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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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珠寶，可我有一朵玫瑰比我紅潤的嘴唇還要柔軟。
于是一個沉靜的青年說：‘世間沒有什麼比你的心更柔軟了。
’我便低下我的視線……” 我寫信告訴麗莎說她的詩寫得不好，應當停止寫作。
後來沒過多久，我又在另外一家咖啡館看到她興緻勃勃，滿面笑容，同十來個俄國青年詩人圍坐在一張長桌子周圍。
她帶着一股譏诮和神秘的固執勁兒，用她那藍寶石的目光老盯着我瞧。
我們倆交談起來。
我提出讓我在一個僻靜的地方再看看她那些詩。
她同意了。
結果我告訴她那些詩比我頭一次看的時候還要糟。
她住在一個破敗的小旅館最便宜的房間裡，沒有洗澡間，鄰居是兩個嘁嘁喳喳的年輕英國人。
可憐的麗莎！她當然有她的愛好藝術的時刻，例如她會在五月的一個夜晚，站在一條肮髒的街道上借着街燈的光，着迷地欣賞——不，贊賞——一堵濕漉漉的黑牆上貼着的一張舊招貼畫的五顔六色的殘餘，和街燈旁邊低垂的椴樹半透明的綠葉，不過她是這樣一種女人：把健康的美貌和歇斯底裡的邋遢，詩意的激情同非常實際而庸俗的想法，壞透了的脾氣和感傷的情緒，消沉的順服和一種任意支使人的旺盛能力混合在一起。
在濫用感情的結果下，在一連串事件過程中，詳情也不會引起大家的興趣，這裡就不提了，反正麗莎吞服了一大把安眠藥片。
她昏昏沉沉失去知覺時，碰翻了一瓶開着蓋的、她平時用來寫詩的深紅色墨水，鮮豔的細流流出了她的房門，讓克麗絲和劉及時發現了，她那條命被救了回來。
在那次不幸的意外事件之後，我有兩個星期沒見到她，可是正當我要去瑞士和德國的前夕，她在我住的那條街盡頭的小花園裡把我攔住了；她身穿一件漂亮的新衣裳，顔色象巴黎天空那樣的鴿子灰，頭戴一頂真夠迷人的新帽子，頂端還插着一根藍鳥羽毛，她交給我一張折疊好的信紙。
“我想征求您最後一次忠告，”麗莎用法國人稱之為“失真”的聲調說。
“這是我收到的一封求婚信。
我等到今天半夜，如果那時還沒有得到您的回音，我就接受下來。
”她雇了一輛出租汽車便走了。
這封信碰巧留在我的一些文件裡。
内容如下：“我害怕您會為我的坦率直言而感到痛苦，我親愛的麗絲”（寫信人雖然用的是俄文，卻通篇用法國方式稱呼她的名字，我猜想要麼是為了避免使用太熟悉的“麗莎”，要麼是為了避免使用太正式的“伊麗莎維塔?英諾肯蒂耶芙娜”）。
“對一個敏感的（chutkiy①）人來說，看到另一個人處于一種困境，一向是件很痛苦的事。
而我就是絕對處于一種困境。
“您，麗絲，受到一群詩人、科學家、藝術家、花花公子的包圍。
據說，那位去年給您畫像的著名畫家，如今在馬薩諸塞州荒野酗酒無度（govoryat，spilsya②）。
另有許多其他謠傳。
所以我在這裡敢于給您寫信。
“我長得并不漂亮，我這個人枯燥無味，我也沒有天賦。
我甚至也不闊綽。
但是，麗絲，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獻給您，直到我的最後一個白血球，直到我的最後一滴眼淚，樣樣都獻給您。
請相信我，這比任何一位天才所能提供給您的都要多，因為天才需要給自己保留許多，從而不能象我這樣把他的全部都獻給您。
我也許不會獲得幸福，但是我深信自己将盡一切力量使您獲得幸福。
我希望您寫詩，我希望您繼續研究您的精神治療法——這一方面我懂得不多，而且懷疑我懂得的那一部分的效用。
順便另郵附上我的朋友沙多教授在布拉格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其中精采地反駁了您那位哈爾普博士認為出生對嬰兒來說是一種自殺行動那套理論。
我鬥膽地在沙多這篇傑出的論文第四十八頁上改正了一個明顯排錯的字。
我等待您的”（接下去大概是“決定”這個詞，底下的信紙和簽名都讓麗莎裁掉了）。
六年後，我重訪巴黎，聽說鐵莫菲和麗莎?包果列波夫在我上次離開之後不久就結婚了。
她送給我一本她出版的詩集SuhieGub？ ①(《幹枯的嘴唇》），并用深紅色墨水在扉頁上題辭道：“一個陌生人贈給一個陌生人”（neznakomtsuofneznakomki） ②。
一位著名的流亡分子、社會革命黨人在他的公寓裡舉辦茶會，我在這個場合遇見了普甯和麗莎；這是一種非正式的集會，來賓當中有老派的恐怖主義分子啦、英勇的修女啦、富有才華的享樂主義者啦、自由派人士啦、冒險的青年詩人啦、上了歲數的小說家和藝術家啦、出版商和評論員啦、自由思想的哲學家和學者啦，這一夥人代表了一種特殊的騎士精神，一個流亡的社會的活躍而重要的核心，它在本世紀三分之一的時間裡很興旺，可是對美國知識分子來說卻幾乎是完全陌生的，在他們的概念裡，由于精明的共産黨的宣傳，俄國流亡者是指一幫完全虛構的模糊的人群，其中包括所謂的托派分子啦（不管這些人究竟是什麼人）、腐敗的反動分子啦、變節或喬裝的契卡①人員啦、有貴族銜頭的夫人啦、職業神甫啦、餐館經理啦、白俄軍團的成員啦，全都在文化上沒有什麼重要性。
普甯正在桌子另一頭同克倫斯基②展開一場政治辯論，麗莎就趁這個機會告訴我（仍然帶着以
于是一個沉靜的青年說：‘世間沒有什麼比你的心更柔軟了。
’我便低下我的視線……” 我寫信告訴麗莎說她的詩寫得不好，應當停止寫作。
後來沒過多久，我又在另外一家咖啡館看到她興緻勃勃，滿面笑容，同十來個俄國青年詩人圍坐在一張長桌子周圍。
她帶着一股譏诮和神秘的固執勁兒，用她那藍寶石的目光老盯着我瞧。
我們倆交談起來。
我提出讓我在一個僻靜的地方再看看她那些詩。
她同意了。
結果我告訴她那些詩比我頭一次看的時候還要糟。
她住在一個破敗的小旅館最便宜的房間裡，沒有洗澡間，鄰居是兩個嘁嘁喳喳的年輕英國人。
可憐的麗莎！她當然有她的愛好藝術的時刻，例如她會在五月的一個夜晚，站在一條肮髒的街道上借着街燈的光，着迷地欣賞——不，贊賞——一堵濕漉漉的黑牆上貼着的一張舊招貼畫的五顔六色的殘餘，和街燈旁邊低垂的椴樹半透明的綠葉，不過她是這樣一種女人：把健康的美貌和歇斯底裡的邋遢，詩意的激情同非常實際而庸俗的想法，壞透了的脾氣和感傷的情緒，消沉的順服和一種任意支使人的旺盛能力混合在一起。
在濫用感情的結果下，在一連串事件過程中，詳情也不會引起大家的興趣，這裡就不提了，反正麗莎吞服了一大把安眠藥片。
她昏昏沉沉失去知覺時，碰翻了一瓶開着蓋的、她平時用來寫詩的深紅色墨水，鮮豔的細流流出了她的房門，讓克麗絲和劉及時發現了，她那條命被救了回來。
在那次不幸的意外事件之後，我有兩個星期沒見到她，可是正當我要去瑞士和德國的前夕，她在我住的那條街盡頭的小花園裡把我攔住了；她身穿一件漂亮的新衣裳，顔色象巴黎天空那樣的鴿子灰，頭戴一頂真夠迷人的新帽子，頂端還插着一根藍鳥羽毛，她交給我一張折疊好的信紙。
“我想征求您最後一次忠告，”麗莎用法國人稱之為“失真”的聲調說。
“這是我收到的一封求婚信。
我等到今天半夜，如果那時還沒有得到您的回音，我就接受下來。
”她雇了一輛出租汽車便走了。
這封信碰巧留在我的一些文件裡。
内容如下：“我害怕您會為我的坦率直言而感到痛苦，我親愛的麗絲”（寫信人雖然用的是俄文，卻通篇用法國方式稱呼她的名字，我猜想要麼是為了避免使用太熟悉的“麗莎”，要麼是為了避免使用太正式的“伊麗莎維塔?英諾肯蒂耶芙娜”）。
“對一個敏感的（chutkiy①）人來說，看到另一個人處于一種困境，一向是件很痛苦的事。
而我就是絕對處于一種困境。
“您，麗絲，受到一群詩人、科學家、藝術家、花花公子的包圍。
據說，那位去年給您畫像的著名畫家，如今在馬薩諸塞州荒野酗酒無度（govoryat，spilsya②）。
另有許多其他謠傳。
所以我在這裡敢于給您寫信。
“我長得并不漂亮，我這個人枯燥無味，我也沒有天賦。
我甚至也不闊綽。
但是，麗絲，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獻給您，直到我的最後一個白血球，直到我的最後一滴眼淚，樣樣都獻給您。
請相信我，這比任何一位天才所能提供給您的都要多，因為天才需要給自己保留許多，從而不能象我這樣把他的全部都獻給您。
我也許不會獲得幸福，但是我深信自己将盡一切力量使您獲得幸福。
我希望您寫詩，我希望您繼續研究您的精神治療法——這一方面我懂得不多，而且懷疑我懂得的那一部分的效用。
順便另郵附上我的朋友沙多教授在布拉格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其中精采地反駁了您那位哈爾普博士認為出生對嬰兒來說是一種自殺行動那套理論。
我鬥膽地在沙多這篇傑出的論文第四十八頁上改正了一個明顯排錯的字。
我等待您的”（接下去大概是“決定”這個詞，底下的信紙和簽名都讓麗莎裁掉了）。
六年後，我重訪巴黎，聽說鐵莫菲和麗莎?包果列波夫在我上次離開之後不久就結婚了。
她送給我一本她出版的詩集SuhieGub？ ①(《幹枯的嘴唇》），并用深紅色墨水在扉頁上題辭道：“一個陌生人贈給一個陌生人”（neznakomtsuofneznakomki） ②。
一位著名的流亡分子、社會革命黨人在他的公寓裡舉辦茶會，我在這個場合遇見了普甯和麗莎；這是一種非正式的集會，來賓當中有老派的恐怖主義分子啦、英勇的修女啦、富有才華的享樂主義者啦、自由派人士啦、冒險的青年詩人啦、上了歲數的小說家和藝術家啦、出版商和評論員啦、自由思想的哲學家和學者啦，這一夥人代表了一種特殊的騎士精神，一個流亡的社會的活躍而重要的核心，它在本世紀三分之一的時間裡很興旺，可是對美國知識分子來說卻幾乎是完全陌生的，在他們的概念裡，由于精明的共産黨的宣傳，俄國流亡者是指一幫完全虛構的模糊的人群，其中包括所謂的托派分子啦（不管這些人究竟是什麼人）、腐敗的反動分子啦、變節或喬裝的契卡①人員啦、有貴族銜頭的夫人啦、職業神甫啦、餐館經理啦、白俄軍團的成員啦，全都在文化上沒有什麼重要性。
普甯正在桌子另一頭同克倫斯基②展開一場政治辯論，麗莎就趁這個機會告訴我（仍然帶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