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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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羅那和别的地方逮捕了大批托洛茨基主義骨幹分子後……戰時已知的最可怕的間諜案的細節，以及到目前為止最可恥的叛變罪行的揭露，在周末都漸為人們所知。
……警察手中掌握的材料，以及不少于200名被捕者的完整供詞，等等，都可以證明上述内容的真實性。
這些“揭露”出來的事情所證明的是，馬統工黨的領導人通過廣播向佛朗哥将軍傳遞軍事秘密，他們與柏林有聯系，并且與馬德裡的秘密法西斯組織聯合行動。
此外，還有關于用隐迹墨水秘密遞送消息的聳人聽聞的細節，有一份簽了字母“N”（代表甯。
即安德列斯?甯）的神秘文件，等等。
但最後的結果是：正如我所記述的那樣，事情過去六個月後，大部分的領導人仍被關進監獄裡，但他們從來未被提審，諸如通過廣播與佛朗哥聯系之類的指控也從來沒有明确的說法。
他們如果真的犯了間諜罪，就會像此前的許多法西斯間諜那樣，在一個星期内受審并被槍斃。
但除了共産黨媒體上未經證實的斷言外，沒有發現絲毫證據。
至于那200份“完整的供詞”，如果存在，那就足以定任何人的罪，但後來再也沒有聽到過。
實際上，它們隻是某個人想象中的200次努力。
不僅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官員都拒絕相信對馬統工黨的指控。
最近，内閣以5比2通過了釋放反法西斯的政治犯的決定，兩名反對者就是來自共産黨的部長。
8月，由詹姆斯?馬科斯頓議員率領的一個國際代表團來到西班牙，調查對馬統工黨的指控以及安德列斯?甯?普列托的失蹤案。
國防部長伊魯霍，司法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内閣部長奧爾特加-加塞特，總檢察長普拉特?加西亞以及其他許多人，都不相信馬統工黨的領導人犯了間諜罪。
伊魯霍還補充指出，他已經從頭到尾看了該案的卷宗，沒有任何所謂的證據能夠經得起推敲，那份被認為由甯簽署的文件毫無價值，也就是說，它是僞造的。
普列托認為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對巴塞羅那五月發生的戰鬥負有責任，但不認為他們是法西斯間諜。
“更嚴重的是，”他補充說，“逮捕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不是政府的決定，而是警察擅自行事的。
那些責任人不是警察局的領導，而是他們的下屬，共産黨已經按照通常的一貫做法，滲入了其中。
”他引述了另外幾件警察非法抓人的案子。
同樣，伊魯霍也宣稱，警察已經成為“準獨立的”機構，處于外國共産黨的控制之下。
普列托向代表團相當露骨地暗示，當俄國人向西班牙提供武器時，政府無法承受冒犯共産黨的代價。
當一個由約翰?麥戈文議員率領的代表團12月來到西班牙後，他們得到了與此前基本相同的回答。
内閣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甚至用更清楚的詞彙重複了普列托的暗示：“我們得到俄國人的援助，就必須同意采取某些我們不喜歡的行動。
”可以說明警察自治性的是，人們就算有監獄總長、司法部長麥戈文以及别的重要人物簽署的命令，也不會獲許進入任何一個共産黨在巴塞羅那控制的“秘密監獄”，得知這一點很有趣。
[1] ———————————————————— [1]關于兩個代表團的報告，參見9月7日的《民衆報》以及9月18日的《箭報》；關于馬科斯頓代表團的報告由《獨立新聞報》（巴黎聖德尼路219号）刊登，麥戈文的小冊子《西班牙的恐怖》在西班牙出版。
———————————————————— 我認為上述情況應當足以澄清這件事。
指控馬統工黨犯有間諜罪，僅僅基于共産黨媒體的報道以及由共産黨控制的秘密警察。
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以及成百上千的追随者仍在監獄中；在過去的六個月裡，共産黨的媒體不斷叫嚷要處死“叛國者”。
但涅格林和其他人都保持了清醒的頭腦，拒絕大規模處死“托洛茨基主義者”。
考慮到他們頭上的壓力，這樣做值得大加贊賞。
同時，面對我上面所提供的材料，很難相信馬統工黨真的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除非人們相信馬科斯頓、麥戈文、普列托、伊魯霍、蘇加薩戈伊蒂亞以及其餘的人都一起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
最後，說一下關于馬統工黨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指控。
“托洛茨基主義者”這個詞現在用得越來越随意，它的用法極易令人誤解，并且經常蓄意讓人誤解。
值得停下來對它進行界定。
托洛茨基主義一詞有三種不同的含義： （1）指像托洛茨基那樣的人，鼓吹“世界革命”以對抗“一國之内的社會主義”。
不那麼嚴格地說，就是指革命的極端主義者。
（2）目前以托洛茨基為首的組織的成員。
（3）一個虛僞的、佯裝是革命者的法西斯主義者，特别是那些在蘇聯境内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人，但通常指那些分裂和削弱左翼力量的人。
按照第一個含義，馬統工黨也許能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
英國的獨立工黨、德國的S.A.P.、法國的左翼社會主義者，等等，也都能。
但馬統工黨與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列甯主義者”）的組織沒有任何交往。
當戰争爆發時，來到西班牙的外國托洛茨基主義者（15或20人）最初的确曾為馬統工黨工作，因為該黨的觀點與他們最接近，但他們并沒有加入馬統工黨。
後來，托洛茨基命令追随者攻擊馬統工黨的政策，因而托洛茨基主義者也被清除出該黨的機關，雖然還有一些留在民兵中。
莫蘭被法西斯逮捕後，甯接替其成為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他有一段時間當過托洛茨基的秘書，但幾年前就離開了，并組建了馬統工黨。
該黨與較早成立的“工農聯盟”黨一起，合并了各種反對派共産黨。
共産黨媒體利用甯與托洛茨基曾有過聯系，以證明馬統工黨真的是托洛茨基主義者。
要是以此推斷的話，甚至可以說英國共産黨也成了真正的法西斯組織，因為約翰?斯特拉奇先生也曾跟奧斯瓦德?莫裡斯爵士有過聯系。
唯一精确界定了該詞的是第二個含義。
據此，馬統工黨當然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
作出這一區分很重要，因為大部分共産黨都想當然地認為，第二個含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是第三個含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就是說，整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隻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間諜機器。
僅僅在蘇聯審判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人時。
“托洛茨基主義”這個詞才開始引起公衆的注意。
稱一個人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幾乎就等于稱他為謀殺犯、内奸等等。
但同時，任何從左翼立場批評共産黨政策的人，也很容易被指控為托洛茨基主義者。
那麼，我們可以斷言，每一個自稱是革命極端主義者的人，都收受法西斯的好處了嗎？ 實際上，根據不同的局部利益，可能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也可能沒有。
上面我提到，當馬科斯頓接受委托來到西班牙時，《真理報》、《紅色陣線》和其他的共産黨報紙立即公開指責他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蓋世太保的間諜，等等。
不過，英國共産黨很謹慎，沒有重複這一指責。
在英國共産黨的媒體中，馬科斯頓僅僅是“工人階級的反動敵人”，其含義被方便地模糊化了。
當然，這隻是因為，幾個慘痛的教訓使英國共産黨的媒體對有關诽謗罪的法律産生了趨利避害的敬畏。
在一個受指控的罪行必須得到證實的國家裡，沒有人再提起那個指控，就足以承認它是一個謊言。
有關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各種指控，也許我的讨論超過了必要的篇幅。
黨派之間的争論不可避免地充滿了不公正和虛假的指控，以至于兩敗俱傷；但這種争論與内戰中的巨大痛苦相比，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
并不真的如此。
我相信，诽謗中傷和這種媒體鬥争，以及它們所顯示出來的思維習慣，能夠給反法西斯事業最緻命的傷害。
任何人瞥一眼這個主題，就知道共産黨人通過捏造的指控對付政敵的策略毫無新意。
今天的關鍵詞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明天的關鍵詞就将是“社會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
蘇維埃俄國的審訊“證明”了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包括，例如，列昂?布魯姆以及英國工黨的傑出黨員，策劃了入侵俄國的險惡陰謀，這件事才過去六七年。
然而今天，法國的共産黨人非常高興地承認了布魯姆為自己的領導人，而英國的共産黨人則想盡一切辦法進入工黨。
即使從派系的觀點看，我也懷疑是否值得做這種事情。
同時也毫不懷疑，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的指控引發了仇恨和紛争。
在确定“托洛茨基主義者”之後，每一個地方的普通共産主義者都被引向了對其進行毫無意義的政治迫害之中；類似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各政黨都倒退回一種可怕的狀态中，毫無生氣，全然成為反共産主義的政黨。
世界工人運動已經開始産生危險的分歧。
如果再诋毀那些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再策劃有如指控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之類的陰謀，裂痕就會變得無法彌合。
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同一個平台上進行政治辯論，能充分讨論問題。
在共産主義者和支持或宣稱支持其左翼的人中間的确存在差異。
共産主義者認為，通過與部分資産階級（人民陣線）結成聯盟，就能打敗法西斯主義。
他們的反對者認為，這個策略僅僅為法西斯主義提供了新的成長空間。
問題必須得到解決，錯誤的決定也許會使我們自己陷入數世紀的半奴隸狀态中。
但隻要除了“托洛茨基式的法西斯主義者”的尖聲怪叫外，沒有别的争論，讨論就不會開始。
例如，我不可能與一個共産黨員讨論巴塞羅那戰鬥的是是非非，因為沒有共産黨，也就是說，“好的共産黨”，會承認我的描述是真實的。
如果他忠實地跟随着黨的路線，他就不得不宣稱我在撒謊，或最多說我被無可救藥地誤導了，任何一個遠在千裡之外的人，看一眼《每日工人報》的标題，就會比我對巴塞羅那發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
在這樣的情形中不可能有争論；根本無法達成最低限度的一緻。
稱像馬科斯頓那樣的人收了法西斯的錢，是什麼目的呢？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人們無法進行認真的讨論。
那會有如一場國際象棋錦标賽進行到一半，一個參賽選手突然大聲尖叫起來，稱對手犯了判國罪或重婚罪。
真正關鍵的問題仍沒有觸及，诽謗陷害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警察手中掌握的材料，以及不少于200名被捕者的完整供詞，等等，都可以證明上述内容的真實性。
這些“揭露”出來的事情所證明的是，馬統工黨的領導人通過廣播向佛朗哥将軍傳遞軍事秘密，他們與柏林有聯系，并且與馬德裡的秘密法西斯組織聯合行動。
此外，還有關于用隐迹墨水秘密遞送消息的聳人聽聞的細節，有一份簽了字母“N”（代表甯。
即安德列斯?甯）的神秘文件，等等。
但最後的結果是：正如我所記述的那樣，事情過去六個月後，大部分的領導人仍被關進監獄裡，但他們從來未被提審，諸如通過廣播與佛朗哥聯系之類的指控也從來沒有明确的說法。
他們如果真的犯了間諜罪，就會像此前的許多法西斯間諜那樣，在一個星期内受審并被槍斃。
但除了共産黨媒體上未經證實的斷言外，沒有發現絲毫證據。
至于那200份“完整的供詞”，如果存在，那就足以定任何人的罪，但後來再也沒有聽到過。
實際上，它們隻是某個人想象中的200次努力。
不僅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官員都拒絕相信對馬統工黨的指控。
最近，内閣以5比2通過了釋放反法西斯的政治犯的決定，兩名反對者就是來自共産黨的部長。
8月，由詹姆斯?馬科斯頓議員率領的一個國際代表團來到西班牙，調查對馬統工黨的指控以及安德列斯?甯?普列托的失蹤案。
國防部長伊魯霍，司法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内閣部長奧爾特加-加塞特，總檢察長普拉特?加西亞以及其他許多人，都不相信馬統工黨的領導人犯了間諜罪。
伊魯霍還補充指出，他已經從頭到尾看了該案的卷宗，沒有任何所謂的證據能夠經得起推敲，那份被認為由甯簽署的文件毫無價值，也就是說，它是僞造的。
普列托認為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對巴塞羅那五月發生的戰鬥負有責任，但不認為他們是法西斯間諜。
“更嚴重的是，”他補充說，“逮捕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不是政府的決定，而是警察擅自行事的。
那些責任人不是警察局的領導，而是他們的下屬，共産黨已經按照通常的一貫做法，滲入了其中。
”他引述了另外幾件警察非法抓人的案子。
同樣，伊魯霍也宣稱，警察已經成為“準獨立的”機構，處于外國共産黨的控制之下。
普列托向代表團相當露骨地暗示，當俄國人向西班牙提供武器時，政府無法承受冒犯共産黨的代價。
當一個由約翰?麥戈文議員率領的代表團12月來到西班牙後，他們得到了與此前基本相同的回答。
内閣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甚至用更清楚的詞彙重複了普列托的暗示：“我們得到俄國人的援助，就必須同意采取某些我們不喜歡的行動。
”可以說明警察自治性的是，人們就算有監獄總長、司法部長麥戈文以及别的重要人物簽署的命令，也不會獲許進入任何一個共産黨在巴塞羅那控制的“秘密監獄”，得知這一點很有趣。
[1] ———————————————————— [1]關于兩個代表團的報告，參見9月7日的《民衆報》以及9月18日的《箭報》；關于馬科斯頓代表團的報告由《獨立新聞報》（巴黎聖德尼路219号）刊登，麥戈文的小冊子《西班牙的恐怖》在西班牙出版。
———————————————————— 我認為上述情況應當足以澄清這件事。
指控馬統工黨犯有間諜罪，僅僅基于共産黨媒體的報道以及由共産黨控制的秘密警察。
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以及成百上千的追随者仍在監獄中；在過去的六個月裡，共産黨的媒體不斷叫嚷要處死“叛國者”。
但涅格林和其他人都保持了清醒的頭腦，拒絕大規模處死“托洛茨基主義者”。
考慮到他們頭上的壓力，這樣做值得大加贊賞。
同時，面對我上面所提供的材料，很難相信馬統工黨真的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除非人們相信馬科斯頓、麥戈文、普列托、伊魯霍、蘇加薩戈伊蒂亞以及其餘的人都一起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
最後，說一下關于馬統工黨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指控。
“托洛茨基主義者”這個詞現在用得越來越随意，它的用法極易令人誤解，并且經常蓄意讓人誤解。
值得停下來對它進行界定。
托洛茨基主義一詞有三種不同的含義： （1）指像托洛茨基那樣的人，鼓吹“世界革命”以對抗“一國之内的社會主義”。
不那麼嚴格地說，就是指革命的極端主義者。
（2）目前以托洛茨基為首的組織的成員。
（3）一個虛僞的、佯裝是革命者的法西斯主義者，特别是那些在蘇聯境内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人，但通常指那些分裂和削弱左翼力量的人。
按照第一個含義，馬統工黨也許能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
英國的獨立工黨、德國的S.A.P.、法國的左翼社會主義者，等等，也都能。
但馬統工黨與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列甯主義者”）的組織沒有任何交往。
當戰争爆發時，來到西班牙的外國托洛茨基主義者（15或20人）最初的确曾為馬統工黨工作，因為該黨的觀點與他們最接近，但他們并沒有加入馬統工黨。
後來，托洛茨基命令追随者攻擊馬統工黨的政策，因而托洛茨基主義者也被清除出該黨的機關，雖然還有一些留在民兵中。
莫蘭被法西斯逮捕後，甯接替其成為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他有一段時間當過托洛茨基的秘書，但幾年前就離開了，并組建了馬統工黨。
該黨與較早成立的“工農聯盟”黨一起，合并了各種反對派共産黨。
共産黨媒體利用甯與托洛茨基曾有過聯系，以證明馬統工黨真的是托洛茨基主義者。
要是以此推斷的話，甚至可以說英國共産黨也成了真正的法西斯組織，因為約翰?斯特拉奇先生也曾跟奧斯瓦德?莫裡斯爵士有過聯系。
唯一精确界定了該詞的是第二個含義。
據此，馬統工黨當然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
作出這一區分很重要，因為大部分共産黨都想當然地認為，第二個含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是第三個含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就是說，整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隻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間諜機器。
僅僅在蘇聯審判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人時。
“托洛茨基主義”這個詞才開始引起公衆的注意。
稱一個人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幾乎就等于稱他為謀殺犯、内奸等等。
但同時，任何從左翼立場批評共産黨政策的人，也很容易被指控為托洛茨基主義者。
那麼，我們可以斷言，每一個自稱是革命極端主義者的人，都收受法西斯的好處了嗎？ 實際上，根據不同的局部利益，可能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也可能沒有。
上面我提到，當馬科斯頓接受委托來到西班牙時，《真理報》、《紅色陣線》和其他的共産黨報紙立即公開指責他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蓋世太保的間諜，等等。
不過，英國共産黨很謹慎，沒有重複這一指責。
在英國共産黨的媒體中，馬科斯頓僅僅是“工人階級的反動敵人”，其含義被方便地模糊化了。
當然，這隻是因為，幾個慘痛的教訓使英國共産黨的媒體對有關诽謗罪的法律産生了趨利避害的敬畏。
在一個受指控的罪行必須得到證實的國家裡，沒有人再提起那個指控，就足以承認它是一個謊言。
有關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各種指控，也許我的讨論超過了必要的篇幅。
黨派之間的争論不可避免地充滿了不公正和虛假的指控，以至于兩敗俱傷；但這種争論與内戰中的巨大痛苦相比，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
并不真的如此。
我相信，诽謗中傷和這種媒體鬥争，以及它們所顯示出來的思維習慣，能夠給反法西斯事業最緻命的傷害。
任何人瞥一眼這個主題，就知道共産黨人通過捏造的指控對付政敵的策略毫無新意。
今天的關鍵詞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明天的關鍵詞就将是“社會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
蘇維埃俄國的審訊“證明”了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包括，例如，列昂?布魯姆以及英國工黨的傑出黨員，策劃了入侵俄國的險惡陰謀，這件事才過去六七年。
然而今天，法國的共産黨人非常高興地承認了布魯姆為自己的領導人，而英國的共産黨人則想盡一切辦法進入工黨。
即使從派系的觀點看，我也懷疑是否值得做這種事情。
同時也毫不懷疑，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的指控引發了仇恨和紛争。
在确定“托洛茨基主義者”之後，每一個地方的普通共産主義者都被引向了對其進行毫無意義的政治迫害之中；類似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各政黨都倒退回一種可怕的狀态中，毫無生氣，全然成為反共産主義的政黨。
世界工人運動已經開始産生危險的分歧。
如果再诋毀那些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再策劃有如指控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之類的陰謀，裂痕就會變得無法彌合。
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同一個平台上進行政治辯論，能充分讨論問題。
在共産主義者和支持或宣稱支持其左翼的人中間的确存在差異。
共産主義者認為，通過與部分資産階級（人民陣線）結成聯盟，就能打敗法西斯主義。
他們的反對者認為，這個策略僅僅為法西斯主義提供了新的成長空間。
問題必須得到解決，錯誤的決定也許會使我們自己陷入數世紀的半奴隸狀态中。
但隻要除了“托洛茨基式的法西斯主義者”的尖聲怪叫外，沒有别的争論，讨論就不會開始。
例如，我不可能與一個共産黨員讨論巴塞羅那戰鬥的是是非非，因為沒有共産黨，也就是說，“好的共産黨”，會承認我的描述是真實的。
如果他忠實地跟随着黨的路線，他就不得不宣稱我在撒謊，或最多說我被無可救藥地誤導了，任何一個遠在千裡之外的人，看一眼《每日工人報》的标題，就會比我對巴塞羅那發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
在這樣的情形中不可能有争論；根本無法達成最低限度的一緻。
稱像馬科斯頓那樣的人收了法西斯的錢，是什麼目的呢？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人們無法進行認真的讨論。
那會有如一場國際象棋錦标賽進行到一半，一個參賽選手突然大聲尖叫起來，稱對手犯了判國罪或重婚罪。
真正關鍵的問題仍沒有觸及，诽謗陷害解決不了任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