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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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幾乎已經聲嘶力竭，隻有竭盡全力才能發出一點點嘶啞的聲音。
我很擔心連這麼點聲音也可能發不出來，以至于讓這年輕軍官不再有耐心聽下去。
我後來時常回想：他一定會詫異我的聲音出了什麼毛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譴責，等等。
然而，這位軍官不僅耐心地聽我講述，而且頻頻點頭，表示謹慎贊同。
是的，他也認為這可能是個錯誤，顯然應予調查。
明天——我抗議——該呢吧沒有明天！軍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該将函件送至前線。
青年軍官頗為贊同我的說法。
接下來，他終于問了令我感到驚恐不安的問題。
“這位名叫柯普的陸軍少校，在哪個部隊服役？” 最令人恐懼忌諱的名字卻不得不說出來：“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
” “馬統工黨！” 我希望我能夠告訴你他那聲音中的格外震驚。
你得知道那時馬統工黨是被如何看待的。
人們對間諜的恐懼到達了最高峰。
也許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時都确信馬統工黨是一個德國資助的龐大的間諜組織。
對一位人民軍軍官提到此事，簡直就像在紅色恐怖之後闖進騎兵俱樂部*宣稱自己是一名共産黨人一樣令人驚異。
他用深邃的目光掃了我一眼。
經過長時間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說： “你說你在前線同他在一起，那麼你自己也是在馬統工黨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 ————————————————————— *是西班牙貴族軍官的傳統社交場所。
——譯者 ————————————————————— 青年軍官站起來，轉身走進了上校的辦公間。
我能隐約聽見他們焦急不安的對話。
我想，“這下全完了。
”也許，我們本來就不該試圖把那個函件要回來。
況且，我已經坦承自己是馬統工黨的人員，說不定他們馬上就會打電話給警察，将我抓起來，把我當成又一個自投羅網的托洛茨基分子。
不過，那位軍官很快又露面了，一邊整理軍帽，一邊嚴肅示意我跟他走。
我們将去警察總長辦公室。
這段路很長，至少需要步行20分鐘。
軍官賣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
在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說。
我們來到警察總長辦公室時，一群看起來非常可怕的無賴正在門外遊蕩。
他們顯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種間諜。
軍官走進那間辦公室，接下來進行了長時間的、情緒激動的對話。
隻聽得雙方的嗓門一陣高過一陣，大概還伴有攤手、聳肩、捶桌子之類的激烈動作。
警察方面顯然不願交出那封函件。
最後，那個滿臉漲得通紅的青年軍官手拿一封碩大的公文函件走出來。
這正是從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
我們赢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事後表明這絕非無關緊要。
函件被及時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卻根本無法讓他出獄。
軍官當場向我保證函件将被馬上遞送。
“可是，柯普怎麼辦？”我問道，“我們無法把他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嗎？”他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說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他們并不清楚柯普究竟為何被捕。
他隻是告訴我，他們将對此進行調查。
不再有多少可說的話了，該是分手的時候了。
我們倆相互略微欠身緻意。
可接下來又發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驚而且極為感動的事。
那位人民軍軍官稍稍猶豫了一會，突然伸出手來，與我緊緊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使你明白他的這一舉動是多麼深深地打動了我。
這看起來似乎隻是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實并非完全如此。
你應該注意到當時的情景——令人恐怖的懷疑和仇恨氣氛，惡毒的謊言和莫須有的傳聞漫天飛揚，貼在布告欄中的海報公開地诋毀我，以及所有類似我的人都是法西斯間諜。
你要知道，當時我們正停留在警察總長辦公室的門外，外面還遊蕩着一幫無事生非、到處找茬的政治無賴，其中也許會有人知道我正被警察“通緝”。
這就有如一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公開與一個德國人握手同樣危險。
我猜想，這位軍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認定我并不是所謂法西斯間諜，而且這樣與我握手也表明了他具有非常美好的人品。
盡管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我仍然樂意把這件事情記錄下來，因為這是相當典型的西班牙人品德——在許多惡劣的境遇之中，你會經常從西班牙人身上見到類似的崇高品德的閃光點。
我對西班牙這個國家印象極差，但對西班牙人卻沒有壞印象。
我記得，我僅對一位西班牙人發過兩次火，而每當憶及此事，我都認為全是自己的錯。
毫無疑問，他們寬宏大量，品行高尚，但這些品質都并不真正屬于二十世紀。
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會指望在西班牙，即使法西斯主義也會采取一種相對寬松、能夠讓人接受得了的統治形式。
在西班牙幾乎沒有什麼人具備現代極權國家所需要的那種素質：可怕的高效率和高度的一緻性。
幾天前的那個晚上，警察在搜查我妻子住的客房時所發生的小插曲，就充分說明了這一事實。
實際上，當時的搜查非常滑稽有趣。
我真的希望我能親眼目睹，可是幸虧我沒在現場，否則我會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的。
警察用衆所周知的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或蓋世太保的風格進行了那場搜查。
午夜過後，随着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六名警察闖進了我妻子的客房；他們打開燈，迅速控制了客房的各個重要位置，顯然是事先早有預謀。
接着，他們以常人無法想象的手段徹底搜查客房中的全部兩個房間（有一個附設的衛浴間）。
他們擊聽牆壁，摸捏椅墊，敲擊地闆，掀抖窗簾，拍打浴缸和暖氣片，同時翻箱倒櫃，把所有衣物鞋帽都翻了個遍，還要再拿到燈光下仔細檢視。
他們收繳了室内包括丢進廢紙簍裡的所有報刊和紙張，還有我們的所有書籍。
當發現我們有一本法文版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時，他們馬上喜形于色，自以為抓到了一個最重要的把柄。
如果這是他們發現的唯一的一本敏感禁書的話，那麼我們的末日也就臨頭了。
非常明顯，在他們看來讀《我的奮鬥》的人必然是個法西斯分子。
但是，緊接着他們又找出了一本斯大林寫的小冊子，名叫《論徹底清算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兩面派的方法》，這多多少少讓他們暫時松了一口氣。
抽屜裡的幾包卷煙紙也被翻出來。
他們把其中每一包都拆開來，逐張檢查，以防漏掉可能記錄在那上面的任何信息。
他們差不多檢查了将近兩個小時。
然而，他們卻沒有去搜查床上。
我妻子一直躺在床上，床墊下面也許暗藏半打輕機槍，況且枕頭下面也能藏着很多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
可是，這些警察沒有碰一下床，更不用說檢查床底了。
我不敢相信這回是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的通常辦事風格。
但是，人們必須注意到，現在警察已經幾乎完全處在共産黨人的控制之下這些警察說不定自己就是共産黨員。
不過，這些人同時也是西班牙人，對于他們來說，把一個弱女子從床上趕下來，實在是太難為情了。
于是，這一方面的搜查工作被大家心照不宣地免除了。
當然，這也使得全部搜查變得毫無意義。
那天晚上，我和麥克奈爾、科特曼睡在一處建築荒地的草叢中。
這是一個很冷的夜晚，我們都麼怎麼睡着。
我記得，我
我很擔心連這麼點聲音也可能發不出來，以至于讓這年輕軍官不再有耐心聽下去。
我後來時常回想：他一定會詫異我的聲音出了什麼毛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譴責，等等。
然而，這位軍官不僅耐心地聽我講述，而且頻頻點頭，表示謹慎贊同。
是的，他也認為這可能是個錯誤，顯然應予調查。
明天——我抗議——該呢吧沒有明天！軍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該将函件送至前線。
青年軍官頗為贊同我的說法。
接下來，他終于問了令我感到驚恐不安的問題。
“這位名叫柯普的陸軍少校，在哪個部隊服役？” 最令人恐懼忌諱的名字卻不得不說出來：“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
” “馬統工黨！” 我希望我能夠告訴你他那聲音中的格外震驚。
你得知道那時馬統工黨是被如何看待的。
人們對間諜的恐懼到達了最高峰。
也許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時都确信馬統工黨是一個德國資助的龐大的間諜組織。
對一位人民軍軍官提到此事，簡直就像在紅色恐怖之後闖進騎兵俱樂部*宣稱自己是一名共産黨人一樣令人驚異。
他用深邃的目光掃了我一眼。
經過長時間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說： “你說你在前線同他在一起，那麼你自己也是在馬統工黨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 ————————————————————— *是西班牙貴族軍官的傳統社交場所。
——譯者 ————————————————————— 青年軍官站起來，轉身走進了上校的辦公間。
我能隐約聽見他們焦急不安的對話。
我想，“這下全完了。
”也許，我們本來就不該試圖把那個函件要回來。
況且，我已經坦承自己是馬統工黨的人員，說不定他們馬上就會打電話給警察，将我抓起來，把我當成又一個自投羅網的托洛茨基分子。
不過，那位軍官很快又露面了，一邊整理軍帽，一邊嚴肅示意我跟他走。
我們将去警察總長辦公室。
這段路很長，至少需要步行20分鐘。
軍官賣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
在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說。
我們來到警察總長辦公室時，一群看起來非常可怕的無賴正在門外遊蕩。
他們顯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種間諜。
軍官走進那間辦公室，接下來進行了長時間的、情緒激動的對話。
隻聽得雙方的嗓門一陣高過一陣，大概還伴有攤手、聳肩、捶桌子之類的激烈動作。
警察方面顯然不願交出那封函件。
最後，那個滿臉漲得通紅的青年軍官手拿一封碩大的公文函件走出來。
這正是從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
我們赢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事後表明這絕非無關緊要。
函件被及時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卻根本無法讓他出獄。
軍官當場向我保證函件将被馬上遞送。
“可是，柯普怎麼辦？”我問道，“我們無法把他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嗎？”他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說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他們并不清楚柯普究竟為何被捕。
他隻是告訴我，他們将對此進行調查。
不再有多少可說的話了，該是分手的時候了。
我們倆相互略微欠身緻意。
可接下來又發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驚而且極為感動的事。
那位人民軍軍官稍稍猶豫了一會，突然伸出手來，與我緊緊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使你明白他的這一舉動是多麼深深地打動了我。
這看起來似乎隻是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實并非完全如此。
你應該注意到當時的情景——令人恐怖的懷疑和仇恨氣氛，惡毒的謊言和莫須有的傳聞漫天飛揚，貼在布告欄中的海報公開地诋毀我，以及所有類似我的人都是法西斯間諜。
你要知道，當時我們正停留在警察總長辦公室的門外，外面還遊蕩着一幫無事生非、到處找茬的政治無賴，其中也許會有人知道我正被警察“通緝”。
這就有如一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公開與一個德國人握手同樣危險。
我猜想，這位軍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認定我并不是所謂法西斯間諜，而且這樣與我握手也表明了他具有非常美好的人品。
盡管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我仍然樂意把這件事情記錄下來，因為這是相當典型的西班牙人品德——在許多惡劣的境遇之中，你會經常從西班牙人身上見到類似的崇高品德的閃光點。
我對西班牙這個國家印象極差，但對西班牙人卻沒有壞印象。
我記得，我僅對一位西班牙人發過兩次火，而每當憶及此事，我都認為全是自己的錯。
毫無疑問，他們寬宏大量，品行高尚，但這些品質都并不真正屬于二十世紀。
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會指望在西班牙，即使法西斯主義也會采取一種相對寬松、能夠讓人接受得了的統治形式。
在西班牙幾乎沒有什麼人具備現代極權國家所需要的那種素質：可怕的高效率和高度的一緻性。
幾天前的那個晚上，警察在搜查我妻子住的客房時所發生的小插曲，就充分說明了這一事實。
實際上，當時的搜查非常滑稽有趣。
我真的希望我能親眼目睹，可是幸虧我沒在現場，否則我會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的。
警察用衆所周知的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或蓋世太保的風格進行了那場搜查。
午夜過後，随着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六名警察闖進了我妻子的客房；他們打開燈，迅速控制了客房的各個重要位置，顯然是事先早有預謀。
接着，他們以常人無法想象的手段徹底搜查客房中的全部兩個房間（有一個附設的衛浴間）。
他們擊聽牆壁，摸捏椅墊，敲擊地闆，掀抖窗簾，拍打浴缸和暖氣片，同時翻箱倒櫃，把所有衣物鞋帽都翻了個遍，還要再拿到燈光下仔細檢視。
他們收繳了室内包括丢進廢紙簍裡的所有報刊和紙張，還有我們的所有書籍。
當發現我們有一本法文版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時，他們馬上喜形于色，自以為抓到了一個最重要的把柄。
如果這是他們發現的唯一的一本敏感禁書的話，那麼我們的末日也就臨頭了。
非常明顯，在他們看來讀《我的奮鬥》的人必然是個法西斯分子。
但是，緊接着他們又找出了一本斯大林寫的小冊子，名叫《論徹底清算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兩面派的方法》，這多多少少讓他們暫時松了一口氣。
抽屜裡的幾包卷煙紙也被翻出來。
他們把其中每一包都拆開來，逐張檢查，以防漏掉可能記錄在那上面的任何信息。
他們差不多檢查了将近兩個小時。
然而，他們卻沒有去搜查床上。
我妻子一直躺在床上，床墊下面也許暗藏半打輕機槍，況且枕頭下面也能藏着很多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
可是，這些警察沒有碰一下床，更不用說檢查床底了。
我不敢相信這回是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的通常辦事風格。
但是，人們必須注意到，現在警察已經幾乎完全處在共産黨人的控制之下這些警察說不定自己就是共産黨員。
不過，這些人同時也是西班牙人，對于他們來說，把一個弱女子從床上趕下來，實在是太難為情了。
于是，這一方面的搜查工作被大家心照不宣地免除了。
當然，這也使得全部搜查變得毫無意義。
那天晚上，我和麥克奈爾、科特曼睡在一處建築荒地的草叢中。
這是一個很冷的夜晚，我們都麼怎麼睡着。
我記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