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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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生變化。
在我一月處理開巴塞羅那到前線、直到四月底離開前線這段時間裡——實際上也許持續到更晚一些時候——阿拉貢一帶都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控制的，這種局面一直持續下來，至少表面上是這樣的。
革命氛圍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樣。
将軍和士兵、農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個人都拿同樣的薪金，穿同樣的衣服，吃同樣的食物，稱别人為“你”和“同志”，沒有老闆，沒有仆人，沒有乞丐，沒有妓女，沒有律師，沒有神職人員，沒有卑躬屈膝，沒有脫帽緻敬。
我呼吸着平等的空氣，我甚至簡單地以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
我沒有意識到，其實我隻是碰巧置身于西班牙工人階級最革命的隊伍裡。
所以，當政治上比我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同志告訴我，不能隻根據軍事态度來評價一場戰争，因為這種态度僅處于革命和法西斯主義之間時，我真想嘲笑他們。
總體上來看，我接受共産黨人的觀點，他們一針見血地說，“不赢得戰争，我們就不能談論革命”；我并不接受馬統工黨的觀點，他們也一針見血地說，“我們必須前進，否則我們就會後退。
”後來，我漸漸地認為馬統工黨的觀點是正确的，無論如何至少比共産黨人的觀點正确，這并不完全是根據理論推導出來的。
如果隻是紙上談兵，共産黨人的情況會是一個好榜樣，麻煩的是他們的實際行動使人們很難相信他們是出于真正的信仰才這麼做的。
“戰争第一，革命其次”是一個再三出現的口号，普通的加聯社黨民兵虔誠地相信這一口号。
他們發自内心地認為，打赢戰争之後革命會繼續下去。
其次，這個口号隻是一句空話。
共産黨人努力争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适宜的時候，而是确保它永不發生。
随着時間的流逝，随着權力越來越遠離工人階級的控制，随着越來越多各階層革命人士被投進監獄，事情也就變得越來越明顯。
每一項變動都是以軍事需要為名來進行的，因為這個借口是現成的，而結果總是把工人從有利位置上趕走，等戰争結束的時候，他們才會發現自己已經沒有辦法抵制重新引入資本主義制度。
請注意，我并不是在對一般的普通共産黨人說三道四，也沒有對在馬德裡戰鬥中英勇犧牲的數千名共産黨人有絲毫的不敬。
因為這些人都沒有直接參與制定黨的政策。
至于那些身居黨内高位的人，人們很難相信他們不是在十分清醒的情況下采取行動的。
然而，即使革命失敗了，争取戰争的勝利也是值得的。
我終于開始懷疑，最終是否能因西班牙共産黨人的政策而赢得勝利。
幾乎沒有人能從中得出結論：不同的政策也許适合于不同階段的戰争。
無政府主義者也許在最初兩個月挽救了局面，但在某個節點之後，他們沒有能力繼續組織抵抗。
共産黨人可能在10到12月期間挽救了局面，但要赢得戰争那還得另作别論。
在英國，共産黨人的戰争主張被無可争議地接受下來，因為報紙上幾乎不允許出現批評意見，因為消除革命的混亂，加速生産，部隊實行軍事化，這些一般路線乍聽起來是現實的、有效的。
但指出其内在的問題也是必要的。
要想掌控革命的每一時期的發展趨勢，使戰争盡可能像一次普通的戰争，那就必須放棄實際存在的戰争機會。
我已經描述了我們在阿拉貢前線是如何被武裝又不被武裝的情形。
幾乎不用懷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過多的武器流入無政府主義者手中，因為他們日後會把這些武器用于革命活動。
結果呢，從阿拉貢發起的強大攻勢，本來可以迫使佛朗哥從畢爾巴鄂甚至從馬德裡後退，可是這根本沒有發生。
相對而言，這些也許隻是一樁樁小事。
更重要的是，一旦戰争被狹義地理解為“争取民主的戰争”，那就難以吸引國外工人階級的大規模支援。
如果直面這一個事實，我們就必須承認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對西班牙戰争認識不一。
盡管已有數萬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戰鬥，但在他們的身後更有千百萬人無動于衷。
在西班牙戰争爆發的第一年，據說英國公衆為各種“援助西班牙”的基金捐款共二十五萬英鎊，其中近一半在一周内就被用于制作各種宣傳海報。
罷工和聯合抵制等産業行動是民主國家工人階級聲援自己的西班牙同志的切實可行的行動方式。
但這樣的事情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各地工黨和共産黨領袖都聲稱這是不可思議的，毫無疑問，隻要他們仍在高叫“紅色”的西班牙并不是“紅色的”，他們就是正确的。
自從1914到1918年“争取民主的戰争”以來就存在着一種用心險惡的聲音。
多年之後，這些共産黨人還在勸導好戰的工人：“民主”是資本主義的雅稱。
先說“民主是個騙局”，然後再說“為民主而戰”，這并不是一種好的策略。
由于得到大名鼎鼎的蘇聯的支持，他們向全世界的工人呼籲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很難相信他們不會獲得反應。
但更為重要的是，采取非革命的政策手段打擊佛朗哥的後方，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困難重重。
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控制的人口超過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計算在内的話更是遠遠超過政府，他控制的軍隊也和政府掌握的軍隊大緻相當。
衆所周知，隻要後方存在敵對的民衆，就不得不派出相當數量的部隊去駐守戰略交通要道、鎮壓各種陰謀破壞活動等，這樣就不可能向戰場派遣更多的軍隊。
然而，在佛朗哥的後方，顯然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群衆運動。
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在佛朗哥控制的地區，無論城鎮的工人，還是貧窮的農民，人們都會真的喜歡或者需要佛朗哥。
事實上，伴随着每一次向右翼靠攏，政府具有的優勢也變得越來越不明顯。
摩洛哥的例子就能說明一切。
為什麼摩洛哥沒有發生起義？佛朗哥正在企圖建立聲名狼藉的獨裁制度，而摩洛哥人甯可接受佛朗哥的統治，也不願接受人民陣線政府！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沒有人在摩洛哥發動起義，因為這樣做就意味着把革命置于戰争之上。
當然，為了讓摩洛哥人相信政府這邊的誠意，最重要的還是讓他們真正獲得解放。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法國人對此會感到多麼快意！這場戰争中最重要的戰略機遇，在于打破人們對于英法資本主義的空想。
共産黨人的政策傾向是，盡量讓這場戰争發展成為一種普通的、非革命的戰争，而這種政策傾向必然會使政府接連遭受重挫。
像這類戰争，必須要通過加強武器裝備才能取得勝利，例如，最終靠的是源源不斷的武器供給。
蘇聯是西班牙政府武器的主要捐贈國。
但它與意大利和德國相比，地理位置卻十分不利。
這一切也使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的“戰争和革命不可分離”的前景也許比聽起來更加虛無缥缈。
西班牙共産黨反對革命的政策是錯誤的，我已經說明了自己的理由，但就它對戰争的影響來看，我并不希望我的判斷是正确的。
我一再希望這一判斷是錯誤的。
我希望這場戰争可以以任何方式來取得勝利。
當然，我們無法預料可能還會發生哪些事情。
政府也許再次轉向左翼，摩洛哥人也許能夠團結一緻争取解放，英國人也許決定收買意大利，戰争也許隻要直接通過軍事途徑就能或獲得勝利，——所有這一切全都不得而知。
我希望上述觀點成立，時間将會證明我的這些判斷是分毫不爽或謬之千裡。
然而，直到1937年2月，我也根本沒有看到事情是在朝哪個方向發展。
我對阿拉貢前線的沉默寂靜感到煩悶不已，我覺得自己沒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戰鬥任務。
我常常想到巴塞羅那的那張征兵海報，它诘問過路人：“你為民主做了什麼？”想到這裡，我隻能回答：“我已經盡力而為了。
”在剛剛加入民兵那會兒，我曾希望自己能夠消滅一名法西斯分子，——畢竟隻要我們每個人都能殺死一名法西斯分子，他們就會很快被消滅掉——可我至今也沒有殺死一個法西斯分子，而且幾乎沒有任何這樣的機會。
我當然也想去馬德裡。
無論政治觀點如何，軍隊中的每個人都希望前往馬德裡參加戰鬥。
這可能意味着加入國際縱隊，因為那時馬統工黨在馬德裡幾乎沒有部隊，無政府主義者在那裡的部隊也不再有以前那麼多了。
當然，現在人們隻能待在阿拉貢前線，但我告訴每一個人，等到我們離開這裡時，也許會加入國際縱隊，那将意味着接受共産黨人的領導。
持各種不同觀點的人都勸我放棄這種念頭，但沒有人試圖進行幹預。
非常明顯，考慮到他們所處的特殊環境，在馬統工黨内幾乎不存在任何異端思想，但隻要沒有加入支持法西斯分子的行列，任何人都不會因政治觀點不同而受到處罰。
我經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嚴厲批判馬統工黨的“路線”，卻從來沒因此惹禍上身。
我想，對于大多數民兵來說，誰都希望成為一個政黨的成員而沒有任何壓力。
我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可在馬統工黨遭到鎮壓後，我還是感到極為惋惜。
在我一月處理開巴塞羅那到前線、直到四月底離開前線這段時間裡——實際上也許持續到更晚一些時候——阿拉貢一帶都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控制的，這種局面一直持續下來，至少表面上是這樣的。
革命氛圍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樣。
将軍和士兵、農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個人都拿同樣的薪金，穿同樣的衣服，吃同樣的食物，稱别人為“你”和“同志”，沒有老闆，沒有仆人，沒有乞丐，沒有妓女，沒有律師，沒有神職人員，沒有卑躬屈膝，沒有脫帽緻敬。
我呼吸着平等的空氣，我甚至簡單地以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
我沒有意識到，其實我隻是碰巧置身于西班牙工人階級最革命的隊伍裡。
所以，當政治上比我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同志告訴我，不能隻根據軍事态度來評價一場戰争，因為這種态度僅處于革命和法西斯主義之間時，我真想嘲笑他們。
總體上來看，我接受共産黨人的觀點，他們一針見血地說，“不赢得戰争，我們就不能談論革命”；我并不接受馬統工黨的觀點，他們也一針見血地說，“我們必須前進，否則我們就會後退。
”後來，我漸漸地認為馬統工黨的觀點是正确的，無論如何至少比共産黨人的觀點正确，這并不完全是根據理論推導出來的。
如果隻是紙上談兵，共産黨人的情況會是一個好榜樣，麻煩的是他們的實際行動使人們很難相信他們是出于真正的信仰才這麼做的。
“戰争第一，革命其次”是一個再三出現的口号，普通的加聯社黨民兵虔誠地相信這一口号。
他們發自内心地認為，打赢戰争之後革命會繼續下去。
其次，這個口号隻是一句空話。
共産黨人努力争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适宜的時候，而是确保它永不發生。
随着時間的流逝，随着權力越來越遠離工人階級的控制，随着越來越多各階層革命人士被投進監獄，事情也就變得越來越明顯。
每一項變動都是以軍事需要為名來進行的，因為這個借口是現成的，而結果總是把工人從有利位置上趕走，等戰争結束的時候，他們才會發現自己已經沒有辦法抵制重新引入資本主義制度。
請注意，我并不是在對一般的普通共産黨人說三道四，也沒有對在馬德裡戰鬥中英勇犧牲的數千名共産黨人有絲毫的不敬。
因為這些人都沒有直接參與制定黨的政策。
至于那些身居黨内高位的人，人們很難相信他們不是在十分清醒的情況下采取行動的。
然而，即使革命失敗了，争取戰争的勝利也是值得的。
我終于開始懷疑，最終是否能因西班牙共産黨人的政策而赢得勝利。
幾乎沒有人能從中得出結論：不同的政策也許适合于不同階段的戰争。
無政府主義者也許在最初兩個月挽救了局面，但在某個節點之後，他們沒有能力繼續組織抵抗。
共産黨人可能在10到12月期間挽救了局面，但要赢得戰争那還得另作别論。
在英國，共産黨人的戰争主張被無可争議地接受下來，因為報紙上幾乎不允許出現批評意見，因為消除革命的混亂，加速生産，部隊實行軍事化，這些一般路線乍聽起來是現實的、有效的。
但指出其内在的問題也是必要的。
要想掌控革命的每一時期的發展趨勢，使戰争盡可能像一次普通的戰争，那就必須放棄實際存在的戰争機會。
我已經描述了我們在阿拉貢前線是如何被武裝又不被武裝的情形。
幾乎不用懷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過多的武器流入無政府主義者手中，因為他們日後會把這些武器用于革命活動。
結果呢，從阿拉貢發起的強大攻勢，本來可以迫使佛朗哥從畢爾巴鄂甚至從馬德裡後退，可是這根本沒有發生。
相對而言，這些也許隻是一樁樁小事。
更重要的是，一旦戰争被狹義地理解為“争取民主的戰争”，那就難以吸引國外工人階級的大規模支援。
如果直面這一個事實，我們就必須承認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對西班牙戰争認識不一。
盡管已有數萬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戰鬥，但在他們的身後更有千百萬人無動于衷。
在西班牙戰争爆發的第一年，據說英國公衆為各種“援助西班牙”的基金捐款共二十五萬英鎊，其中近一半在一周内就被用于制作各種宣傳海報。
罷工和聯合抵制等産業行動是民主國家工人階級聲援自己的西班牙同志的切實可行的行動方式。
但這樣的事情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各地工黨和共産黨領袖都聲稱這是不可思議的，毫無疑問，隻要他們仍在高叫“紅色”的西班牙并不是“紅色的”，他們就是正确的。
自從1914到1918年“争取民主的戰争”以來就存在着一種用心險惡的聲音。
多年之後，這些共産黨人還在勸導好戰的工人：“民主”是資本主義的雅稱。
先說“民主是個騙局”，然後再說“為民主而戰”，這并不是一種好的策略。
由于得到大名鼎鼎的蘇聯的支持，他們向全世界的工人呼籲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很難相信他們不會獲得反應。
但更為重要的是，采取非革命的政策手段打擊佛朗哥的後方，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困難重重。
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控制的人口超過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計算在内的話更是遠遠超過政府，他控制的軍隊也和政府掌握的軍隊大緻相當。
衆所周知，隻要後方存在敵對的民衆，就不得不派出相當數量的部隊去駐守戰略交通要道、鎮壓各種陰謀破壞活動等，這樣就不可能向戰場派遣更多的軍隊。
然而，在佛朗哥的後方，顯然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群衆運動。
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在佛朗哥控制的地區，無論城鎮的工人，還是貧窮的農民，人們都會真的喜歡或者需要佛朗哥。
事實上，伴随着每一次向右翼靠攏，政府具有的優勢也變得越來越不明顯。
摩洛哥的例子就能說明一切。
為什麼摩洛哥沒有發生起義？佛朗哥正在企圖建立聲名狼藉的獨裁制度，而摩洛哥人甯可接受佛朗哥的統治，也不願接受人民陣線政府！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沒有人在摩洛哥發動起義，因為這樣做就意味着把革命置于戰争之上。
當然，為了讓摩洛哥人相信政府這邊的誠意，最重要的還是讓他們真正獲得解放。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法國人對此會感到多麼快意！這場戰争中最重要的戰略機遇，在于打破人們對于英法資本主義的空想。
共産黨人的政策傾向是，盡量讓這場戰争發展成為一種普通的、非革命的戰争，而這種政策傾向必然會使政府接連遭受重挫。
像這類戰争，必須要通過加強武器裝備才能取得勝利，例如，最終靠的是源源不斷的武器供給。
蘇聯是西班牙政府武器的主要捐贈國。
但它與意大利和德國相比，地理位置卻十分不利。
這一切也使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的“戰争和革命不可分離”的前景也許比聽起來更加虛無缥缈。
西班牙共産黨反對革命的政策是錯誤的，我已經說明了自己的理由，但就它對戰争的影響來看，我并不希望我的判斷是正确的。
我一再希望這一判斷是錯誤的。
我希望這場戰争可以以任何方式來取得勝利。
當然，我們無法預料可能還會發生哪些事情。
政府也許再次轉向左翼，摩洛哥人也許能夠團結一緻争取解放，英國人也許決定收買意大利，戰争也許隻要直接通過軍事途徑就能或獲得勝利，——所有這一切全都不得而知。
我希望上述觀點成立，時間将會證明我的這些判斷是分毫不爽或謬之千裡。
然而，直到1937年2月，我也根本沒有看到事情是在朝哪個方向發展。
我對阿拉貢前線的沉默寂靜感到煩悶不已，我覺得自己沒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戰鬥任務。
我常常想到巴塞羅那的那張征兵海報，它诘問過路人：“你為民主做了什麼？”想到這裡，我隻能回答：“我已經盡力而為了。
”在剛剛加入民兵那會兒，我曾希望自己能夠消滅一名法西斯分子，——畢竟隻要我們每個人都能殺死一名法西斯分子，他們就會很快被消滅掉——可我至今也沒有殺死一個法西斯分子，而且幾乎沒有任何這樣的機會。
我當然也想去馬德裡。
無論政治觀點如何，軍隊中的每個人都希望前往馬德裡參加戰鬥。
這可能意味着加入國際縱隊，因為那時馬統工黨在馬德裡幾乎沒有部隊，無政府主義者在那裡的部隊也不再有以前那麼多了。
當然，現在人們隻能待在阿拉貢前線，但我告訴每一個人，等到我們離開這裡時，也許會加入國際縱隊，那将意味着接受共産黨人的領導。
持各種不同觀點的人都勸我放棄這種念頭，但沒有人試圖進行幹預。
非常明顯，考慮到他們所處的特殊環境，在馬統工黨内幾乎不存在任何異端思想，但隻要沒有加入支持法西斯分子的行列，任何人都不會因政治觀點不同而受到處罰。
我經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嚴厲批判馬統工黨的“路線”，卻從來沒因此惹禍上身。
我想，對于大多數民兵來說，誰都希望成為一個政黨的成員而沒有任何壓力。
我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可在馬統工黨遭到鎮壓後，我還是感到極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