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0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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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桀骜不馴的人民的王冠從兇殘的國民議會手中拿掉,交由波拿巴那順當的大手折斷,後又由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相繼徒勞地抓住後重新交給一位年輕的王妃吧;隻有她懂得如何使王冠少一點脆弱,多一點懷柔。

     最後,我提醒這位夫人,如果她想我成為秘密政府的一員,我是這樣結束這封信的: 在裡斯本,聳立着一塊宏偉的紀念碑,上書的碑文是這樣的:“巴斯科·菲蓋拉違心地長眠在這裡。

    ”我的陵墓将十分簡陋,也無心埋在那裡。

     夫人,您知道,我是如何按思維邏輯秩序看到了複辟的可能性的,其他的組合辦法則超出了我的思維範圍。

    我承認自己的不足之處,在露骨地說自己是您忠實、可信賴之徒時,我找到了某種力量。

    然而,作為夜間的全權使者,在黑暗中為他人越俎代庖,這便是我為何感覺不到自己有才的原因。

    如果王子殿下委任我為新法蘭西人民永遠的大使,我将在門上用粗體字刻上如下的幾個宇:舊法蘭西公使館。

    這樣做,上帝也會高興的;但我對隐匿的忠誠一竅不通,隻有使自己去犯罪,才知道自己是名忠誠的罪犯。

     夫人,在不回絕王子殿下有權向我提出為他效勞的情況下,我懇求王子殿下同意我的決定,那就是讓我在退休後度過我的殘生。

    我的思想無法使那些堅信在奧利洛德的流亡貴族的人滿意:不幸已成往事,對我的人品和原則有一種自然的反感的人,随着他們的得勢将再度複生。

    我看到我為祖國富強,使法蘭西賴以生存、防禦侵略而應擁有的邊界,為讓它擺脫維也納——巴黎條約的恥辱而提出的計劃遭到了拒絕。

    當我捍衛宗教時,人家當我是叛教者;當我竭力想在公衆自由的基礎上建立王權時,人家說我是革命分子。

    我似乎覺得,因仇恨而使同樣的障礙增加了,而這種仇恨可能會是宮廷中、城市裡和外省的那些忠貞不貳的人從我的所作所為使他們在不幸的那一天得到的教訓中設想出來的。

    我的抱負不大,志向不高,隻是太需要休息以卸下王冠上的重負,使它接受令人膩煩的我。

    我盡職盡責履行自己的義務,一刻也沒有想過利用威嚴的家族撈取特權;幸運的是我可以擁抱自己的對手!在這項榮譽之上,我什麼也沒看到;它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忠實的仆人了,但它可以找到比我更年輕狡黠的人。

    我不認為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人,而且我還認為今天已不再有必不可少的人了。

    現在一切已于事無補,我要在寂靜處處理過去的事了。

    我希望,夫人,希望您長壽,用您命定的未來給法蘭西複辟的曆史添上光輝的一頁。

     謹向王子殿下呈上我的一片崇敬之情。

     您的最謙卑的仆人夏多布裡昂 這封信得有一名可靠的驿夫傳遞,時間過去了,我便在這封快信後面又加了下面這段附言: 夫人: 法國的一切變化很快,每天都有新的機會向政界敞開,出現了一系列事件。

    我們中有的人得了佩裡埃先生的那種病:上帝病①。

    我把聖路易與亨利四世遭流放的女兒撥出的用以慰藉不幸者的一萬二千法郎寄給了塞納省省長先生。

    多麼高尚而又可憐的家族啊!夫人,我将竭力成為您情感的忠實表達者,這将是我一生中最光榮的使命。

     ①即霍亂。

    這種病發生于三月末,緻使近一萬八千人死亡。

    卡齊米爾·佩裡埃四月四日得病,後一病不起。

     請接受我最誠摯的敬意。

     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二日 在談及一萬二千法郎的事之前,為了上述附言中所述的霍亂患者,我不得不講講霍亂是怎麼一回事:我在去東方旅行途中沒有遇到這種瘟疫,倒是在國内遇上了。

    厄運在我四周遊蕩之後,就坐在我的門前等着我。

     意外事故 瘟疫 在雅典的瘟疫時期,公元前四三一年,二十二種大瘟疫蹂躏着整個世界。

    雅典人認為有人在井裡投了毒;所有感染者的腦中都産生幻想。

    迪西第德給我們留下了阿提喀災難,在古人呂克雷斯、維吉爾、奧維德、呂坎,今人博卡斯、芒左尼的書裡都作了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雅典的瘟疫,迪西第德對希波克拉底的醫學隻字未提,如同談到阿爾西畢阿德時不提蘇格拉底一樣。

    這種瘟疫先襲擊人的大腦,然後下降到胃部,再從胃部進入内髒,最後蔓延到小腿。

    如果瘟疫在穿越全身後從腳下出來,像蛇那樣,那麼這樣的病人就會痊愈。

    希波克拉底把它稱為“邪惡之神”,迪西畢德則稱它為“聖火”。

    他們兩人都把它看做“天怒之火”。

     最令人恐懼瘟疫是五世紀君士坦丁堡的那場瘟疫。

    那時猶太人統治天下,基督教早改變了人們的想象,給災難以新的特性,就像他們改變詩歌的性質那樣:病人以為看見周圍鬼魂遊蕩,鬼哭狼嚎,令他毛骨悚然。

     十四世紀的黑死病起源于中國,以黑死聞名,人們把它想象成散發着惡臭氣味、到處蔓延的煙霧。

    黑死病奪走了歐洲五分之四的人口。

     一五七五年,瘟疫傳染到了米蘭,使聖夏爾·博羅梅的仁慈在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美名。

    五四年以後,即一六二九年,這座不幸的城市仍然籠罩在災難之中。

    芒佐尼曾繪制過一幅比畢加索的名畫還要傑出的災難之畫。

     一六六○年,瘟疫重卷歐洲,一六二九年和一六六○年的兩次病症都顯示出與君士坦丁堡那裡的病症相同的狂熱性。

     勒蒙蒂①先生說過:“馬賽②于一七二○年從曾給瓦盧瓦小姐即莫德娜公爵夫人指明通道的狂歡節中心走出來。

    在仍裝飾着花環、佩備着樂師的帆槳戰船兩側,漂浮着幾隻從叙利亞港口開來的軍艦,上面載有最嚴重的瘟疫病人。

    ” ①勒蒙蒂(Lemontey一七六二—一八二六),立法議會前任議員,他曾寫幾部曆史方面的書。

     ②見譯文786頁注①。

     勒蒙蒂先生談到的倒黴的戰艦在出示了無疫證③以後,被獲準停靠④在港口内一會兒。

    一會兒的功夫對毒化空氣綽綽有餘。

    一陣狂風暴雨過後,瘟疫便随着一聲響雷傳開了。

     ③合乎衛生檢測标準的證書。

     ④準許過往船隻在停泊的港口與當地居民接觸。

     城門和各家各戶的窗子都關得嚴嚴實實;在一片寂靜中,人們偶爾聽到一扇窗戶被打開,放下來一具屍體;牆面上流淌着生了壞疽的血水,無主的野狗在下面等待着掉下來的屍體。

    在一個所有居民死光了的街區,人們在那裡築起了圍牆,像是要阻止死神外出似的。

    從那些堆壘着家庭大墓的街上,到交叉路口,路上滿是病人和躺在褥墊上無人救護的垂死者;一具具裹在沾滿污泥的破爛衣服裡的骨架在漸漸腐爛,還有一些人倚牆而立,他們早已斷氣。

     所有的人都逃走了,連醫生也不例外。

    德·貝爾占斯主教寫道:“真應該吊銷這些醫生的行醫證,或者至少給我們派些醫術較好、膽子較大的醫生來。

    我真不忍心讓人把我的房子周圍那150具半腐爛的屍體運走。

    ” 一天,一些苦役犯正猶豫着是否要去完成他們的喪事任務,一個傳教者爬上一座墳冢,坐在一堆屍首上命令苦役犯幹活。

    死神與美德在罪惡與恐怖的奇怪的淫亂引導下在墳墓裡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靠海的圖雷特廣場上,三周以來搬來的屍體被置放在太陽底下,陽光灼烤着屍體,最後成了一彎臭味熏天的湖泊了。

    在這片液化的屍體上隻有一些蛆蟲在上面匆匆爬行,留下了一道道模糊的痕迹。

     當瘟疫傳播的速度開始減慢時,教士首領德·貝爾占斯先生領教士前往阿庫爾教堂,登上一個嘹望台,從那裡看到馬賽、廣闊的鄉村、港口和大海,他像羅馬教皇給城市居民祝聖一樣,祈求降福。

    還有什麼比這隻更勇敢、更純潔的手能讓上天的恩惠降臨到這些不辜人兒的身上呢? 瘟疫就這樣蹂躏了馬賽,5年之後,人們在馬賽旅館正面牆上題寫了下面這段銘文,就像墓碑上那些浮誇的碑文那樣: “MassiliaPhocensiumfilia,Romaesoror,CarthaginuCarthaginisterror,Athenarumaemula①。

     ①“馬賽,福塞昂的女兒,羅馬的姐妹,迦太基的恐怖,雅典的對手。

    ”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獄街 霍亂 霍亂自一八一七年在恒河三角洲發現以來,由南往北蔓延八千八百多公裡,由東往西蔓延甯萬二千八百多公裡,它使一千四百個城市遭劫,四千多萬人口喪生。

    我們有張霍亂行迹圖:從印度蔓延到巴黎要十五年的時間,這與波拿巴軍隊的速度不相上下。

    他用了大約同樣多的時間遠征到了莫斯科,不過他隻葬送了二、三百萬人的生命。

     霍亂是什麼?是死神旋風嗎?是我們吞食或鲸吞我們的昆蟲嗎?穿越高山與大海、像一座坐落在恒河河邊的恐怖黑塔一樣,把我們碾碎在塞納河邊。

    這個攜着雙柄刮肉刀的黑死病是什麼呢?假如這場災難在宗教世紀降臨到我們身上的話,在風俗習慣和民衆信仰的詩歌裡加以擴充的話,那麼它給我們留下的便是一幅頗為顯目的作品了。

    想象一下那些兜屍布像旗子高高飄揚在聖母院塔樓上空、大炮聲不時孤獨地響幾下以告之粗心的旅客盡快逃離的情景吧,想象一下層層軍隊包圍一座城市、無人能進無人能出、教堂裡滿是呻吟的人群吧,想象一下神甫日日夜夜像念經一樣單調地誦讀着臨終禱告、臨終聖體在大蠟燭和鐘聲的陪伴下擡進擡出、喪鐘不停地敲打着、僧侶們手執耶稣受難像在十字路口号召人們苦修苦贖、布講上帝的惱怒與判決、當這些判決傳到屍體上時屍體早已被地獄之火熏得漆黑一般的情景吧。

     接着是店鋪關門,被教士團團圍住的高級神甫帶着各個教會堂區的神甫去領取聖日耳曼的遺骸盒。

    聖骨繞城一周,後面緊跟着長長的由衆多修會、同工公會、苦修修士聖會、戴面紗的婦女城市代表團、大學生、濟貧院助理神甫、沒帶武器或倒扛着長矛的士兵等等組成的隊伍。

    教士唱起的《上帝憐我》與孩子、姑娘們唱的感恩歌融合在一起。

    所有這一切随着一定的信号一會兒寂寂無聲,一會怒聲再起。

     這一切于事無補:霍亂在我們這個博愛、懷疑、報紙和物質至上的世紀裡發生了。

    這場沒有想到的瘟疫既未發生在古舊修院的遊廊、修道士身上,也未發生在地下墓室和哥特式的墳冢裡。

    它像一七九三年那場浩劫一樣,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個嶄新的世界上,帶着譏諷的樣子,随着醫治它的藥方、它吞噬的和正在吞噬的受害者名錄、人們希望看到它被消滅的希望、人們為了預防它采取的措施、應該吃什麼和怎樣穿衣服才合适等,在到處遊蕩。

    每個人繼續忙于自己的事務,劇院裡一仍其舊,場場滿座。

    我曾看見數名醉漢坐在栅欄處的酒店門前一張小木桌旁喝酒,他們一面舉杯,一面說道:“祝你健康,虎列拉①!”虎列拉出于感激,連忙跑了過來,結果他們全死在桌子底下。

    孩子們玩霍亂遊戲,他們把這稱之為“尼古拉·虎列拉”或者叫“無賴虎列拉”。

    霍亂也有它害怕的東西:一束陽光,人群的冷漠,到處在繼續的生命列車,這些都給霍亂存在一個新的特性和一種恐怖。

    人們感到四肢不适;一陣幹冷的北風吹得你憔悴消瘦;空氣中混有嗆喉嚨的金屬味。

    在謝爾什——米蒂街上,炮兵車在運送屍體,在被瘟疫完全洗劫的色沃爾街上,尤其是街邊,柩車挨家挨戶,來往不斷。

    窗口裡常有人喊:“柩車上這裡來!”車夫則回答說,他正運着屍體,不能顧及所有的人。

    我的一個朋友,普凱維爾先生複活節那天來我家吃晚飯,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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