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0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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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船穿過大海逃了，但法蘭西可以對他說科内利對蓬佩說過的話：“這是我财産的傑作，而不是你的，我看你現在龜縮在一葉小小的可憐的扁舟上；而你卻想劃着它與五百隻戰船一起航行①。
” ①普呂塔克的《蓬佩的一生》(埃約譯)。
這群聚集在土倫海岸上的人群目送着開往非洲的這支艦隊；這群人中沒有我的朋友嗎?德·勒·普萊西，我姐夫的兄弟②，不是在船上接待一位漂亮的女士嗎?那位女士是勒諾芒太太，她在等着從尚波利翁返回的朋友。
這次對非洲的突然進擊帶來了什麼結果呢?還是聽聽我的同鄉、德·潘奧昂先生怎麼說吧：“自從我們看到這同一面旗幟在這些同樣的海岸對面五百隻戰船上空飄揚以來，還不到兩個月，六萬士兵就急不可耐想去非洲戰場上大展拳腳了。
到今天，幾個病人，幾個傷員艱難地行走在我們三桅戰艦的甲闆上，這是戰艦上的唯一随員了。
……在哨兵拿起武器，像往常一樣向這面旗幟的升降緻敬時，甲闆上的一切談話聲便戛然而止。
我也馬上脫帽，帶着隻有在年老的國王本人面前那種無比的崇敬行禮。
而在我的心底裡，我是跪在深遭不幸的陛下面前的；我是悲傷地看到了這種不幸的迹象的③。
” ②安娜·比松·德·拉維涅(AnneBuissondeLavigne)，夏多布裡昂的姐姐，一七八九年嫁給了埃爾韋·德·勒·普萊西。
普萊西騎士，海軍軍官，是埃爾韋伯爵的弟弟。
③《一位作戰參謀軍官的回憶錄》，由巴舒·德·潘奧昂男爵著。
一八三○年會議的召開——進谏——解散議會 一八三○年的會議在三月二日召開，關于王位問題的演說使得國王開口說話了：“如果這些罪惡的陰謀對我的政府造成了我不能也不願預見到的障礙，我會找到一支力量來克服它們的。
”查理十世講這番話時的語氣，就像一個男子，在通常的情況下又害羞又溫和，在偶爾的情況下勃然大怒，聲色俱厲：講話的聲音提得越高，解決的辦法越顯得南風不竟。
作為辯白的進谏書是由艾蒂安先生和基佐先生起草的，上面說道：“陛下，憲章跟法律一樣，它認可國家有權幹預公益事業的審議。
這種幹預應把您的政府方面的長期資助和人民的意願變成公共事業的正規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陛下，我們的忠誠，我們的獻身精神使得我們不得不向您挑明：這種資助并不存在。
” 進谏書以二百二十一票對一百八十一票的多數獲得通過。
德·洛熱利爾先生的修正案去掉了“拒絕資助”這句話；這個修正案隻獲得二十八票。
如果那二百二十一票早能預測投票結果，進谏書可能被否決了。
為什麼上帝不能偶爾把蓋住未來的面紗揭起一角!但它确實給了某些人一種預感；但是他們并沒有十分看清他們應走的道路；他們害怕挨罵，或者，如果他們按他們的預感行事，怕别人不會相信他們。
上天沒有挑明問題的關鍵；當一個人忍受了巨大的挫敗以後，他就會成為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這抱負延伸在總體的計劃中，展現在我們的視線之外而又在我們的後代所能及的範圍當中。
國王在回複進谏書時，表示他的解決方案不會變，也就是說他不會解除德·波利尼亞克先生的職務。
議會解散了：德·佩羅内先生和德·尚特洛茲先生取代德·夏布洛爾先生和庫瓦齊埃先生，讓他們退休：卡佩爾先生任貿易大臣。
在他周圍還有二十來位先生能當大臣；還可以把德·維萊爾先生召回，還可以任用卡齊米爾·佩裡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亞尼将軍。
德·維萊爾先生下台以後，當修道院院長弗雷西諾奉命要我去當公共教育大臣時，我就向國王推薦了卡齊米爾·佩裡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亞尼将軍。
可是不行，他們害怕有能力的人。
在他們追求庸才的熱潮中，似乎是要使法蘭西蒙羞似的，他們要尋找它所擁有的更加無能的人來當它的頭。
蓋爾農先生是那些不為人了解的人當中最勇敢的人，他們發現了他，然而王太子卻懇求德·尚特洛茲先生去拯救他的君主制度。
根據議會解散後的安排，一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召開了區級頭頭會議，省級頭頭會議在七月三日召開，在制止長房分支毀滅前僅僅二十七天。
那些十分活躍的黨團把什麼都推向了極端：極端保皇黨人揚言要對王國實行去政；共和黨人則想建立有個督政府的共和國或國民公會下的共和國。
這個黨的《論壇》報出版後，其發行量超過了《國民報》。
全國大部分人還是要實行合理的君主政體，但要放開，要擺脫宮廷的影響。
野心勃勃的人活躍了起來，每一個人都想當部長：雷雨過後，百蟲逞能。
那些想迫使查理十世成為立憲君主的人，覺得他們合情合理。
他們認為自己十分合理合法，但他們忽視了人的脆弱性，王權可以受到猛烈攻擊，而國王本人卻不行：他失去的是我們，而不是他的制度。
新議院——我動身去迪耶普——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我回到巴黎——路途中的思索——緻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新議院的代表都已到達巴黎。
原二百二十一個代表中有二百零二人再次當選；反對黨獲得二百七十票，内閣一百四十五票，王權那部分全部喪失。
選舉結果自然是内閣隐退：查理十世執意冒犯一切，政變已不可避免。
我七月二十六日去迪耶普，早上四點便動身了，那一天正是敕令簽發的日子。
我相當高興，很想再去看看大海；但是幾小時以後，伴随着我而來的是一場吓人的暴風雨。
我吃住在魯昂，什麼也不知道，真後悔沒能去參觀聖鳥昂，跪在博物館漂亮的聖母像面前回憶着拉斐爾和羅馬。
第二天，二十七日中午時分，我到達迪耶普。
我下榻在我以前的公使館秘書為我安排的旅館裡。
我穿好衣服就去找雷卡米耶夫人。
她住在一套窗戶朝沙灘開的套房裡。
我在那兒聊天、看波濤，不知不覺過了好幾個小時。
突然，亞森特先生來了；他給我帶來了德·布瓦西先生①收到的一封信；信中對發布的敕令大加贊賞。
過了一會，我的老朋友②巴朗謝進來了。
他從驿車上下來，手裡拿了一些報紙。
我打開《箴言報》看了起來。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上面都是官方的文件；還說一個政府故意從巴黎聖母院的鐘樓上“跳樓!”我向亞森特要了幾匹馬要返回巴黎去。
晚上七點左右我登上了馬車，把我的朋友們留在那裡惶恐不安。
一個月以來，常有政變的傳聞，但誰也沒有理會這種看來荒謬的議論。
查理十世向來生活在王位的幻象之中：王子們四周形成了一種虛假的安瀾，使得他們不去看現實的東西，而去看天上的虛幻景象。
①德·布瓦西(deBoissy)法國貴族院議員，以前他是夏多布裡昂在倫敦的使館秘書。
②原文為“我過去的朋友”，為作者筆誤。
我随身帶着《箴言報》，一天亮，也就是二十八日，我讀了又讀，為敕令作些評論。
給國王的報告的前言給我留下了兩方面的深刻印象：對于新聞界弊端的評價是正确的；但同時這些評論的作者卻顯得對當今社會的情況完全無知。
無疑，自一八一四年以來，持自己觀點的大臣們受到了新聞界的騷擾；無疑，新聞界有意控制統治權，迫使君主和議會服從它；無疑，在王朝複辟時期最近這些日子，新聞界隻憑自己的熱情，不顧法蘭西的利益和榮譽，攻擊阿爾及爾的遠征，對其原因、方式、準備工作、成功還是失敗的機遇大加發揮，洩露了武器裝備的機密，把我們軍隊的情況、部隊和戰船的數量、以至登陸的地點都洩露給了敵人。
要是事先把他們談判的秘密這樣洩露出來，或者标明他們的部隊的宿營地，裡舍利它的主教和波拿巴豈不早把歐洲置于法蘭西的腳下了? 所有這一切都是千真萬确的，令人可憎的，但是，補救的辦法呢?新聞事業在以前是鮮為人知的，人們以前沒有看出它的威力，但現在它已出現在這個世界上了；它的話語比得上雷擊，它是社會的電流。
你能不讓它存在嗎?你越是要壓制它，它爆炸起來就更具有威力。
那麼你得學會與它共存，就像你與蒸汽機為伴一樣。
你得學會利用它，去除它的危害性，或讓它逐漸用于公共的和家庭的用途一點一點地削弱它，或者你逐步地把你的習慣和你的法則同今後支配人類的規律融合在一起。
新聞界在某些情況下的無能為力的一個例證就是來自于你對它就阿爾及爾的遠征發出的譴責：你不顧新聞自由奪取了阿爾及爾，就像我在一八二三年用這種自由最猛烈的大火發動了西班牙戰争那樣。
在内閣的這個報告中，不能容忍的就是那無恥的妄自尊大，即：國王對法律有先決權。
那麼憲法意味着什麼?如果說國王對政府制定的法令可以随意加以改變，那麼為什麼要用虛假的保證來欺騙人民大衆呢?該報告上面的簽字人是那麼相信他們所說的東西，以緻他們幾乎不提憲章的第十四款；我曾就這一款提出了有人會把憲章當成自己的私貨。
他們想到了這一款，但是僅僅是想到而已，并且認為它是法律的累贅。
第一條敕令取消了新聞在各個部門的自由。
這是十五年以來警察局在他們的小黑屋子裡精心設計的上乘之作。
第二條敕令重寫了選舉法。
這樣，兩項首要的自由：新聞自由和選舉自由徹底地取締了：這兩項自由的取締，不是通過立法機構制定的法令而是通過這樣一條随心所欲的敕令來做出的，雖然制定法令的機構腐敗，它制定的法令雖然極不公正，但它卻是合法的。
這樣有五個并不缺乏見識的人，他們、他們的主人、君主政體、法國和歐洲，以史無前例的輕率猛然跌進了深淵。
我不知道巴黎發生的事情，我期望着有某種抵制，在不推翻王位的前提下迫使王權辭退那些大臣，收回那些敕令。
在這些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我堅決不插手其間，不寫、不說反對這些違反憲法措施的東西。
如果外交使團的成員沒有對敕令直接施加壓力，那麼他們是支持這些敕令的。
整個歐洲是厭惡我們的憲章的。
當敕令的消息傳到柏林和維也納，當他們以為在二十四小時内就會取得成果時，昂西隆先生大呼歐洲得救了，德·梅泰尼先生顯然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
接着不久，當德·梅泰尼了解到了真相以後，他沮喪的程度同他原來高興的程度一樣強烈；他說他受騙了，還說輿論是絕對自由的，他早已習慣奧地利憲法那種思想了。
7月敕令頒布後，國會議員的任命便落到了這些人身上：這些人是在候見廳裡，通過他們的見解或文章大力支持敕令的。
我們從名單上看就是那些最反對代議制的人。
是不是甚至就在國王的内閣裡，在國王的眼皮底下，起草了這些令人沮喪的文件?是不是在德·波利尼亞克先生的辦公室起草的?是不是在一次僅有大臣參加的會議上，還是在一次有幾個反對憲法的幫閑才俊參加的會議上?是不是在重壓下，在一次像那種十人①委員會的秘密會議上起草了這些七月決定(按照這些決定，合法的國王被判處在歎息橋上絞死)?還是德·波利尼亞克先生一個人的意見?這大概是曆史永遠也不會向我們洩露的。
①秘密十人委員會，一三一○年創建于威尼斯，到一七九七年，成了法蘭西共和國真正的實權機構。
到吉索爾後，我聽到了巴黎暴動的消息和一些令人不安的議論；這些議論表明憲章是多麼地為法蘭西人民所接受。
在蓬圖瓦茲，還有更新的消息，但這些消息不很确切，而且互相矛盾。
在埃布萊，驿站沒有馬，我等了将近一個小時。
有人建議我繞過聖德尼，因為走那裡會有路障。
在庫貝瓦，驿站的馬車夫摔掉他那件釘着有百合花圖案的鈕扣的上衣；早上有人朝他經過香榭麗舍大街開往巴黎的敞篷四輪馬車開槍，因此，他對我說他不準備帶我走那條大街，他要在星形廣場栅欄的右邊去找托卡德洛的栅欄，從那裡就可以看到巴黎了。
我看到了飄揚的三色旗，于是我斷定那不是騷亂，而是一場革命。
我有預感，我的角色變了：我本來是跑來保衛大衆自由的，卻将要不得不保衛王權了。
白色的硝煙在一排排的房屋之間升起；我聽到幾聲炮聲和機槍齊射的聲音，不時夾雜着警鐘的嗡鳴聲。
我仿佛看到古老的盧浮宮從荒蕪的高原上倒了下來；那處高原是由拿破侖指定用來建羅馬皇宮的。
我的車子從斜坡上沖下去，穿過耶拿橋，上了沿着尚德馬爾斯鋪了石闆的路。
一切都顯得很孤寂。
我發現一隊騎兵站在軍校的栅欄前；那些人看起來很悲傷，像是被人忘卻了似的。
我們走的是榮軍院大道和蒙帕納斯大道，路上遇見了幾個行人，他們都吃驚地瞧着一輛驿站馬車像平時那樣在路上跑。
昂佛爾大街已被砍倒的榆樹攔住了。
回到我的家門口，鄰居們夾道歡迎我回來；對他們來說，我好像是他們的保護神。
夏多布裡昂夫人對我的返回，既高興又驚慌不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的早上，我給在迪耶普的雷卡米耶夫人寫了一封信，信後還有附言。
信的全文如下： 我給您寫這封信，但不知道您是否能收到，因為郵車已停開。
我是在隆隆的炮聲、槍聲和警鐘聲中進入巴黎的。
今天早上，警鐘還在響，但我已聽不到槍聲了。
似乎大家正在組織起來，隻要敕令不收回，反抗就要繼續下去。
這就是大臣們違背誓言的直接後果(還不說它的決定性後果)!至少可以看出，大臣們已把他們的錯誤歸咎于王權了。
國民自衛隊，巴黎綜合科學校，一切都亂套了。
我還沒有見任何人。
您判斷一下看，我是在什麼情況下找到夏大太的吧。
像她一樣，見過八月十日和九月二日暴亂的人，仍心有餘悸。
一個團的士兵，第五縱隊，已倒向憲章派這一邊。
很明顯，德·波利尼亞克是罪大惡極的，他的無能是一個很蹩腳的托詞，有野心又無能，這就是一種罪過。
有人說，宮廷準備遷到聖克盧去。
我自己的事不用同您說了；我的處境很艱難，但立場很明确。
我不會背叛憲章，更不會背叛國王；我不會背叛自由，更不會背叛合法的王權。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也沒有什麼可做；隻有等待和為我的國家哭泣。
外省會怎麼樣，現在隻有上帝知道；已有人提到魯昂的起義了。
修會要武裝朱安黨人和西部的保皇黨人了。
統治者們堅持有什麼用?一個敕令和六個無能(或無德)的家夥足以把我們這個最平靜的也是最繁榮的國家變成最混亂不堪也是最不幸的國家。
一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 戰火又燒起來了。
好像已向盧浮宮開火了，國王的軍隊固守在那裡。
我住的郊區也開始暴動了。
人們開始談論着建立一個臨時政府，其首腦會是熱拉爾将軍、舒爾譯爾公爵和德·拉·法耶特先生。
這封信可能發不出去，巴黎
” ①普呂塔克的《蓬佩的一生》(埃約譯)。
這群聚集在土倫海岸上的人群目送着開往非洲的這支艦隊；這群人中沒有我的朋友嗎?德·勒·普萊西，我姐夫的兄弟②，不是在船上接待一位漂亮的女士嗎?那位女士是勒諾芒太太，她在等着從尚波利翁返回的朋友。
這次對非洲的突然進擊帶來了什麼結果呢?還是聽聽我的同鄉、德·潘奧昂先生怎麼說吧：“自從我們看到這同一面旗幟在這些同樣的海岸對面五百隻戰船上空飄揚以來，還不到兩個月，六萬士兵就急不可耐想去非洲戰場上大展拳腳了。
到今天，幾個病人，幾個傷員艱難地行走在我們三桅戰艦的甲闆上，這是戰艦上的唯一随員了。
……在哨兵拿起武器，像往常一樣向這面旗幟的升降緻敬時，甲闆上的一切談話聲便戛然而止。
我也馬上脫帽，帶着隻有在年老的國王本人面前那種無比的崇敬行禮。
而在我的心底裡，我是跪在深遭不幸的陛下面前的；我是悲傷地看到了這種不幸的迹象的③。
” ②安娜·比松·德·拉維涅(AnneBuissondeLavigne)，夏多布裡昂的姐姐，一七八九年嫁給了埃爾韋·德·勒·普萊西。
普萊西騎士，海軍軍官，是埃爾韋伯爵的弟弟。
③《一位作戰參謀軍官的回憶錄》，由巴舒·德·潘奧昂男爵著。
一八三○年會議的召開——進谏——解散議會 一八三○年的會議在三月二日召開，關于王位問題的演說使得國王開口說話了：“如果這些罪惡的陰謀對我的政府造成了我不能也不願預見到的障礙，我會找到一支力量來克服它們的。
”查理十世講這番話時的語氣，就像一個男子，在通常的情況下又害羞又溫和，在偶爾的情況下勃然大怒，聲色俱厲：講話的聲音提得越高，解決的辦法越顯得南風不竟。
作為辯白的進谏書是由艾蒂安先生和基佐先生起草的，上面說道：“陛下，憲章跟法律一樣，它認可國家有權幹預公益事業的審議。
這種幹預應把您的政府方面的長期資助和人民的意願變成公共事業的正規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陛下，我們的忠誠，我們的獻身精神使得我們不得不向您挑明：這種資助并不存在。
” 進谏書以二百二十一票對一百八十一票的多數獲得通過。
德·洛熱利爾先生的修正案去掉了“拒絕資助”這句話；這個修正案隻獲得二十八票。
如果那二百二十一票早能預測投票結果，進谏書可能被否決了。
為什麼上帝不能偶爾把蓋住未來的面紗揭起一角!但它确實給了某些人一種預感；但是他們并沒有十分看清他們應走的道路；他們害怕挨罵，或者，如果他們按他們的預感行事，怕别人不會相信他們。
上天沒有挑明問題的關鍵；當一個人忍受了巨大的挫敗以後，他就會成為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這抱負延伸在總體的計劃中，展現在我們的視線之外而又在我們的後代所能及的範圍當中。
國王在回複進谏書時，表示他的解決方案不會變，也就是說他不會解除德·波利尼亞克先生的職務。
議會解散了：德·佩羅内先生和德·尚特洛茲先生取代德·夏布洛爾先生和庫瓦齊埃先生，讓他們退休：卡佩爾先生任貿易大臣。
在他周圍還有二十來位先生能當大臣；還可以把德·維萊爾先生召回，還可以任用卡齊米爾·佩裡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亞尼将軍。
德·維萊爾先生下台以後，當修道院院長弗雷西諾奉命要我去當公共教育大臣時，我就向國王推薦了卡齊米爾·佩裡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亞尼将軍。
可是不行，他們害怕有能力的人。
在他們追求庸才的熱潮中，似乎是要使法蘭西蒙羞似的，他們要尋找它所擁有的更加無能的人來當它的頭。
蓋爾農先生是那些不為人了解的人當中最勇敢的人，他們發現了他，然而王太子卻懇求德·尚特洛茲先生去拯救他的君主制度。
根據議會解散後的安排，一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召開了區級頭頭會議，省級頭頭會議在七月三日召開，在制止長房分支毀滅前僅僅二十七天。
那些十分活躍的黨團把什麼都推向了極端：極端保皇黨人揚言要對王國實行去政；共和黨人則想建立有個督政府的共和國或國民公會下的共和國。
這個黨的《論壇》報出版後，其發行量超過了《國民報》。
全國大部分人還是要實行合理的君主政體，但要放開，要擺脫宮廷的影響。
野心勃勃的人活躍了起來，每一個人都想當部長：雷雨過後，百蟲逞能。
那些想迫使查理十世成為立憲君主的人，覺得他們合情合理。
他們認為自己十分合理合法，但他們忽視了人的脆弱性，王權可以受到猛烈攻擊，而國王本人卻不行：他失去的是我們，而不是他的制度。
新議院——我動身去迪耶普——七月二十五日的敕令——我回到巴黎——路途中的思索——緻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新議院的代表都已到達巴黎。
原二百二十一個代表中有二百零二人再次當選；反對黨獲得二百七十票，内閣一百四十五票，王權那部分全部喪失。
選舉結果自然是内閣隐退：查理十世執意冒犯一切，政變已不可避免。
我七月二十六日去迪耶普，早上四點便動身了，那一天正是敕令簽發的日子。
我相當高興，很想再去看看大海；但是幾小時以後，伴随着我而來的是一場吓人的暴風雨。
我吃住在魯昂，什麼也不知道，真後悔沒能去參觀聖鳥昂，跪在博物館漂亮的聖母像面前回憶着拉斐爾和羅馬。
第二天，二十七日中午時分，我到達迪耶普。
我下榻在我以前的公使館秘書為我安排的旅館裡。
我穿好衣服就去找雷卡米耶夫人。
她住在一套窗戶朝沙灘開的套房裡。
我在那兒聊天、看波濤，不知不覺過了好幾個小時。
突然，亞森特先生來了；他給我帶來了德·布瓦西先生①收到的一封信；信中對發布的敕令大加贊賞。
過了一會，我的老朋友②巴朗謝進來了。
他從驿車上下來，手裡拿了一些報紙。
我打開《箴言報》看了起來。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上面都是官方的文件；還說一個政府故意從巴黎聖母院的鐘樓上“跳樓!”我向亞森特要了幾匹馬要返回巴黎去。
晚上七點左右我登上了馬車，把我的朋友們留在那裡惶恐不安。
一個月以來，常有政變的傳聞，但誰也沒有理會這種看來荒謬的議論。
查理十世向來生活在王位的幻象之中：王子們四周形成了一種虛假的安瀾，使得他們不去看現實的東西，而去看天上的虛幻景象。
①德·布瓦西(deBoissy)法國貴族院議員，以前他是夏多布裡昂在倫敦的使館秘書。
②原文為“我過去的朋友”，為作者筆誤。
我随身帶着《箴言報》，一天亮，也就是二十八日，我讀了又讀，為敕令作些評論。
給國王的報告的前言給我留下了兩方面的深刻印象：對于新聞界弊端的評價是正确的；但同時這些評論的作者卻顯得對當今社會的情況完全無知。
無疑，自一八一四年以來，持自己觀點的大臣們受到了新聞界的騷擾；無疑，新聞界有意控制統治權，迫使君主和議會服從它；無疑，在王朝複辟時期最近這些日子，新聞界隻憑自己的熱情，不顧法蘭西的利益和榮譽，攻擊阿爾及爾的遠征，對其原因、方式、準備工作、成功還是失敗的機遇大加發揮，洩露了武器裝備的機密，把我們軍隊的情況、部隊和戰船的數量、以至登陸的地點都洩露給了敵人。
要是事先把他們談判的秘密這樣洩露出來，或者标明他們的部隊的宿營地，裡舍利它的主教和波拿巴豈不早把歐洲置于法蘭西的腳下了? 所有這一切都是千真萬确的，令人可憎的，但是，補救的辦法呢?新聞事業在以前是鮮為人知的，人們以前沒有看出它的威力，但現在它已出現在這個世界上了；它的話語比得上雷擊，它是社會的電流。
你能不讓它存在嗎?你越是要壓制它，它爆炸起來就更具有威力。
那麼你得學會與它共存，就像你與蒸汽機為伴一樣。
你得學會利用它，去除它的危害性，或讓它逐漸用于公共的和家庭的用途一點一點地削弱它，或者你逐步地把你的習慣和你的法則同今後支配人類的規律融合在一起。
新聞界在某些情況下的無能為力的一個例證就是來自于你對它就阿爾及爾的遠征發出的譴責：你不顧新聞自由奪取了阿爾及爾，就像我在一八二三年用這種自由最猛烈的大火發動了西班牙戰争那樣。
在内閣的這個報告中，不能容忍的就是那無恥的妄自尊大，即：國王對法律有先決權。
那麼憲法意味着什麼?如果說國王對政府制定的法令可以随意加以改變，那麼為什麼要用虛假的保證來欺騙人民大衆呢?該報告上面的簽字人是那麼相信他們所說的東西，以緻他們幾乎不提憲章的第十四款；我曾就這一款提出了有人會把憲章當成自己的私貨。
他們想到了這一款，但是僅僅是想到而已，并且認為它是法律的累贅。
第一條敕令取消了新聞在各個部門的自由。
這是十五年以來警察局在他們的小黑屋子裡精心設計的上乘之作。
第二條敕令重寫了選舉法。
這樣，兩項首要的自由：新聞自由和選舉自由徹底地取締了：這兩項自由的取締，不是通過立法機構制定的法令而是通過這樣一條随心所欲的敕令來做出的，雖然制定法令的機構腐敗，它制定的法令雖然極不公正，但它卻是合法的。
這樣有五個并不缺乏見識的人，他們、他們的主人、君主政體、法國和歐洲，以史無前例的輕率猛然跌進了深淵。
我不知道巴黎發生的事情，我期望着有某種抵制，在不推翻王位的前提下迫使王權辭退那些大臣，收回那些敕令。
在這些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我堅決不插手其間，不寫、不說反對這些違反憲法措施的東西。
如果外交使團的成員沒有對敕令直接施加壓力，那麼他們是支持這些敕令的。
整個歐洲是厭惡我們的憲章的。
當敕令的消息傳到柏林和維也納，當他們以為在二十四小時内就會取得成果時，昂西隆先生大呼歐洲得救了，德·梅泰尼先生顯然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
接着不久，當德·梅泰尼了解到了真相以後，他沮喪的程度同他原來高興的程度一樣強烈；他說他受騙了，還說輿論是絕對自由的，他早已習慣奧地利憲法那種思想了。
7月敕令頒布後，國會議員的任命便落到了這些人身上：這些人是在候見廳裡，通過他們的見解或文章大力支持敕令的。
我們從名單上看就是那些最反對代議制的人。
是不是甚至就在國王的内閣裡，在國王的眼皮底下，起草了這些令人沮喪的文件?是不是在德·波利尼亞克先生的辦公室起草的?是不是在一次僅有大臣參加的會議上，還是在一次有幾個反對憲法的幫閑才俊參加的會議上?是不是在重壓下，在一次像那種十人①委員會的秘密會議上起草了這些七月決定(按照這些決定，合法的國王被判處在歎息橋上絞死)?還是德·波利尼亞克先生一個人的意見?這大概是曆史永遠也不會向我們洩露的。
①秘密十人委員會，一三一○年創建于威尼斯，到一七九七年，成了法蘭西共和國真正的實權機構。
到吉索爾後，我聽到了巴黎暴動的消息和一些令人不安的議論；這些議論表明憲章是多麼地為法蘭西人民所接受。
在蓬圖瓦茲，還有更新的消息，但這些消息不很确切，而且互相矛盾。
在埃布萊，驿站沒有馬，我等了将近一個小時。
有人建議我繞過聖德尼，因為走那裡會有路障。
在庫貝瓦，驿站的馬車夫摔掉他那件釘着有百合花圖案的鈕扣的上衣；早上有人朝他經過香榭麗舍大街開往巴黎的敞篷四輪馬車開槍，因此，他對我說他不準備帶我走那條大街，他要在星形廣場栅欄的右邊去找托卡德洛的栅欄，從那裡就可以看到巴黎了。
我看到了飄揚的三色旗，于是我斷定那不是騷亂，而是一場革命。
我有預感，我的角色變了：我本來是跑來保衛大衆自由的，卻将要不得不保衛王權了。
白色的硝煙在一排排的房屋之間升起；我聽到幾聲炮聲和機槍齊射的聲音，不時夾雜着警鐘的嗡鳴聲。
我仿佛看到古老的盧浮宮從荒蕪的高原上倒了下來；那處高原是由拿破侖指定用來建羅馬皇宮的。
我的車子從斜坡上沖下去，穿過耶拿橋，上了沿着尚德馬爾斯鋪了石闆的路。
一切都顯得很孤寂。
我發現一隊騎兵站在軍校的栅欄前；那些人看起來很悲傷，像是被人忘卻了似的。
我們走的是榮軍院大道和蒙帕納斯大道，路上遇見了幾個行人，他們都吃驚地瞧着一輛驿站馬車像平時那樣在路上跑。
昂佛爾大街已被砍倒的榆樹攔住了。
回到我的家門口，鄰居們夾道歡迎我回來；對他們來說，我好像是他們的保護神。
夏多布裡昂夫人對我的返回，既高興又驚慌不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的早上，我給在迪耶普的雷卡米耶夫人寫了一封信，信後還有附言。
信的全文如下： 我給您寫這封信，但不知道您是否能收到，因為郵車已停開。
我是在隆隆的炮聲、槍聲和警鐘聲中進入巴黎的。
今天早上，警鐘還在響，但我已聽不到槍聲了。
似乎大家正在組織起來，隻要敕令不收回，反抗就要繼續下去。
這就是大臣們違背誓言的直接後果(還不說它的決定性後果)!至少可以看出，大臣們已把他們的錯誤歸咎于王權了。
國民自衛隊，巴黎綜合科學校，一切都亂套了。
我還沒有見任何人。
您判斷一下看，我是在什麼情況下找到夏大太的吧。
像她一樣，見過八月十日和九月二日暴亂的人，仍心有餘悸。
一個團的士兵，第五縱隊，已倒向憲章派這一邊。
很明顯，德·波利尼亞克是罪大惡極的，他的無能是一個很蹩腳的托詞，有野心又無能，這就是一種罪過。
有人說，宮廷準備遷到聖克盧去。
我自己的事不用同您說了；我的處境很艱難，但立場很明确。
我不會背叛憲章，更不會背叛國王；我不會背叛自由，更不會背叛合法的王權。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也沒有什麼可做；隻有等待和為我的國家哭泣。
外省會怎麼樣，現在隻有上帝知道；已有人提到魯昂的起義了。
修會要武裝朱安黨人和西部的保皇黨人了。
統治者們堅持有什麼用?一個敕令和六個無能(或無德)的家夥足以把我們這個最平靜的也是最繁榮的國家變成最混亂不堪也是最不幸的國家。
一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 戰火又燒起來了。
好像已向盧浮宮開火了，國王的軍隊固守在那裡。
我住的郊區也開始暴動了。
人們開始談論着建立一個臨時政府，其首腦會是熱拉爾将軍、舒爾譯爾公爵和德·拉·法耶特先生。
這封信可能發不出去，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