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 第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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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了好久的話，于是說我再度受寵的流言不胫而走。
查理十世以為大主教把他的好意說給我聽了，大概正期待我說句謝恩的話，我的沉默一定讓他氣惱。
我就是這樣出席了為克洛維國王的後人舉行的最後一次加冕禮。
我在《國王駕崩：國王萬歲!》那本小冊子裡要求舉行加冕禮，并且對儀式作了描述。
是我那些文字促成了這件事。
這并不意味我對儀式還有絲毫信仰；而是因為合法王權什麼都缺乏，不管是好是歹，都必須運用一切手段來支持它。
我記得蘭斯大主教阿達貝隆下的那個定義：“法蘭西國王的加冕禮不是私事，而是關系到公衆利益的大事。
”我謹轉錄專為加冕禮所作的令人贊美的祈禱：“天主通過你的德行來指導你的人民，并賦予你的仆人領悟你智慧的頭腦!願這些日子人人生出公正與正義：給朋友以支持，給敵人以障礙，給苦難者以安慰，給受培養者以端正的品格，給富人以教誨，給窮人以同情，給朝聖者以熱情接待，給可憐的臣民以和平安全的家園!主啊，願國王學會自控，學會依人施治，溫和節制，以便能給全體人民作出表率，過你喜歡的生活。
” 這段祈禱是十五世紀學識淵博的杜蒂耶保存下來的。
在把它錄入我的小冊子《國王駕崩：國王萬歲!》之前，我曾喊道：“讓我們祈求查理十世仿效他的祖先吧：第三家族有三十二位君主接受了加冕的聖油。
”義務盡完之後，我就離開了蘭斯。
我可以像聖女貞德一樣說：“我的使命結束了。
” 我把宿敵召集在身邊——我的讀者變了 巴黎經曆了最後的歡樂慶典：寬容、和好、友善的時代過去了，擺在我們面前的隻有嚴峻的現實。
一八二○年，當新聞檢查處讓《保守者》停刊的時候，我根本沒有料到，七年後會以另一種形式，另一家報刊，重新開始同一性質的筆戰。
在《保守者》上與我并肩戰鬥的人曾像我一樣，要求思想自由和寫作自由。
他們和我一樣，站在反對派陣營，和我一樣受貶失意，因此自稱是我的朋友。
一八二○年，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更借重于我的奔走，他們當了官掌了權，于是掉轉槍口來反對新聞自由：他們由受壓的人變成了壓迫者，便不再是我的朋友，也不再這樣自稱。
他們硬說新聞許可證隻是從一八二四年六月六日，也就是把我趕出内閣的那一天才開始實行的。
他們的記性太差了：他們隻要再讀一讀從前反對前一屆政府、主張新聞自由而發表的觀點、撰寫的文章，就會承認，他們至少在一八一八和一八一九年就是主張新聞許可證的副頭領了。
另一方面，我從前的敵人現在向我靠攏。
我努力使擁護獨立的人歸附正統王權，這方面的成就比我讓王座與神壇的仆人歸順憲章的業績要大一些。
我的讀者變了。
我曾經警告政府防止民衆沖動，以後又不得不提醒它專制政體的危險。
我尊重讀者慣了，給他們寫的每一行文字，無不是竭盡所能，精心思考之後才寫出來的。
比較起來，我寫這類昙花一現的作品，比寫那幾部篇幅最長的作品還費勁一些。
我的生活令人難以置信地充實。
榮譽與祖國把我再度召到戰場。
我已到了需要休息的年紀。
但如果以我對壓迫與無恥行徑日益強烈的仇恨來判斷年齡，那我會認為自己又煥發了青春。
我的周圍聚集了一群作家，使我的陣容顯得整齊壯大。
他們中間有貴族院議員、衆議員、行政官員，還有剛開始文學生涯的年輕作家。
有自由派傾向的貴族院議員德?蒙塔利韋先生，《辯論報》編輯薩爾旺迪先生，《環球報》編輯杜韋吉埃，德?奧萊納先生，以及許多别的人都來到我家。
那些人曾經是我的弟子，如今卻就代議君主制這個話題，把我過去教給他們的東西，在我的著作裡每頁都有表述的東西當作新觀點新思想來大肆傳播。
德?蒙塔利韋先生當上了内務部長，是菲力普的大紅人；喜歡追蹤命運變故的人會覺得下面這封便函相當有趣： 子爵先生： 我榮幸地在王宮考績表中發現了一些錯誤。
那張表已經發給您了。
茲将勘誤表寄上。
我再次将錯處檢查了一遍，認為可以保證下面的這份名單準确無誤。
子爵先生，請屈尊接受我深深的敬意。
您忠實的同僚 真誠的仰幕者 蒙塔利事 這并不妨礙我“尊重人的同僚和真誠的仰慕者”德?蒙塔利韋伯爵先生把我當作煽動新聞自由的罪魁禍首，投入警察總監吉斯蓋先生的大牢，盡管他當年也曾那樣熱烈地主張新聞自由。
我新開始的筆戰打了五年，最後以勝利告終。
對于這場筆戰，作一個概述，将使人看到思想反對既成事實，即便是得到權力當局支持的事實，具有多大的力量。
我是一八二四年六月六日被趕出内閣的，六月二十一日我就走下了角鬥場①，并且在那裡一直待到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我進去時孑然一身，被剝得精光，一絲不挂，出來時我是勝利者。
我在摘要轉述我所使用的論據時，其實是在叙述曆史。
①夏多布裡昂領導的自由主義運動第一篇文章于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發表在《辯論報》上。
——原注 下台後我的論戰摘錄 我們曾經有勇氣，有榮耀，在實行新聞自由的時候，打一場危險的戰争，而且那個高貴的節目也是第一次給君主政體上演。
可是我們很快就為自己的光明正大而後悔。
當報紙隻可能損害我們将士的勝利時，我們曾經與報紙作對。
當它們膽敢議論大臣高官的時候，就必須制服它們。
管理國家的人似乎對法蘭西人辦理嚴肅事情的天才一無所知，但他們對融人并美化文明民族生活的優雅光彩之事倒并不那樣陌生。
合法政府對藝術的施舍超過篡權政府對藝術的資助。
但這些施舍是怎樣分配的呢?那些主管分配的人或是因為本性，或是因為趣味，都比較健忘，似乎對名聲抱有反感；他們的黑暗是那樣不可改變，以至于他們一走近光明就要讓光明淡滅，就好像他們把錢澆到藝術身上是要将藝術之火澆滅，把錢堆到我們的自由身上是要讓自由窒息。
人家把法國塞進一架狹小的機器裡加以折磨。
但隻要這架機器與我們在收藏家書房裡偷偷看到的那些完美模型相似，好奇的趣味就有可能使人們一時發生興趣。
可是它偏偏不像：它隻是一架做工粗劣的小玩藝兒。
我們說過，今日行政當局采納的體制傷害了法蘭西的才華：我們将試着證明，這個體制也同樣不了解我們制度的精神。
君主制度不費力氣就在法國複辟了，因為它擁有我們的整個曆史，因為戴王冠的家族幾乎看到我們民族誕生，是它培育了我們的民族，使它開化，給了它所有的自由，并使它變得不朽。
隻是時間把這個君主制度逼到了現在這個地步。
政治上的想象時代已經過去；人們不可能再擁有一個充滿宗教信仰、崇拜和奧義的政府：人人都了解自己的權利，理性範圍之外的事情什麼都辦不成；當今之世，直到恩典，絕對君主制的最後一幕幻景，一切都被掂量，一切都被估價。
我們千萬不要弄錯，各個民族的新紀元開始了；它會不會較為幸運?隻有老天知道。
至于我們，隻有可能應付未來的事件。
千萬不要以為我們能夠往後退：隻有憲章才能夠拯救我們。
君主立憲制并不是從我們中間一套書寫成文的體制中誕生的，盡管它有一套印刷的法典；它是時間和事件的産物，一如先輩們的舊君主制。
在專制主義建築的大廈，在專制主義留下痕迹的地方，為什麼不能維持自由?勝利可說至今仍然裝飾着三種顔色，卻躲進了德?昂古萊姆公爵的營帳；合法王權住進了羅浮宮，雖說那裡仍可見到一面面鷹旗。
在君主立憲國家，人們尊重民衆的自由；人們把自由看做君主、人民和法律的保障。
我們另外想說的是代議制政府。
人家組成一個小集團(有人甚至說是兩個對立的小集團，因為必須競争)，用金錢收買報紙。
人家不怕引起公憤，與不肯賣身投靠的産業主打官司；人家想用法庭判決迫使這些産業主受人鄙視。
由于正派人不屑于幹這種事，人家就招募一些寫诽謗文章的家夥來支持保王黨内閣。
其實那些家夥制造流言蜚語，對王室加以困擾和折磨。
凡是在舊的警察機構當過差的，在帝國的衙門辦過事的人，人家都招來重用。
一如我們的鄰邦，當人們想招募水兵時，就在小酒館和可疑場所強抓硬捉壯丁。
這幫強行捉來的自由作家登上五六艘“船”——被收買的報紙，而他們所說的話在部長那裡被稱作“公衆輿論”。
以上十分簡略地轉摘了我在小冊子和《辯論報》上的論戰樣品。
也許還是摘錄長了。
在我那些小冊子和文章裡，大家可以讀到今日宣布的所有原則。
我不肯領受國務部長津貼——希臘委員會——莫萊先生便函——卡納裡斯給兒子的書信——雷卡米耶夫人給我寄來另一封書信摘要——我的作品全集 人家把我從内閣趕出來的時候，并未發給我國務部長津貼，我也沒有索讨；不過德?維萊爾先生受了國王一次指責，竟大膽地讓司法部長德?佩羅内先生重新發了一道敕書，補發這份津貼。
我不肯接受。
要麼我有權領取原先的津貼，要麼就什麼津貼也無權領取：如果是前面那種情況，用不着重新給我發敕書，如果是後面那種情況，這份津貼就是内閣總理賞賜的，我不願得這個好處。
希臘人為掙脫枷鎖而行動起來：在巴黎成立了一個希臘委員會，我是其中的一員。
委員會在勝利廣場的泰爾諾先生①家集合。
成員們相繼來到會議地點。
塞巴斯蒂亞尼将軍②剛一坐定，就表示這是一樁大事，他要為之長期鬥争：這番話讓我們講究實效的主席泰爾諾先生老大不快，他願意為希臘美人阿絲帕琪做一條披肩，卻不會為她浪費時間。
法布維埃先生③的快信讓委員會十分難受。
他嚴厲指責我們；因為我們沒有打赢馬拉松戰役，他便把他認為的種種不是怪罪于我們。
我為希臘的解放事業盡心出力，因為我覺得那是子女對母親盡一份孝心。
我寫了一份“照會”，寄給了俄羅斯皇帝的接位人，就像當年在維羅納會議，我交給他
查理十世以為大主教把他的好意說給我聽了，大概正期待我說句謝恩的話，我的沉默一定讓他氣惱。
我就是這樣出席了為克洛維國王的後人舉行的最後一次加冕禮。
我在《國王駕崩：國王萬歲!》那本小冊子裡要求舉行加冕禮，并且對儀式作了描述。
是我那些文字促成了這件事。
這并不意味我對儀式還有絲毫信仰；而是因為合法王權什麼都缺乏，不管是好是歹，都必須運用一切手段來支持它。
我記得蘭斯大主教阿達貝隆下的那個定義：“法蘭西國王的加冕禮不是私事，而是關系到公衆利益的大事。
”我謹轉錄專為加冕禮所作的令人贊美的祈禱：“天主通過你的德行來指導你的人民，并賦予你的仆人領悟你智慧的頭腦!願這些日子人人生出公正與正義：給朋友以支持，給敵人以障礙，給苦難者以安慰，給受培養者以端正的品格，給富人以教誨，給窮人以同情，給朝聖者以熱情接待，給可憐的臣民以和平安全的家園!主啊，願國王學會自控，學會依人施治，溫和節制，以便能給全體人民作出表率，過你喜歡的生活。
” 這段祈禱是十五世紀學識淵博的杜蒂耶保存下來的。
在把它錄入我的小冊子《國王駕崩：國王萬歲!》之前，我曾喊道：“讓我們祈求查理十世仿效他的祖先吧：第三家族有三十二位君主接受了加冕的聖油。
”義務盡完之後，我就離開了蘭斯。
我可以像聖女貞德一樣說：“我的使命結束了。
” 我把宿敵召集在身邊——我的讀者變了 巴黎經曆了最後的歡樂慶典：寬容、和好、友善的時代過去了，擺在我們面前的隻有嚴峻的現實。
一八二○年，當新聞檢查處讓《保守者》停刊的時候，我根本沒有料到，七年後會以另一種形式，另一家報刊，重新開始同一性質的筆戰。
在《保守者》上與我并肩戰鬥的人曾像我一樣，要求思想自由和寫作自由。
他們和我一樣，站在反對派陣營，和我一樣受貶失意，因此自稱是我的朋友。
一八二○年，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更借重于我的奔走，他們當了官掌了權，于是掉轉槍口來反對新聞自由：他們由受壓的人變成了壓迫者，便不再是我的朋友，也不再這樣自稱。
他們硬說新聞許可證隻是從一八二四年六月六日，也就是把我趕出内閣的那一天才開始實行的。
他們的記性太差了：他們隻要再讀一讀從前反對前一屆政府、主張新聞自由而發表的觀點、撰寫的文章，就會承認，他們至少在一八一八和一八一九年就是主張新聞許可證的副頭領了。
另一方面，我從前的敵人現在向我靠攏。
我努力使擁護獨立的人歸附正統王權，這方面的成就比我讓王座與神壇的仆人歸順憲章的業績要大一些。
我的讀者變了。
我曾經警告政府防止民衆沖動，以後又不得不提醒它專制政體的危險。
我尊重讀者慣了，給他們寫的每一行文字，無不是竭盡所能，精心思考之後才寫出來的。
比較起來，我寫這類昙花一現的作品，比寫那幾部篇幅最長的作品還費勁一些。
我的生活令人難以置信地充實。
榮譽與祖國把我再度召到戰場。
我已到了需要休息的年紀。
但如果以我對壓迫與無恥行徑日益強烈的仇恨來判斷年齡，那我會認為自己又煥發了青春。
我的周圍聚集了一群作家，使我的陣容顯得整齊壯大。
他們中間有貴族院議員、衆議員、行政官員，還有剛開始文學生涯的年輕作家。
有自由派傾向的貴族院議員德?蒙塔利韋先生，《辯論報》編輯薩爾旺迪先生，《環球報》編輯杜韋吉埃，德?奧萊納先生，以及許多别的人都來到我家。
那些人曾經是我的弟子，如今卻就代議君主制這個話題，把我過去教給他們的東西，在我的著作裡每頁都有表述的東西當作新觀點新思想來大肆傳播。
德?蒙塔利韋先生當上了内務部長，是菲力普的大紅人；喜歡追蹤命運變故的人會覺得下面這封便函相當有趣： 子爵先生： 我榮幸地在王宮考績表中發現了一些錯誤。
那張表已經發給您了。
茲将勘誤表寄上。
我再次将錯處檢查了一遍，認為可以保證下面的這份名單準确無誤。
子爵先生，請屈尊接受我深深的敬意。
您忠實的同僚 真誠的仰幕者 蒙塔利事 這并不妨礙我“尊重人的同僚和真誠的仰慕者”德?蒙塔利韋伯爵先生把我當作煽動新聞自由的罪魁禍首，投入警察總監吉斯蓋先生的大牢，盡管他當年也曾那樣熱烈地主張新聞自由。
我新開始的筆戰打了五年，最後以勝利告終。
對于這場筆戰，作一個概述，将使人看到思想反對既成事實，即便是得到權力當局支持的事實，具有多大的力量。
我是一八二四年六月六日被趕出内閣的，六月二十一日我就走下了角鬥場①，并且在那裡一直待到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我進去時孑然一身，被剝得精光，一絲不挂，出來時我是勝利者。
我在摘要轉述我所使用的論據時，其實是在叙述曆史。
①夏多布裡昂領導的自由主義運動第一篇文章于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發表在《辯論報》上。
——原注 下台後我的論戰摘錄 我們曾經有勇氣，有榮耀，在實行新聞自由的時候，打一場危險的戰争，而且那個高貴的節目也是第一次給君主政體上演。
可是我們很快就為自己的光明正大而後悔。
當報紙隻可能損害我們将士的勝利時，我們曾經與報紙作對。
當它們膽敢議論大臣高官的時候，就必須制服它們。
管理國家的人似乎對法蘭西人辦理嚴肅事情的天才一無所知，但他們對融人并美化文明民族生活的優雅光彩之事倒并不那樣陌生。
合法政府對藝術的施舍超過篡權政府對藝術的資助。
但這些施舍是怎樣分配的呢?那些主管分配的人或是因為本性，或是因為趣味，都比較健忘，似乎對名聲抱有反感；他們的黑暗是那樣不可改變，以至于他們一走近光明就要讓光明淡滅，就好像他們把錢澆到藝術身上是要将藝術之火澆滅，把錢堆到我們的自由身上是要讓自由窒息。
人家把法國塞進一架狹小的機器裡加以折磨。
但隻要這架機器與我們在收藏家書房裡偷偷看到的那些完美模型相似，好奇的趣味就有可能使人們一時發生興趣。
可是它偏偏不像：它隻是一架做工粗劣的小玩藝兒。
我們說過，今日行政當局采納的體制傷害了法蘭西的才華：我們将試着證明，這個體制也同樣不了解我們制度的精神。
君主制度不費力氣就在法國複辟了，因為它擁有我們的整個曆史，因為戴王冠的家族幾乎看到我們民族誕生，是它培育了我們的民族，使它開化，給了它所有的自由，并使它變得不朽。
隻是時間把這個君主制度逼到了現在這個地步。
政治上的想象時代已經過去；人們不可能再擁有一個充滿宗教信仰、崇拜和奧義的政府：人人都了解自己的權利，理性範圍之外的事情什麼都辦不成；當今之世，直到恩典，絕對君主制的最後一幕幻景，一切都被掂量，一切都被估價。
我們千萬不要弄錯，各個民族的新紀元開始了；它會不會較為幸運?隻有老天知道。
至于我們，隻有可能應付未來的事件。
千萬不要以為我們能夠往後退：隻有憲章才能夠拯救我們。
君主立憲制并不是從我們中間一套書寫成文的體制中誕生的，盡管它有一套印刷的法典；它是時間和事件的産物，一如先輩們的舊君主制。
在專制主義建築的大廈，在專制主義留下痕迹的地方，為什麼不能維持自由?勝利可說至今仍然裝飾着三種顔色，卻躲進了德?昂古萊姆公爵的營帳；合法王權住進了羅浮宮，雖說那裡仍可見到一面面鷹旗。
在君主立憲國家，人們尊重民衆的自由；人們把自由看做君主、人民和法律的保障。
我們另外想說的是代議制政府。
人家組成一個小集團(有人甚至說是兩個對立的小集團，因為必須競争)，用金錢收買報紙。
人家不怕引起公憤，與不肯賣身投靠的産業主打官司；人家想用法庭判決迫使這些産業主受人鄙視。
由于正派人不屑于幹這種事，人家就招募一些寫诽謗文章的家夥來支持保王黨内閣。
其實那些家夥制造流言蜚語，對王室加以困擾和折磨。
凡是在舊的警察機構當過差的，在帝國的衙門辦過事的人，人家都招來重用。
一如我們的鄰邦，當人們想招募水兵時，就在小酒館和可疑場所強抓硬捉壯丁。
這幫強行捉來的自由作家登上五六艘“船”——被收買的報紙，而他們所說的話在部長那裡被稱作“公衆輿論”。
以上十分簡略地轉摘了我在小冊子和《辯論報》上的論戰樣品。
也許還是摘錄長了。
在我那些小冊子和文章裡，大家可以讀到今日宣布的所有原則。
我不肯領受國務部長津貼——希臘委員會——莫萊先生便函——卡納裡斯給兒子的書信——雷卡米耶夫人給我寄來另一封書信摘要——我的作品全集 人家把我從内閣趕出來的時候，并未發給我國務部長津貼，我也沒有索讨；不過德?維萊爾先生受了國王一次指責，竟大膽地讓司法部長德?佩羅内先生重新發了一道敕書，補發這份津貼。
我不肯接受。
要麼我有權領取原先的津貼，要麼就什麼津貼也無權領取：如果是前面那種情況，用不着重新給我發敕書，如果是後面那種情況，這份津貼就是内閣總理賞賜的，我不願得這個好處。
希臘人為掙脫枷鎖而行動起來：在巴黎成立了一個希臘委員會，我是其中的一員。
委員會在勝利廣場的泰爾諾先生①家集合。
成員們相繼來到會議地點。
塞巴斯蒂亞尼将軍②剛一坐定，就表示這是一樁大事，他要為之長期鬥争：這番話讓我們講究實效的主席泰爾諾先生老大不快，他願意為希臘美人阿絲帕琪做一條披肩，卻不會為她浪費時間。
法布維埃先生③的快信讓委員會十分難受。
他嚴厲指責我們；因為我們沒有打赢馬拉松戰役，他便把他認為的種種不是怪罪于我們。
我為希臘的解放事業盡心出力，因為我覺得那是子女對母親盡一份孝心。
我寫了一份“照會”，寄給了俄羅斯皇帝的接位人，就像當年在維羅納會議，我交給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