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 第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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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擺到好兒童街的西爾威斯特大廳叫賣。
我隻留下一小冊希臘文的荷馬史詩。
在那本書的天頭地角，留有我一些試譯的文字和一些批注。
不久我就不得不忍痛割愛；我向内務部長申請用我的鄉間居所發行彩票。
開彩地點設在公證人德尼先生家。
共發行了九十張彩票，每張一千法郎：沒有一位保王黨人前來購買。
德?奧爾良公爵夫人雖是個寡婦，卻也買了三張；我的朋友萊内先生是内務部長，正是他簽署了九月五日的命令，并且同意勾去我在樞密院的名字，他用假名買了第四張彩票。
錢後來退還給購票人，但是萊内先生不肯收回那一千法郎；他把那筆錢留在公證人那裡，用來救濟窮人。
不久，“狼谷”賣掉了，就像人家在夏特萊廣場發賣窮人的家具一樣。
我很舍不得賣掉那座居所。
我眷戀那些樹木。
可以說，它們種在我的回憶裡，在我的回憶裡長大。
房子開價五萬法郎。
德?蒙莫朗西子爵出了高價。
也惟有他才敢于以高出一百法郎的價格來競買。
房子歸他了。
從此他就住在我那僻靜的居所。
可是他并不适宜介人我的事情：這個德高勳劬的人已不在人世。
我在一八一七與一八一八兩年的演說(續) 在《論立憲君主制》出版和一八一六年十一月議會開幕以後，我繼續進行戰鬥。
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貴族院會議上，提出一個議案，恭請皇上派人檢查最近選舉中發生的問題。
内閣在選舉中營私舞弊，動用暴力，事情十分明顯。
我談到(一八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财金法案時，對其中第十一條持反對意見：那一條涉及國家森林，有人打算把它撥給償還公債基金會，然後出賣十五萬公頃。
國家森林由三類産業所組成：一是王室從前的領地，二是馬耳他騎士團的騎士封地，三是剩下的教産。
即使是今日，我也不明白，我為什麼覺得自己的話有一股憂傷的意味；它和我的回憶錄有幾分相似： “對于在兵荒馬亂中行政的人，我們就不要以此難為他們了，在公衆那兒産生信用的，并不是物質抵押，而是一個民族的道德。
新的業主能夠利用新産業的權利嗎?人家為了剝奪他們的權利，将向他們列舉從昔日産業占有者手裡奪來的九個世紀的繼承權。
你們得到的不會是那些祖傳的恒産(在那些田産上，一個家族甚至比橡樹的種族存續得更久)，而是一些動産(那上面的蘆葦剛剛由生到死就換了主人)。
家園不再是家庭習俗的保護者；它們失去了可敬的權威；任何來者都可以從你的産業上經過；那些小路不再因為祖父的椅子和孫兒的搖籃而變得永恒。
“法國的貴族院議員呵，我在此是為你們的而不是我的事業辯護：我是為你們子孫的利益跟你們說話，至于我本人，沒有任何東西要與後人交待清楚；我無兒無女，父輩傳下的田産也丢了，就是自己種的幾棵樹，不久也将屬于别人。
” 皮埃先生家的聚會 由于觀點相似，當時兩院的少數派結下了一種同志情誼。
法國得知代議制政府：由于我愚蠢地按字面理解這種體制，并且不惜損害自己的利益，偏好它到了癡迷的地步，因此對于采納它的人，我是堅決支持，根本沒有考慮，如果他們反對，是否更有人道的理由，而不像我對憲章的感覺，是純粹的喜愛；我并不是傻瓜，但是我酷愛意中人，隻要能把她抱在懷裡帶走，我甘願上刀山下火海。
一八一六年，就是在這種選擇政體的沖動中，我結識了德?維萊爾先生。
他比我沉着，壓住了自己的熱情；他也表示要争取自由，但是把它當做合乎規矩的基礎；他有條不紊地挖好壕溝：而我呢，老想翻牆爬壁，攻下要塞，結果總是被推下壕溝。
第一次遇到德?維萊爾先生是在德?萊維公爵夫人府上。
他成了衆議院保王派反對黨的首領。
我則是貴族院的反對黨首領。
他與同僚德?科比埃爾先生是朋友。
兩人再也沒有分開過，所以有人稱他們為維萊爾與科比埃爾，正如人們稱俄瑞斯忒斯與皮拉德，厄裡亞爾與尼索斯一樣。
為了一些明天即被人們忘記名字的人物而來叙述一些枯燥乏味的瑣事，實在是一種愚蠢的虛榮。
一些隐晦的無聊的，有人認為很有意思，其實誰也不感興趣的騷動，一些過時的，并未引起什麼重大事件的花招應該留給那些快樂的幸運兒去寫，他們自以為現在是，或者曾經是人們關注的目标。
然而，有些自傲的時刻，我與德?維萊爾先生發生過争論。
在我看來，這些争論像是蘇拉與馬裡烏斯，恺撒與龐培之間的争執。
我們與反對派的其他成員經常去泰萊茲街，在皮埃先生家過一晚上，讨論所關心的問題。
我們到達時模樣難看，在沙龍裡圍坐成一圈。
沙龍裡隻點着一盞嘶嘶吐着大舌的油燈。
在這有關法律的朦胧之中，我們讨論提出的法律，議論該提出什麼動議，該把哪位同志推薦到秘書處、财務處或者各個委員會。
反對宗教信仰的人描繪的那些最虔誠的信徒，他們的會議，與我們的聚會确有相似之處：我們散播最壞的消息，聲稱事情将變得面目全非，羅馬将受到軍隊的騷擾，我們的軍隊将吃敗仗。
德?維萊爾先生聽着，做概括，卻不下結論：這是個能幹的辦事助手。
他從前是個謹慎的海軍軍官，在風暴期間從不出海，隻要能夠機敏地駛進一個熟悉的港口，他是不會去發現新大陸的。
在讨論發賣教士的财産時，我常常注意到，我們中間最虔誠的基督教徒，往往是最熱烈捍衛立憲學說的人。
宗教是自由的源泉：在羅馬，朱庇特的教士隻戴一隻空心指環，因為實心指環帶有鎖鍊的意味；在衣服上和頭上，朱庇特的大祭司不容許打任何結。
散會後，德?維萊爾先生由德?科比埃爾先生陪伴回府。
在這些會上，我研究過許多個人，學會許多事情，照管過許多方面的利益：我一直清楚的财政，以及軍隊、司法、行政方面的基本知識我都掌握了。
我從這些會議出來，多少像一個政治家了，也多少相信了這些學識的貧乏。
漫漫長夜，我在似睡似醒之間，瞥見這些秃頂人的不同态度，瞥見這些不大整潔，與來客不甚協調的客廳裡賓客的種種表情：這當然是可敬可佩的；但我還是更喜歡兒時把我喚醒的燕子和夢中的缪斯：我看到照着一隻天鵝，把那些白鳥影子投射在一道金波上的朝陽，和在叙利亞像鳳凰窩似的挂在一株棕榈樹枝頭的旭日，更覺得愉悅。
《保守者》 我感到，在一個封閉的議院，在一個對我不大友好的會議，我的論戰即使取得勝利也是枉然，我還需要另一種武器。
可是，如果要辦日報性質的報紙，又得經受新聞檢查，我隻能通過創辦一種不定期的、半日報性質的報紙來滿足自己的願望，并借助它來抨擊内閣各部的體制，回擊艾蒂安先生在《密涅瓦》雜志上發表的極左見解。
一八一八年夏天，我住在諾阿齊埃德?萊維公爵夫人家裡，出版我著作的書商勒諾爾曼來看我。
我把内心的想法告訴他。
他立即來了興趣，自願冒一切風險，并承擔一切費用。
我把這些告訴了好友德?博納爾和德?拉默内兩位先生，要求他們入夥：他們同意，不久，報紙就面世了，取名叫《保守者》。
這家報紙引發的革命是前所未聞的：在法國它改變了議院的多數派；在國外它改變了各國内閣的思想。
在各國民衆和君主看來，保王黨人曾經跌人虛無之中，因此，他們得到走出虛無的好處，實在應該感謝我。
我讓法國最高貴的家庭都拿筆寫文章。
我把蒙莫朗西和萊維家的人打扮成記者；我召集了全部人馬；我把封建主義調來援助新聞自由。
我把保王黨最引人注目的人，如德?維萊爾、德?科比埃爾、德?維特羅爾、德?卡斯泰爾巴雅克等先生召集在一起。
每當我把一位紅衣主教的紅袍攤在《保守者》上，充作封面，并欣悅地讀到一篇清清楚楚地署着“呂澤納紅衣主教”①大名的文章時，就情不自禁地感謝天主。
可是，在把我的騎士們領上立憲的十字軍東征之路，在他們解放了自由，奪取了權力，當上埃代斯親王、安條克親王和大馬士革親王①之後，他們就和嬌妻美眷守在新獲的封地，讓我一人在耶路撒冷城下苦苦地等待。
而異教徒又把聖墓奪了回去。
①呂澤納(Luzerne，生卒年月不詳)，法國舊制度時的省長，不贊同羅馬教會與法國執政府簽訂的政教協議。
①這些都是十字軍将領獲得的封号。
此處意為那些保守派得到好處之後，就不戰鬥了。
我在《保守者》上開始筆戰，一八一八年一直打到一八二○年，也就是說打到政府借口德?貝裡公爵遇刺身亡，恢複新聞檢查為止。
這是我論戰的初期。
在這期間我推翻了舊内閣，把德?維萊爾先生推上了權力中樞。
一八二四年以後，當我重握羽筆，寫作小冊子，并給《辯論報》寫文章時，處境已經不一樣了。
可是，對我這個從不相信所處的時代，隻屬于過去，不信任君王，不信任民衆，除了夢，從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即便是夢，也隻放一夜)的人，這種微不足道的貧困生活又算什麼?! 《保守者》上的第一篇文章描繪了我加入争論時的形勢。
在這份報紙存在的兩年期間，我相繼寫了一些論述時事，思考一些重要問題的文章。
我有機會揭露巴黎警察當局在倫敦發表《私人通信集》的卑鄙行徑。
這類《私人通信集》可以造謠诽謗，卻無法敗壞人家的名聲：卑劣者沒有能力使别人卑劣；惟有榮譽可以懲罰毀人榮譽的人。
我說：“隐姓埋名的诽謗者，拿點勇氣出來，報出你的尊姓大名；這樣做是有些羞恥，但很快就會過去；在您的文章上署上大名，無非是增添幾個可恥的字母而已。
” 我有時也把那些部長抓來嘲弄一番。
我總是在自己身上發現嘲諷的習性，也就網開一面，任其發揮。
最後，在一八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保守者》刊登一篇嚴肅的文章，論述利益道德和義務道德。
這篇文章引起很大勵向。
“道德利益”與“物質利益”兩個用語就是出自這篇文章。
這兩個用語由我首先提出，跟着就被大家接受了。
以上十分簡略地叙述了報紙的情況，它已經超出了一份報紙的意義，算得上我的一部作品。
我的理性賦予它一定的價值。
它并沒有衰老過時，因為它包容的思想是适合一切時代的。
論物質利益道德和義務道德 “内閣發明了一種新道德，利益的道德；義務的道德則扔給了傻瓜。
有人想把這種道德作為我們政府的基礎。
然而，這種道德在三年裡對人民的腐蝕，甚于革命在二十五年中對人民的危害。
“促使各民族的道德連同這些民族一同滅亡的，不是暴力，而是誘惑；我所說的誘惑就是，一切虛僞的主義學說都有讨人喜歡的似是而非的道理。
人類常常把謬誤當作真理，因為心力或者智力都有其虛僞的圖像：冷漠與貞潔相似，推理與理性相似、空虛與深邃相似，餘者類推。
“十八世紀是一個毀滅性的世紀；我們都受到誘惑。
我們歪曲了政治的性質，為了在我們風習的堕落中尋找社會的存在而迷失在犯罪的革新之中。
革命把我們喚醒：它本是要把法國人推下床，卻想不到把他扔進了墳墓。
然而，在革命的各個時期，恐怖統治也許是對道德最無危險的時期，因為任何人的道德心都沒有受到強制：罪惡都是在真誠之中犯下的。
血腥之中舉行狂歡活動，一幕幕醜劇由于太駭人聽聞，也就不再發生；可說的也就是這些，民間婦女來到殺人機器旁邊，就像來到自家爐竈邊幹活：斬刑成了社會習尚，死亡成了政府基礎。
再也沒有比各人的處境更明白的東西：人們不談“專長”，不談“實利”，更不談“利益體制”。
那些卑瑣小人心術不正的人的胡言亂語，那時根本沒聽過。
人家對一個人說：“你是保王派，貴族，富人：去死吧。
”于是他就死了。
革命法庭陪審團負責人昂托納爾寫道：“對那些囚徒，我們想不出任何罪名，可還是把他們作為貴族判了刑。
真是殘酷的坦率，但是并不妨礙道德範疇繼續存在；因為這并不是把無辜者作為失去社會的無辜者，而是把他作為罪犯處死。
“因此，這些可怕的時期又是十分盡心效力的時期。
那時女人們英勇地走去受刑，父親為了兒子，挺身而出，兒子為救父親，慨然自首，就是在牢獄裡也有意想不到的人前來援救。
被追緝的教士就在劊子手旁邊安慰受難者，劊子手隻裝作不認識他。
“督政府時期的道德應該反對的不僅是學說主義的堕落，更是風習的堕落；世風日下。
人們被抛進銷魂園裡尋歡作樂，一如從前被扔進監獄。
人們惟恐過去的慘事卷土重來，都迫不及待地行樂，甚至預支未來的快樂。
大家都來不及給自己建立家室，就在街上，在公園，在公共場所生活。
大家跟斷頭台很親近，再說一隻腳已經跨出了人世，也就覺得不必回家了。
隻要有藝術、舞會和時髦東西就行了。
送命就和人們更換首飾服裝一樣随便。
“在波拿巴統治時期誘惑又開始了，不過這種誘惑随身帶來了解藥：波拿巴用光榮的魔力來迷惑人。
再說大凡偉大之物自身必定帶有法律原則。
因此波拿巴認為讓人教授各個民族的主義學說，各個時期的道德以及永恒的宗教是有益的。
“若是有人這樣回答：‘把’“義務”作為社會基礎，就是把社會建立在空想之上；而把“利益”作為社會基礎，則是把社會建立在現實之上。
’我是不會驚訝的。
其實事情恰好相反，‘義務’是現實，而‘利益’是空想。
‘義務’源白天主，深入到家庭，在父子間建立了實實在在的聯系；然後由家庭進入社會，分成兩支，一支在政治領域，規定了君臣關系，一支在道德範疇，建立了效力與保護，行善與感激的鍊條。
“因此義務是一個十分确定的實在，因為它賦予人類社會惟一可以延續的生存方式。
“相反，從嚴格的物質的意義上說，當利益照今日的方式被人們獲取時，它就隻是一種行為，因為它早上是一個樣，晚上又是一個樣，因為它每時每刻都在改變性質，因為它是以運氣為基礎因而具有運氣的流動性。
“出于利益道德，每個公民都能夠與法律和政府為敵，因為在社會中總是大多數人受苦。
人們不會為秩序、和平、祖國這些抽象概念而戰鬥；即使為它們戰鬥，也是因為人們給這些概念附加上‘犧牲’的概念，這樣，人們就走出了利益道德，回到了義務道德：因為在義務道德之外，确實找不到社會的存在方式! “誰盡了義務誰就赢得尊重，誰屈服于利益誰就不大受尊重。
從鄙視的源泉汲取一條政府的原則，這是世紀辦的好事。
如果培養政治家們隻去考慮與他們相關的事，你們将看到他們會把國家治理成什麼樣子!你們看到的将隻是一些貪官污吏，腐敗臣僚，與管理後期羅馬帝國的那些殘疾奴隸相似。
那些人想起自己曾被人家賣過便把帝國的一切都拿來出賣。
“請注意這點：利益隻是在昌盛之時才有力量；碰上艱難時世，利益就衰弱了。
而義務則相反，隻是在盡它要付出代價時才那樣富有活力。
到了豐年順年，它反倒松緩下來。
我喜歡一條原理：政府是在災難中強大起來的。
這與美德十分相似。
“還有什麼比朝民衆叫喊：‘不要忠誠!不要熱情!隻想着你們的利益就行了!’更荒謬的事?!這就像是對他們說：‘如果這不符合你們的利益，那就别來救我們，抛棄我們算了。
’如果執行這種糊塗政策，到了需要盡忠的時刻，各人都會關上大門，站在窗口，觀看君主制度下台的。
” 以上就是那篇論述利益道德與義務道德的文章。
一八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我又上貴族院的講壇：我奮起抨擊一些居心不良的法國人，他們可能打着維護安定的旗号，請出歐洲軍隊來實行警戒。
“我們需要監護人嗎?難道還要人家來維持目前的形勢?我們難道還要通過外交照會，來接受人家證實我們表現良好的證明?我們所幹的，不就是讓人家把駐防的哥薩克換成一班大使嗎?” 從此，我在議院就常常議論外國人，就像西班牙戰争以來我所做的那樣。
在自由黨人都在反對我的時刻，我想到的是我們的自由解放。
觀點對立的人争吵得太厲害，最後隻好不作聲了!安靜地過幾年吧，演員将走下舞台，觀衆也不會留在劇場指責或者喝彩。
我生命中的一八二○年——德?貝裡公爵之死 二月十三日晚
我隻留下一小冊希臘文的荷馬史詩。
在那本書的天頭地角，留有我一些試譯的文字和一些批注。
不久我就不得不忍痛割愛；我向内務部長申請用我的鄉間居所發行彩票。
開彩地點設在公證人德尼先生家。
共發行了九十張彩票，每張一千法郎：沒有一位保王黨人前來購買。
德?奧爾良公爵夫人雖是個寡婦，卻也買了三張；我的朋友萊内先生是内務部長，正是他簽署了九月五日的命令，并且同意勾去我在樞密院的名字，他用假名買了第四張彩票。
錢後來退還給購票人，但是萊内先生不肯收回那一千法郎；他把那筆錢留在公證人那裡，用來救濟窮人。
不久，“狼谷”賣掉了，就像人家在夏特萊廣場發賣窮人的家具一樣。
我很舍不得賣掉那座居所。
我眷戀那些樹木。
可以說，它們種在我的回憶裡，在我的回憶裡長大。
房子開價五萬法郎。
德?蒙莫朗西子爵出了高價。
也惟有他才敢于以高出一百法郎的價格來競買。
房子歸他了。
從此他就住在我那僻靜的居所。
可是他并不适宜介人我的事情：這個德高勳劬的人已不在人世。
我在一八一七與一八一八兩年的演說(續) 在《論立憲君主制》出版和一八一六年十一月議會開幕以後，我繼續進行戰鬥。
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貴族院會議上，提出一個議案，恭請皇上派人檢查最近選舉中發生的問題。
内閣在選舉中營私舞弊，動用暴力，事情十分明顯。
我談到(一八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财金法案時，對其中第十一條持反對意見：那一條涉及國家森林，有人打算把它撥給償還公債基金會，然後出賣十五萬公頃。
國家森林由三類産業所組成：一是王室從前的領地，二是馬耳他騎士團的騎士封地，三是剩下的教産。
即使是今日，我也不明白，我為什麼覺得自己的話有一股憂傷的意味；它和我的回憶錄有幾分相似： “對于在兵荒馬亂中行政的人，我們就不要以此難為他們了，在公衆那兒産生信用的，并不是物質抵押，而是一個民族的道德。
新的業主能夠利用新産業的權利嗎?人家為了剝奪他們的權利，将向他們列舉從昔日産業占有者手裡奪來的九個世紀的繼承權。
你們得到的不會是那些祖傳的恒産(在那些田産上，一個家族甚至比橡樹的種族存續得更久)，而是一些動産(那上面的蘆葦剛剛由生到死就換了主人)。
家園不再是家庭習俗的保護者；它們失去了可敬的權威；任何來者都可以從你的産業上經過；那些小路不再因為祖父的椅子和孫兒的搖籃而變得永恒。
“法國的貴族院議員呵，我在此是為你們的而不是我的事業辯護：我是為你們子孫的利益跟你們說話，至于我本人，沒有任何東西要與後人交待清楚；我無兒無女，父輩傳下的田産也丢了，就是自己種的幾棵樹，不久也将屬于别人。
” 皮埃先生家的聚會 由于觀點相似，當時兩院的少數派結下了一種同志情誼。
法國得知代議制政府：由于我愚蠢地按字面理解這種體制，并且不惜損害自己的利益，偏好它到了癡迷的地步，因此對于采納它的人，我是堅決支持，根本沒有考慮，如果他們反對，是否更有人道的理由，而不像我對憲章的感覺，是純粹的喜愛；我并不是傻瓜，但是我酷愛意中人，隻要能把她抱在懷裡帶走，我甘願上刀山下火海。
一八一六年，就是在這種選擇政體的沖動中，我結識了德?維萊爾先生。
他比我沉着，壓住了自己的熱情；他也表示要争取自由，但是把它當做合乎規矩的基礎；他有條不紊地挖好壕溝：而我呢，老想翻牆爬壁，攻下要塞，結果總是被推下壕溝。
第一次遇到德?維萊爾先生是在德?萊維公爵夫人府上。
他成了衆議院保王派反對黨的首領。
我則是貴族院的反對黨首領。
他與同僚德?科比埃爾先生是朋友。
兩人再也沒有分開過，所以有人稱他們為維萊爾與科比埃爾，正如人們稱俄瑞斯忒斯與皮拉德，厄裡亞爾與尼索斯一樣。
為了一些明天即被人們忘記名字的人物而來叙述一些枯燥乏味的瑣事，實在是一種愚蠢的虛榮。
一些隐晦的無聊的，有人認為很有意思，其實誰也不感興趣的騷動，一些過時的，并未引起什麼重大事件的花招應該留給那些快樂的幸運兒去寫，他們自以為現在是，或者曾經是人們關注的目标。
然而，有些自傲的時刻，我與德?維萊爾先生發生過争論。
在我看來，這些争論像是蘇拉與馬裡烏斯，恺撒與龐培之間的争執。
我們與反對派的其他成員經常去泰萊茲街，在皮埃先生家過一晚上，讨論所關心的問題。
我們到達時模樣難看，在沙龍裡圍坐成一圈。
沙龍裡隻點着一盞嘶嘶吐着大舌的油燈。
在這有關法律的朦胧之中，我們讨論提出的法律，議論該提出什麼動議，該把哪位同志推薦到秘書處、财務處或者各個委員會。
反對宗教信仰的人描繪的那些最虔誠的信徒，他們的會議，與我們的聚會确有相似之處：我們散播最壞的消息，聲稱事情将變得面目全非，羅馬将受到軍隊的騷擾，我們的軍隊将吃敗仗。
德?維萊爾先生聽着，做概括，卻不下結論：這是個能幹的辦事助手。
他從前是個謹慎的海軍軍官，在風暴期間從不出海，隻要能夠機敏地駛進一個熟悉的港口，他是不會去發現新大陸的。
在讨論發賣教士的财産時，我常常注意到，我們中間最虔誠的基督教徒，往往是最熱烈捍衛立憲學說的人。
宗教是自由的源泉：在羅馬，朱庇特的教士隻戴一隻空心指環，因為實心指環帶有鎖鍊的意味；在衣服上和頭上，朱庇特的大祭司不容許打任何結。
散會後，德?維萊爾先生由德?科比埃爾先生陪伴回府。
在這些會上，我研究過許多個人，學會許多事情，照管過許多方面的利益：我一直清楚的财政，以及軍隊、司法、行政方面的基本知識我都掌握了。
我從這些會議出來，多少像一個政治家了，也多少相信了這些學識的貧乏。
漫漫長夜，我在似睡似醒之間，瞥見這些秃頂人的不同态度，瞥見這些不大整潔，與來客不甚協調的客廳裡賓客的種種表情：這當然是可敬可佩的；但我還是更喜歡兒時把我喚醒的燕子和夢中的缪斯：我看到照着一隻天鵝，把那些白鳥影子投射在一道金波上的朝陽，和在叙利亞像鳳凰窩似的挂在一株棕榈樹枝頭的旭日，更覺得愉悅。
《保守者》 我感到，在一個封閉的議院，在一個對我不大友好的會議，我的論戰即使取得勝利也是枉然，我還需要另一種武器。
可是，如果要辦日報性質的報紙，又得經受新聞檢查，我隻能通過創辦一種不定期的、半日報性質的報紙來滿足自己的願望，并借助它來抨擊内閣各部的體制，回擊艾蒂安先生在《密涅瓦》雜志上發表的極左見解。
一八一八年夏天，我住在諾阿齊埃德?萊維公爵夫人家裡，出版我著作的書商勒諾爾曼來看我。
我把内心的想法告訴他。
他立即來了興趣，自願冒一切風險，并承擔一切費用。
我把這些告訴了好友德?博納爾和德?拉默内兩位先生，要求他們入夥：他們同意，不久，報紙就面世了，取名叫《保守者》。
這家報紙引發的革命是前所未聞的：在法國它改變了議院的多數派；在國外它改變了各國内閣的思想。
在各國民衆和君主看來，保王黨人曾經跌人虛無之中，因此，他們得到走出虛無的好處，實在應該感謝我。
我讓法國最高貴的家庭都拿筆寫文章。
我把蒙莫朗西和萊維家的人打扮成記者；我召集了全部人馬；我把封建主義調來援助新聞自由。
我把保王黨最引人注目的人，如德?維萊爾、德?科比埃爾、德?維特羅爾、德?卡斯泰爾巴雅克等先生召集在一起。
每當我把一位紅衣主教的紅袍攤在《保守者》上，充作封面，并欣悅地讀到一篇清清楚楚地署着“呂澤納紅衣主教”①大名的文章時，就情不自禁地感謝天主。
可是，在把我的騎士們領上立憲的十字軍東征之路，在他們解放了自由，奪取了權力，當上埃代斯親王、安條克親王和大馬士革親王①之後，他們就和嬌妻美眷守在新獲的封地，讓我一人在耶路撒冷城下苦苦地等待。
而異教徒又把聖墓奪了回去。
①呂澤納(Luzerne，生卒年月不詳)，法國舊制度時的省長，不贊同羅馬教會與法國執政府簽訂的政教協議。
①這些都是十字軍将領獲得的封号。
此處意為那些保守派得到好處之後，就不戰鬥了。
我在《保守者》上開始筆戰，一八一八年一直打到一八二○年，也就是說打到政府借口德?貝裡公爵遇刺身亡，恢複新聞檢查為止。
這是我論戰的初期。
在這期間我推翻了舊内閣，把德?維萊爾先生推上了權力中樞。
一八二四年以後，當我重握羽筆，寫作小冊子，并給《辯論報》寫文章時，處境已經不一樣了。
可是，對我這個從不相信所處的時代，隻屬于過去，不信任君王，不信任民衆，除了夢，從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即便是夢，也隻放一夜)的人，這種微不足道的貧困生活又算什麼?! 《保守者》上的第一篇文章描繪了我加入争論時的形勢。
在這份報紙存在的兩年期間，我相繼寫了一些論述時事，思考一些重要問題的文章。
我有機會揭露巴黎警察當局在倫敦發表《私人通信集》的卑鄙行徑。
這類《私人通信集》可以造謠诽謗，卻無法敗壞人家的名聲：卑劣者沒有能力使别人卑劣；惟有榮譽可以懲罰毀人榮譽的人。
我說：“隐姓埋名的诽謗者，拿點勇氣出來，報出你的尊姓大名；這樣做是有些羞恥，但很快就會過去；在您的文章上署上大名，無非是增添幾個可恥的字母而已。
” 我有時也把那些部長抓來嘲弄一番。
我總是在自己身上發現嘲諷的習性，也就網開一面，任其發揮。
最後，在一八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保守者》刊登一篇嚴肅的文章，論述利益道德和義務道德。
這篇文章引起很大勵向。
“道德利益”與“物質利益”兩個用語就是出自這篇文章。
這兩個用語由我首先提出，跟着就被大家接受了。
以上十分簡略地叙述了報紙的情況，它已經超出了一份報紙的意義，算得上我的一部作品。
我的理性賦予它一定的價值。
它并沒有衰老過時，因為它包容的思想是适合一切時代的。
論物質利益道德和義務道德 “内閣發明了一種新道德，利益的道德；義務的道德則扔給了傻瓜。
有人想把這種道德作為我們政府的基礎。
然而，這種道德在三年裡對人民的腐蝕，甚于革命在二十五年中對人民的危害。
“促使各民族的道德連同這些民族一同滅亡的，不是暴力，而是誘惑；我所說的誘惑就是，一切虛僞的主義學說都有讨人喜歡的似是而非的道理。
人類常常把謬誤當作真理，因為心力或者智力都有其虛僞的圖像：冷漠與貞潔相似，推理與理性相似、空虛與深邃相似，餘者類推。
“十八世紀是一個毀滅性的世紀；我們都受到誘惑。
我們歪曲了政治的性質，為了在我們風習的堕落中尋找社會的存在而迷失在犯罪的革新之中。
革命把我們喚醒：它本是要把法國人推下床，卻想不到把他扔進了墳墓。
然而，在革命的各個時期，恐怖統治也許是對道德最無危險的時期，因為任何人的道德心都沒有受到強制：罪惡都是在真誠之中犯下的。
血腥之中舉行狂歡活動，一幕幕醜劇由于太駭人聽聞，也就不再發生；可說的也就是這些，民間婦女來到殺人機器旁邊，就像來到自家爐竈邊幹活：斬刑成了社會習尚，死亡成了政府基礎。
再也沒有比各人的處境更明白的東西：人們不談“專長”，不談“實利”，更不談“利益體制”。
那些卑瑣小人心術不正的人的胡言亂語，那時根本沒聽過。
人家對一個人說：“你是保王派，貴族，富人：去死吧。
”于是他就死了。
革命法庭陪審團負責人昂托納爾寫道：“對那些囚徒，我們想不出任何罪名，可還是把他們作為貴族判了刑。
真是殘酷的坦率，但是并不妨礙道德範疇繼續存在；因為這并不是把無辜者作為失去社會的無辜者，而是把他作為罪犯處死。
“因此，這些可怕的時期又是十分盡心效力的時期。
那時女人們英勇地走去受刑，父親為了兒子，挺身而出，兒子為救父親，慨然自首，就是在牢獄裡也有意想不到的人前來援救。
被追緝的教士就在劊子手旁邊安慰受難者，劊子手隻裝作不認識他。
“督政府時期的道德應該反對的不僅是學說主義的堕落，更是風習的堕落；世風日下。
人們被抛進銷魂園裡尋歡作樂，一如從前被扔進監獄。
人們惟恐過去的慘事卷土重來，都迫不及待地行樂，甚至預支未來的快樂。
大家都來不及給自己建立家室，就在街上，在公園，在公共場所生活。
大家跟斷頭台很親近，再說一隻腳已經跨出了人世，也就覺得不必回家了。
隻要有藝術、舞會和時髦東西就行了。
送命就和人們更換首飾服裝一樣随便。
“在波拿巴統治時期誘惑又開始了，不過這種誘惑随身帶來了解藥：波拿巴用光榮的魔力來迷惑人。
再說大凡偉大之物自身必定帶有法律原則。
因此波拿巴認為讓人教授各個民族的主義學說，各個時期的道德以及永恒的宗教是有益的。
“若是有人這樣回答：‘把’“義務”作為社會基礎，就是把社會建立在空想之上；而把“利益”作為社會基礎，則是把社會建立在現實之上。
’我是不會驚訝的。
其實事情恰好相反，‘義務’是現實，而‘利益’是空想。
‘義務’源白天主，深入到家庭，在父子間建立了實實在在的聯系；然後由家庭進入社會，分成兩支，一支在政治領域，規定了君臣關系，一支在道德範疇，建立了效力與保護，行善與感激的鍊條。
“因此義務是一個十分确定的實在，因為它賦予人類社會惟一可以延續的生存方式。
“相反，從嚴格的物質的意義上說，當利益照今日的方式被人們獲取時，它就隻是一種行為，因為它早上是一個樣，晚上又是一個樣，因為它每時每刻都在改變性質，因為它是以運氣為基礎因而具有運氣的流動性。
“出于利益道德，每個公民都能夠與法律和政府為敵，因為在社會中總是大多數人受苦。
人們不會為秩序、和平、祖國這些抽象概念而戰鬥；即使為它們戰鬥，也是因為人們給這些概念附加上‘犧牲’的概念，這樣，人們就走出了利益道德，回到了義務道德：因為在義務道德之外，确實找不到社會的存在方式! “誰盡了義務誰就赢得尊重，誰屈服于利益誰就不大受尊重。
從鄙視的源泉汲取一條政府的原則，這是世紀辦的好事。
如果培養政治家們隻去考慮與他們相關的事，你們将看到他們會把國家治理成什麼樣子!你們看到的将隻是一些貪官污吏，腐敗臣僚，與管理後期羅馬帝國的那些殘疾奴隸相似。
那些人想起自己曾被人家賣過便把帝國的一切都拿來出賣。
“請注意這點：利益隻是在昌盛之時才有力量；碰上艱難時世，利益就衰弱了。
而義務則相反，隻是在盡它要付出代價時才那樣富有活力。
到了豐年順年，它反倒松緩下來。
我喜歡一條原理：政府是在災難中強大起來的。
這與美德十分相似。
“還有什麼比朝民衆叫喊：‘不要忠誠!不要熱情!隻想着你們的利益就行了!’更荒謬的事?!這就像是對他們說：‘如果這不符合你們的利益，那就别來救我們，抛棄我們算了。
’如果執行這種糊塗政策，到了需要盡忠的時刻，各人都會關上大門，站在窗口，觀看君主制度下台的。
” 以上就是那篇論述利益道德與義務道德的文章。
一八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我又上貴族院的講壇：我奮起抨擊一些居心不良的法國人，他們可能打着維護安定的旗号，請出歐洲軍隊來實行警戒。
“我們需要監護人嗎?難道還要人家來維持目前的形勢?我們難道還要通過外交照會，來接受人家證實我們表現良好的證明?我們所幹的，不就是讓人家把駐防的哥薩克換成一班大使嗎?” 從此，我在議院就常常議論外國人，就像西班牙戰争以來我所做的那樣。
在自由黨人都在反對我的時刻，我想到的是我們的自由解放。
觀點對立的人争吵得太厲害，最後隻好不作聲了!安靜地過幾年吧，演員将走下舞台，觀衆也不會留在劇場指責或者喝彩。
我生命中的一八二○年——德?貝裡公爵之死 二月十三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