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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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鳴炮向我緻敬。

    一位軍官代表司令官陪同我檢閱儀仗隊。

    我下榻在“造船匠”旅店,旅店主人和仆役們畢恭畢敬,脫帽迎接我。

    市長夫人以全城最美麗的太太的名義邀請我出席晚會。

    我的大使館随員比英先生恭候我到達。

    精美的晚宴為大使先生洗塵,但大使先生完全沒有胃口,也絲毫不感覺疲倦。

    民衆聚集在我的窗下,唱起歡迎的歌曲。

    那位軍官又倒回來,不顧我的反對,在我門前布置了崗哨。

    次日,我用我主子的錢發放了豐厚的犒賞之後,坐上由兩名衣着華麗的車夫駕駛的輕馬車;在隆隆的禮炮聲中,四匹彪悍的馬拖着車,大步小跑着,載着我向倫敦駛去。

    我的随從乘另外幾輛馬車跟在我後面;穿号衣的報信使者伴随車隊。

    我們穿過坎托貝麗,引起約翰—布爾和同我們交錯而過的豪華馬車的注意。

    在布萊克—裡世,過去強盜們經常光顧的蠻荒之地,我看見一座嶄新的村莊。

    不久,籠罩倫敦城的漫天煙霧出現在我眼前。

     我堕進這個充滿煤煙的蒸汽的深淵,就像跌進鞑靼人的爐子;我穿過這座我熟悉的城市,到達位于波特蘭廣場的大使館。

    代辦喬治?德?卡拉芒伯爵先生,大使館秘書馬塞呂斯子爵、埃?德卡茲男爵、德?布爾格内先生,大使館的随員們,彬彬有禮地迎接我。

    人們給我遞上英國部長們和外國大使們的名片,此前他們已經得知我即将到任的消息。

     一七九三年五月十七日我曾到達同一個倫敦;當時,我是一個卑微和無知的旅行者,從澤西島來到南安普敦。

    市長夫人不知道我路過;市長威廉?史密斯十八日給我開了一張前往倫敦的路條,附上一張“外僑證明”。

    關于我的體貌特征,上面用英語寫道:“弗朗索瓦?夏多布裡昂,流亡軍的法國軍官,身高五尺四寸,棕色頰髯和頭發。

    ”我謙卑地同幾位度假水手一道乘坐一輛最廉價的馬車;我在最便宜的飯館吃飯;我進人這座由皮特先生統治的富裕和著名的城市的時候,我是窮困潦倒、疾病纏身和默默無聞的。

    我住在一間月租六先令的頂樓裡,那座房屋位于一條名為托頓漢—考爾路的小街的盡頭,是我的一位布列塔尼堂兄為我準備的。

     啊!老爺呀,願你今天 如此榮耀顯赫的生活, 同那些幸福時光不同!① ①引自伏爾泰的詩。

     然而,我在倫敦陷入另一種默默無聞。

    我的政治地位掩蓋了我的文學聲譽。

    在聯合王國裡,沒有哪個蠢人不更加重視路易十八的大使,而不是《基督教真谛》的作者。

    我将看看在我死後,或者我在喬治四世身邊不再取代德卡茲公爵之時——同我一生别的事情一樣,我接替他的職位是同樣奇怪的事——,情況将如何變化。

     作為法國大使,我到達倫敦之後最大的樂趣,是将我的馬車停在街心公園一角,到大街小巷和那些老百姓居住的簡陋的郊區集鎮上散步。

    那些街道是我過去經常光顧的地方;那些集鎮在同樣的痛苦籠罩下是苦難的藏身之所,當年不知道次日是否有面包的我,同我患難與共的朋友常常到這些不為人知曉的地方去。

    如今,我桌上擺着三道或四道萊。

    在那些過去向我敞開的那些狹小和窮困的房屋門口,我如今隻看見陌生的面孔。

    我不再看見那些可以從手勢、步态、樣式陳舊的衣着辨識出來的遊蕩的同胞們。

    我不再看見那些殉道的神父,他們圍着打裥頸圈,戴着大三角帽,身穿磨破的黑色長袍,過路的英國人向他們緻敬。

    兩旁宮殿林立的寬廣街道如今被打通了,出現一些新建的橋梁,路邊栽種了樹木。

    波特蘭廣場附近的攝政王公園取代了從前布滿牛群的草場。

    以前從我頂樓的天窗可以遠遠看見的公墓,如今消逝在一座建築物的圍牆之内。

    當我到利物浦勳爵家去的時候,我費好大勁才找到查理一世的斷頭台的位置,現在那裡是空無一物的廣場;新建築物逐漸擴充地盤,向查理二世的雕像包圍過來,讓人忘記那些值得記憶的事件。

     在包圍我的乏味的豪華排場之中,我多麼懷念那個動亂和眼淚的世界呀!那時候,我同不幸的僑民們分享苦難。

    一切都變了,苦難本身也同繁華一道逝去,這是千真萬确的事情!我流亡的弟兄們現在怎麼樣哪?有的死了,有的經曆了不同的命運:他們同我一樣看見他們的親人和朋友消逝;他們在他們祖國比在異鄉土地上更加不幸。

    在這塊土地上,我們不是有我們的集會、我們的娛樂、我們的節日,尤其是我們的青春嗎?有些母親、有些在逆境中開始生活的少女,把她們辛勤勞動的果實拿來,為的是跳跳祖國的舞蹈,散散心。

    友情在勞作之後傍晚的談話中、在漢斯泰德和報春花山的草地上結成。

    在由破屋改成的我們親手裝飾的小教堂裡,我們于一月二十一日和王後忌日作祈禱,我們的流亡的鄉村本堂神父的悼詞令我們感動不已。

    我們沿着泰晤士河漫步,有時目睹滿載世界财富的船舶靠岸,有時欣賞裡斯滿的農村房屋,而我們自己是如此貧困,失去了自己的家園。

    這一切才是真正的福分! 一八二二年,當我重新回來時,迎接我的不是那位打開我們頂樓的門、對我稱兄道弟、睡在我床邊的一張破床上、以他單薄的衣服作被子、用月光照明、冷得哆嗦的我的朋友,我在火把照耀下,從兩排仆人中間走過,仆人之後是五名或六名畢恭畢敬的秘書。

    在我通往布滿金子和絲綢的客廳的路上,“老爺、爵爺、閣下、大使先生”不絕于耳。

     “我求求你們,先生們,讓我安靜一點吧!别再叫‘爵爺’了!我怎樣打發你們呢?你們到辦公室裡去開心吧,就當我不在這裡一樣。

    你們以為我會把你們這些玩意當一回事嗎?。

    你們以為我蠢得可以,會認為因為我換了一身衣服,就換了一個人嗎?你們會說,倫敦德利侯爵要來訪,威林頓公爵求見,坎甯先生找我,格維迪爾夫人要我十點鐘賞光,到她的歌劇院包廂裡去,曼斯菲爾德夫人約我午夜到阿爾瑪克①。

    饒了我吧!我往哪裡躲好?誰來解救我?誰能夠使我擺脫這些折磨呢?回來吧,我那些窮困和孤獨的日子!複活吧,我流亡中的夥伴!我們走吧,我的睡行軍床和睡草墊的夥伴,我們到鄉下去,到一個為人不屑的小酒店的花園裡,坐在一張木頭長凳上喝一杯劣質茶,聊聊我們瘋狂的希望和我們的忘恩負義的祖國,傾訴我們的煩惱,設法互相幫助和援助一位比我們更加窮困的親戚吧。

     ①指阿爾瑪克沙龍,倫敦貴族當時在那裡舉行舞會。

     這就是住進倫敦大使館頭幾天我的感受和想法。

    當我在肯辛頓公園裡,用一種不那麼沉重的憂郁麻醉自己的時候,我才能逃避大使館的令我壓抑的憂郁。

    公園本身一點也沒有變。

    隻是樹長高了一些;在仍然寂靜的園子裡,鳥兒平靜地築巢。

    甚至不再時興在那裡集會了;而過去,當法國人當中最漂亮的女人——雷卡米埃夫人——,走過的時候,身後跟随一大群人。

    在肯辛頓空無一人的草坪旁邊,我喜歡觀看馬群和時髦男女的車輛在海德公園奔跑,其中有我的沒有載人的輕便雙輪馬車,而我重新變成流亡小貴族,沿着小徑往上走,那位被驅逐的神父過去在那裡讀經。

     在肯辛頓公園裡,我醞釀了《革命論》;由于我重讀了我的海外遊曆日記,我寫成了《阿達拉》的愛情故事;也是在那個公園裡,在一片低沉、金黃色、仿佛被極光照耀的天空下,我在田野上長時間漫遊之後,用鉛筆記下描寫勒内的愛情的初稿。

    晚上,我将我白天思索的成果記在《革命論》和《納奇茲人》中。

    這兩部手稿是同時并進的,盡管我缺錢買稿紙,而且因為沒有線,我用從房間内的木條上拔出的釘子将稿紙釘在一起。

     這些煥發我的最初靈感的地點使我感覺它們的力量;它們現在反射着往事的溫柔的光芒;我感覺自己正在重新提筆寫作。

    在大使館裡浪費了多少時光呀!同在柏林一樣,要在此地繼續我的《回憶錄》,時間是不缺乏的。

    這部《回憶錄》是我用骸骨和廢墟建造的大廈。

    我在倫敦的秘書們希望早上去野餐,晚上去跳舞:好極了!男士們,彼得、瓦朗坦、劉易斯,上酒館去了;女士們,羅斯、佩吉、瑪麗亞,去逛街了;我求之不得。

    他們将大門的鑰匙留給我:看門的事就托付給大使先生了。

    如果有人敲門,他就去開門。

    人全走了;隻剩下我一個:動手幹活吧。

     我剛才說過,二十年之前,我在倫敦寫了《納奇茲人》和《阿達拉》的初稿;而我的《回憶錄》正好寫到美洲之行的時候:這兩件事湊在一起,真是奇妙極了。

    把這二十二年一筆勾銷吧,就像它們從我生命中一筆勾銷一樣,我們向新世界的原始森林迸發吧。

    到上帝高興的時候,我才會寫關于我的大使館的故事。

    然而,隻要我在這裡待幾個月,我就有餘暇從尼亞加拉瀑布寫到德國的勤王軍,從勤王軍寫到我流亡英國,法國國王的大使可以在他流亡的國度講述他流亡的故事。

     一八二二年四月到九月 于倫敦 橫渡大西洋 前一卷以我在聖馬諾登船結尾。

    不久,我們就駛出英吉利海峽。

    西面滾滾而來的巨浪表明:我們已經進入大西洋了。

     那些從未出海的人,很難體會遠航者從船舷四望隻看見大洋的嚴峻面孔時的感情。

    在水手危險的生涯中,有一種由于遠離陸地而來的獨立不羁。

    他們把人類的情感留在岸上了。

    在他們離開的世界和他們尋求的世界之間,他們的愛和祖國,僅僅是載負他們的海水。

    不必再履行義務,不必再回訪,不再讀報紙,不再談論政治。

    甚至水手的語言也不同一般:這是海洋和藍天的語言,是沉默和暴風雨的語言。

    你生活在水上世界,你周圍的人與陸地上的人有不同的衣着、趣味、作風、臉孔。

    他們有海豹的粗犷,也有飛鳥的輕盈。

    他們臉上沒有社交生活的憂愁。

    他們臉上布滿的皺紋好像收攏的船帆的褶子。

    在海上,臉上的皺紋是被海風、而不是被歲月挖掘的。

    這些人的皮膚被鹽所浸漬,堅硬、呈紅色,猶如海浪拍打的礁石的表面。

     水手對他們的船舶一往情深。

    他們離船時傷心痛哭,歸船時喜極而泣。

    他們無法留在家人當中。

    雖然他們無數次誓言不再去海上冒險,但他們終究不能離開大海,就像一個年輕人無法離開一位暴躁和不忠實的情婦的懷抱一樣。

     在倫敦和普利茅斯的碼頭上,不難發現一些在船上出生的水手:他們從小到老從不上岸;他們隻是從他們的飄浮的搖籃邊觀看陸地,他們是那個他們并未進入的世界的旁觀者。

    在這種變得如此狹窄的生活空間裡,頭頂雲彩,腳踩深淵,一切對于水手都變得有生氣:一隻錨、一張帆、一根桅杆、一門炮,都是人們鐘愛之物,它們都有自己的故事。

     船帆在拉布拉多半島①海岸附近撕破了;帆篷長用一塊你現在看見的布将它補好。

     ①拉布拉多半島(Labrador):北美東部的半島,今天屬加拿大。

     在三明治群島②的珊瑚礁中走錨之後,是這隻錨拯救了船。

     ②三明治群島(ilesSandwich):大西洋南部島嶼。

     在好望角的狂風中,桅杆折斷了;當時桅杆是一根,現在由兩根組成,結實多了。

     在切薩皮克灣③的戰鬥中,隻有大炮沒有被摧毀。

     ③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美國東部海灣。

     船上最令人感興趣的消息:剛剛扔下測程儀;船速為十節。

     中午天氣晴朗;有人在測量,看看我們在什麼緯度。

     有人在計算:按照正确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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