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烏托邦》的曆史意義
關燈
小
中
大
維·彼·沃爾金
托馬斯·莫爾這位人文主義者和倫敦商界的寵兒，英吉利王國的大法官和那部宣傳以财産共有為原則的社會制度的精彩對話集的作者，是情況複雜的十六世紀最引人注意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他的思想中仿佛集中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一切矛盾，并構成一個獨特的、統一的思想體系。
這個時代是資本主義正在誕生的時代，這時的資本主義正在沖破封建關系的重圍而突飛猛進地成長起來，并已帶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那些新的社會對抗的萌芽了。
莫爾所寫的《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即大家所知道的簡稱為《烏托邦》②的那本小冊子，其影響之深遠在政治和社會文獻中是少有的。
無怪乎《烏托邦》這個名稱成了一定的文學形式即空想主義小說的代名詞了，無怪乎它和所謂空想社會主義這一整個思潮相聯系，并成為這一思潮的起點。
很可能，莫爾本人在總結自己的生活經曆時，認為《烏托邦》的意義比不上他的大法官的職位，或者比不上他反對宗教改革的鬥争。
我們在莫爾受害四百年之後（他是1535年被處死的）重讀《烏托邦》時，比他的同時代的人感到更有興趣。
我們對他的活動的其他方面發生興趣，首先因為他是這部精彩的對話集的作者。
①從蘇聯科學院1953年出版的俄譯本（ToMac Mop，EFGHIJ）譯出。
&mdash&mdash譯者 ②烏托邦一詞由希臘文的&ldquo否&rdquo和&ldquo地方&rdquo兩詞構成，意為&ldquo虛無之鄉&rdquo。
後此詞成通用詞。
莫爾《烏托邦》的書名最初是Nusqama（由拉丁文nusquam&mdash&mdash&ldquo無處&rdquo一詞而來）。
&ldquo烏托邦&rdquo這一标題最初見1516年11月12日緻伊拉斯莫斯函中。
&mdash&mdash譯者 《烏托邦》是對空想社會主義所特有的某些原理加以明确表述的最早的一本書。
這正是它的吸引力經久不衰的原因。
如果說古代世界出現過社會主義的因素，我們所指的是：消費性共産主義，人類社會初期财産共有的觀念，以及組織公共生産的模糊思想等。
但是，這一切都隻是含混的詞句，隻是零星的想法，還沒有連貫成統一的體系。
當我們研究有關《烏托邦》的文獻時，應該注意這些思想因素。
人文主義者莫爾是很熟悉柏拉圖和其他希臘作者的，在這些人的作品裡就反映了這些思想。
莫爾在《烏托邦》裡提到了早期基督教公社①的神話式的&ldquo共産主義&rdquo。
無疑的，莫爾利用了這類主題，創立了一個新的、經過全面考慮的體系，這個體系是古代奴隸制文化所不能産生的。
空想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來說，隻有在新的時代，在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所奠定的基礎上，才會産生。
而最早闡述這個體系的功勞理應歸于莫爾。
①信奉救世主耶稣的早期基督教公社顯然是在小亞細亞及亞曆山大（埃及）等地形成。
基督教關于這些早期公社是在巴勒斯坦産生的說法，并沒有科學根據。
在羅馬帝國建立的基督教公社是對奴隸制國家的抗議的一種表現。
這些公社是宗教團體。
早期基督教公社的組織很簡單。
社員召開大會，設立公餐。
在古代基督教文獻中僅僅反映了反抗的情緒：仇恨羅馬、期待世界帝國迅速崩潰，等待&ldquo世界的末日&rdquo，由耶稣舉行&ldquo末日的審判&rdquo和建立神的王國。
後來，号召勞動者溫和馴順的派别在二世紀中葉就逐漸在基督教中占了上風。
&mdash&mdash譯者 《烏托邦》的文學形式（到一個陌生國家去旅行的故事）和古希臘後期的遊記體裁的小說很相近。
這種形式直到十九世紀還保持着它的活力（如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
但是，這種形式在其他任何曆史時期都未必會比在莫爾的時代更能迎合社會的口味，因為《烏托邦》是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地理發現已經開始但遠未完成的條件下寫成的。
一些比《烏托邦》早不了多久出版的書如1507年的《宇宙志引論》或1511年的《新世界》，莫爾都曾經看過，這恐怕是沒有人懷疑的。
以描寫新發現的國家為内容的書不僅啟發莫爾采用《烏托邦》這種文學形式，而且還為他提供了發揮主題的材料：關于美洲土人及西印度群島土人生活的故事，這些土人&ldquo不知道你的和我的有什麼區别&rdquo，他們共同使用作為公共财産的土地，鄙視黃金和珠寶&hellip&hellip莫爾把亞美利哥·韋斯浦契的旅伴之一作為他的對話集的中心人物，這件事似乎可以更進一步說明《烏托邦》和這類作品的聯系。
對于莫爾的社會政治思想在十六世紀初期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水平說來，《烏托邦》形式是再适合不過的了。
《共産黨宣言》談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偉大空想主義者時說道：&ldquo這種幻想的未來社會方案，是在無産階級還處于很不發展狀态&hellip&hellip産生的，是從無産階級希望社會總改造的最初的充滿預感的激動中産生的&rdquo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産生幻想的未來社會方案的條件所作的這種估計，不僅适用于聖西門和傅立葉的時代，而且也同樣适用于莫爾的時代。
莫爾雖有天才，雖然他看出了社會矛盾，而且這些矛盾還引起了他的嚴厲指責，但是，他在他的周圍社會裡卻沒有覺察出能夠消滅這些矛盾的唯一力量的萌芽。
社會的發展還沒有創造出使無産者形成為一個階級所必要的前提，産生科學社會主義的時機還沒有到來。
&l
在他的思想中仿佛集中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一切矛盾，并構成一個獨特的、統一的思想體系。
這個時代是資本主義正在誕生的時代，這時的資本主義正在沖破封建關系的重圍而突飛猛進地成長起來，并已帶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那些新的社會對抗的萌芽了。
莫爾所寫的《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即大家所知道的簡稱為《烏托邦》②的那本小冊子，其影響之深遠在政治和社會文獻中是少有的。
無怪乎《烏托邦》這個名稱成了一定的文學形式即空想主義小說的代名詞了，無怪乎它和所謂空想社會主義這一整個思潮相聯系，并成為這一思潮的起點。
很可能，莫爾本人在總結自己的生活經曆時，認為《烏托邦》的意義比不上他的大法官的職位，或者比不上他反對宗教改革的鬥争。
我們在莫爾受害四百年之後（他是1535年被處死的）重讀《烏托邦》時，比他的同時代的人感到更有興趣。
我們對他的活動的其他方面發生興趣，首先因為他是這部精彩的對話集的作者。
①從蘇聯科學院1953年出版的俄譯本（ToMac Mop，EFGHIJ）譯出。
&mdash&mdash譯者 ②烏托邦一詞由希臘文的&ldquo否&rdquo和&ldquo地方&rdquo兩詞構成，意為&ldquo虛無之鄉&rdquo。
後此詞成通用詞。
莫爾《烏托邦》的書名最初是Nusqama（由拉丁文nusquam&mdash&mdash&ldquo無處&rdquo一詞而來）。
&ldquo烏托邦&rdquo這一标題最初見1516年11月12日緻伊拉斯莫斯函中。
&mdash&mdash譯者 《烏托邦》是對空想社會主義所特有的某些原理加以明确表述的最早的一本書。
這正是它的吸引力經久不衰的原因。
如果說古代世界出現過社會主義的因素，我們所指的是：消費性共産主義，人類社會初期财産共有的觀念，以及組織公共生産的模糊思想等。
但是，這一切都隻是含混的詞句，隻是零星的想法，還沒有連貫成統一的體系。
當我們研究有關《烏托邦》的文獻時，應該注意這些思想因素。
人文主義者莫爾是很熟悉柏拉圖和其他希臘作者的，在這些人的作品裡就反映了這些思想。
莫爾在《烏托邦》裡提到了早期基督教公社①的神話式的&ldquo共産主義&rdquo。
無疑的，莫爾利用了這類主題，創立了一個新的、經過全面考慮的體系，這個體系是古代奴隸制文化所不能産生的。
空想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來說，隻有在新的時代，在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所奠定的基礎上，才會産生。
而最早闡述這個體系的功勞理應歸于莫爾。
①信奉救世主耶稣的早期基督教公社顯然是在小亞細亞及亞曆山大（埃及）等地形成。
基督教關于這些早期公社是在巴勒斯坦産生的說法，并沒有科學根據。
在羅馬帝國建立的基督教公社是對奴隸制國家的抗議的一種表現。
這些公社是宗教團體。
早期基督教公社的組織很簡單。
社員召開大會，設立公餐。
在古代基督教文獻中僅僅反映了反抗的情緒：仇恨羅馬、期待世界帝國迅速崩潰，等待&ldquo世界的末日&rdquo，由耶稣舉行&ldquo末日的審判&rdquo和建立神的王國。
後來，号召勞動者溫和馴順的派别在二世紀中葉就逐漸在基督教中占了上風。
&mdash&mdash譯者 《烏托邦》的文學形式（到一個陌生國家去旅行的故事）和古希臘後期的遊記體裁的小說很相近。
這種形式直到十九世紀還保持着它的活力（如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
但是，這種形式在其他任何曆史時期都未必會比在莫爾的時代更能迎合社會的口味，因為《烏托邦》是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地理發現已經開始但遠未完成的條件下寫成的。
一些比《烏托邦》早不了多久出版的書如1507年的《宇宙志引論》或1511年的《新世界》，莫爾都曾經看過，這恐怕是沒有人懷疑的。
以描寫新發現的國家為内容的書不僅啟發莫爾采用《烏托邦》這種文學形式，而且還為他提供了發揮主題的材料：關于美洲土人及西印度群島土人生活的故事，這些土人&ldquo不知道你的和我的有什麼區别&rdquo，他們共同使用作為公共财産的土地，鄙視黃金和珠寶&hellip&hellip莫爾把亞美利哥·韋斯浦契的旅伴之一作為他的對話集的中心人物，這件事似乎可以更進一步說明《烏托邦》和這類作品的聯系。
對于莫爾的社會政治思想在十六世紀初期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水平說來，《烏托邦》形式是再适合不過的了。
《共産黨宣言》談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偉大空想主義者時說道：&ldquo這種幻想的未來社會方案，是在無産階級還處于很不發展狀态&hellip&hellip産生的，是從無産階級希望社會總改造的最初的充滿預感的激動中産生的&rdquo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産生幻想的未來社會方案的條件所作的這種估計，不僅适用于聖西門和傅立葉的時代，而且也同樣适用于莫爾的時代。
莫爾雖有天才，雖然他看出了社會矛盾，而且這些矛盾還引起了他的嚴厲指責，但是，他在他的周圍社會裡卻沒有覺察出能夠消滅這些矛盾的唯一力量的萌芽。
社會的發展還沒有創造出使無産者形成為一個階級所必要的前提，産生科學社會主義的時機還沒有到來。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