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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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工人的武裝;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
軍事力量中有非正規人員的醜聞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
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進行了抵抗,他們一層層向上撤退,直到退守樓頂。
這期間,外面的加泰羅尼亞廣場上聚集了大群的民衆。
……這件事做得非常隐蔽,但四處謠傳,政府要對付無政府主義者。
街道上到處是拿着武器的人。
……到傍晚時,每一個工人中心和政府大樓前都設了路障,十點,有人開了火,第一輛救護車呼嘯着穿過大街。
到第二天黎明,整個巴塞羅那陷入了槍戰。
……随着時間的推移,死亡人數超過了一百人,不用說也可以猜到發生了什麼。
無政府主義的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表面上并沒有“站出來,走上街頭”。
他們躲在街壘後,認為有權射擊開闊街道上任何攜帶武器的人,并小心謹慎地觀望局勢。
……藏在帕索斯後的散兵遊勇,通常是法西斯分子。
他們從房頂射出子彈,沒有什麼特定的目标,隻是盡可能加劇普遍的恐慌情緒。
這樣,局勢不可避免地惡化了,升級為暴亂。
……然而,到星期三晚上,叛亂背後的幕後主使人開始顯露出來。
所有的牆上都貼上了煽動性的海報,呼籲人們立即進行革命,推翻共和國和社會主義的領導人。
杜魯提之友在上面署了名。
星期四早上,無政府主義的日報否認知道這份海報,也不同情其内容。
但馬統工黨的報紙《戰鬥》重印了這份文件,并予以高度贊揚。
巴塞羅那這一西班牙的重要城市,于是由于内奸利用了這一颠覆組織,陷入血腥之中。
這與上面我所摘錄的共産黨的說法并不完全一緻,但我們看到,即使事實就是這樣,它也自相矛盾。
這個事件一開始被描述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叛亂”,但接下來的内容卻表明,起因是由于有人襲擊了電話大樓,以及人們普遍相信政府要對付無政府主義者。
城市中到處都是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的街壘,兩天後出現煽動性的海報(實際上是傳單),文章暗示海報是整個事件的導火索,這裡因果就倒置了。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誤導。
蘭登-戴維斯先生把杜魯提之友和自由主義青年黨描述為馬統工黨控制的組織。
實際上,前兩者都是無政府主義組織,與馬統工黨沒有任何聯系。
自由主義青年黨是無政府主義的青年聯盟,杜魯提之友則是F.A.I.内的一個小組織,通常極端仇視馬統工黨。
據目前我的發現,馬統工黨中沒有任何人是這兩個組織的成員。
如果的确如此,那麼我們就幾乎可以同樣當真地說,社會主義聯盟是由英國自由黨“控制”的組織了。
難道蘭登-戴維斯先生不知道這一點嗎?如果他不知道,就應當更謹慎地記述這一非常複雜的題目。
我不是在攻擊蘭登-戴維斯先生不誠實。
但必須承認,戰鬥一結束,也就是他在能夠開始認真的調查之前,他就離開了巴塞羅那。
整篇報道中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他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叛亂”這一官方說法,卻沒有進行充分的證實。
甚至在我引用的段落裡,這一點也很明顯。
“到傍晚”街壘構築了起來,“十點”有人首先開了火。
這些都不是親眼所見後的記述。
你看過文章後會認為,等敵人修好了街壘,然後你才開始向他射擊,這是正常的做法。
之所以有這個假定的印象,是因為在路障修好後,過了數小時,才首先有人開火。
而實際上,反過來倒是有可能的。
其實我和其他很多人是早在下午就開始看到開火的。
此外,還有一些零星分散的人,“通常是法西斯分子”,從房頂開槍。
蘭登-戴維斯沒有解釋自己如何知道這些人的底細。
他大概沒有爬到屋頂上詢問這些人。
他隻是重述了自己所聽到的東西,并且因為這與官方的說法相吻合,也就沒有必要加以質疑。
實際上,他在文章開頭很不小心地提到了宣傳部長,這也就告訴了我們他的大部分消息的一個可能來源。
在西班牙的外國記者完全處于宣傳部長的左右之下,雖然人們認為,一提到宣傳部長的名字,就會引起充分的警惕。
當然,宣傳部長也許會像,比如說,已故的卡爾森勳爵客觀地描述1916年的都柏林起義那樣,客觀地描述出現在巴塞羅那的危急情況。
西班牙共産黨對巴塞羅那之戰的說法不能當真,上面我已經給出了幾點理由。
此外,對于人們普遍指控馬統工黨是收受了佛朗哥和希特勒好處的秘密法西斯組織,我還必須說幾句。
共産黨的媒體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這個指控,特别是自1937年年初起。
這是官方共産黨在世界範圍内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行動之一,馬統工黨被認為是其在西班牙的代表。
“托洛茨基主義”,根據《紅色陣線》(巴倫西亞的一份共産黨報紙)的說法,“不是一種政治學說。
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個官方的資本主義組織,一個法西斯恐怖分子的團夥,從事反人民的犯罪和破壞活動。
”馬統工黨是與法西斯結盟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是“佛朗哥第五縱隊”的成員。
從一開始就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指控沒有任何證據的支持,而隻是權威腔調的斷言,充滿了人身攻擊和中傷的味道,對由此可能給戰争帶來的影響,也是極不負責任的。
與诋毀中傷馬統工黨相比,許多共産黨的作者似乎認為洩露軍事機密無關緊要。
例如,在二月份的一期《每日工人報》中,竟然允許一個作者(威妮弗雷德?貝茨)稱,馬統工黨駐紮在前線的軍隊隻有所号稱的一半多。
這并不是事實,但這位作者大概是相信的。
因此,通過報紙的大量發行,她和《每日工人報》非常願意向敵人傳遞許多最重要的信息。
在《新共和國報》上,拉爾夫?貝茨先生稱馬統工黨的士兵“與法西斯分子在荒無人煙之地踢足球”,而實際上他們那時正遭受重大的傷亡,其中就包括許多我自己的朋友。
此外,先是在馬德裡,然後是在巴塞羅那,還廣泛流傳着一幅惡毒的漫畫。
在漫畫中,馬統工黨拿着錘子和鐮刀,假面具滑了下來,露出帶有納粹卐标志的嘴臉。
如果政府沒有真正處于共産黨的控制之下,就不會在戰時允許這種圖片流傳。
它要蓄意打擊的,不僅僅是馬統工黨民兵的士氣,而且是那些恰巧與其靠得很近的黨派的士氣;因為如果有人告訴你,與你并肩作戰的人是叛徒時,這不會令人歡欣鼓舞。
實際上,我懷疑來自後方的辱罵是否真的能有效地打擊馬統工黨民兵的士氣。
但可以肯定地說,這樣做是有計劃的,我們不得不認為,那些對此負責的人已經把政治性的惡意擺在了反法西斯聯盟之前。
對馬統工黨的指控等同于以下意思:成千上萬的人民,除了許多外國的志願者和同情者(大多是來自法西斯國家的難民)外,幾乎都是工人階級,其中有數千人參加的民兵,這群人組成了收受法西斯好處的龐大間諜組織。
不過這種指控違背了常識,而馬統工黨過去的曆史也足以使其喪失可靠性。
所有馬統工黨領導人的身後都有革命的曆史。
雖然其中一些人在1934年的起義中信念有所動搖,但大多數人在勒魯斯政府或君主制時期,都曾因從事社會主義的活動并被監禁過。
1936年,當時任領導人的華金?莫蘭,就是在議會中警告佛朗哥即将發動叛亂的議員之一。
戰争爆發不久,他曾試圖在佛朗哥的後方組織抵抗力量,被法西斯分子關進了監獄。
當叛亂爆發時,馬統工黨在抵抗法西斯分子進攻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特别是在馬德裡,它的許多黨員在巷戰中陣亡。
它是最早在加泰羅尼亞和馬德裡建立民兵的組織之一。
看上去幾乎不可能将這些行動解釋為一個政黨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
一個收受法西斯好處的政黨隻會參與相反的事情。
在戰争期間,該黨的行動也沒有表現出任何親法西斯的迹象。
有待争議的是——雖然我最終并不同意這個觀點——馬統工黨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制定和實施更革命的政策,因而造成了政府軍隊的分裂,從而幫了法西斯主義者的忙。
我認為,任何改革派類型的政府都有理由把像馬統工黨那樣的政黨視為麻煩。
但這與直接的背叛變節完全是兩碼事。
如果真的是法西斯主義政黨,就無法解釋其民兵仍忠誠于國家。
在1936到1937年冬天惡劣的環境中,有8000或1萬名馬統工黨民兵駐守在前線的戰略要地。
其中許多人已經在戰壕裡連續待了四五個月。
這就很難弄明白他們為什麼沒有離開自己的陣地,并向敵人繳械。
他們完全有權這樣做,況且有時結果是重要的。
然而,他們仍堅持戰鬥,并且是在馬統工黨作為一個政黨被鎮壓之後(那時人們對這件事還記憶猶新),尚未被解散編入人民軍中的該黨民兵在韋斯卡以東的危險進攻中,一兩天就陣亡了好幾千人。
人們根本不應該想到會發生與敵人和解、士兵接連不斷臨陣脫逃的事情。
但正如我早先曾指出過的,逃兵的數量異常少。
人們又會想到諸如“失敗主義”之類的親法西斯宣傳,等等。
然而并沒有這樣的迹象。
很顯然,在馬統工黨中肯定會有法西斯的間諜和收受其好處的破壞分子,所有的左翼政黨中都有這樣的人。
但沒有證據表明馬統工黨中的那類人就比别的政黨多。
共産黨報紙中的一些攻擊實在是太過惡毒。
他們确實說過:收受了法西斯好處的,隻是馬統工黨的領導人,而不是普通黨員。
即便如此,這也隻不過是離間普通黨員和他們的領導人的圖謀而已。
上述指控的本質是,普通黨員、民兵等一起參與了陰謀。
因為很顯然,如果甯?戈爾金和其他人真的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就更可能為與他們有聯系的追随者知道,而不是那些在倫敦、巴黎或紐約的記者。
在任何情形中,當馬統工黨被鎮壓時,共産黨控制的武裝警察就假定所有的人都同樣有罪;他們逮捕每一個與馬統工黨有聯系的人,被逮捕的甚至包括傷員、醫院的護士以及馬統工黨黨員的妻子,有時甚至連黨員的孩子也不放過。
最終在6月15到16日,馬統工黨被鎮壓,并被宣布為非法組織。
這是五月走馬上任的涅格林政府最先做的事情之一。
就在馬統工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被關進監獄時,西班牙共産黨人的媒體捏造了意在表明發現一個巨大的法西斯陰謀的消息。
一時之間,全世界的共産黨媒體都為這則消息激動不已。
6月21日的《每日工人報》綜述了西班牙共産黨報紙的各種報道: 西班牙托派分子勾結佛朗哥
軍事力量中有非正規人員的醜聞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
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進行了抵抗,他們一層層向上撤退,直到退守樓頂。
這期間,外面的加泰羅尼亞廣場上聚集了大群的民衆。
……這件事做得非常隐蔽,但四處謠傳,政府要對付無政府主義者。
街道上到處是拿着武器的人。
……到傍晚時,每一個工人中心和政府大樓前都設了路障,十點,有人開了火,第一輛救護車呼嘯着穿過大街。
到第二天黎明,整個巴塞羅那陷入了槍戰。
……随着時間的推移,死亡人數超過了一百人,不用說也可以猜到發生了什麼。
無政府主義的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表面上并沒有“站出來,走上街頭”。
他們躲在街壘後,認為有權射擊開闊街道上任何攜帶武器的人,并小心謹慎地觀望局勢。
……藏在帕索斯後的散兵遊勇,通常是法西斯分子。
他們從房頂射出子彈,沒有什麼特定的目标,隻是盡可能加劇普遍的恐慌情緒。
這樣,局勢不可避免地惡化了,升級為暴亂。
……然而,到星期三晚上,叛亂背後的幕後主使人開始顯露出來。
所有的牆上都貼上了煽動性的海報,呼籲人們立即進行革命,推翻共和國和社會主義的領導人。
杜魯提之友在上面署了名。
星期四早上,無政府主義的日報否認知道這份海報,也不同情其内容。
但馬統工黨的報紙《戰鬥》重印了這份文件,并予以高度贊揚。
巴塞羅那這一西班牙的重要城市,于是由于内奸利用了這一颠覆組織,陷入血腥之中。
這與上面我所摘錄的共産黨的說法并不完全一緻,但我們看到,即使事實就是這樣,它也自相矛盾。
這個事件一開始被描述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叛亂”,但接下來的内容卻表明,起因是由于有人襲擊了電話大樓,以及人們普遍相信政府要對付無政府主義者。
城市中到處都是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的街壘,兩天後出現煽動性的海報(實際上是傳單),文章暗示海報是整個事件的導火索,這裡因果就倒置了。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誤導。
蘭登-戴維斯先生把杜魯提之友和自由主義青年黨描述為馬統工黨控制的組織。
實際上,前兩者都是無政府主義組織,與馬統工黨沒有任何聯系。
自由主義青年黨是無政府主義的青年聯盟,杜魯提之友則是F.A.I.内的一個小組織,通常極端仇視馬統工黨。
據目前我的發現,馬統工黨中沒有任何人是這兩個組織的成員。
如果的确如此,那麼我們就幾乎可以同樣當真地說,社會主義聯盟是由英國自由黨“控制”的組織了。
難道蘭登-戴維斯先生不知道這一點嗎?如果他不知道,就應當更謹慎地記述這一非常複雜的題目。
我不是在攻擊蘭登-戴維斯先生不誠實。
但必須承認,戰鬥一結束,也就是他在能夠開始認真的調查之前,他就離開了巴塞羅那。
整篇報道中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他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叛亂”這一官方說法,卻沒有進行充分的證實。
甚至在我引用的段落裡,這一點也很明顯。
“到傍晚”街壘構築了起來,“十點”有人首先開了火。
這些都不是親眼所見後的記述。
你看過文章後會認為,等敵人修好了街壘,然後你才開始向他射擊,這是正常的做法。
之所以有這個假定的印象,是因為在路障修好後,過了數小時,才首先有人開火。
而實際上,反過來倒是有可能的。
其實我和其他很多人是早在下午就開始看到開火的。
此外,還有一些零星分散的人,“通常是法西斯分子”,從房頂開槍。
蘭登-戴維斯沒有解釋自己如何知道這些人的底細。
他大概沒有爬到屋頂上詢問這些人。
他隻是重述了自己所聽到的東西,并且因為這與官方的說法相吻合,也就沒有必要加以質疑。
實際上,他在文章開頭很不小心地提到了宣傳部長,這也就告訴了我們他的大部分消息的一個可能來源。
在西班牙的外國記者完全處于宣傳部長的左右之下,雖然人們認為,一提到宣傳部長的名字,就會引起充分的警惕。
當然,宣傳部長也許會像,比如說,已故的卡爾森勳爵客觀地描述1916年的都柏林起義那樣,客觀地描述出現在巴塞羅那的危急情況。
西班牙共産黨對巴塞羅那之戰的說法不能當真,上面我已經給出了幾點理由。
此外,對于人們普遍指控馬統工黨是收受了佛朗哥和希特勒好處的秘密法西斯組織,我還必須說幾句。
共産黨的媒體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這個指控,特别是自1937年年初起。
這是官方共産黨在世界範圍内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行動之一,馬統工黨被認為是其在西班牙的代表。
“托洛茨基主義”,根據《紅色陣線》(巴倫西亞的一份共産黨報紙)的說法,“不是一種政治學說。
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個官方的資本主義組織,一個法西斯恐怖分子的團夥,從事反人民的犯罪和破壞活動。
”馬統工黨是與法西斯結盟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是“佛朗哥第五縱隊”的成員。
從一開始就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指控沒有任何證據的支持,而隻是權威腔調的斷言,充滿了人身攻擊和中傷的味道,對由此可能給戰争帶來的影響,也是極不負責任的。
與诋毀中傷馬統工黨相比,許多共産黨的作者似乎認為洩露軍事機密無關緊要。
例如,在二月份的一期《每日工人報》中,竟然允許一個作者(威妮弗雷德?貝茨)稱,馬統工黨駐紮在前線的軍隊隻有所号稱的一半多。
這并不是事實,但這位作者大概是相信的。
因此,通過報紙的大量發行,她和《每日工人報》非常願意向敵人傳遞許多最重要的信息。
在《新共和國報》上,拉爾夫?貝茨先生稱馬統工黨的士兵“與法西斯分子在荒無人煙之地踢足球”,而實際上他們那時正遭受重大的傷亡,其中就包括許多我自己的朋友。
此外,先是在馬德裡,然後是在巴塞羅那,還廣泛流傳着一幅惡毒的漫畫。
在漫畫中,馬統工黨拿着錘子和鐮刀,假面具滑了下來,露出帶有納粹卐标志的嘴臉。
如果政府沒有真正處于共産黨的控制之下,就不會在戰時允許這種圖片流傳。
它要蓄意打擊的,不僅僅是馬統工黨民兵的士氣,而且是那些恰巧與其靠得很近的黨派的士氣;因為如果有人告訴你,與你并肩作戰的人是叛徒時,這不會令人歡欣鼓舞。
實際上,我懷疑來自後方的辱罵是否真的能有效地打擊馬統工黨民兵的士氣。
但可以肯定地說,這樣做是有計劃的,我們不得不認為,那些對此負責的人已經把政治性的惡意擺在了反法西斯聯盟之前。
對馬統工黨的指控等同于以下意思:成千上萬的人民,除了許多外國的志願者和同情者(大多是來自法西斯國家的難民)外,幾乎都是工人階級,其中有數千人參加的民兵,這群人組成了收受法西斯好處的龐大間諜組織。
不過這種指控違背了常識,而馬統工黨過去的曆史也足以使其喪失可靠性。
所有馬統工黨領導人的身後都有革命的曆史。
雖然其中一些人在1934年的起義中信念有所動搖,但大多數人在勒魯斯政府或君主制時期,都曾因從事社會主義的活動并被監禁過。
1936年,當時任領導人的華金?莫蘭,就是在議會中警告佛朗哥即将發動叛亂的議員之一。
戰争爆發不久,他曾試圖在佛朗哥的後方組織抵抗力量,被法西斯分子關進了監獄。
當叛亂爆發時,馬統工黨在抵抗法西斯分子進攻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特别是在馬德裡,它的許多黨員在巷戰中陣亡。
它是最早在加泰羅尼亞和馬德裡建立民兵的組織之一。
看上去幾乎不可能将這些行動解釋為一個政黨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
一個收受法西斯好處的政黨隻會參與相反的事情。
在戰争期間,該黨的行動也沒有表現出任何親法西斯的迹象。
有待争議的是——雖然我最終并不同意這個觀點——馬統工黨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制定和實施更革命的政策,因而造成了政府軍隊的分裂,從而幫了法西斯主義者的忙。
我認為,任何改革派類型的政府都有理由把像馬統工黨那樣的政黨視為麻煩。
但這與直接的背叛變節完全是兩碼事。
如果真的是法西斯主義政黨,就無法解釋其民兵仍忠誠于國家。
在1936到1937年冬天惡劣的環境中,有8000或1萬名馬統工黨民兵駐守在前線的戰略要地。
其中許多人已經在戰壕裡連續待了四五個月。
這就很難弄明白他們為什麼沒有離開自己的陣地,并向敵人繳械。
他們完全有權這樣做,況且有時結果是重要的。
然而,他們仍堅持戰鬥,并且是在馬統工黨作為一個政黨被鎮壓之後(那時人們對這件事還記憶猶新),尚未被解散編入人民軍中的該黨民兵在韋斯卡以東的危險進攻中,一兩天就陣亡了好幾千人。
人們根本不應該想到會發生與敵人和解、士兵接連不斷臨陣脫逃的事情。
但正如我早先曾指出過的,逃兵的數量異常少。
人們又會想到諸如“失敗主義”之類的親法西斯宣傳,等等。
然而并沒有這樣的迹象。
很顯然,在馬統工黨中肯定會有法西斯的間諜和收受其好處的破壞分子,所有的左翼政黨中都有這樣的人。
但沒有證據表明馬統工黨中的那類人就比别的政黨多。
共産黨報紙中的一些攻擊實在是太過惡毒。
他們确實說過:收受了法西斯好處的,隻是馬統工黨的領導人,而不是普通黨員。
即便如此,這也隻不過是離間普通黨員和他們的領導人的圖謀而已。
上述指控的本質是,普通黨員、民兵等一起參與了陰謀。
因為很顯然,如果甯?戈爾金和其他人真的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就更可能為與他們有聯系的追随者知道,而不是那些在倫敦、巴黎或紐約的記者。
在任何情形中,當馬統工黨被鎮壓時,共産黨控制的武裝警察就假定所有的人都同樣有罪;他們逮捕每一個與馬統工黨有聯系的人,被逮捕的甚至包括傷員、醫院的護士以及馬統工黨黨員的妻子,有時甚至連黨員的孩子也不放過。
最終在6月15到16日,馬統工黨被鎮壓,并被宣布為非法組織。
這是五月走馬上任的涅格林政府最先做的事情之一。
就在馬統工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被關進監獄時,西班牙共産黨人的媒體捏造了意在表明發現一個巨大的法西斯陰謀的消息。
一時之間,全世界的共産黨媒體都為這則消息激動不已。
6月21日的《每日工人報》綜述了西班牙共産黨報紙的各種報道: 西班牙托派分子勾結佛朗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