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15節
關燈
小
中
大
樂，昔日的花朵，逝去的希望。
“我認識你的時候，”她對我說，“你默默無聞：現在，有誰不知道你呢?瞧，我現在還保存一份材料和你寫的幾封信。
喏。
”說着，她将一個包裹交給我。
“我不願保留你的任何東西，請不要介意。
”随後，她哭了。
她說：“Farewelle!farewell!(永别了!永别了!)記得我兒子的事。
我永遠不會再看到你了，因為你不會到本蓋來找我。
”“我要去的，”我叫道，“我會把你兒子的證書給你送去。
”她滿臉懷疑地搖搖頭，然後走開了。
回到使館之後，我把自己關起來，打開包裹。
裡面隻有我的幾封無關緊要的短信，一份閱讀計劃，還有對英國和意大利詩人的一些評注。
我原來希望找到一封夏洛特的信，但沒有。
在手稿的白邊上，我看見幾條用英文、法文和拉丁文寫的批語，陳舊的墨水和新近的筆迹證明，這些批語在空白上存在已久。
這就是我同艾夫斯小姐的故事。
講完這段往事，我感覺我第二次失去夏洛特，在那個我第一次失去她的同一個島嶼上。
但是，在我此刻對她的感情和那些溫情脈脈的時刻我對她的感情之間，隔着天真純潔時代的整個空間：在艾夫斯小姐和薩爾頓夫人之間插進了别的愛情。
我對一個純樸女人不再心懷天真的欲望，不再有近乎夢幻的愛情的甜蜜無知。
我那時在我憂郁的波浪上寫作，今天我已經擺脫生活的波浪。
好吧!這位在處女時代許配給我做妻子的女人如今是妻子和母親，如果我把她擁抱在自己懷裡，那會是一個瘋狂舉動，結果會使奉獻給另一個男人的二十七年黯然無光、充滿苦澀。
我應該将我剛才回憶的感情，當作第一次進人我心扉的感情；但這種感情同我暴躁的天性是不相容的；我的性格也許會破壞這種感情；它也許會令我無法長久地品味這神聖的歡愉。
那時候，我被苦難激怒，已經經曆了海外的朝聖，已經開始我孤獨的旅行；正在那個時候，我在勒内的秘密中描繪過的那些瘋狂念頭困擾着我，使我成為世上最受折磨的人。
無論如何，夏洛特純潔的身影，在讓幾許真正的陽光照進我心扉同時，首先驅除大群魔鬼：我的女精靈，像一個女魔潛人深淵；她在等候時機，希望重新出現。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倫敦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的性格缺陷 由于《革命論》的關系，我與黛博夫的聯系從來不曾中斷過，我需要在倫敦重新撿起這項工作，以便支持我的物質生活。
但是，我最近的不幸是從何而來的呢?來自我頑固的沉默。
任何時候，我都無法超越這種含蓄和孤僻的性格，這種性格阻止我講出我心中牽挂的東西。
任何人都不能不顧事實，說我在痛苦、歡樂和滿足的時刻，講的話是大多數人會講的東西。
從我嘴裡，從不講出、或者極少講出性質嚴重的詞語，性質嚴重的忏悔。
我從來不會同過路人談我的興趣、我的打算、我的工作、我的牽挂、我的快樂、我的悲哀，因為我認為談論自己會令别人厭煩。
我坦誠，講實話，但我不夠直率。
我的心總想将自己關閉起來。
隻是在這部回憶錄裡，我才暴露我的全部生活。
如果我試圖講故事，想到故事的漫長我就突然感到害怕；幾句話之後，我就無法容忍我講話的聲音了，于是我住口。
除了宗教，我沒有任何信仰，于是我懷疑一切：惡意和诋毀是法國精神的兩個特點；嘲諷和诽謗是推心置腹的必然結果。
然而，我從我含蓄的天性中得到什麼好處呢?因為我不可捉摸，我變成一個同我的現實毫無關系的無法形容的怪人。
甚至我的朋友對我也捉摸不透，用他們感情的錯覺美化我，以為這樣會讓人更好了解我。
一切客廳、辦公室、報紙、咖啡館的庸人，都以為我雄心勃勃，而事實上我毫無野心。
在日常生活中我顯得冷漠無情，與熱情和傷感無緣。
我透辟和迅速的觀察立即看穿事和人，剝掉煞有介事的僞裝。
我的想象力非但不會引誘我，将可以實施的真理理想化，反而貶低最崇高的事件，讪笑我的幻想；我首先看到的，是事物微小和可笑的方面；在我眼裡，偉大的才華和偉大的事件是不存在的。
對于那些剛愎自用、聲稱自己的才能高人一等的人，我彬彬有禮，肯定，贊揚，我帶着含而不露的輕蔑哂笑着，給所有這些被香火環繞的面孔戴上卡洛①的面具。
政治上，我的觀點中表現的熱情從來不超過我的演說或我的小冊子。
在内心生活和理論上，我是一個充滿幻想的人；在外部和實際存在中，我是一個很實際的人。
由于我既富于冒險精神又井井有條，既充滿激情又有條不紊，從來沒有誰比我更加喜歡幻想和講求實際，比我更加熱情和更加冷漠；我是用我母親和我父親的不同血液糅合而成的奇異的兩性畸形人。
①卡洛(Callot，一五九二—一五九三)：法國油畫家、銅版畫家。
卡洛善于諷刺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人們描繪我的畫像千篇一律，主要是由于我的木讷。
人們過于輕浮，過于粗心，如果不事先告訴他們，他們就不會花功夫如實觀察人。
當我偶爾在我的前言中，試圖糾正某些錯誤判斷的時候，他們不相信我講的話。
結果，由于我覺得這些對于自己無關緊要，我沒有堅持；“随你們便吧”，這倒使我省去說服人和試圖恢複事情真相的煩惱。
我躲到我内心深處，像兔子躲進窩裡一樣：在那裡，我重新開始觀察抖動的樹葉或彎折的青草。
我并不把我這種無法克服和無意的審慎當作美德。
如果它不是虛假的，至少它有虛假的外表；這種脾氣與那些比我的性格更加快樂、更加可愛、更加随和、更加天真、更加感情外露的性格是不相容的。
它常常損害我的感情和事業，因為我從來無法容忍解釋，無法用抗議和澄清、訴苦和眼淚，唠叨和責怪、細節和辯解來達到和解。
關于艾夫斯一家這件事，我對自己情況的頑固的沉默對于我是緻命的。
夏洛特的母親無數次打聽我的家人的狀況，給我提供透露真情的方便。
我未意識到我的沉默會造成什麼後果，我同平常一樣，滿足于用幾句含糊其辭和簡短的話回答她。
如果我沒有這種怪癖，任何誤解都是不可能的，而我也不會給人企圖欺騙這個慷慨和好客的家庭的印象了。
我在決定性時刻講出了真相并不能使我得到原諒：我仍然事實上傷害了别人。
我在悲哀和自責的心情中重新撿起我的工作。
我甚至适應了這種工作，因為我想，我通過成名，也許會令艾夫斯一家不那麼後悔他們對我表達的關注。
這樣，夏洛特支配着我的研究工作，我要用榮譽跟她和解。
我寫作時，她的形象坐在我面前。
當我的目光從紙張上擡起來，望着我熱愛的形象，好像她真的在我面前。
錫蘭島的居民一天上午，看見太陽披着盛裝升起，太陽的球體打開了，裡面走出一個光燦奪目的人，對錫蘭人說：“我來統治你們。
”夏洛特從一道光線裡走出來，統治着我。
忘記這些往事吧；同希望一樣，往事也衰老和不留痕迹。
我的生命将改變，它将在其他星空下、在其他山谷裡度過。
我青春時代的初戀呀，你帶着你的魅力逝去了!的确，我剛才重新看見夏洛特，但是，這中間過去了多少年?往事的溫柔的光線，黑夜前黃昏淡淡的玫瑰紅，而太陽早就落山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倫敦 《革命論》——它的影響——詩人勒米埃爾的侄兒的來信 人們(首先是我)常常将生活比作一座山，我們從一邊上去，在另一邊下來。
也可以将它比作阿爾卑斯山，山頂光秃秃的，覆蓋着冰雪，看不見背面。
按照後一種形象，旅行者老是往上爬，不再下來；這樣，他對走過的空間和小路看得更加清楚；這些小路不是他選擇的，但他沿着這些小路爬上平緩的山坡。
他懷着遺憾和痛苦注視他開始迷路的地點。
因此，應該說，《革命論》的出版是我偏離平靜的道路、将我引入歧途的第一步。
我寫完我給自己确定的巨大工程的第一部分；寫下這部分的最後一個字時，我處在死的念頭(我又生病了)和夢已做完的感覺之間：“Insomnisvenitimagocenjugis”①。
《革命論》是在貝利印刷廠印的，一七九一年在黛博夫出版社出版。
這個日期标志我人生的轉變。
有時候，我們的命運或者屈服于社會，或者屈從于性格，或者開始讓我們承擔我們應該承擔的角色，突然偏離它原來的路線，像一條河流突然彎曲而改變方向一樣。
①拉丁文，引自《埃涅阿斯紀》：“她丈夫的身影在她夢中出現。
” 《革命論》概述了我作為詩人、倫理學家、政論家和政治家的一生。
說我希望這部作品取得巨大成功——至少在我可能希望達到的範圍内，這是不在話下的。
我們這些作家，奇迹般的世紀奇才，我們擁有和未來人民保持溝通的抱負；但是，我認為，我們不知道後代住在什麼地方，我們寫錯了他們的地址。
當我們躺倒在墳墓裡的時候，死亡将把我們寫的或唱的話凍結得非常僵硬，以緻它們不會像蒙田的“凍結的”話那樣融解。
《革命論》應當成為曆史百科全書。
出版的第一卷已經是相當龐大的研究工作；續集已經完稿；接踵而來的，除了編年史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注釋，還有詩人的短小詩篇，《納奇茲人》等。
直到今天，我還幾乎無法理解，在我到處流浪的、遭遇那麼多挫折的職業生涯當中，我怎麼能夠從事如此規模的研究。
年輕時，我常常坐下來，一口氣寫十二個小時到十五個小時，連桌子也不離開，反複塗改和重寫一頁文字。
年邁未能使我失去這種埋頭苦幹的能力。
今天，我的外交函件全部由我自己起草，而且這些工作毫不影響我的文學創作。
《革命論》在流亡者當中引起轟動。
這部作品同我的患難朋友的感情是矛盾的；我在我的各種職位上表現的獨立性總是傷害與我同路的那些人。
我擔任過不同軍隊的首領，而士兵們并不屬于我自己的黨派。
我率領保皇黨去争取民衆自由，尤其是他們所厭惡的新聞自由；我以同樣的自由的名義，将自由黨人集合在他們憎惡的波旁王朝的旗子之下。
有時，流亡者的輿論出于虛榮心，依附于我這個人：英文的《雜志》以贊揚的口氣談論我，《擁護者》則充滿溢美之詞。
我将《革命論》寄給拉阿爾普、然格内和德薩勒。
勒米埃爾，同姓詩人的侄兒，格雷①的詩作的翻譯者，一七九七年七月十五日從巴黎給我來信，說我的《革命論》取得巨大成功。
肯定的是，如果說《革命論》一時有些名氣，但它很快被人遺忘了：一個突然出現的影子吞沒了我的榮耀的最初光芒。
①格雷(ThomasGray，一七一六—一七七一)：英國詩人。
由于我幾乎成了名人，上層流亡分子在倫敦尋找我。
我一條條街往前走。
首先，我離開霍爾鮑爾—托特漢考路。
搬到漢姆斯底德路。
在那裡，我在奧拉裡夫人家中待了幾個月。
她是一位愛爾蘭寡婦，有一個十四歲的漂亮女兒，特别喜歡貓。
我們被共同的愛好聯系在一起，但不幸的是，兩隻可愛的小雌貓死了。
那兩隻貓白得像白鼬，隻有尾巴是黑的。
在奧拉裡夫人家中，一些鄰居老太太常來喝茶。
我不得不按照傳統習慣陪伴她們。
斯塔爾夫人在《埃傑蒙夫人家中的科琳娜》中描繪過這種場面：“我親愛的，你是否認為水可以沖茶嗎?”“我親愛的，我想還要等一會兒吧。
” 經常參加這種晚會的還有一個年輕漂亮的愛爾蘭姑娘，瑪麗?尼爾；她身材高大，由一個保護人陪同。
她在我的目光深處發現傷感，因為她對我說：“youcarryyourheartinasling?(你把你的心當作肩帶佩在身上)”。
我不知道我是怎樣披露心迹的。
奧拉裡夫人動身到都柏林去了。
這樣，我又離開窮困流亡分子聚集的地區，逐漸搬到西部富裕流亡分子的居住地，生活在主教、朝臣和馬提尼克島的殖民者當中。
佩爾迪埃又回到我身邊；他輕率地結了婚；他仍然愛吹牛，到處幫助人，同鄰居的錢打交道、而不是同鄰居打交道。
我結識一些新朋友，尤其在那些同我的家族有關系的圈子裡，如克裡斯蒂昂—拉穆瓦翁。
在基貝隆事件①中，他的腿受了重傷，今天是我在貴族院的同僚。
他把我介紹給林賽夫人；這位夫人愛上他哥哥奧古斯特?德?拉穆瓦尼翁。
紀堯姆議長①因此沒有遷進他在下城的新居，到布瓦洛、塞維涅夫人和布達盧中間去生活。
①基貝隆(Quiberon)事件：基貝隆是布列塔尼的一座海濱城市，一七九五年，一支由流亡分子組成的軍隊在英國人幫助下，在那裡登陸，結果許多人被俘，七百四十八人被槍決。
①紀堯姆議長(GuillaumedeLanoignon，一六一七—一六七七)：巴黎議會的首任議長。
林賽夫人原籍愛爾蘭，思想僵硬，脾氣有點粗暴，身材優雅，容貌漂亮，有高貴的靈魂和高尚的性格，有名望的流亡者在尼農家族這最後的繼承人家中聚會。
舊君主制度連同它的一切特權和優雅死亡了。
一天，人們将把它發掘出來，像人們在埃特呂利挖出來的那些皇後的骨架，戴着項鍊、手镯、耳環。
我在這些集會上碰見馬婁埃特先生、可愛的貝洛瓦夫人、蒙洛西埃伯爵和龐納騎士。
最後這位以幽默、肮髒和貪食出名，而且這個名聲是十分恰當的。
他是那種有鑒賞力的人，從前他們坐在那裡，冷眼觀察法國社會；他們無所事事，任務是觀察一切，對一切指手畫腳；他們的作用相當于現在新聞記者的作用，但沒有他們的尖酸刻薄，而且在民衆當中他們沒有那樣大的影響。
蒙洛西埃完全符合他那句關于“木十字架”的名言②給他帶來的聲譽，我在引用這句話的時候，對它進行了删節，但仍然是符合原話精神的。
離開法國後，他來到柯布倫滋③。
他在王子們那裡未受到禮遇，同别人吵了一架，夜晚在萊茵河邊毆鬥，被人用劍刺穿胸。
他不能動彈，又什麼也看不見，他問身邊的人
“我認識你的時候，”她對我說，“你默默無聞：現在，有誰不知道你呢?瞧，我現在還保存一份材料和你寫的幾封信。
喏。
”說着，她将一個包裹交給我。
“我不願保留你的任何東西，請不要介意。
”随後，她哭了。
她說：“Farewelle!farewell!(永别了!永别了!)記得我兒子的事。
我永遠不會再看到你了，因為你不會到本蓋來找我。
”“我要去的，”我叫道，“我會把你兒子的證書給你送去。
”她滿臉懷疑地搖搖頭，然後走開了。
回到使館之後，我把自己關起來，打開包裹。
裡面隻有我的幾封無關緊要的短信，一份閱讀計劃，還有對英國和意大利詩人的一些評注。
我原來希望找到一封夏洛特的信，但沒有。
在手稿的白邊上，我看見幾條用英文、法文和拉丁文寫的批語，陳舊的墨水和新近的筆迹證明，這些批語在空白上存在已久。
這就是我同艾夫斯小姐的故事。
講完這段往事，我感覺我第二次失去夏洛特，在那個我第一次失去她的同一個島嶼上。
但是，在我此刻對她的感情和那些溫情脈脈的時刻我對她的感情之間，隔着天真純潔時代的整個空間：在艾夫斯小姐和薩爾頓夫人之間插進了别的愛情。
我對一個純樸女人不再心懷天真的欲望，不再有近乎夢幻的愛情的甜蜜無知。
我那時在我憂郁的波浪上寫作，今天我已經擺脫生活的波浪。
好吧!這位在處女時代許配給我做妻子的女人如今是妻子和母親，如果我把她擁抱在自己懷裡，那會是一個瘋狂舉動，結果會使奉獻給另一個男人的二十七年黯然無光、充滿苦澀。
我應該将我剛才回憶的感情，當作第一次進人我心扉的感情；但這種感情同我暴躁的天性是不相容的；我的性格也許會破壞這種感情；它也許會令我無法長久地品味這神聖的歡愉。
那時候，我被苦難激怒，已經經曆了海外的朝聖，已經開始我孤獨的旅行；正在那個時候，我在勒内的秘密中描繪過的那些瘋狂念頭困擾着我，使我成為世上最受折磨的人。
無論如何，夏洛特純潔的身影，在讓幾許真正的陽光照進我心扉同時，首先驅除大群魔鬼：我的女精靈，像一個女魔潛人深淵；她在等候時機，希望重新出現。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倫敦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的性格缺陷 由于《革命論》的關系，我與黛博夫的聯系從來不曾中斷過，我需要在倫敦重新撿起這項工作，以便支持我的物質生活。
但是，我最近的不幸是從何而來的呢?來自我頑固的沉默。
任何時候，我都無法超越這種含蓄和孤僻的性格，這種性格阻止我講出我心中牽挂的東西。
任何人都不能不顧事實，說我在痛苦、歡樂和滿足的時刻，講的話是大多數人會講的東西。
從我嘴裡，從不講出、或者極少講出性質嚴重的詞語，性質嚴重的忏悔。
我從來不會同過路人談我的興趣、我的打算、我的工作、我的牽挂、我的快樂、我的悲哀，因為我認為談論自己會令别人厭煩。
我坦誠，講實話，但我不夠直率。
我的心總想将自己關閉起來。
隻是在這部回憶錄裡，我才暴露我的全部生活。
如果我試圖講故事，想到故事的漫長我就突然感到害怕；幾句話之後，我就無法容忍我講話的聲音了，于是我住口。
除了宗教，我沒有任何信仰，于是我懷疑一切：惡意和诋毀是法國精神的兩個特點；嘲諷和诽謗是推心置腹的必然結果。
然而，我從我含蓄的天性中得到什麼好處呢?因為我不可捉摸，我變成一個同我的現實毫無關系的無法形容的怪人。
甚至我的朋友對我也捉摸不透，用他們感情的錯覺美化我，以為這樣會讓人更好了解我。
一切客廳、辦公室、報紙、咖啡館的庸人，都以為我雄心勃勃，而事實上我毫無野心。
在日常生活中我顯得冷漠無情，與熱情和傷感無緣。
我透辟和迅速的觀察立即看穿事和人，剝掉煞有介事的僞裝。
我的想象力非但不會引誘我，将可以實施的真理理想化，反而貶低最崇高的事件，讪笑我的幻想；我首先看到的，是事物微小和可笑的方面；在我眼裡，偉大的才華和偉大的事件是不存在的。
對于那些剛愎自用、聲稱自己的才能高人一等的人，我彬彬有禮，肯定，贊揚，我帶着含而不露的輕蔑哂笑着，給所有這些被香火環繞的面孔戴上卡洛①的面具。
政治上，我的觀點中表現的熱情從來不超過我的演說或我的小冊子。
在内心生活和理論上，我是一個充滿幻想的人；在外部和實際存在中，我是一個很實際的人。
由于我既富于冒險精神又井井有條，既充滿激情又有條不紊，從來沒有誰比我更加喜歡幻想和講求實際，比我更加熱情和更加冷漠；我是用我母親和我父親的不同血液糅合而成的奇異的兩性畸形人。
①卡洛(Callot，一五九二—一五九三)：法國油畫家、銅版畫家。
卡洛善于諷刺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人們描繪我的畫像千篇一律，主要是由于我的木讷。
人們過于輕浮，過于粗心，如果不事先告訴他們，他們就不會花功夫如實觀察人。
當我偶爾在我的前言中，試圖糾正某些錯誤判斷的時候，他們不相信我講的話。
結果，由于我覺得這些對于自己無關緊要，我沒有堅持；“随你們便吧”，這倒使我省去說服人和試圖恢複事情真相的煩惱。
我躲到我内心深處，像兔子躲進窩裡一樣：在那裡，我重新開始觀察抖動的樹葉或彎折的青草。
我并不把我這種無法克服和無意的審慎當作美德。
如果它不是虛假的，至少它有虛假的外表；這種脾氣與那些比我的性格更加快樂、更加可愛、更加随和、更加天真、更加感情外露的性格是不相容的。
它常常損害我的感情和事業，因為我從來無法容忍解釋，無法用抗議和澄清、訴苦和眼淚，唠叨和責怪、細節和辯解來達到和解。
關于艾夫斯一家這件事，我對自己情況的頑固的沉默對于我是緻命的。
夏洛特的母親無數次打聽我的家人的狀況，給我提供透露真情的方便。
我未意識到我的沉默會造成什麼後果，我同平常一樣，滿足于用幾句含糊其辭和簡短的話回答她。
如果我沒有這種怪癖，任何誤解都是不可能的，而我也不會給人企圖欺騙這個慷慨和好客的家庭的印象了。
我在決定性時刻講出了真相并不能使我得到原諒：我仍然事實上傷害了别人。
我在悲哀和自責的心情中重新撿起我的工作。
我甚至适應了這種工作，因為我想，我通過成名，也許會令艾夫斯一家不那麼後悔他們對我表達的關注。
這樣，夏洛特支配着我的研究工作，我要用榮譽跟她和解。
我寫作時，她的形象坐在我面前。
當我的目光從紙張上擡起來，望着我熱愛的形象，好像她真的在我面前。
錫蘭島的居民一天上午，看見太陽披着盛裝升起，太陽的球體打開了，裡面走出一個光燦奪目的人，對錫蘭人說：“我來統治你們。
”夏洛特從一道光線裡走出來，統治着我。
忘記這些往事吧；同希望一樣，往事也衰老和不留痕迹。
我的生命将改變，它将在其他星空下、在其他山谷裡度過。
我青春時代的初戀呀，你帶着你的魅力逝去了!的确，我剛才重新看見夏洛特，但是，這中間過去了多少年?往事的溫柔的光線，黑夜前黃昏淡淡的玫瑰紅，而太陽早就落山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倫敦 《革命論》——它的影響——詩人勒米埃爾的侄兒的來信 人們(首先是我)常常将生活比作一座山，我們從一邊上去，在另一邊下來。
也可以将它比作阿爾卑斯山，山頂光秃秃的，覆蓋着冰雪，看不見背面。
按照後一種形象，旅行者老是往上爬，不再下來；這樣，他對走過的空間和小路看得更加清楚；這些小路不是他選擇的，但他沿着這些小路爬上平緩的山坡。
他懷着遺憾和痛苦注視他開始迷路的地點。
因此，應該說，《革命論》的出版是我偏離平靜的道路、将我引入歧途的第一步。
我寫完我給自己确定的巨大工程的第一部分；寫下這部分的最後一個字時，我處在死的念頭(我又生病了)和夢已做完的感覺之間：“Insomnisvenitimagocenjugis”①。
《革命論》是在貝利印刷廠印的，一七九一年在黛博夫出版社出版。
這個日期标志我人生的轉變。
有時候，我們的命運或者屈服于社會，或者屈從于性格，或者開始讓我們承擔我們應該承擔的角色，突然偏離它原來的路線，像一條河流突然彎曲而改變方向一樣。
①拉丁文，引自《埃涅阿斯紀》：“她丈夫的身影在她夢中出現。
” 《革命論》概述了我作為詩人、倫理學家、政論家和政治家的一生。
說我希望這部作品取得巨大成功——至少在我可能希望達到的範圍内，這是不在話下的。
我們這些作家，奇迹般的世紀奇才，我們擁有和未來人民保持溝通的抱負；但是，我認為，我們不知道後代住在什麼地方，我們寫錯了他們的地址。
當我們躺倒在墳墓裡的時候，死亡将把我們寫的或唱的話凍結得非常僵硬，以緻它們不會像蒙田的“凍結的”話那樣融解。
《革命論》應當成為曆史百科全書。
出版的第一卷已經是相當龐大的研究工作；續集已經完稿；接踵而來的，除了編年史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注釋，還有詩人的短小詩篇，《納奇茲人》等。
直到今天，我還幾乎無法理解，在我到處流浪的、遭遇那麼多挫折的職業生涯當中，我怎麼能夠從事如此規模的研究。
年輕時，我常常坐下來，一口氣寫十二個小時到十五個小時，連桌子也不離開，反複塗改和重寫一頁文字。
年邁未能使我失去這種埋頭苦幹的能力。
今天，我的外交函件全部由我自己起草，而且這些工作毫不影響我的文學創作。
《革命論》在流亡者當中引起轟動。
這部作品同我的患難朋友的感情是矛盾的；我在我的各種職位上表現的獨立性總是傷害與我同路的那些人。
我擔任過不同軍隊的首領，而士兵們并不屬于我自己的黨派。
我率領保皇黨去争取民衆自由，尤其是他們所厭惡的新聞自由；我以同樣的自由的名義，将自由黨人集合在他們憎惡的波旁王朝的旗子之下。
有時，流亡者的輿論出于虛榮心，依附于我這個人：英文的《雜志》以贊揚的口氣談論我，《擁護者》則充滿溢美之詞。
我将《革命論》寄給拉阿爾普、然格内和德薩勒。
勒米埃爾，同姓詩人的侄兒，格雷①的詩作的翻譯者，一七九七年七月十五日從巴黎給我來信，說我的《革命論》取得巨大成功。
肯定的是，如果說《革命論》一時有些名氣，但它很快被人遺忘了：一個突然出現的影子吞沒了我的榮耀的最初光芒。
①格雷(ThomasGray，一七一六—一七七一)：英國詩人。
由于我幾乎成了名人，上層流亡分子在倫敦尋找我。
我一條條街往前走。
首先，我離開霍爾鮑爾—托特漢考路。
搬到漢姆斯底德路。
在那裡，我在奧拉裡夫人家中待了幾個月。
她是一位愛爾蘭寡婦，有一個十四歲的漂亮女兒，特别喜歡貓。
我們被共同的愛好聯系在一起，但不幸的是，兩隻可愛的小雌貓死了。
那兩隻貓白得像白鼬，隻有尾巴是黑的。
在奧拉裡夫人家中，一些鄰居老太太常來喝茶。
我不得不按照傳統習慣陪伴她們。
斯塔爾夫人在《埃傑蒙夫人家中的科琳娜》中描繪過這種場面：“我親愛的，你是否認為水可以沖茶嗎?”“我親愛的，我想還要等一會兒吧。
” 經常參加這種晚會的還有一個年輕漂亮的愛爾蘭姑娘，瑪麗?尼爾；她身材高大，由一個保護人陪同。
她在我的目光深處發現傷感，因為她對我說：“youcarryyourheartinasling?(你把你的心當作肩帶佩在身上)”。
我不知道我是怎樣披露心迹的。
奧拉裡夫人動身到都柏林去了。
這樣，我又離開窮困流亡分子聚集的地區，逐漸搬到西部富裕流亡分子的居住地，生活在主教、朝臣和馬提尼克島的殖民者當中。
佩爾迪埃又回到我身邊；他輕率地結了婚；他仍然愛吹牛，到處幫助人，同鄰居的錢打交道、而不是同鄰居打交道。
我結識一些新朋友，尤其在那些同我的家族有關系的圈子裡，如克裡斯蒂昂—拉穆瓦翁。
在基貝隆事件①中，他的腿受了重傷，今天是我在貴族院的同僚。
他把我介紹給林賽夫人；這位夫人愛上他哥哥奧古斯特?德?拉穆瓦尼翁。
紀堯姆議長①因此沒有遷進他在下城的新居，到布瓦洛、塞維涅夫人和布達盧中間去生活。
①基貝隆(Quiberon)事件：基貝隆是布列塔尼的一座海濱城市，一七九五年，一支由流亡分子組成的軍隊在英國人幫助下，在那裡登陸，結果許多人被俘，七百四十八人被槍決。
①紀堯姆議長(GuillaumedeLanoignon，一六一七—一六七七)：巴黎議會的首任議長。
林賽夫人原籍愛爾蘭，思想僵硬，脾氣有點粗暴，身材優雅，容貌漂亮，有高貴的靈魂和高尚的性格，有名望的流亡者在尼農家族這最後的繼承人家中聚會。
舊君主制度連同它的一切特權和優雅死亡了。
一天，人們将把它發掘出來，像人們在埃特呂利挖出來的那些皇後的骨架，戴着項鍊、手镯、耳環。
我在這些集會上碰見馬婁埃特先生、可愛的貝洛瓦夫人、蒙洛西埃伯爵和龐納騎士。
最後這位以幽默、肮髒和貪食出名，而且這個名聲是十分恰當的。
他是那種有鑒賞力的人，從前他們坐在那裡，冷眼觀察法國社會；他們無所事事，任務是觀察一切，對一切指手畫腳；他們的作用相當于現在新聞記者的作用，但沒有他們的尖酸刻薄，而且在民衆當中他們沒有那樣大的影響。
蒙洛西埃完全符合他那句關于“木十字架”的名言②給他帶來的聲譽，我在引用這句話的時候，對它進行了删節，但仍然是符合原話精神的。
離開法國後，他來到柯布倫滋③。
他在王子們那裡未受到禮遇，同别人吵了一架，夜晚在萊茵河邊毆鬥，被人用劍刺穿胸。
他不能動彈，又什麼也看不見，他問身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