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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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找了幾個小時才喝到一杯咖啡。
自來到巴塞羅那，我還是第一次去看看教堂——那是一座現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醜陋的建築之一。
教堂頂部的四個尖塔有如酒瓶一般。
與巴塞羅那大部分教堂的命運不同，這座教堂在革命期間沒有遭到破壞——據說，它之所以幸存下來是因為極具“藝術價值”。
我想，無政府主義者本來可以毀掉它，卻沒有那麼做，這隻能顯示他們品位粗俗，盡管他們确曾将紅黑相間的旗幟懸挂在踏尖上。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後一次前去探望柯普，我們和他道别，并交給西班牙朋友一些錢，擺脫他們給柯普買些食品和香煙。
除此而外，我們無法為他做任何事情，沒有任何一件事能夠做到。
在我們離開巴塞羅那以後不久，柯普被單獨監禁，甚至不讓外面的人給他送食物。
那天晚上，我們去拉姆拉斯大街，路過摩卡咖啡館時，看到那裡仍有國民自衛隊士兵在把守。
我一時興起，走進咖啡館，并和兩個肩挂步槍、斜倚櫃台的士兵閑聊起來。
我問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的哪位同志在五月戰鬥時曾在這兒執勤。
他們說不知道，就像許多西班牙人的慣常回答一樣，他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弄清這件事。
我說，我的朋友喬治?柯普被捕入獄，受五月戰鬥牽連将被審判，當時在這裡執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這裡的戰鬥，從而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
我希望他們能夠站出來，為這件事提供證據。
有一個與我談話的士兵，面部表情呆闆，不停地搖頭，可能是因為交通嘈雜聽不清我的話。
另一個士兵則截然相反，他說，曾從戰友那裡聽到過關于柯普的英勇行為，柯普是buenchico（一個好夥計）。
我知道他們所說的這些都于事無補。
如果柯普被審判，當局就會像所有類似審判一樣，使用僞造的假證據。
如果他一旦被槍殺（我擔心這極有可能發生），他的墓志銘将應該是：他是可憐的國民自衛隊士兵眼中的好夥計，身為醜惡制度的一部分，卻保留了足夠的人性，當他看到一項正當的行動時，就知道它是正當的。
我們過着一種非常生活。
夜晚我們是罪犯，而白天我們是富有的英國遊客——這是我們迫不得已假扮出來的。
盡管夜晚隻能睡在荒郊野外，但隻要刮刮胡子，洗洗澡，擦擦皮鞋，仍會使你顯得有些冠冕堂皇。
目前，最安全的做法是，盡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來像個資産階級的模樣。
我們頻繁出入時尚生活區，在那裡我們隻是些陌生人。
我們光顧高檔餐館，以标準的英國方式對待服務生。
我生平第一次在牆壁上題字。
在一些時髦餐館的牆上，我盡可能而歪斜地寫上：“馬統工黨永垂不朽！”雖然我一直想方設法地隐藏自己，但我并沒感到自己處于危險之中。
整個事件似乎過于荒誕不經。
英國式信念在我身上根深蒂固：“他們”不可能逮捕你，除非你觸犯了法律。
其實，在政治大屠殺中，抱有這種信念極度危險。
有一個要求全力抓捕麥克奈爾等人的命令，我和其他許多人也都名列其中。
逮捕、突襲、搜查一刻也沒有停止過。
實際上，我們認識的許多人都已被關進監獄，隻有那些仍在前線的人暫時幸免。
警察甚至擅自登上定期運送難民的法國船隻，抓捕疑似托洛茨基分子的人。
多虧英國領事館的傾力交涉，我們才總算辦好護照簽證等手續。
領事在那個星期裡肯定被此事弄得心煩意亂。
我們應該盡早離開這裡，越快越好。
晚上七點半有一趟開往布港鎮*的列車，但通常遲至八點半才開出。
按照我們的事先安排，我妻子預定了一輛出租車，然後打點行李，結算帳單，盡量在最後一刻才離開旅館。
她隻有這樣做才能避免别人注意，否則旅館的人肯定會去報告警察。
我在七點左右來到火車站，卻發現列車已經開出——6：50就開走了。
火車司機大概和往常一樣臨時改變了主意。
幸好我們及時通知了我妻子。
第二天早晨還有一趟開往布港鎮的列車。
我和麥克奈爾、科特曼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館裡吃了晚餐，經過謹慎打聽，我們發現這家餐館的老闆是個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為人相當和善。
他給我們開了一個三人房間，當然沒有報告警察。
這是五個夜晚以來我第一次沒有和衣而眠。
————————————————————— *PortBou，西班牙邊境小鎮，靠近法國。
——譯者 ————————————————————— 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成功地從旅館裡溜了出來。
火車晚點出發近一個小時。
我利用這段時間給作戰部寫了一封長信，對他們講了柯普的案件——柯普無疑是被錯捕的，前線急切地需要他，無數人将會證明他沒有任何過錯，等等。
信寫在撕下的筆記簿的紙上，字迹原本歪斜（我的手指仍然有點麻木），寫西班牙文那就更加歪歪斜斜的了，我擔心他們是否能夠讀得懂這封信。
無論如何，這封信和其他努力一樣都沒起作用。
雖然我寫了信，但此後六個月裡，柯普（如果他至今未被殺害的話）依然關在監獄裡，既沒有受到審判，也沒有被釋放。
起初我們收到過他的兩三封來信。
這些信是他托被釋放的囚犯偷帶出監獄，然後在法國寄出的。
信裡說的反複就是這些内容——被監禁在肮髒陰暗的窄小牢房裡，食物既肮髒又少得可憐，由于衛生條件差而生了重病，而監獄拒絕給予任何醫療護理。
我已經通過英國和法國的許多渠道證實了這一切。
最近柯普被投入一個“秘密監獄”，已經無法再與他保持聯系了。
柯普隻是數百個遭受迫害的外國人之一，沒有人知道再雜遭受類似迫害的西班牙人究竟有多少。
終于，我們平安無事地通過了邊境線。
我們乘坐的列車挂有一節頭等車廂和餐車，這是我來西班牙後第一次看到的。
直到最近加泰羅尼亞的列車也隻有普通車廂。
有兩個偵探在我們的列車上四處悠轉，随時記下外國人的名字；當他們轉到餐車看到我們正在用餐時，他們似乎很高興看到我們這些地位高貴的人。
世事變化無常，真是奇怪極了。
僅僅在六個月之前，無政府主義者仍在掌握權力時期，無産階級的衣着打扮備受人們的尊敬。
在從佩皮尼昂到塞貝爾的路上，一個和我同車的法國商務旅行者嚴肅認真地告訴我：“你不能穿戴成這個樣子去西班牙。
趕快收起高襯領和領帶，否則到了巴塞羅那人們會從你身上扯下來的。
”他說的似乎有點誇大其詞，不過這也至少表明人們是如何看待加泰羅尼亞所發生的變化的。
進入西班牙邊境後，果然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衛兵盯上了一個穿戴考究的法國人及其妻子，我想大概僅僅是因為他們看起來資産階級味道太濃厚了。
然而，如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資産階級的衣裝打扮成為一種逃避災難的最好辦法。
在簽證辦公室，官員們在一荦卡片上——嫌疑犯索引上仔細查找我們的名字，幸虧警察的效率低下，我們的名字尚未被列上去，甚至也沒有麥克奈爾的名字。
我們從頭到腳都被搜查過了，但沒找出什麼犯罪證據，除了我的遣散證明。
而搜查我的士兵也不知道我所在的29師就是原來的馬統工黨的民兵。
我們總算逃過了這一關。
整整六個月之後，我再次來到了法國的土地上。
我僅有的西班牙紀念品是一隻山羊皮水袋和一盞小鐵油燈，阿
自來到巴塞羅那，我還是第一次去看看教堂——那是一座現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醜陋的建築之一。
教堂頂部的四個尖塔有如酒瓶一般。
與巴塞羅那大部分教堂的命運不同，這座教堂在革命期間沒有遭到破壞——據說，它之所以幸存下來是因為極具“藝術價值”。
我想，無政府主義者本來可以毀掉它，卻沒有那麼做，這隻能顯示他們品位粗俗，盡管他們确曾将紅黑相間的旗幟懸挂在踏尖上。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後一次前去探望柯普，我們和他道别，并交給西班牙朋友一些錢，擺脫他們給柯普買些食品和香煙。
除此而外，我們無法為他做任何事情，沒有任何一件事能夠做到。
在我們離開巴塞羅那以後不久，柯普被單獨監禁，甚至不讓外面的人給他送食物。
那天晚上，我們去拉姆拉斯大街，路過摩卡咖啡館時，看到那裡仍有國民自衛隊士兵在把守。
我一時興起，走進咖啡館，并和兩個肩挂步槍、斜倚櫃台的士兵閑聊起來。
我問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的哪位同志在五月戰鬥時曾在這兒執勤。
他們說不知道，就像許多西班牙人的慣常回答一樣，他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弄清這件事。
我說，我的朋友喬治?柯普被捕入獄，受五月戰鬥牽連将被審判，當時在這裡執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這裡的戰鬥，從而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
我希望他們能夠站出來，為這件事提供證據。
有一個與我談話的士兵，面部表情呆闆，不停地搖頭，可能是因為交通嘈雜聽不清我的話。
另一個士兵則截然相反，他說，曾從戰友那裡聽到過關于柯普的英勇行為，柯普是buenchico（一個好夥計）。
我知道他們所說的這些都于事無補。
如果柯普被審判，當局就會像所有類似審判一樣，使用僞造的假證據。
如果他一旦被槍殺（我擔心這極有可能發生），他的墓志銘将應該是：他是可憐的國民自衛隊士兵眼中的好夥計，身為醜惡制度的一部分，卻保留了足夠的人性，當他看到一項正當的行動時，就知道它是正當的。
我們過着一種非常生活。
夜晚我們是罪犯，而白天我們是富有的英國遊客——這是我們迫不得已假扮出來的。
盡管夜晚隻能睡在荒郊野外，但隻要刮刮胡子，洗洗澡，擦擦皮鞋，仍會使你顯得有些冠冕堂皇。
目前，最安全的做法是，盡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來像個資産階級的模樣。
我們頻繁出入時尚生活區，在那裡我們隻是些陌生人。
我們光顧高檔餐館，以标準的英國方式對待服務生。
我生平第一次在牆壁上題字。
在一些時髦餐館的牆上，我盡可能而歪斜地寫上：“馬統工黨永垂不朽！”雖然我一直想方設法地隐藏自己，但我并沒感到自己處于危險之中。
整個事件似乎過于荒誕不經。
英國式信念在我身上根深蒂固：“他們”不可能逮捕你，除非你觸犯了法律。
其實，在政治大屠殺中，抱有這種信念極度危險。
有一個要求全力抓捕麥克奈爾等人的命令，我和其他許多人也都名列其中。
逮捕、突襲、搜查一刻也沒有停止過。
實際上，我們認識的許多人都已被關進監獄，隻有那些仍在前線的人暫時幸免。
警察甚至擅自登上定期運送難民的法國船隻，抓捕疑似托洛茨基分子的人。
多虧英國領事館的傾力交涉，我們才總算辦好護照簽證等手續。
領事在那個星期裡肯定被此事弄得心煩意亂。
我們應該盡早離開這裡，越快越好。
晚上七點半有一趟開往布港鎮*的列車，但通常遲至八點半才開出。
按照我們的事先安排，我妻子預定了一輛出租車，然後打點行李，結算帳單，盡量在最後一刻才離開旅館。
她隻有這樣做才能避免别人注意，否則旅館的人肯定會去報告警察。
我在七點左右來到火車站，卻發現列車已經開出——6：50就開走了。
火車司機大概和往常一樣臨時改變了主意。
幸好我們及時通知了我妻子。
第二天早晨還有一趟開往布港鎮的列車。
我和麥克奈爾、科特曼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館裡吃了晚餐，經過謹慎打聽，我們發現這家餐館的老闆是個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為人相當和善。
他給我們開了一個三人房間，當然沒有報告警察。
這是五個夜晚以來我第一次沒有和衣而眠。
————————————————————— *PortBou，西班牙邊境小鎮，靠近法國。
——譯者 ————————————————————— 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成功地從旅館裡溜了出來。
火車晚點出發近一個小時。
我利用這段時間給作戰部寫了一封長信，對他們講了柯普的案件——柯普無疑是被錯捕的，前線急切地需要他，無數人将會證明他沒有任何過錯，等等。
信寫在撕下的筆記簿的紙上，字迹原本歪斜（我的手指仍然有點麻木），寫西班牙文那就更加歪歪斜斜的了，我擔心他們是否能夠讀得懂這封信。
無論如何，這封信和其他努力一樣都沒起作用。
雖然我寫了信，但此後六個月裡，柯普（如果他至今未被殺害的話）依然關在監獄裡，既沒有受到審判，也沒有被釋放。
起初我們收到過他的兩三封來信。
這些信是他托被釋放的囚犯偷帶出監獄，然後在法國寄出的。
信裡說的反複就是這些内容——被監禁在肮髒陰暗的窄小牢房裡，食物既肮髒又少得可憐，由于衛生條件差而生了重病，而監獄拒絕給予任何醫療護理。
我已經通過英國和法國的許多渠道證實了這一切。
最近柯普被投入一個“秘密監獄”，已經無法再與他保持聯系了。
柯普隻是數百個遭受迫害的外國人之一，沒有人知道再雜遭受類似迫害的西班牙人究竟有多少。
終于，我們平安無事地通過了邊境線。
我們乘坐的列車挂有一節頭等車廂和餐車，這是我來西班牙後第一次看到的。
直到最近加泰羅尼亞的列車也隻有普通車廂。
有兩個偵探在我們的列車上四處悠轉，随時記下外國人的名字；當他們轉到餐車看到我們正在用餐時，他們似乎很高興看到我們這些地位高貴的人。
世事變化無常，真是奇怪極了。
僅僅在六個月之前，無政府主義者仍在掌握權力時期，無産階級的衣着打扮備受人們的尊敬。
在從佩皮尼昂到塞貝爾的路上，一個和我同車的法國商務旅行者嚴肅認真地告訴我：“你不能穿戴成這個樣子去西班牙。
趕快收起高襯領和領帶，否則到了巴塞羅那人們會從你身上扯下來的。
”他說的似乎有點誇大其詞，不過這也至少表明人們是如何看待加泰羅尼亞所發生的變化的。
進入西班牙邊境後，果然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衛兵盯上了一個穿戴考究的法國人及其妻子，我想大概僅僅是因為他們看起來資産階級味道太濃厚了。
然而，如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資産階級的衣裝打扮成為一種逃避災難的最好辦法。
在簽證辦公室，官員們在一荦卡片上——嫌疑犯索引上仔細查找我們的名字，幸虧警察的效率低下，我們的名字尚未被列上去，甚至也沒有麥克奈爾的名字。
我們從頭到腳都被搜查過了，但沒找出什麼犯罪證據，除了我的遣散證明。
而搜查我的士兵也不知道我所在的29師就是原來的馬統工黨的民兵。
我們總算逃過了這一關。
整整六個月之後，我再次來到了法國的土地上。
我僅有的西班牙紀念品是一隻山羊皮水袋和一盞小鐵油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