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關燈
小
中
大
往那種赤裸裸的坦率态度），她“把自己的往事都向鐵莫菲和盤托出啦”；可他是個“聖人”，“原諒了”我。
幸好她後來不經常陪他出席一些招待會，我在那種場合中榮幸地有時坐在他身旁，有時坐在他的對面，我們這一群親密的朋友聚集在自己孤獨的小行星上，超脫了那個邪惡而豪華的城市，燈光照在這位或那位蘇格拉底③的腦殼上，一片檸檬在那用匙兒晃蕩的玻璃杯裡打轉轉。
一天夜裡，巴拉甘大夫、普甯和我坐在布羅托夫家裡聊天，我碰巧跟那位精神病學家談起他的一位表親柳德米拉，現在是德某某夫人，我在雅爾塔、雅典和倫敦都見過她，突然普甯從桌子對面沖巴拉甘大夫喊道：“喂，他說的話可千萬别信，格奧吉耶?阿拉莫威奇。
他捏造事實。
有一次他居然編謊話，說我和他在俄國是中學同學，還在考試時共同作弊。
他是個可怕的說謊家。
”這一突然的爆發使巴拉甘和我瞠目結舌，弄得我們兩人隻有默默坐在那裡，面面相觑。
人在回憶舊友時，後期的印象往往比早期的印象要淡。
我記得四十年代初期有一次在紐約看一出俄羅斯戲劇，幕間休息時我同麗莎和她的新丈夫埃裡克?溫德大夫聊天。
他說他“對普甯教授先生确實有一股親切的感情”，而且還講給我聽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從歐洲來美途中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細節。
那幾年我在紐約的一些社交場合和學術集會中碰見過普甯多次；但是我隻清楚地記得一件事，那就是一九五二年我們兩人在一個挺歡樂、挺潮濕的夜晚搭乘一輛西區的公共汽車的情景。
我倆來自各自執教的學府，參加一次為紀念一位偉大作家逝世百周年而在紐約市中心舉辦的文藝集會，有許多流亡人士參加。
普甯從四十年代中期起就開始在溫代爾學院教書，我過去從來沒見過他象當時那樣健康，那樣順利，那樣自以為是。
他逗樂地說他和我原來都是vos’midesyatniki②（八十年代人），意思是說我倆當晚碰巧都下榻在西區八十号街；在那輛乘客擁擠的、颠簸的車上，我們倆揪着車上兩個緊挨着的吊環，我這位好友時不時想法低頭，歪着腦袋朝外瞧瞧（不斷地試圖一再查對十字路口的街号），同時還跟我大談特談他方才在紀念會上沒時間談到的荷馬和果戈裡如何運用迂回曲折的比喻。
我決定接受溫代爾學院教授職位時，約定可以自己邀請我需要的人在我計劃開辦的俄語專科任教，得到這一項保證之後，我就寫信給鐵莫菲?普甯，用最友好的措詞聘請他協助我一道工作，無論他用什麼方式，協助到什麼程度都悉聽尊便。
他的回信卻使我駭然，而且傷透了我的心。
他簡略地答道他已對教學感到膩味，甚至不想等這個春季學期結束就想不幹了。
接下去他就談起别的事。
維克多（我在信中有禮貌地問起過他）跟他母親在羅馬；她跟她的第三任丈夫離了婚，又嫁給一個意大利藝術品掮客。
普甯在信末尾表示非常遺憾，說他可能在我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于溫代爾學院作學術報告之前兩三天就要離開那裡。
他沒說明去向。
十四日星期一夜間，我乘長途汽車到達溫代爾。
考克瑞爾夫婦在車站接我，并請我到他們家去吃夜宵，我發現當晚我得住在他們家裡，而不是照我原來所希望那樣，在一家旅館過夜。
格雯?考克瑞爾四十邊上，貓咪臉，優美的胳臂腿兒，原來是個很漂亮的娘們兒。
她丈夫我在紐黑文①見過一面，記得是個相當無精打采、圓臉盤、淡黃色頭發英國人，如今卻長得跟他一直模仿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那個人的長相一模一樣了。
我很疲倦，并不過分期望晚餐自始至終有什麼助興節目，可我得承認傑克?考克瑞爾模仿普甯的言談舉止簡直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
他至少扮演了兩個鐘頭，樣樣都表演給我看——普甯講課的姿勢啦、普甯的吃相啦、普甯向女學生飛個媚眼啦、普甯有一次粗心大意地把一架風扇放在澡盆上方的一塊玻璃擱闆上扇風，結果它本身的震蕩差點兒讓它一頭栽進澡盆裡，後來普甯怎樣把這個史詩般的故事講給大家聽啦；普甯死乞白賴讓那位跟他幾乎不相識的鳥類學家溫教授相信他倆是哥們兒，鐵姆和托姆——搞得溫教授匆匆武斷：這人準是一個假冒普甯教授的家夥。
這一切當然穿插着普甯式手勢和普甯式蹩腳英語；除此之外，考克瑞爾居然還會模仿其他事兒，譬如普甯和賽耶緊挨着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教員俱樂部裡的椅子上沉思默想，兩人的沉默之間的細微差别他都學得上來。
我們還看到普甯在書庫裡查書的架式，普甯冬天在校園凍冰的湖上蹑手蹑腳行走的樣兒。
我們聽到普甯對他租住的一連串不同的房間所下的評語。
我們還聽到普甯講他怎樣學開汽車，以及他從考克瑞爾估計他是去度暑假的那個“沙皇某位樞密顧問官的養雞場”返回時怎樣應付車胎首次被紮破的尴尬處境。
最後，我們終于談到普甯有一天宣布他已經被“shot”（槍斃了），據那位模仿者說，那個可憐的家夥意思是說被“fired”（解雇了）——（我懷疑我的朋友怎麼可能犯這樣一個語病）。
聰明的考克瑞爾還講了普甯和他的同胞考瑪 洛夫之間那種古怪的不和，那位平庸的壁畫家步偉大的朗氏的後塵，繼續沒完沒了地往學院食堂的牆壁上增添教員像。
幸好她後來不經常陪他出席一些招待會，我在那種場合中榮幸地有時坐在他身旁，有時坐在他的對面，我們這一群親密的朋友聚集在自己孤獨的小行星上，超脫了那個邪惡而豪華的城市，燈光照在這位或那位蘇格拉底③的腦殼上，一片檸檬在那用匙兒晃蕩的玻璃杯裡打轉轉。
一天夜裡，巴拉甘大夫、普甯和我坐在布羅托夫家裡聊天，我碰巧跟那位精神病學家談起他的一位表親柳德米拉，現在是德某某夫人，我在雅爾塔、雅典和倫敦都見過她，突然普甯從桌子對面沖巴拉甘大夫喊道：“喂，他說的話可千萬别信，格奧吉耶?阿拉莫威奇。
他捏造事實。
有一次他居然編謊話，說我和他在俄國是中學同學，還在考試時共同作弊。
他是個可怕的說謊家。
”這一突然的爆發使巴拉甘和我瞠目結舌，弄得我們兩人隻有默默坐在那裡，面面相觑。
人在回憶舊友時，後期的印象往往比早期的印象要淡。
我記得四十年代初期有一次在紐約看一出俄羅斯戲劇，幕間休息時我同麗莎和她的新丈夫埃裡克?溫德大夫聊天。
他說他“對普甯教授先生确實有一股親切的感情”，而且還講給我聽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從歐洲來美途中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細節。
那幾年我在紐約的一些社交場合和學術集會中碰見過普甯多次；但是我隻清楚地記得一件事，那就是一九五二年我們兩人在一個挺歡樂、挺潮濕的夜晚搭乘一輛西區的公共汽車的情景。
我倆來自各自執教的學府，參加一次為紀念一位偉大作家逝世百周年而在紐約市中心舉辦的文藝集會，有許多流亡人士參加。
普甯從四十年代中期起就開始在溫代爾學院教書，我過去從來沒見過他象當時那樣健康，那樣順利，那樣自以為是。
他逗樂地說他和我原來都是vos’midesyatniki②（八十年代人），意思是說我倆當晚碰巧都下榻在西區八十号街；在那輛乘客擁擠的、颠簸的車上，我們倆揪着車上兩個緊挨着的吊環，我這位好友時不時想法低頭，歪着腦袋朝外瞧瞧（不斷地試圖一再查對十字路口的街号），同時還跟我大談特談他方才在紀念會上沒時間談到的荷馬和果戈裡如何運用迂回曲折的比喻。
我決定接受溫代爾學院教授職位時，約定可以自己邀請我需要的人在我計劃開辦的俄語專科任教，得到這一項保證之後，我就寫信給鐵莫菲?普甯，用最友好的措詞聘請他協助我一道工作，無論他用什麼方式，協助到什麼程度都悉聽尊便。
他的回信卻使我駭然，而且傷透了我的心。
他簡略地答道他已對教學感到膩味，甚至不想等這個春季學期結束就想不幹了。
接下去他就談起别的事。
維克多（我在信中有禮貌地問起過他）跟他母親在羅馬；她跟她的第三任丈夫離了婚，又嫁給一個意大利藝術品掮客。
普甯在信末尾表示非常遺憾，說他可能在我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于溫代爾學院作學術報告之前兩三天就要離開那裡。
他沒說明去向。
十四日星期一夜間，我乘長途汽車到達溫代爾。
考克瑞爾夫婦在車站接我，并請我到他們家去吃夜宵，我發現當晚我得住在他們家裡，而不是照我原來所希望那樣，在一家旅館過夜。
格雯?考克瑞爾四十邊上，貓咪臉，優美的胳臂腿兒，原來是個很漂亮的娘們兒。
她丈夫我在紐黑文①見過一面，記得是個相當無精打采、圓臉盤、淡黃色頭發英國人，如今卻長得跟他一直模仿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那個人的長相一模一樣了。
我很疲倦，并不過分期望晚餐自始至終有什麼助興節目，可我得承認傑克?考克瑞爾模仿普甯的言談舉止簡直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
他至少扮演了兩個鐘頭，樣樣都表演給我看——普甯講課的姿勢啦、普甯的吃相啦、普甯向女學生飛個媚眼啦、普甯有一次粗心大意地把一架風扇放在澡盆上方的一塊玻璃擱闆上扇風，結果它本身的震蕩差點兒讓它一頭栽進澡盆裡，後來普甯怎樣把這個史詩般的故事講給大家聽啦；普甯死乞白賴讓那位跟他幾乎不相識的鳥類學家溫教授相信他倆是哥們兒，鐵姆和托姆——搞得溫教授匆匆武斷：這人準是一個假冒普甯教授的家夥。
這一切當然穿插着普甯式手勢和普甯式蹩腳英語；除此之外，考克瑞爾居然還會模仿其他事兒，譬如普甯和賽耶緊挨着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教員俱樂部裡的椅子上沉思默想，兩人的沉默之間的細微差别他都學得上來。
我們還看到普甯在書庫裡查書的架式，普甯冬天在校園凍冰的湖上蹑手蹑腳行走的樣兒。
我們聽到普甯對他租住的一連串不同的房間所下的評語。
我們還聽到普甯講他怎樣學開汽車，以及他從考克瑞爾估計他是去度暑假的那個“沙皇某位樞密顧問官的養雞場”返回時怎樣應付車胎首次被紮破的尴尬處境。
最後，我們終于談到普甯有一天宣布他已經被“shot”（槍斃了），據那位模仿者說，那個可憐的家夥意思是說被“fired”（解雇了）——（我懷疑我的朋友怎麼可能犯這樣一個語病）。
聰明的考克瑞爾還講了普甯和他的同胞考瑪 洛夫之間那種古怪的不和，那位平庸的壁畫家步偉大的朗氏的後塵，繼續沒完沒了地往學院食堂的牆壁上增添教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