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 第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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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堯姆公主——歌劇——音樂會
根據腓特烈二世的一項規定，在柏林的王族，無論男女，都不見外交使團。
不過，由于是狂歡節，又由于坎伯蘭公爵與普魯士的腓特烈公主結婚(新娘是已故王後的妹妹)，還由于禮儀上的某種改動(據說，這是為我作的)，我有比各國同事更多的機會與王室成員接觸。
由于我經常去“大王宮’’拜訪，就在裡面遇到了吉堯姆公主：她欣然把我領到各個房間去。
我從沒有見過比她更憂傷的目光。
在宮樓後面，臨斯普萊雷河的一些無人的沙龍裡，她把一間卧房指給我看：在一定的日子，一位白衣貴婦經常出入這間卧室。
坎伯蘭公爵夫人也告訴我，她和姐姐普魯士王後還很小的時候，聽到剛剛逝世的母親在閉攏的床帏裡面跟她們說話。
我這好奇的探訪結束時，不期碰上了國王。
他把我領到他的小禮拜堂，讓我觀看帶耶稣像的十字架和油畫，并把他作這些革新的榮譽歸功于我，因為他告訴我，他在《基督教真谛》中讀到新教徒把禮拜作得過于樸素的評論，覺得我的批評是正确的：那時他還不到極端盲信路德教的地步。
晚上在歌劇院，我的包廂正對舞台，就在王室的包廂旁邊。
我常與公主王妃們聊天。
幕間休息的時候，國王經常走出包廂，被我在走廊裡碰到。
他看看周圍有沒有外人，人家有沒有可能聽到我們的談話，然後他小聲告訴我，他喜歡格魯克，厭惡羅西尼。
他甚至展開來談，抱怨藝術頹廢，尤其是歌劇中那些漱口似的破壞音：他跟我說心裡話，說這些意見隻敢對我說，因為他身邊那些人不喜歡聽。
一見到有人過來，他就趕忙回包廂去了。
我看了席勒的《聖女貞德》：蘭斯大教堂描繪得十分逼真。
國王對宗教的事十分認真，看到舞台上表現天主教的祭祀場面，很不舒服，隻好忍受。
《維斯泰爾》的作者斯篷蒂尼先生是歌劇院經理。
斯篷蒂尼夫人是發明三角鋼琴的艾拉爾先生的女兒，那是個可愛的人兒，隻是說話慢聲慢氣，似乎為女性的滔滔不絕贖了罪：每個詞都被她分成一個個音節，從唇上吐出來；她要是對你說：“我愛你。
”一個法國人的愛情很可能就在她吐出這三個字的時間裡消失得無影無蹤。
她沒法說出我的全名，可她不發一定的慈悲，是不會輕易放過我的。
有一種公共音樂會，每周舉行兩三次。
每天晚上，男工女工下班回來，女工挎着籃子，男工拿着工具，你擠我搡地擁人一間大廳；進門時，有人給他們一張樂譜，于是他們和合唱團一起唱起來，唱得驚人地準确。
兩三百個人的聲音混合在一起，氣勢磅礴，令人驚訝。
待到歌曲唱完，各人又走上回家的路，我們從未有這種和諧的感覺。
這是文明的強有力的手段。
它把一種教育引進了德國農民的茅屋，而這種教育，我們的鄉下人卻缺乏：哪裡有鋼琴，哪裡就不會再有粗野。
我的頭一批公函——德?波納先生 大約在一月十三日，我與外交部長開通了郵路。
我的思想很容易屈從于這類工作：為什麼不呢?但丁、阿裡奧斯特和彌爾頓在政壇與詩壇不都獲得了成功嗎?我當然不是但丁，不是阿裡奧斯特，也不是彌爾頓；但是歐洲和法國都從“維羅納會議”看出我能幹什麼事情。
柏林我的前任德?波納先生在一八一六年談論我，就像在革命開始時在小詩中談論德?拉梅特①先生一樣：你要是和藹可親，就不要把記事本留在身後；你要是沒有外交才能，就不要像職員那樣正直。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你原來反對的人，說不定一陣風就會把他送到你的位子上。
由于一個使節的職責首先在于熟悉使團的檔案，我就看到了主人親自整理的那些筆記。
你讓我怎麼辦?這些深文周納的人物，為了良好事業的成功而竭盡全力，卻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出一點疵漏。
①拉梅特(Lameth，一七五六—一八五四)，法國将軍，政治家，曾參加美國獨立戰争。
德?波納先生的筆記摘錄 第六十四号 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皇上對新組成的貴族院發表的演講，已經為歐洲各國所獲悉并且贊同。
有人問我，忠于皇上的人，依附他本人，在他宮中或者在各位親王宮中辦事的人，是否确實投票支持德?夏多布裡昂先生進入秘書處。
我的答複是，投票是不記名的，誰也不清楚投票者投了誰。
有一個要人叫了起來：“啊!要是皇上确知是哪些人投贊成票，我就希望杜伊勒利宮立即禁止那些不忠的仆人進入。
”我認為我不應該回答，也就沒有理睬這番話。
一八一六年十月十五日 …… 本月五日與九月二十日的舉措，都是由同一位公爵先生采取的：兩個舉措在歐洲得到的是一片贊同聲。
隻是看到最純粹最正統的保王派繼續狂熱支持德?夏多布裡昂先生，盡管他出了一本書，提出了一個原則，即按照憲章，法國國王以後隻是一個精神上的存在，在本質上是不存在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
要是提出這種原則的不是他，而是别人，那麼這些表面看上去有理性的人會将他定性為雅各賓黨人。
” 我這下子安分了。
再說這也是一個好教訓；它壓下了我們的自傲，讓我們知道身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看了德?波納先生和幾個屬于舊制度的使節的信函，我覺得它們傳遞的主要不是外交事務，而是與宮廷和社會有關的一些人物的轶事：它們成了像當若那樣阿谀奉承的家夥，或者像塔爾曼①那樣冷嘲熱諷的家夥的日記。
因此，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對我的同事那些趣味盎然的信，比對我的一本正經的公函要喜歡得多。
我本可以像前任那樣去歡笑，去嘲弄人；可是引起議論的豔遇和小詭計與公務相聯系的時代已經過去。
對我的國家來說，從描繪普魯士首相哈登貝格，先生的文字裡又能得到什麼好處?這個俊朗的老頭像天鵝一樣白，像土缽一樣聾，不經允許就去羅馬，拿太多的事兒尋開心，不論什麼幻想都相信，最後落到磁療醫生柯爾夫手裡，被他的磁氣學迷上了，我曾碰見他騎馬在魔鬼、醫學和缪斯三不管的偏僻地帶轉來轉去。
①當若(Dangeau，一六三八—一七二○)，法國道德家，路易十四的親信，留下一部《路易十四宮廷日記》。
塔爾曼(Tallenmnt，一六一九一—一六九二)，法國道德家，著有《雜聞錄》。
我對這些無聊信函很是鄙視，便在一八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的十三号信中對時任外交部長的帕基埃先生說： “男爵先生，我不會按慣例，向您報告招待會、舞會和晚會的情況；我也不會向您描繪無足輕重的人物，作毫無益處的譏諷，我努力使外交擺脫那些說長道短的陋習。
非常時期過去之後，平常的統治又會恢複：今日隻應描寫應該活着的人，隻應進攻威脅人家的人。
” 公園——坎伯蘭公爵夫人 柏林給我留下了長久回憶，因為我在此地找到的娛樂讓我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時期。
隻不過實實在在的公主扮演了我的茜爾菲德①的角色。
一些老烏鴉飛來栖息在我窗前的椴樹上。
它們是我永遠的朋友。
我扔食物給它們吃。
當它們接住的面包塊太大的時候，便以難以想象的靈活趕緊扔掉，轉接一塊小一點的，使得後面可以接一塊稍大點的。
這樣一塊塊接下去，直到接到一塊很大的，銜在嘴尖上，把嘴撐得開開的，再也落不下什麼食物為止。
吃飽以後，它們就以自己的方式唱歌：“烏鴉的歌猶如舊時代的聲音。
”我曾在冰封的柏林僻靜的空地上轉悠，但我沒有聽到從它的城牆内，一如從羅馬古老的城牆内傳來少女的曼妙歌聲。
我碰到的不是趿着便鞋，在花叢中行走的白須嘉布遣會修士，而是滾雪球的士兵。
①世界第一部浪漫芭蕾舞劇《茜爾菲德》中的女主人公。
有一天，在城牆拐角上，我和秘書雅辛特迎面碰上一股刺骨的東風，不得不在田野裡猛跑，回到城裡已經累得半死。
我們跨進城垣，所有的看門狗都來追我們，撲上來咬我們的大腿。
那一天氣溫表落到零下二十二度。
在波茨坦，有一兩個公務員凍傷了。
公園另一邊，是一個廢棄的舊養雉場。
普魯士的親王們不打獵。
一條運河流人斯普雷河，上面架有一座小木橋。
走過橋便到了充作養雉場柱廊的杉木立柱之中。
一隻狐狸從倉庫牆洞裡鑽出來，來向我打招呼，又鑽回它的避難所。
它讓我想起孔堡槌球場的狐狸。
在柏林，被稱作公園的，是一大片樹林，其中有橡樹、桦樹、山毛榉、椴樹和荷蘭白樹。
公園坐落在夏洛登堡門口。
一條大路從中穿過，通往這座行宮。
公園右邊是練兵場，左邊是一些農舍。
公園裡面當時并沒有像樣的路徑：人們或是踏人一塊塊草地，或是走到一些荒野之處，常常還有一些山毛榉樹身攔住你的去路。
青年德意志成員在樹身上用刀刻着一些心，心上插着匕首：在這些圖案下面，刻着“桑德”①這個名字。
一群群烏鴉，栖息在即将發芽的樹上，開始亮開嗓子鳴啭。
大自然中動物先于植物複蘇。
在解凍的水面上，這裡那裡浮着一隻隻鴨子，吞食着黑乎乎的蛙類：那些夜莺在柏林的“樹林裡撩開了春天的面紗”。
然而公園裡并非沒有漂亮的動物：一些松鼠在樹枝上地上追逐嬉鬧，用尾巴豎起旗杆。
當我走近它們嬉戲的地方時，那此小家夥就溜上橡樹，停在一個桠叉上，低聲抱怨着，看着我從下面經過。
有幾個遊園的人經常來到喬木林。
林子裡土地坎坷不平，溝渠縱橫。
有幾次，我遇到一個患痛風症的老軍官，他暖和了身子，高興地跟我談起那慘淡的陽光(我在陽光下發抖)，他對我說：“冷得很呐!”我間常碰到坎伯蘭公爵騎着馬，幾乎看不見，被一株荷蘭白樹攔住路，鼻子幾乎碰到樹身。
有幾輛套着六匹馬的轎車駛過。
它們或是載着奧地利的大使夫人，或是拉着拉濟維烏王妃和她女兒。
那姑娘年方十五，長得像奧西昂的畫上月亮周圍那些長着維納斯面孔的雲彩一樣可愛。
坎伯蘭公爵夫人幾乎每天和我做一樣的散步：有時她從一所茅屋來，剛才在那裡救濟了一位可憐的斯潘道鎮的婦女，有時她停下來，親切地說想遇見我；可愛的王女像夜晚的仙女一樣從馬車上下來，要在森林裡轉悠!我在宮裡也見過她：她多次對我說，她想把兒子交給我培養。
那個小喬治已經當了君主①，據說她表姐維多利亞女王曾想把他安排在她身邊，坐英國的王位。
①桑德，自由主義大學生，因殺死作家柯采布，于一八一九年被處決。
①一八一五年當了漢諾威國王。
腓特烈公主婚後曾在泰晤士河邊，在基尤那些花
不過，由于是狂歡節，又由于坎伯蘭公爵與普魯士的腓特烈公主結婚(新娘是已故王後的妹妹)，還由于禮儀上的某種改動(據說，這是為我作的)，我有比各國同事更多的機會與王室成員接觸。
由于我經常去“大王宮’’拜訪，就在裡面遇到了吉堯姆公主：她欣然把我領到各個房間去。
我從沒有見過比她更憂傷的目光。
在宮樓後面，臨斯普萊雷河的一些無人的沙龍裡，她把一間卧房指給我看：在一定的日子，一位白衣貴婦經常出入這間卧室。
坎伯蘭公爵夫人也告訴我，她和姐姐普魯士王後還很小的時候，聽到剛剛逝世的母親在閉攏的床帏裡面跟她們說話。
我這好奇的探訪結束時，不期碰上了國王。
他把我領到他的小禮拜堂，讓我觀看帶耶稣像的十字架和油畫，并把他作這些革新的榮譽歸功于我，因為他告訴我，他在《基督教真谛》中讀到新教徒把禮拜作得過于樸素的評論，覺得我的批評是正确的：那時他還不到極端盲信路德教的地步。
晚上在歌劇院，我的包廂正對舞台，就在王室的包廂旁邊。
我常與公主王妃們聊天。
幕間休息的時候，國王經常走出包廂，被我在走廊裡碰到。
他看看周圍有沒有外人，人家有沒有可能聽到我們的談話，然後他小聲告訴我，他喜歡格魯克，厭惡羅西尼。
他甚至展開來談，抱怨藝術頹廢，尤其是歌劇中那些漱口似的破壞音：他跟我說心裡話，說這些意見隻敢對我說，因為他身邊那些人不喜歡聽。
一見到有人過來，他就趕忙回包廂去了。
我看了席勒的《聖女貞德》：蘭斯大教堂描繪得十分逼真。
國王對宗教的事十分認真，看到舞台上表現天主教的祭祀場面，很不舒服，隻好忍受。
《維斯泰爾》的作者斯篷蒂尼先生是歌劇院經理。
斯篷蒂尼夫人是發明三角鋼琴的艾拉爾先生的女兒，那是個可愛的人兒，隻是說話慢聲慢氣，似乎為女性的滔滔不絕贖了罪：每個詞都被她分成一個個音節，從唇上吐出來；她要是對你說：“我愛你。
”一個法國人的愛情很可能就在她吐出這三個字的時間裡消失得無影無蹤。
她沒法說出我的全名，可她不發一定的慈悲，是不會輕易放過我的。
有一種公共音樂會，每周舉行兩三次。
每天晚上，男工女工下班回來，女工挎着籃子，男工拿着工具，你擠我搡地擁人一間大廳；進門時，有人給他們一張樂譜，于是他們和合唱團一起唱起來，唱得驚人地準确。
兩三百個人的聲音混合在一起，氣勢磅礴，令人驚訝。
待到歌曲唱完，各人又走上回家的路，我們從未有這種和諧的感覺。
這是文明的強有力的手段。
它把一種教育引進了德國農民的茅屋，而這種教育，我們的鄉下人卻缺乏：哪裡有鋼琴，哪裡就不會再有粗野。
我的頭一批公函——德?波納先生 大約在一月十三日，我與外交部長開通了郵路。
我的思想很容易屈從于這類工作：為什麼不呢?但丁、阿裡奧斯特和彌爾頓在政壇與詩壇不都獲得了成功嗎?我當然不是但丁，不是阿裡奧斯特，也不是彌爾頓；但是歐洲和法國都從“維羅納會議”看出我能幹什麼事情。
柏林我的前任德?波納先生在一八一六年談論我，就像在革命開始時在小詩中談論德?拉梅特①先生一樣：你要是和藹可親，就不要把記事本留在身後；你要是沒有外交才能，就不要像職員那樣正直。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你原來反對的人，說不定一陣風就會把他送到你的位子上。
由于一個使節的職責首先在于熟悉使團的檔案，我就看到了主人親自整理的那些筆記。
你讓我怎麼辦?這些深文周納的人物，為了良好事業的成功而竭盡全力，卻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出一點疵漏。
①拉梅特(Lameth，一七五六—一八五四)，法國将軍，政治家，曾參加美國獨立戰争。
德?波納先生的筆記摘錄 第六十四号 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皇上對新組成的貴族院發表的演講，已經為歐洲各國所獲悉并且贊同。
有人問我，忠于皇上的人，依附他本人，在他宮中或者在各位親王宮中辦事的人，是否确實投票支持德?夏多布裡昂先生進入秘書處。
我的答複是，投票是不記名的，誰也不清楚投票者投了誰。
有一個要人叫了起來：“啊!要是皇上确知是哪些人投贊成票，我就希望杜伊勒利宮立即禁止那些不忠的仆人進入。
”我認為我不應該回答，也就沒有理睬這番話。
一八一六年十月十五日 …… 本月五日與九月二十日的舉措，都是由同一位公爵先生采取的：兩個舉措在歐洲得到的是一片贊同聲。
隻是看到最純粹最正統的保王派繼續狂熱支持德?夏多布裡昂先生，盡管他出了一本書，提出了一個原則，即按照憲章，法國國王以後隻是一個精神上的存在，在本質上是不存在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
要是提出這種原則的不是他，而是别人，那麼這些表面看上去有理性的人會将他定性為雅各賓黨人。
” 我這下子安分了。
再說這也是一個好教訓；它壓下了我們的自傲，讓我們知道身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看了德?波納先生和幾個屬于舊制度的使節的信函，我覺得它們傳遞的主要不是外交事務，而是與宮廷和社會有關的一些人物的轶事：它們成了像當若那樣阿谀奉承的家夥，或者像塔爾曼①那樣冷嘲熱諷的家夥的日記。
因此，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對我的同事那些趣味盎然的信，比對我的一本正經的公函要喜歡得多。
我本可以像前任那樣去歡笑，去嘲弄人；可是引起議論的豔遇和小詭計與公務相聯系的時代已經過去。
對我的國家來說，從描繪普魯士首相哈登貝格，先生的文字裡又能得到什麼好處?這個俊朗的老頭像天鵝一樣白，像土缽一樣聾，不經允許就去羅馬，拿太多的事兒尋開心，不論什麼幻想都相信，最後落到磁療醫生柯爾夫手裡，被他的磁氣學迷上了，我曾碰見他騎馬在魔鬼、醫學和缪斯三不管的偏僻地帶轉來轉去。
①當若(Dangeau，一六三八—一七二○)，法國道德家，路易十四的親信，留下一部《路易十四宮廷日記》。
塔爾曼(Tallenmnt，一六一九一—一六九二)，法國道德家，著有《雜聞錄》。
我對這些無聊信函很是鄙視，便在一八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的十三号信中對時任外交部長的帕基埃先生說： “男爵先生，我不會按慣例，向您報告招待會、舞會和晚會的情況；我也不會向您描繪無足輕重的人物，作毫無益處的譏諷，我努力使外交擺脫那些說長道短的陋習。
非常時期過去之後，平常的統治又會恢複：今日隻應描寫應該活着的人，隻應進攻威脅人家的人。
” 公園——坎伯蘭公爵夫人 柏林給我留下了長久回憶，因為我在此地找到的娛樂讓我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時期。
隻不過實實在在的公主扮演了我的茜爾菲德①的角色。
一些老烏鴉飛來栖息在我窗前的椴樹上。
它們是我永遠的朋友。
我扔食物給它們吃。
當它們接住的面包塊太大的時候，便以難以想象的靈活趕緊扔掉，轉接一塊小一點的，使得後面可以接一塊稍大點的。
這樣一塊塊接下去，直到接到一塊很大的，銜在嘴尖上，把嘴撐得開開的，再也落不下什麼食物為止。
吃飽以後，它們就以自己的方式唱歌：“烏鴉的歌猶如舊時代的聲音。
”我曾在冰封的柏林僻靜的空地上轉悠，但我沒有聽到從它的城牆内，一如從羅馬古老的城牆内傳來少女的曼妙歌聲。
我碰到的不是趿着便鞋，在花叢中行走的白須嘉布遣會修士，而是滾雪球的士兵。
①世界第一部浪漫芭蕾舞劇《茜爾菲德》中的女主人公。
有一天，在城牆拐角上，我和秘書雅辛特迎面碰上一股刺骨的東風，不得不在田野裡猛跑，回到城裡已經累得半死。
我們跨進城垣，所有的看門狗都來追我們，撲上來咬我們的大腿。
那一天氣溫表落到零下二十二度。
在波茨坦，有一兩個公務員凍傷了。
公園另一邊，是一個廢棄的舊養雉場。
普魯士的親王們不打獵。
一條運河流人斯普雷河，上面架有一座小木橋。
走過橋便到了充作養雉場柱廊的杉木立柱之中。
一隻狐狸從倉庫牆洞裡鑽出來，來向我打招呼，又鑽回它的避難所。
它讓我想起孔堡槌球場的狐狸。
在柏林，被稱作公園的，是一大片樹林，其中有橡樹、桦樹、山毛榉、椴樹和荷蘭白樹。
公園坐落在夏洛登堡門口。
一條大路從中穿過，通往這座行宮。
公園右邊是練兵場，左邊是一些農舍。
公園裡面當時并沒有像樣的路徑：人們或是踏人一塊塊草地，或是走到一些荒野之處，常常還有一些山毛榉樹身攔住你的去路。
青年德意志成員在樹身上用刀刻着一些心，心上插着匕首：在這些圖案下面，刻着“桑德”①這個名字。
一群群烏鴉，栖息在即将發芽的樹上，開始亮開嗓子鳴啭。
大自然中動物先于植物複蘇。
在解凍的水面上，這裡那裡浮着一隻隻鴨子，吞食着黑乎乎的蛙類：那些夜莺在柏林的“樹林裡撩開了春天的面紗”。
然而公園裡并非沒有漂亮的動物：一些松鼠在樹枝上地上追逐嬉鬧，用尾巴豎起旗杆。
當我走近它們嬉戲的地方時，那此小家夥就溜上橡樹，停在一個桠叉上，低聲抱怨着，看着我從下面經過。
有幾個遊園的人經常來到喬木林。
林子裡土地坎坷不平，溝渠縱橫。
有幾次，我遇到一個患痛風症的老軍官，他暖和了身子，高興地跟我談起那慘淡的陽光(我在陽光下發抖)，他對我說：“冷得很呐!”我間常碰到坎伯蘭公爵騎着馬，幾乎看不見，被一株荷蘭白樹攔住路，鼻子幾乎碰到樹身。
有幾輛套着六匹馬的轎車駛過。
它們或是載着奧地利的大使夫人，或是拉着拉濟維烏王妃和她女兒。
那姑娘年方十五，長得像奧西昂的畫上月亮周圍那些長着維納斯面孔的雲彩一樣可愛。
坎伯蘭公爵夫人幾乎每天和我做一樣的散步：有時她從一所茅屋來，剛才在那裡救濟了一位可憐的斯潘道鎮的婦女，有時她停下來，親切地說想遇見我；可愛的王女像夜晚的仙女一樣從馬車上下來，要在森林裡轉悠!我在宮裡也見過她：她多次對我說，她想把兒子交給我培養。
那個小喬治已經當了君主①，據說她表姐維多利亞女王曾想把他安排在她身邊，坐英國的王位。
①桑德，自由主義大學生，因殺死作家柯采布，于一八一九年被處決。
①一八一五年當了漢諾威國王。
腓特烈公主婚後曾在泰晤士河邊，在基尤那些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