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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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典型的是那封電報從未送達。
人們把我們擡進一節最普通的三等車廂，裡面隻有木椅子。
許多人傷勢很重，那天早上還是他們負傷以來第一次離開病床。
不一會，由于酷熱和颠簸，幾乎有過半傷病員發生虛脫，有些人更嘔吐得滿地穢物。
随車的醫務人員在橫七豎八地躺着的有如死屍般的傷病員中穿梭，他們抱着裝滿水的大山羊皮水袋，不停地把水灌入一張張嘴裡。
那水非常難喝，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種怪味。
太陽快要落山時，我們到了塔拉戈納。
鐵路是沿着海岸線鋪設的，離海面很近。
我們乘坐的列車進站時，正好有一列滿載國際縱隊士兵的軍用列車出站，天橋上的人們正向他們熱情揮手。
那列車很長，車上面載滿了士兵，以及拖着野戰炮的敞蓬卡車，每門野戰炮下都站了很多士兵。
車廂好象要被擠爆了一樣。
至今我仍異常清晰地記得那列火車在昏黃夜色中駛過的情景。
一扇扇擠滿笑臉的列車窗，一根根斜放的長槍筒，一條條飄動的紅絲巾——所有這一切都在青綠色海面的映襯下從我們的眼前慢慢地閃過。
“外國人，”有人說道，“他們是意大利人。
” 這很明顯。
因為除了意大利人，沒有人能組成如此優美的隊伍，也沒有人能如此優雅地回應人們的歡呼緻敬——這優雅并未因列車上近一半的士兵喝得人仰馬翻而稍遜本色。
後來我們才聽說，這些意大利士兵是取得三月瓜達拉哈拉戰役勝利的部隊的一部分。
他們剛剛休整過，現在被調往阿拉貢前線。
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在幾周後的韋斯卡戰役中陣亡。
在我們的列車上，一些尚能扶杖站立的傷員在車窗前擠來擠去，向那列車上的意大利人歡呼。
一根根拐杖伸出窗外不停地揮動着。
一隻隻纏着繃帶的手不停地敬禮。
這簡直就是活脫脫一幅戰争的諷喻畫。
滿載着士兵的列車驕傲地呼嘯而去，滿載着傷員的火車慢慢地停下來。
那卡車拖着的大炮像往常一樣令人膽寒，那種恐懼無論如何揮之不去。
但這場戰争畢竟是光榮的。
塔拉戈納的醫院非常大，裡面住滿了來自各條戰線的傷員。
看看這兒有些什麼樣的創傷吧！這兒有一種特殊的治療創傷的辦法。
我想也許是根據某種最新醫療實踐發明的。
但這看上去卻異常可怕。
這種方法完全不用包紮傷口，而是盡量讓傷口充分暴露，然後用塗滿黃油的棉布蒙在罩住傷口的鐵絲網上遮擋蒼蠅。
透過油布，你可以看到那半愈合傷口上血紅色的膠凍狀物。
有一個傷員臉部和喉部受了傷。
他的腦袋被套在一個塗滿黃油的棉布蒙成的圓形頭套裡，嘴被封住，隻能通過插在雙唇之間的細膠管來呼吸。
可憐的人！他看上去非常孤獨凄惶，眼神飄忽不定；他隻能透過棉布罩木然地看着你，更是無法說話。
我在塔拉戈納待了三四天，體力漸漸恢複了。
一天，我竟能慢慢地走近沙灘。
海邊的一切仍像往常一樣奢華，這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海濱步行街上高檔咖啡館比比皆是，肥頭胖腦的當地資産階級們悠閑地躺在折疊椅上沐浴陽光，好象戰争遠在千萬裡一樣。
但我的确看到一個遊泳者被淹死了。
這樣的事竟發生雜那樣淺而溫暖的海水中，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離開前線***天後，終于有人為我檢查創傷了。
手術室裡，醫生們正在檢查剛到的傷員。
他們用雙手握住長柄大剪刀剪開護胸甲，然後摞好。
在前線急救站，肋骨、鎖骨，以及其他部位骨折的傷員，一般要被套上護胸甲。
在大而笨重的護胸甲的領口上方，你可以看到一長焦慮且肮髒的面孔，嘴巴上長滿了亂蓬蓬的胡子。
那位醫生，三十歲左右，精神飽滿，模樣帥氣。
他讓我坐在椅子上，然後就用粗糙的紗布包住我的舌頭使勁地向外拽，接着把一面牙醫用的小鏡子塞進我的喉嚨裡，要我說“啊……”他一直這麼拽着，直到我舌頭上滲血，眼睛裡充滿了淚水，他這才告訴我，有一側聲帶麻痹了。
“到什麼時候聲音才能恢複正常？”我問道。
“聲音？哦，你的聲音永遠都不會恢複正常了。
”他很高興地說道。
但是，我以後的經曆證明他錯了。
在大約兩個月的時間裡，我隻能用非常低而細小的聲音說話。
但從那以後，我的聲音突然恢複正常，另一邊聲帶竟然康複了。
我的手臂疼痛，大概是因為子彈損傷了脖子後面的某處神經。
手臂部的這種神經性陣痛大約持續了一個月，晚上疼得尤其厲害，幾乎難以入睡。
我的右手手指基本上處于半癱瘓狀态。
直到現在，五個月過去了，食指依然麻木——這是頸部受傷留下的一種奇怪的後遺症。
我的傷勢成為醫院裡的小小奇聞。
許多醫生在給我做檢查時，全都禁不住咂舌感歎：“運氣真好！運氣真好！”其中一位醫生用極其權威的口吻告訴我：子彈和動脈之間隻有不到一毫米的距離。
我不清楚他是怎麼測量出來的。
我那時遇到的所有人——醫生、護士、實習醫生和病人——都說，你被子彈打穿脖子竟然能活下來，實在是太幸運了！但我卻禁不住地想說，要是根本就沒打着，那豈不是更幸運麼？
人們把我們擡進一節最普通的三等車廂，裡面隻有木椅子。
許多人傷勢很重，那天早上還是他們負傷以來第一次離開病床。
不一會，由于酷熱和颠簸，幾乎有過半傷病員發生虛脫，有些人更嘔吐得滿地穢物。
随車的醫務人員在橫七豎八地躺着的有如死屍般的傷病員中穿梭，他們抱着裝滿水的大山羊皮水袋，不停地把水灌入一張張嘴裡。
那水非常難喝，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種怪味。
太陽快要落山時，我們到了塔拉戈納。
鐵路是沿着海岸線鋪設的，離海面很近。
我們乘坐的列車進站時，正好有一列滿載國際縱隊士兵的軍用列車出站，天橋上的人們正向他們熱情揮手。
那列車很長，車上面載滿了士兵，以及拖着野戰炮的敞蓬卡車，每門野戰炮下都站了很多士兵。
車廂好象要被擠爆了一樣。
至今我仍異常清晰地記得那列火車在昏黃夜色中駛過的情景。
一扇扇擠滿笑臉的列車窗，一根根斜放的長槍筒，一條條飄動的紅絲巾——所有這一切都在青綠色海面的映襯下從我們的眼前慢慢地閃過。
“外國人，”有人說道，“他們是意大利人。
” 這很明顯。
因為除了意大利人，沒有人能組成如此優美的隊伍，也沒有人能如此優雅地回應人們的歡呼緻敬——這優雅并未因列車上近一半的士兵喝得人仰馬翻而稍遜本色。
後來我們才聽說，這些意大利士兵是取得三月瓜達拉哈拉戰役勝利的部隊的一部分。
他們剛剛休整過，現在被調往阿拉貢前線。
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在幾周後的韋斯卡戰役中陣亡。
在我們的列車上，一些尚能扶杖站立的傷員在車窗前擠來擠去，向那列車上的意大利人歡呼。
一根根拐杖伸出窗外不停地揮動着。
一隻隻纏着繃帶的手不停地敬禮。
這簡直就是活脫脫一幅戰争的諷喻畫。
滿載着士兵的列車驕傲地呼嘯而去，滿載着傷員的火車慢慢地停下來。
那卡車拖着的大炮像往常一樣令人膽寒，那種恐懼無論如何揮之不去。
但這場戰争畢竟是光榮的。
塔拉戈納的醫院非常大，裡面住滿了來自各條戰線的傷員。
看看這兒有些什麼樣的創傷吧！這兒有一種特殊的治療創傷的辦法。
我想也許是根據某種最新醫療實踐發明的。
但這看上去卻異常可怕。
這種方法完全不用包紮傷口，而是盡量讓傷口充分暴露，然後用塗滿黃油的棉布蒙在罩住傷口的鐵絲網上遮擋蒼蠅。
透過油布，你可以看到那半愈合傷口上血紅色的膠凍狀物。
有一個傷員臉部和喉部受了傷。
他的腦袋被套在一個塗滿黃油的棉布蒙成的圓形頭套裡，嘴被封住，隻能通過插在雙唇之間的細膠管來呼吸。
可憐的人！他看上去非常孤獨凄惶，眼神飄忽不定；他隻能透過棉布罩木然地看着你，更是無法說話。
我在塔拉戈納待了三四天，體力漸漸恢複了。
一天，我竟能慢慢地走近沙灘。
海邊的一切仍像往常一樣奢華，這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海濱步行街上高檔咖啡館比比皆是，肥頭胖腦的當地資産階級們悠閑地躺在折疊椅上沐浴陽光，好象戰争遠在千萬裡一樣。
但我的确看到一個遊泳者被淹死了。
這樣的事竟發生雜那樣淺而溫暖的海水中，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離開前線***天後，終于有人為我檢查創傷了。
手術室裡，醫生們正在檢查剛到的傷員。
他們用雙手握住長柄大剪刀剪開護胸甲，然後摞好。
在前線急救站，肋骨、鎖骨，以及其他部位骨折的傷員，一般要被套上護胸甲。
在大而笨重的護胸甲的領口上方，你可以看到一長焦慮且肮髒的面孔，嘴巴上長滿了亂蓬蓬的胡子。
那位醫生，三十歲左右，精神飽滿，模樣帥氣。
他讓我坐在椅子上，然後就用粗糙的紗布包住我的舌頭使勁地向外拽，接着把一面牙醫用的小鏡子塞進我的喉嚨裡，要我說“啊……”他一直這麼拽着，直到我舌頭上滲血，眼睛裡充滿了淚水，他這才告訴我，有一側聲帶麻痹了。
“到什麼時候聲音才能恢複正常？”我問道。
“聲音？哦，你的聲音永遠都不會恢複正常了。
”他很高興地說道。
但是，我以後的經曆證明他錯了。
在大約兩個月的時間裡，我隻能用非常低而細小的聲音說話。
但從那以後，我的聲音突然恢複正常，另一邊聲帶竟然康複了。
我的手臂疼痛，大概是因為子彈損傷了脖子後面的某處神經。
手臂部的這種神經性陣痛大約持續了一個月，晚上疼得尤其厲害，幾乎難以入睡。
我的右手手指基本上處于半癱瘓狀态。
直到現在，五個月過去了，食指依然麻木——這是頸部受傷留下的一種奇怪的後遺症。
我的傷勢成為醫院裡的小小奇聞。
許多醫生在給我做檢查時，全都禁不住咂舌感歎：“運氣真好！運氣真好！”其中一位醫生用極其權威的口吻告訴我：子彈和動脈之間隻有不到一毫米的距離。
我不清楚他是怎麼測量出來的。
我那時遇到的所有人——醫生、護士、實習醫生和病人——都說，你被子彈打穿脖子竟然能活下來，實在是太幸運了！但我卻禁不住地想說，要是根本就沒打着，那豈不是更幸運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