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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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供應。
（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
是政府？還是全國勞工聯盟？——沒人知道）。
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把盥洗室的每隻盆，以及能夠找到的每隻桶都放滿了水，最後，連國民自衛隊送給柯普的、早已喝光了的15瓶啤酒的空瓶子裡也灌滿了水。
大約60個小時沒有睡好覺，我累極了，心情也很壞。
現在已近午夜了。
樓下街壘的後面，人們橫七豎八地睡得滿地都是。
樓上有個小房間，裡面有一張沙發，我們想把這裡用做傷員包紮室，不用說，其實在我們大樓裡既沒見到過碘酒，也沒到過繃帶。
我的妻子從旅館裡跑過來，準備充當護士之類的角色。
我在沙發上躺下，打算在攻打摩卡咖啡館（假如萬一身亡）之前睡上半個小時。
我記得，皮帶上的手槍抵疼了我的腰背部，使我感到很難受。
而且，我還記得接下來發生的事，我突然醒來，發現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邊。
天色已經大亮，什麼也沒有發生，政府沒有向馬統工黨宣戰，自來水也沒有被切斷，除了零星的射擊聲外，街道上一切正常。
我的妻子說不忍心叫醒我，而她此前睡在前面房間裡的扶手椅上。
那天下午出現了一種休戰狀态。
射擊聲已經逐漸減少，街道上出乎意料地擠滿了人。
一些商店開始拉起百葉窗，市場被一大群吵吵鬧鬧搶購食物的人擠得水洩不通，盡管貨攤上的物品已經所剩無幾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電車還沒有運行。
國民自衛隊員仍然守在摩卡的街壘後面，兩邊加固的掩體并沒撤除。
人們到處奔波購買食品。
你處處都能聽得到同樣的憂慮：“你認為它停了嗎？你認為它還會再來嗎？”“它”——戰争——有如突發自然災害、飓風或地震，正無情地降臨在所有人的身上，我們無力阻擋。
果然，幾乎不出所料——我原以為會停幾個小時，可似乎隻有幾分鐘——突然一陣來複槍聲響起，有如六月天的暴風雨，把所有人吓得撒腿就跑，鋼百葉窗嘩拉拉地落下，街道上魔幻般地一下子不見了人影，街壘裡的人們立即各就各位，“它”又開始了。
我帶着一種極度厭惡與憤怒的情緒，重新回到屋頂上的崗位，當你正在加入諸如此類事件的時候，我推想，在某種程度上，你是在創造曆史，而且按理說你應該感覺到你是個曆史人物。
但你絕不會這麼去想，因為在這樣的時代，實實在在的具體問題總會突出于其他一切的。
在整個戰争期間中，我從未對遠離戰場數百英裡的記者們想當然地編造出來的形勢做過正确“分析”。
我迫切關心的主要不是這場悲慘的、兩敗俱傷的戰鬥的是與非，而是日夜待在屋頂上的那種難以忍受的不安和厭煩，還有越來越嚴重的饑餓——因為自星期一起，我們沒有一個人吃過一頓像樣的飯。
等這差事一結束，我就立即重返前線，這個念頭始終萦繞在我的腦海裡。
這讓人發狂。
我在前線陣地上已經待了105天，回到巴塞羅那原本是為了能夠得到點休息和安逸；可到頭來不僅沒能如此，反而隻能在屋頂上苦度時光。
對面屋頂上的國民自衛隊員們也跟我一樣。
他們定期向我揮手，讓我相信他們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們開槍），但是，如果他們一旦接到開火的命令，肯定會六親不認的。
如果這就是曆史，它看起來卻一點也不像曆史。
跟前線一樣，這更像是一個艱苦的時期。
在前線，由于士兵人數少，我們隻得反常地多站數個小時的崗，并非逞英雄，隻是必須堅守崗位，盡管令人厭煩、睡眠不足，至于對這樣做到底是為了什麼，那是絲毫也不感興趣。
在旅館裡的那些多半不敢将鼻子伸出門外的形形色色的暴徒中間，漸漸出現了一種極為可怕的懷疑氣氛。
受間諜癖感染的各式各樣的人物，鬼鬼祟祟地到處遊走，低聲地嘀咕着某人是共産黨的間諜，或托洛茨基分子，或無政府主義者，或者什麼都不是。
那個肥胖的俄國特工，正在逐一為難所有的外國難民，并花言巧語地解釋說，整個事件全部都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
我饒有興趣地看着他，因為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仔細觀察一個其職業就是撒謊的人——如果你沒算進新聞記者的話。
在來複槍的嗒嗒射擊聲中，仍然在堵得嚴嚴實實的窗戶背後模仿時髦旅館的生活着實令人厭惡。
前面的餐廳在子彈穿過窗戶、擊毀柱子之後，已經停止使用，客人們擠進後面的一個漆黑的房間裡，裡面的座位根本就不夠。
為數不多的服務員——他們中有一些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已參加總罷工——暫時脫下了他們的上漿襯衫，但仍以一種虛僞的方式上菜。
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可吃的。
星期四那天晚上，主菜僅僅是每人一條沙丁魚。
旅館裡已經多日沒有面包供應，甚至連酒也是那麼緊缺，以至于我們不得不喝那些年頭越來越陳、價格也越來越高得離奇的酒。
這裡的戰事結束後，食品依然繼續短缺。
接連三天，我和妻子的早餐隻有一小塊不配面包的山羊奶酪，而且沒有任何飲料。
這裡，唯一豐富的食品就是柑橘。
法國卡車司機把他們無法運回國的大量的柑橘賣到旅館來。
他們是一些體型健壯的人，身邊總是帶着一些妖豔俗氣的西班牙女孩，以及穿黑襯衣的大個子搬運工。
在往日，任何一個旅館經理之類的小勢利鬼，都會千方百計地整得他們不舒坦，實際上拒絕他們在大樓内留宿。
但現在他們卻很吃香，不像我們其他人，因為他們擁有一間面包房，誰都必須低聲下氣地從那兒讨購一點面包。
最後一個晚上，我繼續在屋頂上守衛。
第二天，這裡的戰鬥好象結束了。
我記得那天——星期五，沒有很多的槍戰。
沒有人确知巴倫西亞方面的軍隊是否已經來了，其實，他們在那天傍晚就已到達了。
政府用半是安撫半是威脅的腔調廣播，要求每個人都立即回到家中，并說一個小時後如發現任何攜帶武器的人都将逮捕。
人們雖然對政府的廣播沒有太過在意，但是，各處街壘裡的人群卻漸漸地散去了。
我并不懷疑這主要是缺少食物造成的。
你會從沖突雙方聽到同樣的言語：“我們沒有多少食物了，我們得回去上班。
”而在國民自衛隊那裡，卻是完全另一回事，隻要城裡還有任何食品，他們就能得到定額供應，繼續留在他們的陣地上。
到了下午，雖然廢棄的街壘仍然原封不動地樹立着，但街道上的情形似已恢複正常：拉姆拉斯人頭攢動，商店幾乎全部開門，最令人們興奮的是——封鎖街區停運已久的電車，開始運行。
國民自衛隊仍然占據着摩卡咖啡館，并沒有拆除他們的街壘，不過他們中的有些人持槍坐在人行道上的椅子上。
我經過時其中一位善意地眨了眨眼，可得到的卻是極不友好的撇嘴陰笑。
當然，他是認識我的。
電話局上空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被扯了下拉，隻有加泰羅尼亞人的旗幟在飄揚着。
這意味着工人們一定是被打敗了。
我意識到——盡管由于我在政治上的無知，對我應該清楚的私情我還不是很清楚——當政府感到地整個事件的控制更有把握的時候，将會實行報複。
但是，當時我對這方面的事情不感興趣。
我所感興趣的是，确信可惡的戰鬥喧嚣已經結束了，我們可以在重返前線以前多買一些食品，稍稍休息一下，稍稍安靜一點了。
從巴倫西亞開來的人民軍最初出現在街道上的時候，天色肯定已經很晚。
他們都是突擊衛隊——一種類似國民自衛隊和馬槍騎兵之類（主要從事警察工作的隊伍）的編隊，是共和國的精銳部隊。
他們好象是突然間從地底下冒出來似的，你能夠到處看到他們在街道上巡邏，每十個人一小組，他們身材高大，身着灰色或藍色的制服，肩上背着長長的步槍，每個小組都配有一挺沖鋒槍。
當然，這時我們還有一項具體的工作要做。
我們在嘹望塔上用于守衛的那六支步槍還放在那兒，我們必須盡可能地把槍弄回馬統工黨的大樓。
這些槍是大樓常備軍械庫武器的一部分。
看起來，這隻是一個把幾支槍送到街對面的簡單問題。
但要将槍支通過街道運送，卻是違反政府命令的。
如果帶着槍支被捉，那我們肯定要被逮捕——更糟糕的是，槍支将被統統沒收。
大樓裡隻有21支槍，我們可損失不起其中的這六支。
在經過充分讨論、找出最好辦法之後，一個西班牙紅發男孩和我開始把槍支偷運出去。
避開突擊衛隊巡邏很容易，危險在于摩卡咖啡館的國民自衛隊，他們很清楚我們在嘹望塔有槍，要是被他們看到我們在搬運槍支，事情就會完全露餡。
大家脫去部分衣服，左肩挂槍帶，腋窩夾槍托，槍管藏在褲管裡。
不幸的是，這都是些長毛瑟槍。
即使我這樣身材高大的人，也無法便便當當地把老長的毛瑟槍管藏進褲管裡。
拖着一條完全僵直的左腿，走下嘹望塔的旋梯，真是讓人無法忍受的差事。
後來，我們發現，過街時唯一的活動方式就是要走得慢，特别慢，慢得你根本無需曲膝擡腿。
在電影院外面，當我以烏龜般的速度向前行走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不少人頗為幸災樂禍地注視着我。
我時常回想：當時他們會以為我出了什麼問題呢？大概是在戰鬥中負了傷。
然而，所有的槍支都被偷運過去了，沒有出事。
第二天，突擊衛隊的士兵到處出現，他們有如征服者半地邁步大街小巷。
這無疑是政府在炫耀武力，目的在于吓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會反抗的居民。
假如擔心發生新的暴動，他們就會待在街壘裡，而不會一夥一夥地分散在大街上。
人民軍是一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好和最華麗的軍隊，雖然我在某種意義上假定他們是“敵人”，但我仍禁不住喜歡上他們的外表。
但我是用一種驚奇的目光在看着他們來回溜達的。
過去，在阿拉貢前線，我見慣了衣衫褴褛、幾乎沒有裝備的民兵，卻不知道共和國還擁有一支這樣的軍隊。
他們不僅在身材上經過嚴格挑選，更使我吃驚的是他們的武器。
他們全都裝備了嶄新的“俄式來複槍”（這些槍是蘇聯運給西班牙的，但我卻相信那是美國制造的）。
我察看過其中一支來複槍。
它雖不是那麼完美的槍，但比起我們在前線用的那種糟糕透頂的老式大
（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
是政府？還是全國勞工聯盟？——沒人知道）。
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把盥洗室的每隻盆，以及能夠找到的每隻桶都放滿了水，最後，連國民自衛隊送給柯普的、早已喝光了的15瓶啤酒的空瓶子裡也灌滿了水。
大約60個小時沒有睡好覺，我累極了，心情也很壞。
現在已近午夜了。
樓下街壘的後面，人們橫七豎八地睡得滿地都是。
樓上有個小房間，裡面有一張沙發，我們想把這裡用做傷員包紮室，不用說，其實在我們大樓裡既沒見到過碘酒，也沒到過繃帶。
我的妻子從旅館裡跑過來，準備充當護士之類的角色。
我在沙發上躺下，打算在攻打摩卡咖啡館（假如萬一身亡）之前睡上半個小時。
我記得，皮帶上的手槍抵疼了我的腰背部，使我感到很難受。
而且，我還記得接下來發生的事，我突然醒來，發現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邊。
天色已經大亮，什麼也沒有發生，政府沒有向馬統工黨宣戰，自來水也沒有被切斷，除了零星的射擊聲外，街道上一切正常。
我的妻子說不忍心叫醒我，而她此前睡在前面房間裡的扶手椅上。
那天下午出現了一種休戰狀态。
射擊聲已經逐漸減少，街道上出乎意料地擠滿了人。
一些商店開始拉起百葉窗，市場被一大群吵吵鬧鬧搶購食物的人擠得水洩不通，盡管貨攤上的物品已經所剩無幾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電車還沒有運行。
國民自衛隊員仍然守在摩卡的街壘後面，兩邊加固的掩體并沒撤除。
人們到處奔波購買食品。
你處處都能聽得到同樣的憂慮：“你認為它停了嗎？你認為它還會再來嗎？”“它”——戰争——有如突發自然災害、飓風或地震，正無情地降臨在所有人的身上，我們無力阻擋。
果然，幾乎不出所料——我原以為會停幾個小時，可似乎隻有幾分鐘——突然一陣來複槍聲響起，有如六月天的暴風雨，把所有人吓得撒腿就跑，鋼百葉窗嘩拉拉地落下，街道上魔幻般地一下子不見了人影，街壘裡的人們立即各就各位，“它”又開始了。
我帶着一種極度厭惡與憤怒的情緒，重新回到屋頂上的崗位，當你正在加入諸如此類事件的時候，我推想，在某種程度上，你是在創造曆史，而且按理說你應該感覺到你是個曆史人物。
但你絕不會這麼去想，因為在這樣的時代，實實在在的具體問題總會突出于其他一切的。
在整個戰争期間中，我從未對遠離戰場數百英裡的記者們想當然地編造出來的形勢做過正确“分析”。
我迫切關心的主要不是這場悲慘的、兩敗俱傷的戰鬥的是與非，而是日夜待在屋頂上的那種難以忍受的不安和厭煩，還有越來越嚴重的饑餓——因為自星期一起，我們沒有一個人吃過一頓像樣的飯。
等這差事一結束，我就立即重返前線，這個念頭始終萦繞在我的腦海裡。
這讓人發狂。
我在前線陣地上已經待了105天，回到巴塞羅那原本是為了能夠得到點休息和安逸；可到頭來不僅沒能如此，反而隻能在屋頂上苦度時光。
對面屋頂上的國民自衛隊員們也跟我一樣。
他們定期向我揮手，讓我相信他們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們開槍），但是，如果他們一旦接到開火的命令，肯定會六親不認的。
如果這就是曆史，它看起來卻一點也不像曆史。
跟前線一樣，這更像是一個艱苦的時期。
在前線，由于士兵人數少，我們隻得反常地多站數個小時的崗，并非逞英雄，隻是必須堅守崗位，盡管令人厭煩、睡眠不足，至于對這樣做到底是為了什麼，那是絲毫也不感興趣。
在旅館裡的那些多半不敢将鼻子伸出門外的形形色色的暴徒中間，漸漸出現了一種極為可怕的懷疑氣氛。
受間諜癖感染的各式各樣的人物，鬼鬼祟祟地到處遊走，低聲地嘀咕着某人是共産黨的間諜，或托洛茨基分子，或無政府主義者，或者什麼都不是。
那個肥胖的俄國特工，正在逐一為難所有的外國難民，并花言巧語地解釋說，整個事件全部都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
我饒有興趣地看着他，因為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仔細觀察一個其職業就是撒謊的人——如果你沒算進新聞記者的話。
在來複槍的嗒嗒射擊聲中，仍然在堵得嚴嚴實實的窗戶背後模仿時髦旅館的生活着實令人厭惡。
前面的餐廳在子彈穿過窗戶、擊毀柱子之後，已經停止使用，客人們擠進後面的一個漆黑的房間裡，裡面的座位根本就不夠。
為數不多的服務員——他們中有一些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已參加總罷工——暫時脫下了他們的上漿襯衫，但仍以一種虛僞的方式上菜。
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可吃的。
星期四那天晚上，主菜僅僅是每人一條沙丁魚。
旅館裡已經多日沒有面包供應，甚至連酒也是那麼緊缺，以至于我們不得不喝那些年頭越來越陳、價格也越來越高得離奇的酒。
這裡的戰事結束後，食品依然繼續短缺。
接連三天，我和妻子的早餐隻有一小塊不配面包的山羊奶酪，而且沒有任何飲料。
這裡，唯一豐富的食品就是柑橘。
法國卡車司機把他們無法運回國的大量的柑橘賣到旅館來。
他們是一些體型健壯的人，身邊總是帶着一些妖豔俗氣的西班牙女孩，以及穿黑襯衣的大個子搬運工。
在往日，任何一個旅館經理之類的小勢利鬼，都會千方百計地整得他們不舒坦，實際上拒絕他們在大樓内留宿。
但現在他們卻很吃香，不像我們其他人，因為他們擁有一間面包房，誰都必須低聲下氣地從那兒讨購一點面包。
最後一個晚上，我繼續在屋頂上守衛。
第二天，這裡的戰鬥好象結束了。
我記得那天——星期五，沒有很多的槍戰。
沒有人确知巴倫西亞方面的軍隊是否已經來了，其實，他們在那天傍晚就已到達了。
政府用半是安撫半是威脅的腔調廣播，要求每個人都立即回到家中，并說一個小時後如發現任何攜帶武器的人都将逮捕。
人們雖然對政府的廣播沒有太過在意，但是，各處街壘裡的人群卻漸漸地散去了。
我并不懷疑這主要是缺少食物造成的。
你會從沖突雙方聽到同樣的言語：“我們沒有多少食物了，我們得回去上班。
”而在國民自衛隊那裡，卻是完全另一回事，隻要城裡還有任何食品，他們就能得到定額供應，繼續留在他們的陣地上。
到了下午，雖然廢棄的街壘仍然原封不動地樹立着，但街道上的情形似已恢複正常：拉姆拉斯人頭攢動，商店幾乎全部開門，最令人們興奮的是——封鎖街區停運已久的電車，開始運行。
國民自衛隊仍然占據着摩卡咖啡館，并沒有拆除他們的街壘，不過他們中的有些人持槍坐在人行道上的椅子上。
我經過時其中一位善意地眨了眨眼，可得到的卻是極不友好的撇嘴陰笑。
當然，他是認識我的。
電話局上空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被扯了下拉，隻有加泰羅尼亞人的旗幟在飄揚着。
這意味着工人們一定是被打敗了。
我意識到——盡管由于我在政治上的無知，對我應該清楚的私情我還不是很清楚——當政府感到地整個事件的控制更有把握的時候，将會實行報複。
但是，當時我對這方面的事情不感興趣。
我所感興趣的是，确信可惡的戰鬥喧嚣已經結束了，我們可以在重返前線以前多買一些食品，稍稍休息一下，稍稍安靜一點了。
從巴倫西亞開來的人民軍最初出現在街道上的時候，天色肯定已經很晚。
他們都是突擊衛隊——一種類似國民自衛隊和馬槍騎兵之類（主要從事警察工作的隊伍）的編隊，是共和國的精銳部隊。
他們好象是突然間從地底下冒出來似的，你能夠到處看到他們在街道上巡邏，每十個人一小組，他們身材高大，身着灰色或藍色的制服，肩上背着長長的步槍，每個小組都配有一挺沖鋒槍。
當然，這時我們還有一項具體的工作要做。
我們在嘹望塔上用于守衛的那六支步槍還放在那兒，我們必須盡可能地把槍弄回馬統工黨的大樓。
這些槍是大樓常備軍械庫武器的一部分。
看起來，這隻是一個把幾支槍送到街對面的簡單問題。
但要将槍支通過街道運送，卻是違反政府命令的。
如果帶着槍支被捉，那我們肯定要被逮捕——更糟糕的是，槍支将被統統沒收。
大樓裡隻有21支槍，我們可損失不起其中的這六支。
在經過充分讨論、找出最好辦法之後，一個西班牙紅發男孩和我開始把槍支偷運出去。
避開突擊衛隊巡邏很容易，危險在于摩卡咖啡館的國民自衛隊，他們很清楚我們在嘹望塔有槍，要是被他們看到我們在搬運槍支，事情就會完全露餡。
大家脫去部分衣服，左肩挂槍帶，腋窩夾槍托，槍管藏在褲管裡。
不幸的是，這都是些長毛瑟槍。
即使我這樣身材高大的人，也無法便便當當地把老長的毛瑟槍管藏進褲管裡。
拖着一條完全僵直的左腿，走下嘹望塔的旋梯，真是讓人無法忍受的差事。
後來，我們發現，過街時唯一的活動方式就是要走得慢，特别慢，慢得你根本無需曲膝擡腿。
在電影院外面，當我以烏龜般的速度向前行走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不少人頗為幸災樂禍地注視着我。
我時常回想：當時他們會以為我出了什麼問題呢？大概是在戰鬥中負了傷。
然而，所有的槍支都被偷運過去了，沒有出事。
第二天，突擊衛隊的士兵到處出現，他們有如征服者半地邁步大街小巷。
這無疑是政府在炫耀武力，目的在于吓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會反抗的居民。
假如擔心發生新的暴動，他們就會待在街壘裡，而不會一夥一夥地分散在大街上。
人民軍是一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好和最華麗的軍隊，雖然我在某種意義上假定他們是“敵人”，但我仍禁不住喜歡上他們的外表。
但我是用一種驚奇的目光在看着他們來回溜達的。
過去，在阿拉貢前線，我見慣了衣衫褴褛、幾乎沒有裝備的民兵，卻不知道共和國還擁有一支這樣的軍隊。
他們不僅在身材上經過嚴格挑選，更使我吃驚的是他們的武器。
他們全都裝備了嶄新的“俄式來複槍”（這些槍是蘇聯運給西班牙的，但我卻相信那是美國制造的）。
我察看過其中一支來複槍。
它雖不是那麼完美的槍，但比起我們在前線用的那種糟糕透頂的老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