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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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羅那這樣的城市裡，橫遭警察的追捕和通緝，最糟糕的事情莫過于所有的店鋪開門都非常遲。
在戶外睡覺的時候，黎明的光芒總是能夠按時把你喚醒，可巴塞羅那咖啡館的大門卻依然緊閉，沒有一家會在九點以前開門營業。
你得耐心地等上好幾個小時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刮一次胡須。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發店的牆上，依然可以看到無政府主義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費。
公告上說：“革命已經砸開了強加在我們身上的鎖鍊。
”我很想告訴理發師，如不小心堤防的話，鎖鍊也許很快就會重新落到他們的身上。
我信步來到市中心。
在那些曾經屬于馬統工黨的建築物的頂上，紅旗已經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國旗幟迎風飄揚；大樓門口則有成群的國民自衛隊士兵，懷裡抱着武器，懶洋洋地斜靠在門前的牆壁上。
位于加泰羅尼亞廣場一角的紅色援助中心，那裡的大部分窗戶玻璃已被砸得粉碎，無事可做的警察樂此不疲。
馬統工黨的書攤内已見不到一本書。
遠處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欄中張貼着一副法西斯分子的醜惡嘴臉。
在拉姆拉斯大街的盡頭，離碼頭不遠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從前線歸來的渾身泥污、衣衫破爛的民兵，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憊不堪。
我知道他們是什麼人——真的，我認出了其中的一位。
他們是馬統工黨的民兵。
他們前一天才從前線返回，并發現馬統工黨已遭鎮壓，他們的家庭也遭受牽連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們不得不露宿街頭。
任何這個時候從前線回來的馬統工黨的民兵，隻有兩種選擇：要麼立即躲藏起來，要麼馬上被投入監獄。
——對于那些在前線浴血奮戰三四個月之久的戰士來說，接受這般禮遇絕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們正處在一種極為奇特的境遇之中。
人們在晚上是被通緝的逃犯，而在白天卻可以過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每個藏匿馬統工黨及其支持者的人家，隻要這樣做過的——或者有可能會這樣做的，都已被監視起來；旅館或公寓裡也絲毫沒有例外，老闆們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來到，就必須馬上報告警察。
實際上，這就意味着任何陌生人隻能在戶外過夜。
另一方面，在巴塞羅那這樣規模的城市裡，白天倒還相對安全一些。
盡管國民自衛隊士兵、突襲隊員、馬槍騎兵和普通警察滿街都是，另外還有隻有上帝才知道的無數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們不可能攔截盤查每一個過路行人，如果你看起來并非與衆不同，那就不至于引起他們的特别注意。
最重要的是，必須盡量避免在馬統工黨的建築物附近逗留，絕對不要進入侍者認識你的那些咖啡館和飯店。
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裡泡了很長時間的澡。
我感到這是一種既可以打發時間又不惹人注意的好辦法。
遺憾的是，許多人都是這樣去做的。
結果沒過幾天——在我離開巴塞羅那之後——警察突襲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裡逮捕了許多赤裸裸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着拉姆拉斯大街往前走，中途遇到一個來自莫蘭療養院的傷員。
我們相互交換了一種他人難以察覺的眼神，這是人們在那種特殊艱難時刻所使用的一種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後悄悄地溜進一家遠離大街的咖啡館裡碰面。
在莫林療養院遭到突襲時，他僥幸躲過抓捕，但和其他人一樣被驅趕到大街上。
他隻穿了一件襯衫——緊急逃跑來不及穿上夾克，——而且身無分文。
他向我描述了一個國民自衛隊士兵如何從牆上扯下莫林的大幅彩色畫像，然後再用皮靴将其踐踏成碎片。
莫林（馬統工黨的創始人之一）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人們認為，他在那個時候已經遭到槍殺。
上午十點，我在英國領事館門前見到我妻子。
沒過多久，麥克奈爾和科特曼也來了。
他們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鮑勃?斯邁利死了。
他死在巴倫西亞的監獄中，死因不詳。
他的屍體當即被掩埋，在場的英國獨立工黨代表大衛?默裡曾請求看一下他的遺容，但遭到拒絕。
我當即認為斯邁利是被槍殺的。
那時每個人都是這麼認為的。
但此後我認為自己可能弄錯了。
後來，他被正式公布的死因是闌尾炎。
我們後來從另一個獲釋的囚犯那裡得知，斯邁利在入獄後不久就病倒了。
如此看來，闌尾炎緻死的說法是可信的。
他們拒絕讓默裡看斯邁利的屍體，可能隻是出于對死者的惡意報複。
然而，我必須指出，鮑勃?斯邁利隻有22歲，是我所見過的最強壯的人之一。
我認為，在我所認識的人中，無論英國人，還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戰壕中連續待上三個月而不生病。
像鮑勃?斯邁利這樣強壯的人，如果得到适當的照料，理應不會被闌尾炎奪去生命。
但是，當你目睹了西班牙監獄——包括用于關押政治犯的臨時場所——中的生活之後，你就能夠意識到，一個生病囚犯得到适當照顧的幾率會是多麼微不足道。
這些監獄隻能被稱作地牢。
在英國，隻有退回到18世紀，才能見到諸如此類的場景。
人們被囚禁在狹小的牢房裡，隻能勉強容身；人們甚至被關進地窖或其他更為黑暗潮濕的地方。
這并非暫時為之，而是長期如此：人們常常被關押在那種地方長達四五個月之久，從來見不到一線光明。
他們全天的食物隻有污穢不堪、少得可憐的湯和一兩片面包。
（幾個月後他們的食物似乎稍稍有所改善。
）我這絕不是誇大其詞，任何一位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都能加以證實。
我已經從許多消息提供者那裡分别得到了他們對西班牙監獄狀況的描述；他們都證實了彼此的說法，幾乎沒有絲毫出入。
此外，我自己也親眼見過一所西班牙監獄。
我的一位被囚禁的英國朋友對我說，他的獄中經曆，“完全能夠讓人們更容易地理解斯邁利的遭遇”。
我對斯邁利的死難以釋懷。
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戰鬥，這個勇敢聰穎的大男孩，毅然放棄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學的學業。
在我看來，斯邁利在前線以無可挑剔的勇氣和奮不顧身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而那些人所做的，卻是将他投入監獄，并讓他像個無人關注的動物那樣死去。
我明白，僅僅為某一個在這場規模如此巨大的血腥戰争中犧牲的人大加宣揚，也許無事于補。
與許多的政治迫害相比，在擁擠的街道上空落下來的炸彈所造成的死亡可能會更大。
但讓人忿忿不平的是這種死亡毫無意義。
在戰場上戰死——也許無怨無悔，那是死得其所；但被投入監獄，甚至沒有任何可以羅列的過錯，而隻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讓人孤獨地死去——這就必須另當别論了。
我看不出這種事情——盡管斯邁利的事情有些特殊，并非普遍現象——将會如何有助于戰争更接近勝利。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探看了柯普。
人們在獲得批準的情況下可以看望沒有被單獨監禁的囚犯，但去多了并不安全。
警察密切監視着來來往往的人，如果你頻繁探監，那就等于給自己貼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朋友的标簽，從而被捕甚至死于監獄。
這種事情已經在許多人身上發生了。
柯普并沒有被單獨監禁，因此我們沒費多少周折就被允許探望。
在獄警領我們進入監獄的鋼筋混凝土大門時，恰巧碰上了我以前在前線認識的一位西班牙民兵，他正
在戶外睡覺的時候，黎明的光芒總是能夠按時把你喚醒，可巴塞羅那咖啡館的大門卻依然緊閉，沒有一家會在九點以前開門營業。
你得耐心地等上好幾個小時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刮一次胡須。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發店的牆上，依然可以看到無政府主義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費。
公告上說：“革命已經砸開了強加在我們身上的鎖鍊。
”我很想告訴理發師，如不小心堤防的話，鎖鍊也許很快就會重新落到他們的身上。
我信步來到市中心。
在那些曾經屬于馬統工黨的建築物的頂上，紅旗已經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國旗幟迎風飄揚；大樓門口則有成群的國民自衛隊士兵，懷裡抱着武器，懶洋洋地斜靠在門前的牆壁上。
位于加泰羅尼亞廣場一角的紅色援助中心，那裡的大部分窗戶玻璃已被砸得粉碎，無事可做的警察樂此不疲。
馬統工黨的書攤内已見不到一本書。
遠處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欄中張貼着一副法西斯分子的醜惡嘴臉。
在拉姆拉斯大街的盡頭，離碼頭不遠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從前線歸來的渾身泥污、衣衫破爛的民兵，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憊不堪。
我知道他們是什麼人——真的，我認出了其中的一位。
他們是馬統工黨的民兵。
他們前一天才從前線返回，并發現馬統工黨已遭鎮壓，他們的家庭也遭受牽連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們不得不露宿街頭。
任何這個時候從前線回來的馬統工黨的民兵，隻有兩種選擇：要麼立即躲藏起來，要麼馬上被投入監獄。
——對于那些在前線浴血奮戰三四個月之久的戰士來說，接受這般禮遇絕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們正處在一種極為奇特的境遇之中。
人們在晚上是被通緝的逃犯，而在白天卻可以過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每個藏匿馬統工黨及其支持者的人家，隻要這樣做過的——或者有可能會這樣做的，都已被監視起來；旅館或公寓裡也絲毫沒有例外，老闆們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來到，就必須馬上報告警察。
實際上，這就意味着任何陌生人隻能在戶外過夜。
另一方面，在巴塞羅那這樣規模的城市裡，白天倒還相對安全一些。
盡管國民自衛隊士兵、突襲隊員、馬槍騎兵和普通警察滿街都是，另外還有隻有上帝才知道的無數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們不可能攔截盤查每一個過路行人，如果你看起來并非與衆不同，那就不至于引起他們的特别注意。
最重要的是，必須盡量避免在馬統工黨的建築物附近逗留，絕對不要進入侍者認識你的那些咖啡館和飯店。
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裡泡了很長時間的澡。
我感到這是一種既可以打發時間又不惹人注意的好辦法。
遺憾的是，許多人都是這樣去做的。
結果沒過幾天——在我離開巴塞羅那之後——警察突襲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裡逮捕了許多赤裸裸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着拉姆拉斯大街往前走，中途遇到一個來自莫蘭療養院的傷員。
我們相互交換了一種他人難以察覺的眼神，這是人們在那種特殊艱難時刻所使用的一種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後悄悄地溜進一家遠離大街的咖啡館裡碰面。
在莫林療養院遭到突襲時，他僥幸躲過抓捕，但和其他人一樣被驅趕到大街上。
他隻穿了一件襯衫——緊急逃跑來不及穿上夾克，——而且身無分文。
他向我描述了一個國民自衛隊士兵如何從牆上扯下莫林的大幅彩色畫像，然後再用皮靴将其踐踏成碎片。
莫林（馬統工黨的創始人之一）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人們認為，他在那個時候已經遭到槍殺。
上午十點，我在英國領事館門前見到我妻子。
沒過多久，麥克奈爾和科特曼也來了。
他們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鮑勃?斯邁利死了。
他死在巴倫西亞的監獄中，死因不詳。
他的屍體當即被掩埋，在場的英國獨立工黨代表大衛?默裡曾請求看一下他的遺容，但遭到拒絕。
我當即認為斯邁利是被槍殺的。
那時每個人都是這麼認為的。
但此後我認為自己可能弄錯了。
後來，他被正式公布的死因是闌尾炎。
我們後來從另一個獲釋的囚犯那裡得知，斯邁利在入獄後不久就病倒了。
如此看來，闌尾炎緻死的說法是可信的。
他們拒絕讓默裡看斯邁利的屍體，可能隻是出于對死者的惡意報複。
然而，我必須指出，鮑勃?斯邁利隻有22歲，是我所見過的最強壯的人之一。
我認為，在我所認識的人中，無論英國人，還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戰壕中連續待上三個月而不生病。
像鮑勃?斯邁利這樣強壯的人，如果得到适當的照料，理應不會被闌尾炎奪去生命。
但是，當你目睹了西班牙監獄——包括用于關押政治犯的臨時場所——中的生活之後，你就能夠意識到，一個生病囚犯得到适當照顧的幾率會是多麼微不足道。
這些監獄隻能被稱作地牢。
在英國，隻有退回到18世紀，才能見到諸如此類的場景。
人們被囚禁在狹小的牢房裡，隻能勉強容身；人們甚至被關進地窖或其他更為黑暗潮濕的地方。
這并非暫時為之，而是長期如此：人們常常被關押在那種地方長達四五個月之久，從來見不到一線光明。
他們全天的食物隻有污穢不堪、少得可憐的湯和一兩片面包。
（幾個月後他們的食物似乎稍稍有所改善。
）我這絕不是誇大其詞，任何一位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都能加以證實。
我已經從許多消息提供者那裡分别得到了他們對西班牙監獄狀況的描述；他們都證實了彼此的說法，幾乎沒有絲毫出入。
此外，我自己也親眼見過一所西班牙監獄。
我的一位被囚禁的英國朋友對我說，他的獄中經曆，“完全能夠讓人們更容易地理解斯邁利的遭遇”。
我對斯邁利的死難以釋懷。
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戰鬥，這個勇敢聰穎的大男孩，毅然放棄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學的學業。
在我看來，斯邁利在前線以無可挑剔的勇氣和奮不顧身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而那些人所做的，卻是将他投入監獄，并讓他像個無人關注的動物那樣死去。
我明白，僅僅為某一個在這場規模如此巨大的血腥戰争中犧牲的人大加宣揚，也許無事于補。
與許多的政治迫害相比，在擁擠的街道上空落下來的炸彈所造成的死亡可能會更大。
但讓人忿忿不平的是這種死亡毫無意義。
在戰場上戰死——也許無怨無悔，那是死得其所；但被投入監獄，甚至沒有任何可以羅列的過錯，而隻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讓人孤獨地死去——這就必須另當别論了。
我看不出這種事情——盡管斯邁利的事情有些特殊，并非普遍現象——将會如何有助于戰争更接近勝利。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探看了柯普。
人們在獲得批準的情況下可以看望沒有被單獨監禁的囚犯，但去多了并不安全。
警察密切監視着來來往往的人，如果你頻繁探監，那就等于給自己貼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朋友的标簽，從而被捕甚至死于監獄。
這種事情已經在許多人身上發生了。
柯普并沒有被單獨監禁，因此我們沒費多少周折就被允許探望。
在獄警領我們進入監獄的鋼筋混凝土大門時，恰巧碰上了我以前在前線認識的一位西班牙民兵，他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