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0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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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蒂埃裡先生的信
收到您的新版《信紮》①，我很感動，先生。
書中附言證明您想念着我。
如果這附言出自您的手，為了國家，我衷心希望您的雙眼能複明，您能充分地利用您的天賦進行研究。
我貪婪地，應該說是反複地讀着這本短短的著作，我在每一頁上都作了折角，以便能盡快地找到我要利用的段落。
在我準備多年的關于最初兩類人種的著作中，我将多次引用您的話。
我将把我的思想和研究置于您那高度權威的保護之下。
我會常常采用您選用的名詞。
我有幸與您有着②差不多相同的觀點，同時不由自主地離開基佐先生倡導的體系。
我不能同這位天才作家一道去推倒最為真實的曆史建築，把所有法蘭克人變為貴族和自由人把所有羅馬——高盧人變為法蘭克人的奴隸③。
撒利克法典和裡普利安法蘭克法典裡有大量以法蘭克人的不同狀況為基礎的條文：《Siquisingenuusingenuumripuariumextrasolumvendidedt，etc．④》。
①《關于法國曆史的信紮》于一八二七年出版第一版。
②基佐(FrawcoisGuizot一七八七一八七四)法國國務活動家和曆史學家。
先後任内政部秘書長(一八一四)、公共教育部長(一八三二—一八三七)、外交部長(一八四○—一八四七)、政府總理(一八四七—一八四八)：著有《英國革命史》。
③夏托布裡昂在《曆史研究》的序言裡研究了這些問題。
④《如果一個自由人把另一個自由的裡普利安人賣到國外……》 您知道嗎，先生?我真希望您在羅馬。
我們一起坐在廢墟上，在那裡您可以教我曆史，我這個老學生将聆聽您這位年輕的老師講課。
唯一可惜的是：我已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接受他的教誨⑤： ⑤作者一八四八年去世，這封信寫于一八二九年，其時他已六十一歲了。
這就是人的命運： 他活到老，學到老； 但當生命的盡頭來臨， 即使他再淵博又有何用? 這是一首未曾發表的頌歌，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已故的封塔納先生所作。
因此，先生，羅馬的一切都提醒我已失去的東西，提醒我我的時間已所剩無幾，我從前以為還很漫長的希望已非常短暫了。
請相信我，再沒有任何人比您的仆人更尊敬您、更忠于您了。
一八二九年一月八日于羅馬 緻德·拉·弗隆内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本月二日，我見到了教皇①。
他很樂意留我交談了一個半鐘頭。
我要把我同教皇的談話内容向您做個彙報。
①指萊昂十二世(LeonXII)，一八二三—一八二九年任教皇。
首先，我們談的是法國的問題。
教皇一開始便十分誠懇地頌揚了我們的國王。
他對我說：“在以往任何時候，法國皇室從未顯現出一個像現在這樣在素質和美德上都這樣完美的整體。
使得在教士之間重建了平和的秩序，主教們也宣布服從政府②。
” ②教士們以前曾起來反對馬蒂尼亞克把神學院，甚至一些很小的神學院都歸巴黎大學統管的命令。
“這種服從，”我回答說，“部分地多虧了閣下的英明和溫和的态度。
” “我建議做我認為合理的事。
”教皇解釋說，“教權沒有受到敕令的影響，主教們不寫那第一封信也許會更好一些。
但既然說了‘nonpossumus①’，他們就沒有退路了。
在他們同意的時候，他們盡可能地把言、行之間的矛盾縮小，應該原諒他們。
這些虔誠而恭順的人，與國王和君主制緊密相依；他們和大家一樣，也有他們的弱點嘛。
” ①“我們不能”。
這是聖皮埃爾和聖讓對想要禁止他們宣傳福音書的王子們的回答(見《使徒法》第四卷第二十章)。
伯爵先生，這些他都是用法語說的，說得很清楚，也說得很好。
在感謝教皇對我的信任之後，接着我同他慎重地談起了國務秘書紅衣主教②。
②指托馬斯·貝内蒂紅衣主教(ThomasBernetti一七九九—一八五二)。
“我之所以選中了他，”他對我說道，“是因為他曾到處旅遊過，熟悉歐洲的事物。
我覺得他具備這個職務所要求的能力，與您寫的兩個法令相比，他隻寫那些我所要的和我所建議他寫的東西。
” “我膽敢和教皇陛下交流一下，”我又說，“說說我對法國宗教形勢的看法嗎?” “非常樂意。
”教皇回答說。
在這裡，我略去了他對我的幾句恭維話。
“教皇陛下，”我說，“我想，麻煩來自于教士們的誤解：不是支持新的法規，或者至少是對這些法規保持沉默，教士們無意中說些責備的話且不說他們在至教訓谕或演講時所講的話。
一味斥責神聖使者的那些不信宗教的人，抓住那些話，把它當武器使；他們大喊大叫說什麼天主教與建立公衆自由是水火不相容的，憲章和教士之間有着你死我活的争鬥。
通過不同的行動，我們的教士可以得到他們想從國家那裡得到的一切。
在法國，有着很堅實的宗教基礎，有着忘記我們以前在祭台桌下的不幸的明顯傾向，但也有着對聖路易之子帶來的制度的真正的眷戀。
人們不善于估計教士将會強大的何等程度，如果它同時表現出是國王和憲章的朋友的話。
我不斷地在我的著作和講演裡宣傳這一政策，但當時的狂熱情緒不願聽我的話，而且把我當作敵人。
” 教皇十分注意地聽我講話。
“我理解您的思想，”他沉默了一陣，對我說道，“耶稣基督并未對各個政府的組成形式表示看法。
把屬于恺撒的東西歸還給恺撒吧①，這話僅僅是說：服從已建立起來的政權吧。
天主教在共和國時期的繁榮發展如同在專制統治時期一樣。
它在美國已取得了巨大進展；在西屬美洲，它獨占支配地位。
” ①摘自聖馬蒂厄福音書第二十二章二十一節。
伯爵先生，教皇這席話是很引人注目的，正值羅馬宮廷強烈傾向于給玻利瓦爾②任命的教士們授職的時候。
②玻利瓦爾(Bolivar，一七八三—一八三○)，委内瑞拉将軍，他從西班牙統治下解放了大哥倫比亞(新格拉納達，委内瑞拉，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
教皇又說：“您看外來的新教徒給羅馬帶來何等的影響，他們的到來對國家有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好的：英國人來到這裡，對羅馬教皇和教廷，對宗教的狂熱崇拜，對這裡奴役人民的現象，有着一種奇特的看法。
他們沒待上兩個月便完全改變了，他們發現我也隻是個教士，與其他教士并無二樣；羅馬教士并不無知，也不惹人讨厭；還有我的臣民亦非傻瓜。
” 受到教皇陛下一番推心置腹之言的鼓舞，我試圖擴大談話的範圍，我對教皇說道：“教皇陛下，您不認為這個時候正适合于重組天主教的統一和在對紀律稍作讓步後與異端教派和解?對羅馬教廷的偏見到處都在消退，在那個仍然易激動的世紀，革布民茲③和波舒哀已嘗試過重新統一的事業。
” ③萊布尼茲(Leibnitz，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德國哲學家和數學家。
“這是一件大事，”教皇對我說道，“我得等待上天确定的時期。
是的，偏見已經淡化了。
德國宗教派别分化已令這些教派自己感到厭煩。
我曾在薩克斯住過了幾年。
我第一個在那裡建立了一所棄兒醫院，并堅持要由天主教徒來管理。
當時在新教徒中掀起了一陣反對我的呼聲。
今天呢，同樣是這些新教徒，他們第一個贊成建立和捐助這所醫院。
在大不列颠，天主教徒的人數正在猛增，确定有許多外來人加入進去。
” 教皇又沉默了一會。
我利用這一段時間講到了愛爾蘭天主教的問題。
“如果自由得到恢複，”我說，“天主教在大不列颠就會更加壯大。
” “從一方面講，”教皇解釋說，“的确如此。
但從另一方面講，這就有些弊端了。
愛爾蘭天主教徒極易激動，做事冒失。
此外，奧科内爾①這個人是個有德之人。
他不是在一次演說中說過，羅馬教徒和不列颠政府之間有一個協議嗎?可是沒有。
這個論斷，我不能公開反駁，給我帶來很多麻煩。
因此，關于異端教派的重新統一，應等待時機成熟，要等上帝自己去完成他的工作。
教皇們隻有等待。
” ①奧科内爾(o'Connel，一七七五—一八四七)，愛爾蘭天主教頭目。
伯爵先生，這不是我的觀點。
但重要的是，我必須，将聖文對一個如此嚴肅的主題的觀點告訴國王，我沒有被指定去反對它。
“你們的報紙會講些什麼?”教皇又高興地說道，“它們說得很多，荷蘭的報紙說得更多。
有人告訴我，在看了報上的文章一個小時以後，在你們的國家裡再沒有人去想它了。
” “這确實是真的，聖父。
您看法蘭西日報②把我弄得可糟呢(因為我知道教皇什麼報紙都看，連《信使報》也不放過)。
然而，教皇卻待我非常好，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法蘭西日報不會對他産生很大的影響。
” ②法蘭西日報(laGazette)，是激進報。
《信使報》(LeCourtier)，在派報紙。
教皇搖了搖頭，笑了。
我繼續說道：“啊，對了!聖文，還有一些報紙，像您看到的那樣：如果報紙說真話，那麼它說的好事就存在下去；如果它說假話，就當它什麼也沒有說。
會議上會有一些什麼演說，教皇可以預料得到。
極右派會堅持說，紅衣主教貝内蒂先生不是教士，關于他的關于法令的信件也不是信條；極左派則會說，不必接受羅馬的命令；大部分人會為樞密院受人尊敬叫好，會高度頌揚陛下的智慧與和平精神。
” 這幾句解釋，使教皇聽得入迷，他為發現某個精于我們立憲制國家機器的齒輪遊戲的人而高興。
伯爵先生，想到國王和他的樞密院終将高興地了解教皇對東方當今事務的見解，我隻重複了幾則報紙新聞，因為我未獲批準向教徒通報您十二月十八日電函中關于召回我們遠征莫雷的部隊的書面通知。
教皇毫不猶豫地回答了我。
看來他對輕率地教給土耳其人軍事科學感到不安。
下面是他說的原話： “如果土耳其人能夠抵禦俄國的侵略了，它獲得了體面的和平，那時它的武裝力量往哪兒擱呢?經過四五年休整和戰術完善之後，誰能阻止它們的部隊入侵意大利呢?” 伯爵先生，我向您承認，看到教皇感覺到人家犯下的巨大錯誤帶來的沖擊，他所表露的思想和擔憂，我不由得慶幸在我的《東方事務筆記)中更為詳盡地表現出的同樣的思想和同樣的擔憂。
教皇補充說道：“隻有來自盟國的堅定決心才能制止這場威脅未來的災難，法國和英國要制止這一切，現在還是
書中附言證明您想念着我。
如果這附言出自您的手，為了國家，我衷心希望您的雙眼能複明，您能充分地利用您的天賦進行研究。
我貪婪地，應該說是反複地讀着這本短短的著作，我在每一頁上都作了折角，以便能盡快地找到我要利用的段落。
在我準備多年的關于最初兩類人種的著作中，我将多次引用您的話。
我将把我的思想和研究置于您那高度權威的保護之下。
我會常常采用您選用的名詞。
我有幸與您有着②差不多相同的觀點，同時不由自主地離開基佐先生倡導的體系。
我不能同這位天才作家一道去推倒最為真實的曆史建築，把所有法蘭克人變為貴族和自由人把所有羅馬——高盧人變為法蘭克人的奴隸③。
撒利克法典和裡普利安法蘭克法典裡有大量以法蘭克人的不同狀況為基礎的條文：《Siquisingenuusingenuumripuariumextrasolumvendidedt，etc．④》。
①《關于法國曆史的信紮》于一八二七年出版第一版。
②基佐(FrawcoisGuizot一七八七一八七四)法國國務活動家和曆史學家。
先後任内政部秘書長(一八一四)、公共教育部長(一八三二—一八三七)、外交部長(一八四○—一八四七)、政府總理(一八四七—一八四八)：著有《英國革命史》。
③夏托布裡昂在《曆史研究》的序言裡研究了這些問題。
④《如果一個自由人把另一個自由的裡普利安人賣到國外……》 您知道嗎，先生?我真希望您在羅馬。
我們一起坐在廢墟上，在那裡您可以教我曆史，我這個老學生将聆聽您這位年輕的老師講課。
唯一可惜的是：我已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接受他的教誨⑤： ⑤作者一八四八年去世，這封信寫于一八二九年，其時他已六十一歲了。
這就是人的命運： 他活到老，學到老； 但當生命的盡頭來臨， 即使他再淵博又有何用? 這是一首未曾發表的頌歌，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已故的封塔納先生所作。
因此，先生，羅馬的一切都提醒我已失去的東西，提醒我我的時間已所剩無幾，我從前以為還很漫長的希望已非常短暫了。
請相信我，再沒有任何人比您的仆人更尊敬您、更忠于您了。
一八二九年一月八日于羅馬 緻德·拉·弗隆内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本月二日，我見到了教皇①。
他很樂意留我交談了一個半鐘頭。
我要把我同教皇的談話内容向您做個彙報。
①指萊昂十二世(LeonXII)，一八二三—一八二九年任教皇。
首先，我們談的是法國的問題。
教皇一開始便十分誠懇地頌揚了我們的國王。
他對我說：“在以往任何時候，法國皇室從未顯現出一個像現在這樣在素質和美德上都這樣完美的整體。
使得在教士之間重建了平和的秩序，主教們也宣布服從政府②。
” ②教士們以前曾起來反對馬蒂尼亞克把神學院，甚至一些很小的神學院都歸巴黎大學統管的命令。
“這種服從，”我回答說，“部分地多虧了閣下的英明和溫和的态度。
” “我建議做我認為合理的事。
”教皇解釋說，“教權沒有受到敕令的影響，主教們不寫那第一封信也許會更好一些。
但既然說了‘nonpossumus①’，他們就沒有退路了。
在他們同意的時候，他們盡可能地把言、行之間的矛盾縮小，應該原諒他們。
這些虔誠而恭順的人，與國王和君主制緊密相依；他們和大家一樣，也有他們的弱點嘛。
” ①“我們不能”。
這是聖皮埃爾和聖讓對想要禁止他們宣傳福音書的王子們的回答(見《使徒法》第四卷第二十章)。
伯爵先生，這些他都是用法語說的，說得很清楚，也說得很好。
在感謝教皇對我的信任之後，接着我同他慎重地談起了國務秘書紅衣主教②。
②指托馬斯·貝内蒂紅衣主教(ThomasBernetti一七九九—一八五二)。
“我之所以選中了他，”他對我說道，“是因為他曾到處旅遊過，熟悉歐洲的事物。
我覺得他具備這個職務所要求的能力，與您寫的兩個法令相比，他隻寫那些我所要的和我所建議他寫的東西。
” “我膽敢和教皇陛下交流一下，”我又說，“說說我對法國宗教形勢的看法嗎?” “非常樂意。
”教皇回答說。
在這裡，我略去了他對我的幾句恭維話。
“教皇陛下，”我說，“我想，麻煩來自于教士們的誤解：不是支持新的法規，或者至少是對這些法規保持沉默，教士們無意中說些責備的話且不說他們在至教訓谕或演講時所講的話。
一味斥責神聖使者的那些不信宗教的人，抓住那些話，把它當武器使；他們大喊大叫說什麼天主教與建立公衆自由是水火不相容的，憲章和教士之間有着你死我活的争鬥。
通過不同的行動，我們的教士可以得到他們想從國家那裡得到的一切。
在法國，有着很堅實的宗教基礎，有着忘記我們以前在祭台桌下的不幸的明顯傾向，但也有着對聖路易之子帶來的制度的真正的眷戀。
人們不善于估計教士将會強大的何等程度，如果它同時表現出是國王和憲章的朋友的話。
我不斷地在我的著作和講演裡宣傳這一政策，但當時的狂熱情緒不願聽我的話，而且把我當作敵人。
” 教皇十分注意地聽我講話。
“我理解您的思想，”他沉默了一陣，對我說道，“耶稣基督并未對各個政府的組成形式表示看法。
把屬于恺撒的東西歸還給恺撒吧①，這話僅僅是說：服從已建立起來的政權吧。
天主教在共和國時期的繁榮發展如同在專制統治時期一樣。
它在美國已取得了巨大進展；在西屬美洲，它獨占支配地位。
” ①摘自聖馬蒂厄福音書第二十二章二十一節。
伯爵先生，教皇這席話是很引人注目的，正值羅馬宮廷強烈傾向于給玻利瓦爾②任命的教士們授職的時候。
②玻利瓦爾(Bolivar，一七八三—一八三○)，委内瑞拉将軍，他從西班牙統治下解放了大哥倫比亞(新格拉納達，委内瑞拉，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
教皇又說：“您看外來的新教徒給羅馬帶來何等的影響，他們的到來對國家有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好的：英國人來到這裡，對羅馬教皇和教廷，對宗教的狂熱崇拜，對這裡奴役人民的現象，有着一種奇特的看法。
他們沒待上兩個月便完全改變了，他們發現我也隻是個教士，與其他教士并無二樣；羅馬教士并不無知，也不惹人讨厭；還有我的臣民亦非傻瓜。
” 受到教皇陛下一番推心置腹之言的鼓舞，我試圖擴大談話的範圍，我對教皇說道：“教皇陛下，您不認為這個時候正适合于重組天主教的統一和在對紀律稍作讓步後與異端教派和解?對羅馬教廷的偏見到處都在消退，在那個仍然易激動的世紀，革布民茲③和波舒哀已嘗試過重新統一的事業。
” ③萊布尼茲(Leibnitz，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德國哲學家和數學家。
“這是一件大事，”教皇對我說道，“我得等待上天确定的時期。
是的，偏見已經淡化了。
德國宗教派别分化已令這些教派自己感到厭煩。
我曾在薩克斯住過了幾年。
我第一個在那裡建立了一所棄兒醫院，并堅持要由天主教徒來管理。
當時在新教徒中掀起了一陣反對我的呼聲。
今天呢，同樣是這些新教徒，他們第一個贊成建立和捐助這所醫院。
在大不列颠，天主教徒的人數正在猛增，确定有許多外來人加入進去。
” 教皇又沉默了一會。
我利用這一段時間講到了愛爾蘭天主教的問題。
“如果自由得到恢複，”我說，“天主教在大不列颠就會更加壯大。
” “從一方面講，”教皇解釋說，“的确如此。
但從另一方面講，這就有些弊端了。
愛爾蘭天主教徒極易激動，做事冒失。
此外，奧科内爾①這個人是個有德之人。
他不是在一次演說中說過，羅馬教徒和不列颠政府之間有一個協議嗎?可是沒有。
這個論斷，我不能公開反駁，給我帶來很多麻煩。
因此，關于異端教派的重新統一，應等待時機成熟，要等上帝自己去完成他的工作。
教皇們隻有等待。
” ①奧科内爾(o'Connel，一七七五—一八四七)，愛爾蘭天主教頭目。
伯爵先生，這不是我的觀點。
但重要的是，我必須，将聖文對一個如此嚴肅的主題的觀點告訴國王，我沒有被指定去反對它。
“你們的報紙會講些什麼?”教皇又高興地說道，“它們說得很多，荷蘭的報紙說得更多。
有人告訴我，在看了報上的文章一個小時以後，在你們的國家裡再沒有人去想它了。
” “這确實是真的，聖父。
您看法蘭西日報②把我弄得可糟呢(因為我知道教皇什麼報紙都看，連《信使報》也不放過)。
然而，教皇卻待我非常好，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法蘭西日報不會對他産生很大的影響。
” ②法蘭西日報(laGazette)，是激進報。
《信使報》(LeCourtier)，在派報紙。
教皇搖了搖頭，笑了。
我繼續說道：“啊，對了!聖文，還有一些報紙，像您看到的那樣：如果報紙說真話，那麼它說的好事就存在下去；如果它說假話，就當它什麼也沒有說。
會議上會有一些什麼演說，教皇可以預料得到。
極右派會堅持說，紅衣主教貝内蒂先生不是教士，關于他的關于法令的信件也不是信條；極左派則會說，不必接受羅馬的命令；大部分人會為樞密院受人尊敬叫好，會高度頌揚陛下的智慧與和平精神。
” 這幾句解釋，使教皇聽得入迷，他為發現某個精于我們立憲制國家機器的齒輪遊戲的人而高興。
伯爵先生，想到國王和他的樞密院終将高興地了解教皇對東方當今事務的見解，我隻重複了幾則報紙新聞，因為我未獲批準向教徒通報您十二月十八日電函中關于召回我們遠征莫雷的部隊的書面通知。
教皇毫不猶豫地回答了我。
看來他對輕率地教給土耳其人軍事科學感到不安。
下面是他說的原話： “如果土耳其人能夠抵禦俄國的侵略了，它獲得了體面的和平，那時它的武裝力量往哪兒擱呢?經過四五年休整和戰術完善之後，誰能阻止它們的部隊入侵意大利呢?” 伯爵先生，我向您承認，看到教皇感覺到人家犯下的巨大錯誤帶來的沖擊，他所表露的思想和擔憂，我不由得慶幸在我的《東方事務筆記)中更為詳盡地表現出的同樣的思想和同樣的擔憂。
教皇補充說道：“隻有來自盟國的堅定決心才能制止這場威脅未來的災難，法國和英國要制止這一切，現在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