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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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參軍前一天，在巴塞羅那的列甯軍營裡，我看到一個意大利民兵，他站在軍官的桌子前。
他是一個看起來十分彪悍的年輕人，大約二十五六歲，有一頭微微泛紅的金發和寬闊有力的肩膀。
他的尖頂皮帽拉得很低，幾乎遮住了一隻眼睛。
他站着，側面對着我，下巴挨着胸口，正皺着眉頭，迷惑地盯着那位軍官攤在桌上的一幅地圖。
他臉上有某種東西深深地打動了我。
擁有這樣一張面孔的男人，可以為了朋友去殺人，或者犧牲自己的生命。
這種不願引起别人注意的神情你有可能會在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臉上看到，盡管他很可能是一個共産主義者。
這張臉上既有率直的一面，也有兇狠的一面，還有沒讀過多少書的人對他們認為比自己有文化的人的可憐的敬重。
很明顯，他看不懂這張地圖；同樣明顯的是，他把能看懂地圖視為了不起的知識分子的本領。
我很難弄明白這究竟是為什麼，我幾乎從未見過什麼人——任何人——我是說，對這樣一個人，我立刻産生了好感。
在他們圍在桌邊談話時，大概某句話提到了我是個外國人，這位意大利人擡起了他的頭，很快地說道： “意大利人？” 我用蹩腳的西班牙語答道：“不是，英國人。
你呢？” “意大利人。
” 在我準備離去時，他從房間那頭走過來，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用的力氣很大。
奇怪，人們竟會對陌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似乎他的精神跟我的精神在瞬間跨越了語言和傳統的障礙，心心相印，一見如故。
我希望他喜歡我，就像我喜歡他那樣。
但我也知道，要保持我這第一印象，我必須不再見到他；且不說，我确實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在西班牙，一個人常常會遇到這樣的接觸。
我所以提到這個意大利民兵，是因為他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的制服褴褛，一張焦躁、愁苦的臉，對我而言，他代表了那個時期的特殊氣氛，同我對戰争年代的印象關系密切——巴塞羅那的紅旗，滿載衣着褴褛的士兵駛向前線的破爛不堪的火車，那些沿着戰線鋪開的經曆了戰争洗禮的灰色市鎮，群山中泥濘的、冰冷的戰壕。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距我寫下這些文字還不到七個月，但這段時期已經漸行漸遠，遙不可及了。
由于種種原因，後來發生的事件将一九三五年或一九〇五年發生的事件都掩蓋了，這件小事則更是被完全湮沒了。
我來到西班牙，初衷是寫一些新聞報道，但我幾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組織，因為在那個時期和那種氛圍下，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
無政府主義者仍然實際上控制着加泰羅尼亞，革命仍然處于高xdx潮之中。
對于任何一個從革命伊始就在那裡的人來說，甚至在當年十二月或次年一年，革命時期似乎就要結束了。
但是對一個直接從英格蘭前來的人而言，巴塞羅那看起來既令人吃驚，又無法抗拒。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來到這樣的一個城市，這裡的工人階級處于統治地位。
特别是，無論何種規模的建築都控制在工人階級手中，屋頂上都插着紅旗或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兩色旗；每一面牆上都随意地塗畫上錘子和鐮刀的标記，以及革命黨名稱的首字母縮寫；幾乎每個教堂都被清洗過，所有神像都被焚毀。
各處教堂都被一幫幫工人逐一地破壞了。
每間店鋪和咖啡店的門口都寫有文字，說明其已被收歸集體所有；就連擦皮鞋的兒童也被集體化了，他們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紅色和黑色。
服務員和巡視員*直視你的臉，把自己當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
卑躬屈膝的和禮儀性的套話暫時消失了。
沒有人說‘Senor’**或者‘Don’***甚至是‘Usted’（您），每個人都稱别人為“同志”、“你”，說Salud！，而非‘Buenosdías’。
自從普裡莫?德裡維拉****（PrimodeRivera）的時代以來法律就規定不允許收取小費。
我對此的第一次經曆是，我試圖給一位電梯管理員小費，可受到了酒店經理的告誡。
沒有私人汽車，它們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軌電車、出租車，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紅色和黑色。
革命的海報用醒目的紅色和藍色印刷，四處張貼，貼在牆上相當搶眼。
相形之下，殘留在牆上的為數不多的昔日廣告招貼畫，就像是一些胡亂塗抹上去的毫無價值的東西。
在拉姆拉斯南面，寬闊的主大街上聚集了龐大的人群，人們不時地來回走動。
大喇叭整天播放着刺耳的革命歌曲，直至深夜。
這些人乍看起來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最奇特的生靈了。
從表面上看，這座城市的富有階
他是一個看起來十分彪悍的年輕人，大約二十五六歲，有一頭微微泛紅的金發和寬闊有力的肩膀。
他的尖頂皮帽拉得很低，幾乎遮住了一隻眼睛。
他站着，側面對着我，下巴挨着胸口，正皺着眉頭，迷惑地盯着那位軍官攤在桌上的一幅地圖。
他臉上有某種東西深深地打動了我。
擁有這樣一張面孔的男人，可以為了朋友去殺人，或者犧牲自己的生命。
這種不願引起别人注意的神情你有可能會在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臉上看到，盡管他很可能是一個共産主義者。
這張臉上既有率直的一面，也有兇狠的一面，還有沒讀過多少書的人對他們認為比自己有文化的人的可憐的敬重。
很明顯，他看不懂這張地圖；同樣明顯的是，他把能看懂地圖視為了不起的知識分子的本領。
我很難弄明白這究竟是為什麼，我幾乎從未見過什麼人——任何人——我是說，對這樣一個人，我立刻産生了好感。
在他們圍在桌邊談話時，大概某句話提到了我是個外國人，這位意大利人擡起了他的頭，很快地說道： “意大利人？” 我用蹩腳的西班牙語答道：“不是，英國人。
你呢？” “意大利人。
” 在我準備離去時，他從房間那頭走過來，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用的力氣很大。
奇怪，人們竟會對陌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似乎他的精神跟我的精神在瞬間跨越了語言和傳統的障礙，心心相印，一見如故。
我希望他喜歡我，就像我喜歡他那樣。
但我也知道，要保持我這第一印象，我必須不再見到他；且不說，我确實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在西班牙，一個人常常會遇到這樣的接觸。
我所以提到這個意大利民兵，是因為他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的制服褴褛，一張焦躁、愁苦的臉，對我而言，他代表了那個時期的特殊氣氛，同我對戰争年代的印象關系密切——巴塞羅那的紅旗，滿載衣着褴褛的士兵駛向前線的破爛不堪的火車，那些沿着戰線鋪開的經曆了戰争洗禮的灰色市鎮，群山中泥濘的、冰冷的戰壕。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距我寫下這些文字還不到七個月，但這段時期已經漸行漸遠，遙不可及了。
由于種種原因，後來發生的事件将一九三五年或一九〇五年發生的事件都掩蓋了，這件小事則更是被完全湮沒了。
我來到西班牙，初衷是寫一些新聞報道，但我幾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組織，因為在那個時期和那種氛圍下，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
無政府主義者仍然實際上控制着加泰羅尼亞，革命仍然處于高xdx潮之中。
對于任何一個從革命伊始就在那裡的人來說，甚至在當年十二月或次年一年，革命時期似乎就要結束了。
但是對一個直接從英格蘭前來的人而言，巴塞羅那看起來既令人吃驚，又無法抗拒。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來到這樣的一個城市，這裡的工人階級處于統治地位。
特别是，無論何種規模的建築都控制在工人階級手中，屋頂上都插着紅旗或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兩色旗；每一面牆上都随意地塗畫上錘子和鐮刀的标記，以及革命黨名稱的首字母縮寫；幾乎每個教堂都被清洗過，所有神像都被焚毀。
各處教堂都被一幫幫工人逐一地破壞了。
每間店鋪和咖啡店的門口都寫有文字，說明其已被收歸集體所有；就連擦皮鞋的兒童也被集體化了，他們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紅色和黑色。
服務員和巡視員*直視你的臉，把自己當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
卑躬屈膝的和禮儀性的套話暫時消失了。
沒有人說‘Senor’**或者‘Don’***甚至是‘Usted’（您），每個人都稱别人為“同志”、“你”，說Salud！，而非‘Buenosdías’。
自從普裡莫?德裡維拉****（PrimodeRivera）的時代以來法律就規定不允許收取小費。
我對此的第一次經曆是，我試圖給一位電梯管理員小費，可受到了酒店經理的告誡。
沒有私人汽車，它們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軌電車、出租車，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紅色和黑色。
革命的海報用醒目的紅色和藍色印刷，四處張貼，貼在牆上相當搶眼。
相形之下，殘留在牆上的為數不多的昔日廣告招貼畫，就像是一些胡亂塗抹上去的毫無價值的東西。
在拉姆拉斯南面，寬闊的主大街上聚集了龐大的人群，人們不時地來回走動。
大喇叭整天播放着刺耳的革命歌曲，直至深夜。
這些人乍看起來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最奇特的生靈了。
從表面上看，這座城市的富有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