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0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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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蒙帕爾那斯大街時，被來往不斷、幾乎由人力扛着的棺材擋住了去路。
他看見隊伍裡有口棺材，死者是位年輕姑娘，上面放着一頂由白色玫瑰編織成的花圈。
柩車過後是一股氯氣樣的惡臭氣味。
①指霍亂。
交易所廣場，工人排着隊聚在那裡唱着《巴黎女人之歌》②。
直到晚上十一點，人們還經常看到殡儀隊伍用瀝青火把照明朝着蒙馬特公墓而去。
巴黎新橋被擡着送往醫院的病人或者途中已斷氣的死者的擔架堵得水洩不通。
藝術橋①上收過橋稅的工作也停了幾天，各種攤點不見了，像被東北風刮走了似的；所有的攤店、站台店鋪紛紛關門停業。
路上遇到的是些蓋着遮陽布的馬車，後面跟着身着黑衣黑褲的教士，為首是一名身着喪服、手裡拿着名單的文職官員。
由于缺乏公證人，人們不得不到聖日耳曼、維萊特和聖克盧去請公證人。
柩車上要放五六口棺材，用繩子捆在一起；四輪公共馬車和出租馬車都用來做柩車了；看到一輛裝有身穿騎馬裙的死者的輕便馬車路過已不是稀罕的事了。
幾具屍體堆在教堂裡，一名神父正朝這些來生相聚的忠實信徒身上灑聖水。
②為紀念7月革命，由卡齊米爾·德拉維涅譜寫的一首歌曲。
①過此橋要收少量過橋費。
在雅典，民衆以為皮雷附近的水井裡被人投了毒；在巴黎，人們指控商人在葡萄酒、飲料、糖果以及在其他食品裡放了毒。
幾名商人甚至被打死撕裂後塞進了下水道，流到了塞納河。
當局對這種笨拙、邪惡的做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場似電火花迅速蔓延開來的災難是怎樣從倫敦流行到了巴黎的呢?人們無從解釋，這種怪異的瘟疫常常是一塊一塊、一家一家地傳染上，而且其周圍地區即使沒有觸及到它也同樣會招災，它甚至會半途折回，重複着它忘了做的事情。
有天晚上，我感到自己染上了霍亂，小腿不停地發抖抽筋。
我不想按鈴吓壞夏多布裡昂夫人，便下床把房間裡凡能找到的東西全塞在床上，然後蒙頭大睡。
一場大汗把我救了回來，但我仍然有些精疲力竭。
正是在這種身體不适的情況下，我不得不提筆寫下了有關貝裡公爵夫人那一萬二千法郎的事。
我本不該在一怒之下氣沖沖地在維什諾長子的眼皮底下離開的。
假如所有身患瘟疫的人都不幸死去了，會怎麼樣呢?沒有什麼：地球上的人口隻不過少一些，它會繼續獨自旋轉，甚至不需要曾經為它測量過的天文工作者來計算它的步伐。
對另一個星球上的居民來說，不會發生絲毫變化，他們會看到它在那裡發揮着它慣有的作用。
在地球表面上，我們那些小小的工程，我們的城市，我們的紀念物會為獅子的統治恢複原來的森林；天地之間不會存在任何空坪隙地。
隻是懂得天文地理的人類智慧下降了，但它會得到提高，一直達到它原有的水平。
咽，你怎麼啦!那是上帝的傑作，人類的才智懂得世間萬物，如果它萬一消失，連一顆細微的原子也不失去的。
貝裡公爵夫人的一萬二千法郎 貝裡夫人在巴黎有她的一幫人，正如查理十世有他的一幫人一樣：人們收到了以她的名義救助那些最貧困的保王黨人的一筆小小的款子。
我提出把這一萬二千法郎以亨利五世的母親的名義分發給霍亂患者，人們寫信到馬薩①，公爵夫人不但十分同意這筆資金的安排，而且另撥了一筆更為可觀的救災款。
她的認可書就在我把資金寄給市長的當天到達的。
就這樣，在我對流亡者的天賦進行诠釋的一節裡，一切都變得實實在在了。
四月十四日，我把分配給受感染的巴黎人中最貧困階層的全部款子寄給了塞納省省長；當我的信到他那裡時，德·邦迪先生(塞納省省長)恰好不在巴黎市政廳。
他的秘書拆開我的信，認為無權接受這筆錢。
三天後，德·邦迪先生給我回了信。
他在信中說不能收下這一萬二千法郎，因為他不想讓表面的善行掩蓋住全巴黎人強烈反對的政治手腕。
我的秘書于是把錢轉贈給十二位區長。
在場的五位區長中，四位接收了，一千法郎的饋贈，一人拒絕。
在七名缺席的區長中，五名保持沉默，兩名拒絕。
于是我馬上被一大堆窮人包圍了：濟貧會和各種慈善機構的人，各個行業的工人，婦女和孩子，流亡的波蘭人和意大利人，文學家，藝術家，軍人等等，他們紛紛寫信要求分領一部分救濟金。
假如我手頭有一百萬，幾個鐘頭下來也會分得一幹二淨的。
事情不像德·邦迪先生所說的“全體巴黎人民會用拒絕救濟來表示”反對那樣。
誰說巴黎人不需要錢?政府的驚慌失措也許要讓人笑破肚子的；他們或許會說：“正統派這筆不義之财會煽動霍亂患者在醫院裡舉行暴動，襲擊杜伊勒利宮，搗毀棺材，敲響喪鐘，裹屍布會在死神的指揮下在空中飄揚。
我與區長們的通信由于巴黎市長的回絕而弄得遲遲不能了結。
我的幾位朋友中，有的寫信來要退回我那筆款子，有的則再向我索要貝裡公爵夫人的一部分款子。
于是，我坦坦蕩蕩地收回那筆錢，把收據交給了第十二區的區長。
收據是這樣寫的：“茲收到第十二區區長起初收下後又在塞納省長的授意下退回給我的一千法郎。
” ①托斯卡納靠海的一個小城市，貝裡夫人就住在那裡。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獄街 第九區區長克羅尼埃先生是比較勇敢的。
他因留下了那一千法郎而被撤了職。
我給他寫了一封短信。
信的全文如下： 先生： 我懷着深深的歉疚心情得悉貝裡公爵夫人的善行成了他們免除您的職務的理由或借口，讓您蒙受不幸。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您那獨立和為不幸者的事業鞠躬盡瘁的精神将永遠受到人民大衆的尊重。
順緻我最崇高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十四區區長完全是另一類型的人：他叫卡代·德·加西庫爾，他既是藥劑師又是詩人，喜歡賦些小詩，在自由和帝國時期寫過一篇優美的浪漫派的散文，攻擊我和史塔爾夫人。
卡代·德·加西庫爾先生是一位使者，他曾攻擊過聖日耳曼一奧克塞羅瓦正門上的十字架，在關于霍亂的一項聲明中，他說歹毒的卡洛斯派可能是人們早已做出公正判決的毒酒肇事者。
這位赫赫有名的鬥士給我寫了下面這封信： 先生： 當您派的人到達我區時，我正好不在區裡，這是我為什麼回信較遲的原因。
塞納省省長先生沒有收下由您負責捐獻的那筆錢，這在我看來，他這一做法給市議會委員定下了一個應該遵守的準則。
我自認為很了解省長先生，我完全贊同那些可能促使他拒絕接受的看法，我會要更加效仿他的。
我要順便提提親王殿下的頭銜問題，那是出于某種友好的情誼給他這個人戴上去的；您是屬于他那個機構的成員。
查理十世的兒媳婦在法國不再是親王殿下，因為她的公公不再是國王!而且，先生，沒有人會從道義上承認這位女士積極主動行事的。
她為了在我們的國家制造事端，挑起内戰，不惜到處輸出大量金錢要派您來支配。
這種慷慨的施舍不過是她想掩蓋其真正意圖，使之抓不到把柄和引起别人對她及其黨派的注意的一種手段而已。
因此，您不會覺得一名與路易·菲力普憲政王權緊緊相依的行政官員拒絕王室的資助、卻在地道的市民中間尋找對人類、對祖國更純潔、更虔誠的善行而感到驚愕了。
請接受我最誠摯的敬意。
卡代·德·加西庫爾 一八三二年三月十八日于巴黎 卡代·德·加西庫爾先生對這位夫人及她公公的反叛是很剛烈的：認識和哲學取得了怎樣的進步啊!獨立是怎樣的勢不可擋啊!弗勒朗先生和皮爾貢先生隻在跪着時才敢正視别人的臉，而他，卡代先生卻像吉德①那樣說道：“我們站起來了!” ①吉德(Gid)在他的小說《勝利》中說的話。
他随心所欲，比這位公公(即聖路易之子)更勇于去流放。
德·加西庫爾先生淩駕于一切之上，當權的和沒落的貴族，他一樣看不起。
正是貴族階級這種慣常的睨而視之的态度，使他跟我過不去；正是貴族階級這種偏見，他總是妄自尊大，恃才傲物。
卡代家族與加佩家族之間在曆史上有沒有發生過什麼糾紛呢?亨利四世，這位公公的祖先，不再為王，這位太太也不再是王家人。
一天亨利四世穿越聖日耳曼森林時，八位爵爺為刺殺貝阿爾納正好藏在林子裡，他們全被活捉。
埃圖瓦爾說道：“這些滑頭中的一個是藥劑師，他要求同國王說話。
” 國王問他是哪個等級的，他回答說是貴族階級。
“什麼!”國王說道，“難道這裡也習慣組成貴族社會嗎?那你就給我監視行人吧!” 亨利四世原是名士兵，一點兒也不感到羞恥，在敵人面前也口無遮攔。
從德·加西庫爾先生反對亨利四世的孫子那幽默來看，我懷疑他就是神聖聯盟成員、那藥劑師的孫子。
第十四區區長可能已寫信給我，希望用刀子解決他和我之間的問題。
然而我根本不想同卡代先生較量，但願他能原諒我在此處對他的小段回憶。
自從我親眼目睹發生的這場大革命和這些偉大的革命者的這些日子以來，一切都變得僵化了。
那些砍倒栎樹重又種上讓它生根發芽的人來找我了，他們問我要那寡婦的幾個錢來買面包。
七月授勳委員會的一封來信對今後的鑒戒來說，不失為一份極為有用的文件： 子爵先生： 我們委員會全體同仁滿懷信心敬請您為七月授勳委員會的利益賜予您的天賦。
作為不幸家庭之父，在災禍與瘟疫橫行的這個時刻，我們對所有的善行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請容許我們大膽地希望您能同意我們把您的大名排列在貝特朗将軍、埃格澤爾芒将軍、拉馬克将軍、法耶特将軍、幾名大使、法蘭西貴族院議員的名單裡。
我們懇請您能賜與回信，隻言片語也行，而且，如果您不拒絕我們的請求又不讓我們久等的話，将此信回寄我們也行。
順緻最誠摯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于巴黎 附(1)：七月授勳委員會主要工作人員 名單： 走訪員：富爾 特派員：西普裡安·德馬雷斯 代理秘書：吉貝爾一阿爾諾 助理員：圖雷爾 附(2)：來信請寄：聖尼凱茲街3号，委員會代理秘書吉貝爾一阿爾諾先生收。
我絕不會讓七月革命此處給我的方便白白失去。
他們在區分各種各樣的人的同時，在不幸者之中會培植出由于某些政治觀點而永遠無法得救的一些社會最低層的人的。
我趕緊向這些先生寄去了一百法郎，并随附了一封信： 先生： 我非常感謝你們給我來信為幾個不幸家庭之主求助。
我趕緊給你們寄上一百法郎以備急用；很遺憾，我沒有更多的捐贈給你們。
緻誠摯的敬意。
夏多布裡昂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于巴黎 信發出不久，馬上收到了他們的回信： 子爵先生： 我很榮幸地感謝您，并榮幸地告訴您，您對七月革命中的不幸者惠贈的一百法郎已經收到。
順緻誠摯的敬意。
代理秘書吉貝爾—阿爾諾 四月二十三日 就這樣，貝裡公爵夫人對那些驅逐她的人一一給予救濟。
互相了結顯露出了事務的本質。
因此，請相信這個國家裡的幾個現實吧：在那裡人們對自己黨内的殘廢者漠不關心；在那裡昔日的英雄今天成了棄兒；丁點兒金子能讓大群人趨之若骛，就像農場裡的鴿子一樣朝着扔谷子的手疾飛而上。
這一萬二法郎
他看見隊伍裡有口棺材，死者是位年輕姑娘，上面放着一頂由白色玫瑰編織成的花圈。
柩車過後是一股氯氣樣的惡臭氣味。
①指霍亂。
交易所廣場，工人排着隊聚在那裡唱着《巴黎女人之歌》②。
直到晚上十一點，人們還經常看到殡儀隊伍用瀝青火把照明朝着蒙馬特公墓而去。
巴黎新橋被擡着送往醫院的病人或者途中已斷氣的死者的擔架堵得水洩不通。
藝術橋①上收過橋稅的工作也停了幾天，各種攤點不見了，像被東北風刮走了似的；所有的攤店、站台店鋪紛紛關門停業。
路上遇到的是些蓋着遮陽布的馬車，後面跟着身着黑衣黑褲的教士，為首是一名身着喪服、手裡拿着名單的文職官員。
由于缺乏公證人，人們不得不到聖日耳曼、維萊特和聖克盧去請公證人。
柩車上要放五六口棺材，用繩子捆在一起；四輪公共馬車和出租馬車都用來做柩車了；看到一輛裝有身穿騎馬裙的死者的輕便馬車路過已不是稀罕的事了。
幾具屍體堆在教堂裡，一名神父正朝這些來生相聚的忠實信徒身上灑聖水。
②為紀念7月革命，由卡齊米爾·德拉維涅譜寫的一首歌曲。
①過此橋要收少量過橋費。
在雅典，民衆以為皮雷附近的水井裡被人投了毒；在巴黎，人們指控商人在葡萄酒、飲料、糖果以及在其他食品裡放了毒。
幾名商人甚至被打死撕裂後塞進了下水道，流到了塞納河。
當局對這種笨拙、邪惡的做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場似電火花迅速蔓延開來的災難是怎樣從倫敦流行到了巴黎的呢?人們無從解釋，這種怪異的瘟疫常常是一塊一塊、一家一家地傳染上，而且其周圍地區即使沒有觸及到它也同樣會招災，它甚至會半途折回，重複着它忘了做的事情。
有天晚上，我感到自己染上了霍亂，小腿不停地發抖抽筋。
我不想按鈴吓壞夏多布裡昂夫人，便下床把房間裡凡能找到的東西全塞在床上，然後蒙頭大睡。
一場大汗把我救了回來，但我仍然有些精疲力竭。
正是在這種身體不适的情況下，我不得不提筆寫下了有關貝裡公爵夫人那一萬二千法郎的事。
我本不該在一怒之下氣沖沖地在維什諾長子的眼皮底下離開的。
假如所有身患瘟疫的人都不幸死去了，會怎麼樣呢?沒有什麼：地球上的人口隻不過少一些，它會繼續獨自旋轉，甚至不需要曾經為它測量過的天文工作者來計算它的步伐。
對另一個星球上的居民來說，不會發生絲毫變化，他們會看到它在那裡發揮着它慣有的作用。
在地球表面上，我們那些小小的工程，我們的城市，我們的紀念物會為獅子的統治恢複原來的森林；天地之間不會存在任何空坪隙地。
隻是懂得天文地理的人類智慧下降了，但它會得到提高，一直達到它原有的水平。
咽，你怎麼啦!那是上帝的傑作，人類的才智懂得世間萬物，如果它萬一消失，連一顆細微的原子也不失去的。
貝裡公爵夫人的一萬二千法郎 貝裡夫人在巴黎有她的一幫人，正如查理十世有他的一幫人一樣：人們收到了以她的名義救助那些最貧困的保王黨人的一筆小小的款子。
我提出把這一萬二千法郎以亨利五世的母親的名義分發給霍亂患者，人們寫信到馬薩①，公爵夫人不但十分同意這筆資金的安排，而且另撥了一筆更為可觀的救災款。
她的認可書就在我把資金寄給市長的當天到達的。
就這樣，在我對流亡者的天賦進行诠釋的一節裡，一切都變得實實在在了。
四月十四日，我把分配給受感染的巴黎人中最貧困階層的全部款子寄給了塞納省省長；當我的信到他那裡時，德·邦迪先生(塞納省省長)恰好不在巴黎市政廳。
他的秘書拆開我的信，認為無權接受這筆錢。
三天後，德·邦迪先生給我回了信。
他在信中說不能收下這一萬二千法郎，因為他不想讓表面的善行掩蓋住全巴黎人強烈反對的政治手腕。
我的秘書于是把錢轉贈給十二位區長。
在場的五位區長中，四位接收了，一千法郎的饋贈，一人拒絕。
在七名缺席的區長中，五名保持沉默，兩名拒絕。
于是我馬上被一大堆窮人包圍了：濟貧會和各種慈善機構的人，各個行業的工人，婦女和孩子，流亡的波蘭人和意大利人，文學家，藝術家，軍人等等，他們紛紛寫信要求分領一部分救濟金。
假如我手頭有一百萬，幾個鐘頭下來也會分得一幹二淨的。
事情不像德·邦迪先生所說的“全體巴黎人民會用拒絕救濟來表示”反對那樣。
誰說巴黎人不需要錢?政府的驚慌失措也許要讓人笑破肚子的；他們或許會說：“正統派這筆不義之财會煽動霍亂患者在醫院裡舉行暴動，襲擊杜伊勒利宮，搗毀棺材，敲響喪鐘，裹屍布會在死神的指揮下在空中飄揚。
我與區長們的通信由于巴黎市長的回絕而弄得遲遲不能了結。
我的幾位朋友中，有的寫信來要退回我那筆款子，有的則再向我索要貝裡公爵夫人的一部分款子。
于是，我坦坦蕩蕩地收回那筆錢，把收據交給了第十二區的區長。
收據是這樣寫的：“茲收到第十二區區長起初收下後又在塞納省長的授意下退回給我的一千法郎。
” ①托斯卡納靠海的一個小城市，貝裡夫人就住在那裡。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獄街 第九區區長克羅尼埃先生是比較勇敢的。
他因留下了那一千法郎而被撤了職。
我給他寫了一封短信。
信的全文如下： 先生： 我懷着深深的歉疚心情得悉貝裡公爵夫人的善行成了他們免除您的職務的理由或借口，讓您蒙受不幸。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您那獨立和為不幸者的事業鞠躬盡瘁的精神将永遠受到人民大衆的尊重。
順緻我最崇高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十四區區長完全是另一類型的人：他叫卡代·德·加西庫爾，他既是藥劑師又是詩人，喜歡賦些小詩，在自由和帝國時期寫過一篇優美的浪漫派的散文，攻擊我和史塔爾夫人。
卡代·德·加西庫爾先生是一位使者，他曾攻擊過聖日耳曼一奧克塞羅瓦正門上的十字架，在關于霍亂的一項聲明中，他說歹毒的卡洛斯派可能是人們早已做出公正判決的毒酒肇事者。
這位赫赫有名的鬥士給我寫了下面這封信： 先生： 當您派的人到達我區時，我正好不在區裡，這是我為什麼回信較遲的原因。
塞納省省長先生沒有收下由您負責捐獻的那筆錢，這在我看來，他這一做法給市議會委員定下了一個應該遵守的準則。
我自認為很了解省長先生，我完全贊同那些可能促使他拒絕接受的看法，我會要更加效仿他的。
我要順便提提親王殿下的頭銜問題，那是出于某種友好的情誼給他這個人戴上去的；您是屬于他那個機構的成員。
查理十世的兒媳婦在法國不再是親王殿下，因為她的公公不再是國王!而且，先生，沒有人會從道義上承認這位女士積極主動行事的。
她為了在我們的國家制造事端，挑起内戰，不惜到處輸出大量金錢要派您來支配。
這種慷慨的施舍不過是她想掩蓋其真正意圖，使之抓不到把柄和引起别人對她及其黨派的注意的一種手段而已。
因此，您不會覺得一名與路易·菲力普憲政王權緊緊相依的行政官員拒絕王室的資助、卻在地道的市民中間尋找對人類、對祖國更純潔、更虔誠的善行而感到驚愕了。
請接受我最誠摯的敬意。
卡代·德·加西庫爾 一八三二年三月十八日于巴黎 卡代·德·加西庫爾先生對這位夫人及她公公的反叛是很剛烈的：認識和哲學取得了怎樣的進步啊!獨立是怎樣的勢不可擋啊!弗勒朗先生和皮爾貢先生隻在跪着時才敢正視别人的臉，而他，卡代先生卻像吉德①那樣說道：“我們站起來了!” ①吉德(Gid)在他的小說《勝利》中說的話。
他随心所欲，比這位公公(即聖路易之子)更勇于去流放。
德·加西庫爾先生淩駕于一切之上，當權的和沒落的貴族，他一樣看不起。
正是貴族階級這種慣常的睨而視之的态度，使他跟我過不去；正是貴族階級這種偏見，他總是妄自尊大，恃才傲物。
卡代家族與加佩家族之間在曆史上有沒有發生過什麼糾紛呢?亨利四世，這位公公的祖先，不再為王，這位太太也不再是王家人。
一天亨利四世穿越聖日耳曼森林時，八位爵爺為刺殺貝阿爾納正好藏在林子裡，他們全被活捉。
埃圖瓦爾說道：“這些滑頭中的一個是藥劑師，他要求同國王說話。
” 國王問他是哪個等級的，他回答說是貴族階級。
“什麼!”國王說道，“難道這裡也習慣組成貴族社會嗎?那你就給我監視行人吧!” 亨利四世原是名士兵，一點兒也不感到羞恥，在敵人面前也口無遮攔。
從德·加西庫爾先生反對亨利四世的孫子那幽默來看，我懷疑他就是神聖聯盟成員、那藥劑師的孫子。
第十四區區長可能已寫信給我，希望用刀子解決他和我之間的問題。
然而我根本不想同卡代先生較量，但願他能原諒我在此處對他的小段回憶。
自從我親眼目睹發生的這場大革命和這些偉大的革命者的這些日子以來，一切都變得僵化了。
那些砍倒栎樹重又種上讓它生根發芽的人來找我了，他們問我要那寡婦的幾個錢來買面包。
七月授勳委員會的一封來信對今後的鑒戒來說，不失為一份極為有用的文件： 子爵先生： 我們委員會全體同仁滿懷信心敬請您為七月授勳委員會的利益賜予您的天賦。
作為不幸家庭之父，在災禍與瘟疫橫行的這個時刻，我們對所有的善行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請容許我們大膽地希望您能同意我們把您的大名排列在貝特朗将軍、埃格澤爾芒将軍、拉馬克将軍、法耶特将軍、幾名大使、法蘭西貴族院議員的名單裡。
我們懇請您能賜與回信，隻言片語也行，而且，如果您不拒絕我們的請求又不讓我們久等的話，将此信回寄我們也行。
順緻最誠摯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于巴黎 附(1)：七月授勳委員會主要工作人員 名單： 走訪員：富爾 特派員：西普裡安·德馬雷斯 代理秘書：吉貝爾一阿爾諾 助理員：圖雷爾 附(2)：來信請寄：聖尼凱茲街3号，委員會代理秘書吉貝爾一阿爾諾先生收。
我絕不會讓七月革命此處給我的方便白白失去。
他們在區分各種各樣的人的同時，在不幸者之中會培植出由于某些政治觀點而永遠無法得救的一些社會最低層的人的。
我趕緊向這些先生寄去了一百法郎，并随附了一封信： 先生： 我非常感謝你們給我來信為幾個不幸家庭之主求助。
我趕緊給你們寄上一百法郎以備急用；很遺憾，我沒有更多的捐贈給你們。
緻誠摯的敬意。
夏多布裡昂 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于巴黎 信發出不久，馬上收到了他們的回信： 子爵先生： 我很榮幸地感謝您，并榮幸地告訴您，您對七月革命中的不幸者惠贈的一百法郎已經收到。
順緻誠摯的敬意。
代理秘書吉貝爾—阿爾諾 四月二十三日 就這樣，貝裡公爵夫人對那些驅逐她的人一一給予救濟。
互相了結顯露出了事務的本質。
因此，請相信這個國家裡的幾個現實吧：在那裡人們對自己黨内的殘廢者漠不關心；在那裡昔日的英雄今天成了棄兒；丁點兒金子能讓大群人趨之若骛，就像農場裡的鴿子一樣朝着扔谷子的手疾飛而上。
這一萬二法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