想在這陰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處，沒有一個閑人能告訴我們誰曾經走過。
“于是我們又返回外交部，把樓梯和走廊搜查一遍，可是毫無結果。
通往辦公室的走廊上鋪着一種米色漆布，一有腳印就很容易發現。
我們檢查得非常仔細，可是連一點腳印的痕迹也沒有找到。
”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嗎？” “大約從七點鐘開始下的雨。
” “那麼，那個女人大約在九點鐘左右進到室内，穿着帶泥的靴子，怎麼能沒有留下腳印呢？” “我很高興你指出這一點。
那時我也想到了。
這個雜役女工有個習慣，就是在看門人房裡脫掉靴子，換上布拖鞋。
” “明白了。
那麼說，雖然當晚下着雨，卻沒有發現腳印，對嗎？這一連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
下一步你們又是怎麼做的呢？” “我們也把房間檢查了一遍。
這房間不可能有暗門，窗戶離地面足有三十英尺。
兩扇窗戶都從裡面插上插銷了。
地闆上鋪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門，天花闆是普通白灰刷的。
我敢拿性命擔保，無論是誰偷了我的文件，他隻能從房門逃跑。
” “壁爐的情況怎麼樣呢？” “那裡沒有壁爐，隻有一個火爐。
電鈴正在我寫字台的右首。
誰要按鈴都必須到我寫字台右首去按。
可是為什麼罪犯要去按鈴呢？這是一個最難解釋的疑團。
” “這件事确實非同尋常。
你們的下一步措施是什麼呢？我想，你們檢查過房間，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沒有留下什麼痕迹，象煙蒂、失落的手套、發夾或其它什麼小東西，是嗎？” “沒有這一類東西。
” “沒有聞到什麼氣味嗎？” “唉，我們沒有想到這一點。
” “啊，在調查這樣的案件時，即使有一點煙草氣味對我們也是很有價值的。
” “我一向不吸煙，我想，隻要屋裡有一點煙味，我就會聞出來的。
可是那裡一點煙味也沒有。
唯一确鑿的事實就是看門人的妻子，那個叫坦蓋太太的女人，是從那地方慌忙走出來的，看門人對這件事實也無法解釋，他隻是說他妻子平常就是在這個時間回家。
警察和我一緻認為，如果文件确實在那個女人手裡，那我們最好趁她沒把文件脫手就把她抓住。
“這時蘇格蘭場已接到警報，偵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趕來，全力以赴地接過了這件案子。
我們租了一輛雙輪雙座馬車，半小時就到了看門人告訴我們的地點。
一個年輕女子開了門，她是坦蓋太太的長女。
她母親還沒回來，她把我們讓進前廳等候。
“十分鐘以後，有人敲門。
這時我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對這一點我隻能責怪自己。
這就是我們沒有親自開門，而是讓那個姑娘去開。
我們聽到她說，‘媽媽，家裡來了兩個人，正等着要見你。
’接着我們就聽到一陣腳步聲急促地走進過道。
福布斯猛然把門推開，我們兩個人跑進後屋也就是廚房，可是那女人搶先走了進去。
她帶着敵意望着我們，後來，突然認出了我，臉上浮現出一種十分詫異的表情。
“‘怎麼，這不是部裡的費爾普斯先生麼！’她大聲說道。
“‘喂，喂，你把我們當作什麼人了？為什麼躲開我們？’我的同伴問道。
“‘我以為你們是舊貨商呢，’她說道，‘我們和一個商人有糾葛。
’ “‘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福布斯回答道，‘我們有根據認為你從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後跑到這裡處理它。
你必須随我們一起到蘇格蘭場去接受搜查。
’ “她提出抗議，進行抵抗，都徒勞無益。
我們叫來了一輛四輪馬車，三個人都坐進去。
臨走以前，我們先檢查了這間廚房，尤其是廚房裡的爐火，看看她是否在她一個人到這兒的時候把文件扔進火裡。
然而，沒有一點碎屑或灰燼的痕迹。
我們一到蘇格蘭場，立即把她交給女搜查員。
我非常焦急，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檢查員送來了報告，可是報告說文件毫無蹤影。
“這時，我才開始意識到我的處境可怕到了極點，迄今為止，我隻顧行動，根本沒顧上思考。
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協定，因此我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後果如何。
可是現在既已一籌莫展，我就有空來考慮自己的處境了。
這實在太可怕了。
華生可能已告訴你，我在學校時，是一個膽怯而敏感的孩子。
我的性格就是這樣。
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閣裡的同僚，想到我給他帶來的恥辱，給我自己和親友帶來的恥辱，我個人成為這個非常離奇的意外事件的犧牲品，又算得了什麼呢？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關重大，絕不允許出一點意外事故的。
我算毀了，毫無希望地可恥地毀了。
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麼。
我想我一定是當衆大鬧了一場。
我隻模模糊糊地記得當時有一些同事圍着我，盡力安慰我。
有一個同事陪我一起乘車到滑鐵盧，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車。
我相信，當時如果不是我的鄰居費裡爾醫生也乘這次火車同行，那麼那位同事會一直把我送到家的。
這位醫生對我照顧得非常周到，也确實多虧他這樣照顧我，因為我在車站就已昏厥過一次，在我到家之前幾乎成了一個語無倫次的瘋子。
“你可以想象，當醫生按鈴把我家裡人從睡夢中驚醒，他們看到我這副樣子時的情景。
可憐的安妮和我母親幾乎肝腸寸斷。
費裡爾醫生剛剛在車站聽偵探講過事情的由來，便把經過對我家人講了一遍，但無濟于事。
誰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一時半會就能治好的，所以約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這間心愛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
福爾摩斯先生，我在這裡已經躺了九個多星期，不省人事，腦神經極度錯亂，要不是哈裡森小姐在這裡，還有醫生的關心，我就是現在也不能和你們講話。
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雇一位護士晚上守護我，因為在我神經病發作時，我什麼事都能做出來。
我的頭腦逐漸清醒過來，不過隻是最近三天，我的記憶力才完全恢複。
有時我甚至希望它不恢複才好呢。
我辦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經手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發去一封電報。
他來到這裡，向我說明，雖然用盡一切辦法，卻找不到任何線索；運用各種手段檢查了看門人和他的妻子，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
于是警方又把懷疑目标落到年輕的戈羅特身上，讀者當還記得，戈羅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後在辦公室裡逗留過很長時間的那個人。
他實際上隻有兩點可疑：一點是他走得晚，另一點是他的法國姓名。
可是，事實是，在他走以前，我還沒有開始抄那份協定；他的祖先是胡格諾派教徒血統，但他在習慣和感情上，象你我一樣，是英國人的。
無論怎麼說，也找不出什麼确實的根據把他牽連進去。
于是這件案子到此就停下來。
福爾摩斯先生，我把最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了。
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話，那麼我的榮譽和地位都将永遠斷送了。
” 由于談話過久，感到疲乏，病人便斜靠在墊子上，這時護士給他倒了一杯鎮靜劑。
福爾摩斯頭向後仰，雙目微閉，坐在那裡默默不語，在一個陌生的人看來，似乎是無精打彩的樣子，不過我知道這表示他正在非常緊張地思索着。
“你講得很明白，”他終于說道，“我需要問的問題已經不多了。
但是，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還要弄明白。
你告訴過什麼人你要執行這一項特殊任務嗎？” “一個人也沒告訴過。
” “比方說，這裡的哈裡森小姐你也沒有告訴嗎？” “沒有。
在我接受命令和執行任務這段時間裡，我沒有回沃金來。
” “你的親友裡沒有一個人碰巧去看你嗎？” “沒有。
” “你的親友中有人知道你辦公室的路徑嗎？” “啊，是的，那裡的路徑我都告訴過他們。
” “當然，如果你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有關協定的事，那麼這些詢問就沒有必要了。
” “我什麼也沒講過。
” “你對看門人了解嗎？” “我隻知道他原來是一個老兵。
” “是哪一團的？” “啊，我聽說，是科爾斯特裡姆警衛隊的。
” “謝謝你。
我相信，我能從福布斯那裡得知詳情。
官方非常善于搜集事實，可是他們卻不是經常能利用這些事實。
啊，玫瑰花這東西多麼可愛啊！” 他走過長沙發，到開着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欣賞着嬌綠豔紅的花團。
在我看來，這還是他性格中一個新的方面，因為我以前還從未見過他對自然物表現出強烈的愛好。
“天下事沒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法的了。
”他把背斜靠着百葉窗，說道，“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學者們逐步樹立為一門精密的學科。
按照推理法，據我看來，我們對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就是寄托于鮮花之中。
因為一切其它的東西：我們的本領，我們的願望，我們的食物，這一切首先都是為了生存的需要。
而這種花朵就迥然不同了。
它的香氣和它的色澤都是生命的點綴，而不是生存的條件。
隻有仁慈才能産生這些不凡的品格。
所以我再說一遍，人類在鮮花中寄托着巨大的希望。
” 珀西-費爾普斯和他的護理人在福爾摩斯論證時望着他，臉上流露出驚奇和極度失望的神色。
福爾摩斯手中拿着玫瑰花陷入沉思，這樣過了幾分鐘，那位年輕的女子打破了沉寂。
“你看出解決這一疑團的希望了嗎？福爾摩斯先生，”她用有點刺耳的聲音問道。
我發瘋似地跑上樓梯奔向走廊，走廊裡空無一人，福爾摩斯先生。
屋内也沒有人。
一切都和我離開時一模一樣，隻是交我保管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從我的桌上拿走了，隻剩下抄本。
” 福爾摩斯筆直地坐在椅上，揉搓着雙手。
我看得出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興趣。
“請原諒，那時你怎麼辦了呢？”他低語道。
“我立即想到盜賊一定是從旁門上樓的。
他要是從正門上樓，那我準會碰上他了。
” “你相信，他不會一直藏在室内，或是藏在走廊裡嗎？你不是說走廊燈光很暗嗎？”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無論是室内，還是走廊，連一隻老鼠也藏不住的。
根本沒有藏身之處。
” “謝謝你，請往下說吧。
” “看門人見我大驚失色，知道出了什麼可怕的事，就跟着我上樓來。
我們兩人順走廊奔向通往查爾斯街的陡峭的樓梯，樓底下的旁門關着，沒有上鎖。
我們推開門，沖了出去。
我記得很清楚下樓時聽到鄰近的鐘敲了三下，正是九點三刻。
” “這一點非常重要。
”福爾摩斯一邊說一邊在他的襯衫袖口上記了下來。
“這一夜天色漆黑，下着毛毛細雨，查爾斯街空無一人，可是，街盡頭的白廳路上卻象平常一樣，車輛行人絡繹不絕。
我們連帽子也沒戴，就沿人行道跑過去，在右手拐角處，看到一個警察站在那裡。
“‘出了盜竊案，’我氣喘籲籲地說道，‘一份極為重要的文件被人從外交部偷走了。
有人從這條路過去嗎？’ “‘我在這裡剛站了一刻鐘，先生，’警察說道，‘這段時間隻有一個人經過，是一個高個子老婦人，披着一條佩茲利披巾。
’ “‘哎，那是我妻子，’看門人高聲喊道，‘沒有别的人過去嗎？’ “‘一個人也沒有了。
’ “‘這麼說，這個小偷一定是從左拐角逃走了，’這個家夥扯着我的袖子喊道。
“可是我并不相信，而他企圖把我引開，反而增加了我的懷疑。
“‘那個女人是向哪邊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隻注意到她走過去，可是我毫無理由去注視她。
她似乎很匆忙。
’ “‘這有多長時間了？’ “‘啊，沒有幾分鐘。
’ “‘不到五分鐘嗎？’ “‘對，不過五分鐘。
’ “‘你不過是在浪費時間，先生，現在每分鐘都很重要，’看門人高聲喊道，‘請相信我，這事和我的老婆絕不相幹，快到這條街的左端去吧。
好，你不去我去。
’說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裡？’我問道。
“‘我住在布裡克斯頓的艾維巷十六号，’他回答道，‘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線索迷住，費爾普斯先生。
我們到這條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聽到什麼。
’“我想，照他的意見辦也沒有什麼壞處，我們兩人和警察急忙趕過去，隻見街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個個都想在這陰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處，沒有一個閑人能告訴我們誰曾經走過。
“于是我們又返回外交部，把樓梯和走廊搜查一遍，可是毫無結果。
通往辦公室的走廊上鋪着一種米色漆布，一有腳印就很容易發現。
我們檢查得非常仔細，可是連一點腳印的痕迹也沒有找到。
”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嗎？” “大約從七點鐘開始下的雨。
” “那麼，那個女人大約在九點鐘左右進到室内，穿着帶泥的靴子，怎麼能沒有留下腳印呢？” “我很高興你指出這一點。
那時我也想到了。
這個雜役女工有個習慣，就是在看門人房裡脫掉靴子，換上布拖鞋。
” “明白了。
那麼說，雖然當晚下着雨，卻沒有發現腳印，對嗎？這一連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
下一步你們又是怎麼做的呢？” “我們也把房間檢查了一遍。
這房間不可能有暗門，窗戶離地面足有三十英尺。
兩扇窗戶都從裡面插上插銷了。
地闆上鋪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門，天花闆是普通白灰刷的。
我敢拿性命擔保，無論是誰偷了我的文件，他隻能從房門逃跑。
” “壁爐的情況怎麼樣呢？” “那裡沒有壁爐，隻有一個火爐。
電鈴正在我寫字台的右首。
誰要按鈴都必須到我寫字台右首去按。
可是為什麼罪犯要去按鈴呢？這是一個最難解釋的疑團。
” “這件事确實非同尋常。
你們的下一步措施是什麼呢？我想，你們檢查過房間，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沒有留下什麼痕迹，象煙蒂、失落的手套、發夾或其它什麼小東西，是嗎？” “沒有這一類東西。
” “沒有聞到什麼氣味嗎？” “唉，我們沒有想到這一點。
” “啊，在調查這樣的案件時，即使有一點煙草氣味對我們也是很有價值的。
” “我一向不吸煙，我想，隻要屋裡有一點煙味，我就會聞出來的。
可是那裡一點煙味也沒有。
唯一确鑿的事實就是看門人的妻子，那個叫坦蓋太太的女人，是從那地方慌忙走出來的，看門人對這件事實也無法解釋，他隻是說他妻子平常就是在這個時間回家。
警察和我一緻認為，如果文件确實在那個女人手裡，那我們最好趁她沒把文件脫手就把她抓住。
“這時蘇格蘭場已接到警報，偵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趕來，全力以赴地接過了這件案子。
我們租了一輛雙輪雙座馬車，半小時就到了看門人告訴我們的地點。
一個年輕女子開了門，她是坦蓋太太的長女。
她母親還沒回來，她把我們讓進前廳等候。
“十分鐘以後，有人敲門。
這時我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對這一點我隻能責怪自己。
這就是我們沒有親自開門，而是讓那個姑娘去開。
我們聽到她說，‘媽媽，家裡來了兩個人，正等着要見你。
’接着我們就聽到一陣腳步聲急促地走進過道。
福布斯猛然把門推開，我們兩個人跑進後屋也就是廚房，可是那女人搶先走了進去。
她帶着敵意望着我們，後來，突然認出了我，臉上浮現出一種十分詫異的表情。
“‘怎麼，這不是部裡的費爾普斯先生麼！’她大聲說道。
“‘喂，喂，你把我們當作什麼人了？為什麼躲開我們？’我的同伴問道。
“‘我以為你們是舊貨商呢，’她說道，‘我們和一個商人有糾葛。
’ “‘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福布斯回答道，‘我們有根據認為你從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後跑到這裡處理它。
你必須随我們一起到蘇格蘭場去接受搜查。
’ “她提出抗議，進行抵抗，都徒勞無益。
我們叫來了一輛四輪馬車，三個人都坐進去。
臨走以前，我們先檢查了這間廚房，尤其是廚房裡的爐火，看看她是否在她一個人到這兒的時候把文件扔進火裡。
然而，沒有一點碎屑或灰燼的痕迹。
我們一到蘇格蘭場，立即把她交給女搜查員。
我非常焦急，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檢查員送來了報告，可是報告說文件毫無蹤影。
“這時，我才開始意識到我的處境可怕到了極點，迄今為止，我隻顧行動，根本沒顧上思考。
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協定，因此我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後果如何。
可是現在既已一籌莫展，我就有空來考慮自己的處境了。
這實在太可怕了。
華生可能已告訴你，我在學校時，是一個膽怯而敏感的孩子。
我的性格就是這樣。
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閣裡的同僚，想到我給他帶來的恥辱，給我自己和親友帶來的恥辱，我個人成為這個非常離奇的意外事件的犧牲品，又算得了什麼呢？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關重大，絕不允許出一點意外事故的。
我算毀了，毫無希望地可恥地毀了。
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麼。
我想我一定是當衆大鬧了一場。
我隻模模糊糊地記得當時有一些同事圍着我，盡力安慰我。
有一個同事陪我一起乘車到滑鐵盧，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車。
我相信，當時如果不是我的鄰居費裡爾醫生也乘這次火車同行，那麼那位同事會一直把我送到家的。
這位醫生對我照顧得非常周到，也确實多虧他這樣照顧我，因為我在車站就已昏厥過一次，在我到家之前幾乎成了一個語無倫次的瘋子。
“你可以想象，當醫生按鈴把我家裡人從睡夢中驚醒，他們看到我這副樣子時的情景。
可憐的安妮和我母親幾乎肝腸寸斷。
費裡爾醫生剛剛在車站聽偵探講過事情的由來，便把經過對我家人講了一遍，但無濟于事。
誰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一時半會就能治好的，所以約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這間心愛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
福爾摩斯先生，我在這裡已經躺了九個多星期，不省人事，腦神經極度錯亂，要不是哈裡森小姐在這裡，還有醫生的關心，我就是現在也不能和你們講話。
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雇一位護士晚上守護我，因為在我神經病發作時，我什麼事都能做出來。
我的頭腦逐漸清醒過來，不過隻是最近三天，我的記憶力才完全恢複。
有時我甚至希望它不恢複才好呢。
我辦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經手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發去一封電報。
他來到這裡，向我說明，雖然用盡一切辦法，卻找不到任何線索；運用各種手段檢查了看門人和他的妻子，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
于是警方又把懷疑目标落到年輕的戈羅特身上，讀者當還記得，戈羅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後在辦公室裡逗留過很長時間的那個人。
他實際上隻有兩點可疑：一點是他走得晚，另一點是他的法國姓名。
可是，事實是，在他走以前，我還沒有開始抄那份協定；他的祖先是胡格諾派教徒血統，但他在習慣和感情上，象你我一樣，是英國人的。
無論怎麼說，也找不出什麼确實的根據把他牽連進去。
于是這件案子到此就停下來。
福爾摩斯先生，我把最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了。
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話，那麼我的榮譽和地位都将永遠斷送了。
” 由于談話過久，感到疲乏，病人便斜靠在墊子上，這時護士給他倒了一杯鎮靜劑。
福爾摩斯頭向後仰，雙目微閉，坐在那裡默默不語，在一個陌生的人看來，似乎是無精打彩的樣子，不過我知道這表示他正在非常緊張地思索着。
“你講得很明白，”他終于說道，“我需要問的問題已經不多了。
但是，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還要弄明白。
你告訴過什麼人你要執行這一項特殊任務嗎？” “一個人也沒告訴過。
” “比方說，這裡的哈裡森小姐你也沒有告訴嗎？” “沒有。
在我接受命令和執行任務這段時間裡，我沒有回沃金來。
” “你的親友裡沒有一個人碰巧去看你嗎？” “沒有。
” “你的親友中有人知道你辦公室的路徑嗎？” “啊，是的，那裡的路徑我都告訴過他們。
” “當然，如果你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有關協定的事，那麼這些詢問就沒有必要了。
” “我什麼也沒講過。
” “你對看門人了解嗎？” “我隻知道他原來是一個老兵。
” “是哪一團的？” “啊，我聽說，是科爾斯特裡姆警衛隊的。
” “謝謝你。
我相信，我能從福布斯那裡得知詳情。
官方非常善于搜集事實，可是他們卻不是經常能利用這些事實。
啊，玫瑰花這東西多麼可愛啊！” 他走過長沙發，到開着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欣賞着嬌綠豔紅的花團。
在我看來，這還是他性格中一個新的方面，因為我以前還從未見過他對自然物表現出強烈的愛好。
“天下事沒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法的了。
”他把背斜靠着百葉窗，說道，“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學者們逐步樹立為一門精密的學科。
按照推理法，據我看來，我們對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就是寄托于鮮花之中。
因為一切其它的東西：我們的本領，我們的願望，我們的食物，這一切首先都是為了生存的需要。
而這種花朵就迥然不同了。
它的香氣和它的色澤都是生命的點綴，而不是生存的條件。
隻有仁慈才能産生這些不凡的品格。
所以我再說一遍，人類在鮮花中寄托着巨大的希望。
” 珀西-費爾普斯和他的護理人在福爾摩斯論證時望着他，臉上流露出驚奇和極度失望的神色。
福爾摩斯手中拿着玫瑰花陷入沉思，這樣過了幾分鐘，那位年輕的女子打破了沉寂。
“你看出解決這一疑團的希望了嗎？福爾摩斯先生，”她用有點刺耳的聲音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