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 第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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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把我安排進内閣：把它奪走的是德?黎塞留先生，把它歸還的還是德?黎塞留先生；彌補過錯給我帶來的快樂，并沒有超過犯下過錯時給我造成的傷害。
當我自以為将回柏林去看那些烏鴉時，局勢變得複雜：德?維萊爾先生退出了内閣。
我忠于友情和我的政治原則，認為應該與他一同退出政壇。
于是我緻函帕基埃先生： 男爵先生： 本月十四日，您打算召我去府上，宣布我必須再赴柏林任所。
我榮幸地回答您，由于德?科比埃爾和德?維萊爾兩位先生似乎要退出内閣，我的義務就是追随他們。
在代議制政府的工作實踐中，同一觀點的人習慣于分享同一命運。
男爵先生，習慣要求我做的事，榮譽命令我做，既然這不是得到，而是失去恩寵。
因此，我現在書面向您重申口頭曾向您提出的要求：辭去駐柏林宮廷全權公使的職務。
男爵先生，希望您能将我的辭呈放在國王腳下。
我懇求陛下接受我的理由，并且相信，我對他屈尊給予的恩情深懷感激與敬意。
我謹…………等等。
夏多布裡昂 一八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于巴黎 我向德?伯恩斯托弗伯爵通報中斷我們外交關系的事件；他回信說： 子爵先生： 雖說長久以來我就期待您的消息，可我還是為此深感不安。
在這種微妙的局勢裡，促使您作出決定的理由，我表示理解和尊重。
但是，除了在這個國家，人們對您的普遍敬佩又增加了新的理由以外，人們在長久擔心的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得到證實之後，也更覺得惋惜。
國王本人與王室成員都深感遺憾。
這種感情，我隻等您返回任所時才向您正式表示。
我懇求您保留對我的回憶和好意，并且接受我再次表示的不可侵犯的忠誠和崇高敬意。
伯恩斯托弗 一八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于柏林” 我趕快向安齊隆先生表示友情和遺憾。
他那封十分精彩的回信(撇開對我的贊揚)值得轉述如下： 先生，大名鼎鼎的朋友，您真的要離開我們，無可挽回了麼?雖說這悲傷離别我早有預見，還是被它搞得十分難受，就像未曾料到似的。
其實我們有資格把您留下，有資格擁有您，因為我們至少有一點小小的長處，就是感受，承認和欽佩您勝過别人的地方。
要是對您說，皇上，各位親王，朝野上下都舍不得您走，那是贊揚他們，而不是贊揚您；要是告訴您，我為這份依依不舍的感情感到欣慰，我為我的祖國感到驕傲，我與他們一樣舍不得您走，這又遠不是實話，而且也讓您領會不到我的感受。
請允許我認為，您十分了解我，完全可以看出我的心。
即使這顆心指責您，我的頭腦也不但完全寬恕您，而且還要對您高尚的舉動，對您奉行的原則表示敬意。
您本來就該給法國來一個深刻的教訓，作一個光輝的榜樣，現在，您在拒絕給一個缺乏自知之明，或者沒有必要的精神勇氣退出政壇的内閣效力時，還清了這兩筆夙債。
在一個代議制的君主國，部長們和把部長擺在最重要位置加以使用的人應該組成一個清一色的内閣；這個内閣的各個部分應該緊密團結。
在那裡不像其他内閣那樣，朋友要分開；在那裡朋友相互支持，共同進退同上同下，甚至一同垮台。
您已經身體力行，與維萊爾和科比埃爾兩位先生同進同退，向法國表明了這個準則的切實可行。
同時您也讓法國明白，事關原則之時，就不要考慮個人的升官發财。
即使您的原則不具有理性、良知和曆代的經驗，但隻要有您這樣的人在這些原則指導下所做的犧牲，就足以使人作出對這些原則有利的，在懂得尊嚴的人看來是有力的推斷。
我焦急地等待下次選舉的結果，以便為法國占星算蔔。
下次選舉将決定法國的未來。
再見，大名鼎鼎的朋友；希望不時地從您所居的高處，灑下幾滴甘露，以滋潤一顆始終愛您敬佩您的心。
這顆心隻要還在跳動，就不會中斷對您的感情。
安齊隆 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于柏林 我不再為自己和朋友的命運操心，隻是關心法國的利益，便把下面這份照會交給禦弟大人： 照會 倘若皇上垂詢，我為了他的辦事機構的利益，以及法國的安甯，将提出以下條陳。
任命盧阿耶—柯拉爾①先生，将使選舉院偏左的中間派滿意；不過我認為如果在貴族院或者衆議院選一個持中間觀點的有功之人入閣，和平會更有保障。
①盧阿耶—柯拉爾(Royer-Collard，一七六三—一八四五)，法國政治家，空論家。
再從獨立的右派衆議員中選一個入閣； 按這種思想來分配各部實職。
至于要辦的事： 在合适的時候推出一部有關新聞自由的完整法律。
撤銷追究意圖和随意審查這兩條。
準備一部市鎮法；完善七年任期法，把有被選資格的年齡定在三十歲。
一言以蔽之，手持憲章前進，勇敢捍衛宗教，既要反對亵渎宗教的行為，又要防止宗教狂熱對宗教本身帶來危害。
至于外事工作，國王的部長們應該以三件事為目标：法蘭西的榮譽、獨立與利益。
新法蘭西現在是百分之百的保王國家，但它也可以變成百分之百的革命國家：隻要依法行政，我以頭顱擔保，可享幾百年的太平；要是違法或者亂法，我就隻能擔保幾個月的前程。
我和我的朋友準備竭盡全力，支持按上述基本條件組成的行政機構。
夏多布裡昂 一個女人味蓋過王妃味的聲音來補償一種不斷變化的生活的痛苦。
坎伯蘭公爵夫人的字迹如此潦草，我都幾乎認不出來了。
信上署的日期是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這是我最後一次收到的這位王妃的親筆信。
唉!那段時間在巴黎支持我的其他高貴女友都已離開人世!難道我還要如此頑強地留在塵世，比我所依戀的人都活得長久?那些越老越糊塗，活夠了日子記不起事來的人是多麼幸福啊! 财政部長德?維萊爾先生——我被任命為駐倫敦大使 德?維萊爾和德?科比埃爾兩位先生辭職不久，内閣就解體了，于是如我所預料的，我的朋友們又回到内閣：德?蒙莫朗西子爵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德?維萊爾先生為财政部長，德?科比埃爾先生為内政部長。
我在前面那些政治行動上參與太多，對輿論的影響又太大，以至于人家不可能把我晾在一邊，于是決定派我去倫敦使館，替換德卡茲公爵先生：隻要把我打發到遠方，路易十八總是同意。
我去向他表示謝忱。
他對我談起那位寵臣，言語間流露出恒久不變的眷念，這種感情，在君王身上真是少見。
他請我在喬治四世頭腦裡抹去對德卡茲先生的成見，并叫我忘掉從前與那位前警察大臣的分歧。
這位君主受過那麼多苦難，都不曾流下一滴眼淚，現在卻為曾經有幸成為他朋友的人可能吃過的苦頭動情。
我的任命喚醒了記憶：腦海裡又浮現出夏洛特的身影；我的青春歲月，流亡生活帶着它們的苦與樂又出現在眼前。
人類的弱點讓我把重返故地當成一種快樂：當年我在那邊默默無聞，勢單力薄，如今已是名聞遐迩，手握大權。
德?夏多布裡昂夫人怕海，不敢過海峽，于是我單身赴任。
使團的秘書們先我動身。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改定 一八二二年——倫敦發的第一批公函 正是一八二二年在倫敦，我才連續寫出了這本回憶錄中最長的部分，其中包括我去美國旅行，返回法國，結婚，上巴黎，與兄長同赴德國流亡，從一七九三年到一八○○年在英國居留，以及在那兒吃的苦頭等内容。
那裡面有對古老的英格蘭的描寫。
由于我一八二二年擔任駐英使節時又描寫了英倫風情，因此對一七九三年到世紀末的人物與風俗的變化感到吃驚。
我自然而然地把一八二二年看到的景象與在海峽對岸流亡七年的所見所聞作比較。
因此，有些事情，我本該放在倫敦當大使期間來叙述，卻已經提前寫過了。
到我魂牽夢繞的地方舊地重遊時我的激動，感受，我在前面已經說了。
可是，你們也許沒有讀那部分?你們做對了。
現在，我隻要告訴你們，我在叙述倫敦任職期間的事情時留下的空白在哪兒補上就行了。
因此，我一八三九年寫這些文字時，心卻是回到了一八二二年和一七三三年的死人中間。
一八二二年四月，我在倫敦，距薩頓夫人(即當年的夏洛特)有四百來裡。
我在肯辛頓公園散步，帶着新近的印象和年輕時的往事：年代的混雜在我身上造成了記憶的混雜。
日趨衰弱的生命如希臘科林西亞城的大火，把缪斯與愛神的青銅雕塑、三角支架與墳墓混合在一起。
當我下榻到波特蘭廣場賓館時，議會還在休假。
副國務秘書普朗塔先生以倫敦德裡侯爵的名義，建議我去北克萊吃晚飯。
那是那位大貴族居住的鄉間别墅。
别墅朝花園的窗前，長着一棵大樹；遠處可看見幾塊草場；周圍的山丘上長着小塊小塊矮林，使這塊地方的風景與英國平常的風景不同。
倫敦德裡夫人作為侯爵夫人和首相夫人，名聲十分顯赫。
我四月十二日的第四号公函叙述了與倫敦德裡侯爵的初次會晤；它涉及了我将料理的事務： 子爵先生： 前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我去了北克萊，與倫敦德裡侯爵會談。
茲将會談情況榮幸地向您報告如下。
飯前會談了一個半小時，飯後又繼續，但沒有飯前自在，因為有外人在場。
一開始倫敦德裡侯爵再三了解皇上最新的健康狀況，明顯地顯示出政治上的關注。
我在這方面讓他放心後，他又談起我國内閣的情況，對我說：“它穩定了。
”我答道：“它從來就沒有不穩過。
由于它屬于一派人，隻要這派人在議院占主要地位，它就不會倒。
”于是我們由此談起選舉：我告訴他夏季開會有好處，可以在财政年度内恢複秩序，他聽了我的話似乎有些吃驚；看來在此之前，他一直未弄清楚這方面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談起了俄羅斯與土耳其之間的戰争。
倫敦德裡侯爵在談論軍隊與士兵時，似乎與我們的前任内閣觀點一緻，認為我們調集大軍将有危險。
我駁斥了這種觀點，指出帶領法國士兵參戰沒有任何值得擔心的；法國士兵看到敵人的旗幟決不會叛變；我還指出，我們剛剛擴充了軍隊，如果必要，明日還可以擴編，毫無困難；說實話，在一個駐防區裡，可能有幾個士官會喊“憲章萬歲”，但是到了戰場上，我們的擲彈兵們都會高呼“國王萬歲”。
我不知道這個重大政策是否讓倫敦德裡侯爵忘了販賣黑奴；他一個宇也沒跟我談起。
換了話題之後，他又跟我談起美國總統
當我自以為将回柏林去看那些烏鴉時，局勢變得複雜：德?維萊爾先生退出了内閣。
我忠于友情和我的政治原則，認為應該與他一同退出政壇。
于是我緻函帕基埃先生： 男爵先生： 本月十四日，您打算召我去府上，宣布我必須再赴柏林任所。
我榮幸地回答您，由于德?科比埃爾和德?維萊爾兩位先生似乎要退出内閣，我的義務就是追随他們。
在代議制政府的工作實踐中，同一觀點的人習慣于分享同一命運。
男爵先生，習慣要求我做的事，榮譽命令我做，既然這不是得到，而是失去恩寵。
因此，我現在書面向您重申口頭曾向您提出的要求：辭去駐柏林宮廷全權公使的職務。
男爵先生，希望您能将我的辭呈放在國王腳下。
我懇求陛下接受我的理由，并且相信，我對他屈尊給予的恩情深懷感激與敬意。
我謹…………等等。
夏多布裡昂 一八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于巴黎 我向德?伯恩斯托弗伯爵通報中斷我們外交關系的事件；他回信說： 子爵先生： 雖說長久以來我就期待您的消息，可我還是為此深感不安。
在這種微妙的局勢裡，促使您作出決定的理由，我表示理解和尊重。
但是，除了在這個國家，人們對您的普遍敬佩又增加了新的理由以外，人們在長久擔心的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得到證實之後，也更覺得惋惜。
國王本人與王室成員都深感遺憾。
這種感情，我隻等您返回任所時才向您正式表示。
我懇求您保留對我的回憶和好意，并且接受我再次表示的不可侵犯的忠誠和崇高敬意。
伯恩斯托弗 一八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于柏林” 我趕快向安齊隆先生表示友情和遺憾。
他那封十分精彩的回信(撇開對我的贊揚)值得轉述如下： 先生，大名鼎鼎的朋友，您真的要離開我們，無可挽回了麼?雖說這悲傷離别我早有預見，還是被它搞得十分難受，就像未曾料到似的。
其實我們有資格把您留下，有資格擁有您，因為我們至少有一點小小的長處，就是感受，承認和欽佩您勝過别人的地方。
要是對您說，皇上，各位親王，朝野上下都舍不得您走，那是贊揚他們，而不是贊揚您；要是告訴您，我為這份依依不舍的感情感到欣慰，我為我的祖國感到驕傲，我與他們一樣舍不得您走，這又遠不是實話，而且也讓您領會不到我的感受。
請允許我認為，您十分了解我，完全可以看出我的心。
即使這顆心指責您，我的頭腦也不但完全寬恕您，而且還要對您高尚的舉動，對您奉行的原則表示敬意。
您本來就該給法國來一個深刻的教訓，作一個光輝的榜樣，現在，您在拒絕給一個缺乏自知之明，或者沒有必要的精神勇氣退出政壇的内閣效力時，還清了這兩筆夙債。
在一個代議制的君主國，部長們和把部長擺在最重要位置加以使用的人應該組成一個清一色的内閣；這個内閣的各個部分應該緊密團結。
在那裡不像其他内閣那樣，朋友要分開；在那裡朋友相互支持，共同進退同上同下，甚至一同垮台。
您已經身體力行，與維萊爾和科比埃爾兩位先生同進同退，向法國表明了這個準則的切實可行。
同時您也讓法國明白，事關原則之時，就不要考慮個人的升官發财。
即使您的原則不具有理性、良知和曆代的經驗，但隻要有您這樣的人在這些原則指導下所做的犧牲，就足以使人作出對這些原則有利的，在懂得尊嚴的人看來是有力的推斷。
我焦急地等待下次選舉的結果，以便為法國占星算蔔。
下次選舉将決定法國的未來。
再見，大名鼎鼎的朋友；希望不時地從您所居的高處，灑下幾滴甘露，以滋潤一顆始終愛您敬佩您的心。
這顆心隻要還在跳動，就不會中斷對您的感情。
安齊隆 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于柏林 我不再為自己和朋友的命運操心，隻是關心法國的利益，便把下面這份照會交給禦弟大人： 照會 倘若皇上垂詢，我為了他的辦事機構的利益，以及法國的安甯，将提出以下條陳。
任命盧阿耶—柯拉爾①先生，将使選舉院偏左的中間派滿意；不過我認為如果在貴族院或者衆議院選一個持中間觀點的有功之人入閣，和平會更有保障。
①盧阿耶—柯拉爾(Royer-Collard，一七六三—一八四五)，法國政治家，空論家。
再從獨立的右派衆議員中選一個入閣； 按這種思想來分配各部實職。
至于要辦的事： 在合适的時候推出一部有關新聞自由的完整法律。
撤銷追究意圖和随意審查這兩條。
準備一部市鎮法；完善七年任期法，把有被選資格的年齡定在三十歲。
一言以蔽之，手持憲章前進，勇敢捍衛宗教，既要反對亵渎宗教的行為，又要防止宗教狂熱對宗教本身帶來危害。
至于外事工作，國王的部長們應該以三件事為目标：法蘭西的榮譽、獨立與利益。
新法蘭西現在是百分之百的保王國家，但它也可以變成百分之百的革命國家：隻要依法行政，我以頭顱擔保，可享幾百年的太平；要是違法或者亂法，我就隻能擔保幾個月的前程。
我和我的朋友準備竭盡全力，支持按上述基本條件組成的行政機構。
夏多布裡昂 一個女人味蓋過王妃味的聲音來補償一種不斷變化的生活的痛苦。
坎伯蘭公爵夫人的字迹如此潦草，我都幾乎認不出來了。
信上署的日期是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這是我最後一次收到的這位王妃的親筆信。
唉!那段時間在巴黎支持我的其他高貴女友都已離開人世!難道我還要如此頑強地留在塵世，比我所依戀的人都活得長久?那些越老越糊塗，活夠了日子記不起事來的人是多麼幸福啊! 财政部長德?維萊爾先生——我被任命為駐倫敦大使 德?維萊爾和德?科比埃爾兩位先生辭職不久，内閣就解體了，于是如我所預料的，我的朋友們又回到内閣：德?蒙莫朗西子爵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德?維萊爾先生為财政部長，德?科比埃爾先生為内政部長。
我在前面那些政治行動上參與太多，對輿論的影響又太大，以至于人家不可能把我晾在一邊，于是決定派我去倫敦使館，替換德卡茲公爵先生：隻要把我打發到遠方，路易十八總是同意。
我去向他表示謝忱。
他對我談起那位寵臣，言語間流露出恒久不變的眷念，這種感情，在君王身上真是少見。
他請我在喬治四世頭腦裡抹去對德卡茲先生的成見，并叫我忘掉從前與那位前警察大臣的分歧。
這位君主受過那麼多苦難，都不曾流下一滴眼淚，現在卻為曾經有幸成為他朋友的人可能吃過的苦頭動情。
我的任命喚醒了記憶：腦海裡又浮現出夏洛特的身影；我的青春歲月，流亡生活帶着它們的苦與樂又出現在眼前。
人類的弱點讓我把重返故地當成一種快樂：當年我在那邊默默無聞，勢單力薄，如今已是名聞遐迩，手握大權。
德?夏多布裡昂夫人怕海，不敢過海峽，于是我單身赴任。
使團的秘書們先我動身。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改定 一八二二年——倫敦發的第一批公函 正是一八二二年在倫敦，我才連續寫出了這本回憶錄中最長的部分，其中包括我去美國旅行，返回法國，結婚，上巴黎，與兄長同赴德國流亡，從一七九三年到一八○○年在英國居留，以及在那兒吃的苦頭等内容。
那裡面有對古老的英格蘭的描寫。
由于我一八二二年擔任駐英使節時又描寫了英倫風情，因此對一七九三年到世紀末的人物與風俗的變化感到吃驚。
我自然而然地把一八二二年看到的景象與在海峽對岸流亡七年的所見所聞作比較。
因此，有些事情，我本該放在倫敦當大使期間來叙述，卻已經提前寫過了。
到我魂牽夢繞的地方舊地重遊時我的激動，感受，我在前面已經說了。
可是，你們也許沒有讀那部分?你們做對了。
現在，我隻要告訴你們，我在叙述倫敦任職期間的事情時留下的空白在哪兒補上就行了。
因此，我一八三九年寫這些文字時，心卻是回到了一八二二年和一七三三年的死人中間。
一八二二年四月，我在倫敦，距薩頓夫人(即當年的夏洛特)有四百來裡。
我在肯辛頓公園散步，帶着新近的印象和年輕時的往事：年代的混雜在我身上造成了記憶的混雜。
日趨衰弱的生命如希臘科林西亞城的大火，把缪斯與愛神的青銅雕塑、三角支架與墳墓混合在一起。
當我下榻到波特蘭廣場賓館時，議會還在休假。
副國務秘書普朗塔先生以倫敦德裡侯爵的名義，建議我去北克萊吃晚飯。
那是那位大貴族居住的鄉間别墅。
别墅朝花園的窗前，長着一棵大樹；遠處可看見幾塊草場；周圍的山丘上長着小塊小塊矮林，使這塊地方的風景與英國平常的風景不同。
倫敦德裡夫人作為侯爵夫人和首相夫人，名聲十分顯赫。
我四月十二日的第四号公函叙述了與倫敦德裡侯爵的初次會晤；它涉及了我将料理的事務： 子爵先生： 前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我去了北克萊，與倫敦德裡侯爵會談。
茲将會談情況榮幸地向您報告如下。
飯前會談了一個半小時，飯後又繼續，但沒有飯前自在，因為有外人在場。
一開始倫敦德裡侯爵再三了解皇上最新的健康狀況，明顯地顯示出政治上的關注。
我在這方面讓他放心後，他又談起我國内閣的情況，對我說：“它穩定了。
”我答道：“它從來就沒有不穩過。
由于它屬于一派人，隻要這派人在議院占主要地位，它就不會倒。
”于是我們由此談起選舉：我告訴他夏季開會有好處，可以在财政年度内恢複秩序，他聽了我的話似乎有些吃驚；看來在此之前，他一直未弄清楚這方面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談起了俄羅斯與土耳其之間的戰争。
倫敦德裡侯爵在談論軍隊與士兵時，似乎與我們的前任内閣觀點一緻，認為我們調集大軍将有危險。
我駁斥了這種觀點，指出帶領法國士兵參戰沒有任何值得擔心的；法國士兵看到敵人的旗幟決不會叛變；我還指出，我們剛剛擴充了軍隊，如果必要，明日還可以擴編，毫無困難；說實話，在一個駐防區裡，可能有幾個士官會喊“憲章萬歲”，但是到了戰場上，我們的擲彈兵們都會高呼“國王萬歲”。
我不知道這個重大政策是否讓倫敦德裡侯爵忘了販賣黑奴；他一個宇也沒跟我談起。
換了話題之後，他又跟我談起美國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