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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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西班牙而言，上世紀三十年代是一個風雲際會、跌宕起伏的時期，西班牙人民以及國外志願人員聯合抗擊佛朗哥武裝叛亂的鬥争，雖以失敗而告終，但他們在其間展示出的精神和情懷，震撼了整個世界，也影響了整整一代西方知識分子。
所以這段西班牙曆史上最悲慘的時期，同時也稱得上是“浪漫主義的戰争時期”(何塞?狄亞斯語)，讓每個曾經經曆過這場血與火考驗的人回想起來。
都會生發出澎湃的激情和感懷。
可是這場内戰留給人們的．僅僅是雖敗猶榮的悲壯和澎湃的激情嗎?在《向加泰羅尼亞緻敬》中，喬治?奧威爾(1903—1950)以自己的親身經曆，給了我們一個否定的回答。
實際上，今天世人所能看到的所謂史料，幾乎盡是當初政治宣傳性的材料，或是沒有親曆戰争的記者們人雲亦雲的說法。
說“曆史服務于政治，政治産生曆史”似乎略顯偏激，可曆史記錄總要帶上時代的痕迹和意識形态的烙印，這卻是誰也否認不了的。
當時的蘇聯政府和西班牙共和國。
在抵抗佛朗哥叛軍的同時，就在反法西斯陣營内部的争鬥中，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使用了大量的政治宣傳，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地遮蔽了曆史真相。
憑借這部自傳體作品，奧威爾試圖還原這段曆史的本真面目，盡管他自己也承認，其中難免有描述上的錯誤和以偏概全的現象，但還是足以改變人們過去對西班牙内戰的簡單印象，讀者會發現：比起共和國同法西斯的戰鬥，共和國内部的黨派紛争和政治宣傳似乎來得更為可怖，給人的心理帶來的陰影和創傷也更為嚴重。
當我們看到作者的朋友柯普——一個抛棄了一切來參加反法西斯戰鬥并且表現十分英勇的比利時人，沒有被敵人打死，卻僅僅因為自己屬于“托洛茨基主義”政黨P．O．U．M．(即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而被政府投入監獄的時候，一定會被政治的複雜性和殘酷性所震撼。
在書中，奧威爾無意攻擊蘇聯當局和西班牙共産黨(盡管他們當時的政策确有失誤)，而隻是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乃至所想，客觀真實地記錄下來．由于他的身份不是一名記者，而是一名真正意義上的戰士，其經曆自然就頗具戲劇性和傳奇性，所以無需任何渲染和“藝術加工”，單單呈現事實．就足夠讓我們心弦拉緊、寄情于内。
而他對派系攻擊和政治迫害的記述．非但沒有減損故事主題的統一性，反而增加了其中的悲劇美。
當然，如若讀者把這部傳記當作什麼悲壯的史詩，那就有些牽強了．在宏大的記事和嚴正的說理後面，永遠躲藏着一個諧趣的奧威爾，他的樂觀精神和風趣脾性，會讓你在讀這種嚴肅題材的作品時不會感覺枯燥，而西班牙人疏于紀律、熱情散漫的性格跟英國人嚴格拘謹、有闆有眼的傳統碰撞在一起所引發出的不和諧，也會讓人忍俊不禁。
即使在記叙自己脖頸中彈這等事關生死的時刻，奧威爾也俨然是一幅旁觀者的架勢，輕松地超然于外．甚至躺在擔架上，他心中還暗自稱贊擊中自己的敵兵實在“槍法一流”．對于死神随時都會降臨則全然不在乎。
我想，這當中除了奧威爾不畏死的氣概之外．隻有他自己那句自我解嘲的話可以解釋了：“可能人在瀕死的時候，想法也會與平常大不相同了吧。
”因此，閱讀《向加泰羅尼亞緻敬》，會有一種模糊于曆史和喜劇之間的感受，在發笑時又感覺到一種強烈的辛酸，無怪乎有人将其與約瑟夫．海勒(1923—1999)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并稱為二十世紀黑色幽默的兩大巅峰之作。
稍為細心一點的讀者都會發現，這本書中有整整兩章乃是插入式議論，從叙事連貫的角度看似無必要，甚至對本書的整體樣态還會有所毀損．一個是描寫黨派政治恐怖的第五章，一個是分析巴塞羅那戰鬥中官方虛假宣傳的第十一章。
這似乎是奧威爾一以貫之的作法，熟知其作品的人一定都會由此聯想到《巴黎倫敦落魄記》中專門總結倫敦黑話的第三十二章．還有《一九八四》中間長篇引述的《寡頭政治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及末尾附錄中的那篇《新話的原則》。
曾經有評論家就此毫不客氣地質疑奧威爾：‘‘你幹嗎要塞進這些東西?把一本原來很不錯
所以這段西班牙曆史上最悲慘的時期，同時也稱得上是“浪漫主義的戰争時期”(何塞?狄亞斯語)，讓每個曾經經曆過這場血與火考驗的人回想起來。
都會生發出澎湃的激情和感懷。
可是這場内戰留給人們的．僅僅是雖敗猶榮的悲壯和澎湃的激情嗎?在《向加泰羅尼亞緻敬》中，喬治?奧威爾(1903—1950)以自己的親身經曆，給了我們一個否定的回答。
實際上，今天世人所能看到的所謂史料，幾乎盡是當初政治宣傳性的材料，或是沒有親曆戰争的記者們人雲亦雲的說法。
說“曆史服務于政治，政治産生曆史”似乎略顯偏激，可曆史記錄總要帶上時代的痕迹和意識形态的烙印，這卻是誰也否認不了的。
當時的蘇聯政府和西班牙共和國。
在抵抗佛朗哥叛軍的同時，就在反法西斯陣營内部的争鬥中，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使用了大量的政治宣傳，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地遮蔽了曆史真相。
憑借這部自傳體作品，奧威爾試圖還原這段曆史的本真面目，盡管他自己也承認，其中難免有描述上的錯誤和以偏概全的現象，但還是足以改變人們過去對西班牙内戰的簡單印象，讀者會發現：比起共和國同法西斯的戰鬥，共和國内部的黨派紛争和政治宣傳似乎來得更為可怖，給人的心理帶來的陰影和創傷也更為嚴重。
當我們看到作者的朋友柯普——一個抛棄了一切來參加反法西斯戰鬥并且表現十分英勇的比利時人，沒有被敵人打死，卻僅僅因為自己屬于“托洛茨基主義”政黨P．O．U．M．(即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而被政府投入監獄的時候，一定會被政治的複雜性和殘酷性所震撼。
在書中，奧威爾無意攻擊蘇聯當局和西班牙共産黨(盡管他們當時的政策确有失誤)，而隻是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乃至所想，客觀真實地記錄下來．由于他的身份不是一名記者，而是一名真正意義上的戰士，其經曆自然就頗具戲劇性和傳奇性，所以無需任何渲染和“藝術加工”，單單呈現事實．就足夠讓我們心弦拉緊、寄情于内。
而他對派系攻擊和政治迫害的記述．非但沒有減損故事主題的統一性，反而增加了其中的悲劇美。
當然，如若讀者把這部傳記當作什麼悲壯的史詩，那就有些牽強了．在宏大的記事和嚴正的說理後面，永遠躲藏着一個諧趣的奧威爾，他的樂觀精神和風趣脾性，會讓你在讀這種嚴肅題材的作品時不會感覺枯燥，而西班牙人疏于紀律、熱情散漫的性格跟英國人嚴格拘謹、有闆有眼的傳統碰撞在一起所引發出的不和諧，也會讓人忍俊不禁。
即使在記叙自己脖頸中彈這等事關生死的時刻，奧威爾也俨然是一幅旁觀者的架勢，輕松地超然于外．甚至躺在擔架上，他心中還暗自稱贊擊中自己的敵兵實在“槍法一流”．對于死神随時都會降臨則全然不在乎。
我想，這當中除了奧威爾不畏死的氣概之外．隻有他自己那句自我解嘲的話可以解釋了：“可能人在瀕死的時候，想法也會與平常大不相同了吧。
”因此，閱讀《向加泰羅尼亞緻敬》，會有一種模糊于曆史和喜劇之間的感受，在發笑時又感覺到一種強烈的辛酸，無怪乎有人将其與約瑟夫．海勒(1923—1999)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并稱為二十世紀黑色幽默的兩大巅峰之作。
稍為細心一點的讀者都會發現，這本書中有整整兩章乃是插入式議論，從叙事連貫的角度看似無必要，甚至對本書的整體樣态還會有所毀損．一個是描寫黨派政治恐怖的第五章，一個是分析巴塞羅那戰鬥中官方虛假宣傳的第十一章。
這似乎是奧威爾一以貫之的作法，熟知其作品的人一定都會由此聯想到《巴黎倫敦落魄記》中專門總結倫敦黑話的第三十二章．還有《一九八四》中間長篇引述的《寡頭政治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及末尾附錄中的那篇《新話的原則》。
曾經有評論家就此毫不客氣地質疑奧威爾：‘‘你幹嗎要塞進這些東西?把一本原來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