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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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的傍晚，天氣終于變得溫和，不那麼炎熱了。
此時正是夕陽西下時分，蘭德爾坐在威尼斯大道旁的多尼咖啡廳裡，等着羅伯特-萊布朗的到來。
他漫不經心地玩弄着面前桌上裝有飲料的玻璃杯，他一口也沒有喝，頭卻不斷地從左轉向右，又從右轉向左，仿佛是在看網球比賽一般。
他觀察着那些在一排排的桌子中的人行道上來來往往的顧客。
如此這般焦急地盼望，令人很感疲勞。
他對自己說，萊布朗會按他答應的時間趕來的，他于是放松了一下，按摩着自己頸後繃得像電纜線那麼緊的肌肉，使自己能利用這段悠閑的時間任憑自己去回想。
從星期六傍晚與萊布朗分手到約定星期一下午會面這段時間，假若他不自己驅使自己拼命幹工作的話，這難熬的等待是難以忍受的。
星期六晚上他沒有幹什麼，這是真的，因為萊布朗走後，特别是在電話上與惠勒吵了一架後，心情煩亂，無法幹什麼有意義的事情，那時，他在房間裡吃了點心後，就開始思考即将發生的事。
如果——且不管惠勒對僞造品的嘲諷，——萊布朗真的帶來了僞造品的足夠的證據的話，自己又該怎麼辦？下一步該采取什麼行動？他應到惠勒、戴克哈德或其他出版商那裡，把證據擺在他們面前，迫使他們承認無可否認的事實嗎？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他們故意否認真相怎麼辦？那時怎麼辦？他們不大可能對關于僞裝品的真實證據無動于衷，但如果他們真的置之不理，又将如何呢？ 蘭德爾已仔細想過是否還有别的方案，不過隻把它們視為可能性。
唯一使他困惑的是他自己的事，除了發現真相時凄涼的感受以外，自己還會得到什麼呢？對真相的渴望隻能帶來自己重建的信仰的毀滅。
管它凄涼與否，隻要做到問心無愧就夠了。
昨天，幾乎整個白天和晚上，他确實在幹他職責之内的工作。
他的名字仍然列在“第二次複活”的工資支出單上，他認為他正在做的事是他的責任。
但那是一項進展緩慢，實行起來很辛苦的活動。
一旦把他的調查和将要出版的東西作比較，所有對《國際新約》的贊譽就會不值一錢。
他覺得自己的工作——宣傳《國際新約》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他正從事的是一個他認為是見不得人的騙術。
還有，他打往或接受阿姆斯特丹六、七個電話——氣氛幾乎要凝結了——與他的公關同事們讨論宣傳工作的事宜。
哦，他們都在——是星期日——但他們都在全心全意地努力工作，奧尼爾、亞曆山大、泰勒，還有海倫-德博爾。
他們給他讀了準備的發布事項，他也提出了建議、改正意見，并給他們作了最後的指導。
同時，他也給他們讀了自己準備的發布内容，叫他們作最後的編印。
傑西卡-泰勒告訴他——像旁觀者無意中提到的——安傑拉-蒙蒂已經從羅馬回去了。
她對蘭德爾沒有回羅馬感到很納悶，并且打聽了蘭德爾現在的一些情況。
蘭德爾聽後請泰勒小姐轉告安傑拉說自己正在羅馬，被一些采訪、約會纏住了，但在星期二前一定回去。
還有别的要告訴她嗎？沒有了，除了讓她呆在自己的桌邊準備接羅馬來的電話外沒有别的事了。
不像惠勒，蘭德爾的同事沒有一個問及在這麼忙的時候他在羅馬到底幹些什麼。
還有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十分重大的，第二件則具有決定性。
第一件事是給律師薩德-克勞福德打電話，将其從紐約的寓所中喚醒，并命其給銀行打電話以他的律師權利提出兩萬美元給羅馬的蘭德爾，最好是美元現款。
具有決定性的事情——隻因為惠勒說萊布朗不可靠使蘭德爾失去了信心——是要進一步弄确切這個他要馬上與之交鋒的出獄犯的身份。
蘭德爾的一個老朋友——他們一塊進入了宣傳界——很久以前放棄了公關事業重操舊業，作了美聯社常駐巴黎的記者，住在玻裡街已很多年了。
他叫薩姆-哈西，思想敏銳，日日重複的老套也沒有使他木然。
蘭德爾很珍視與他的友誼，每當薩姆放假回紐約他們都要開懷暢飲，共叙友情。
所以第二件事是立刻與薩姆聯系上。
幸運的是，蘭德爾立刻找到了他。
他正獨坐在美聯社的桌邊。
蘭德爾說他需要幫助——是一項調查——并且希望能在第二天下午前得到答複。
不知薩姆周圍是否有人可以幫忙。
薩姆問蘭德爾需要什麼。
蘭德爾想知道1915年法軍是否組織過一個叫做魔鬼島遠征軍。
并且想弄清司法部門的檔案是否記載有一個年輕的法國人，羅伯特-萊布朗，于1912年因僞造罪被逮捕并被發配到了魔鬼島。
薩姆的好奇心被激了起來，他主動提出第二天早晨他本人辦這件事并給蘭德爾回電話。
今天，星期一的早上，以及下午的後半晌，蘭德爾并沒有為“第二次複活”工作，正好相反，如果惠勒知道，他會指出，蘭德爾是在和“第二次複活”的雇主對着幹。
薩德-克勞福德的錢彙來了，他帶來了惠勒——又是該死的惠勒——說的另外“30塊銀子”，蘭德爾在靠
此時正是夕陽西下時分，蘭德爾坐在威尼斯大道旁的多尼咖啡廳裡，等着羅伯特-萊布朗的到來。
他漫不經心地玩弄着面前桌上裝有飲料的玻璃杯，他一口也沒有喝，頭卻不斷地從左轉向右，又從右轉向左，仿佛是在看網球比賽一般。
他觀察着那些在一排排的桌子中的人行道上來來往往的顧客。
如此這般焦急地盼望，令人很感疲勞。
他對自己說，萊布朗會按他答應的時間趕來的，他于是放松了一下，按摩着自己頸後繃得像電纜線那麼緊的肌肉，使自己能利用這段悠閑的時間任憑自己去回想。
從星期六傍晚與萊布朗分手到約定星期一下午會面這段時間，假若他不自己驅使自己拼命幹工作的話，這難熬的等待是難以忍受的。
星期六晚上他沒有幹什麼，這是真的，因為萊布朗走後，特别是在電話上與惠勒吵了一架後，心情煩亂，無法幹什麼有意義的事情，那時，他在房間裡吃了點心後，就開始思考即将發生的事。
如果——且不管惠勒對僞造品的嘲諷，——萊布朗真的帶來了僞造品的足夠的證據的話，自己又該怎麼辦？下一步該采取什麼行動？他應到惠勒、戴克哈德或其他出版商那裡，把證據擺在他們面前，迫使他們承認無可否認的事實嗎？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他們故意否認真相怎麼辦？那時怎麼辦？他們不大可能對關于僞裝品的真實證據無動于衷，但如果他們真的置之不理，又将如何呢？ 蘭德爾已仔細想過是否還有别的方案，不過隻把它們視為可能性。
唯一使他困惑的是他自己的事，除了發現真相時凄涼的感受以外，自己還會得到什麼呢？對真相的渴望隻能帶來自己重建的信仰的毀滅。
管它凄涼與否，隻要做到問心無愧就夠了。
昨天，幾乎整個白天和晚上，他确實在幹他職責之内的工作。
他的名字仍然列在“第二次複活”的工資支出單上，他認為他正在做的事是他的責任。
但那是一項進展緩慢，實行起來很辛苦的活動。
一旦把他的調查和将要出版的東西作比較，所有對《國際新約》的贊譽就會不值一錢。
他覺得自己的工作——宣傳《國際新約》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他正從事的是一個他認為是見不得人的騙術。
還有，他打往或接受阿姆斯特丹六、七個電話——氣氛幾乎要凝結了——與他的公關同事們讨論宣傳工作的事宜。
哦，他們都在——是星期日——但他們都在全心全意地努力工作，奧尼爾、亞曆山大、泰勒，還有海倫-德博爾。
他們給他讀了準備的發布事項，他也提出了建議、改正意見，并給他們作了最後的指導。
同時，他也給他們讀了自己準備的發布内容，叫他們作最後的編印。
傑西卡-泰勒告訴他——像旁觀者無意中提到的——安傑拉-蒙蒂已經從羅馬回去了。
她對蘭德爾沒有回羅馬感到很納悶，并且打聽了蘭德爾現在的一些情況。
蘭德爾聽後請泰勒小姐轉告安傑拉說自己正在羅馬，被一些采訪、約會纏住了，但在星期二前一定回去。
還有别的要告訴她嗎？沒有了，除了讓她呆在自己的桌邊準備接羅馬來的電話外沒有别的事了。
不像惠勒，蘭德爾的同事沒有一個問及在這麼忙的時候他在羅馬到底幹些什麼。
還有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十分重大的，第二件則具有決定性。
第一件事是給律師薩德-克勞福德打電話，将其從紐約的寓所中喚醒，并命其給銀行打電話以他的律師權利提出兩萬美元給羅馬的蘭德爾，最好是美元現款。
具有決定性的事情——隻因為惠勒說萊布朗不可靠使蘭德爾失去了信心——是要進一步弄确切這個他要馬上與之交鋒的出獄犯的身份。
蘭德爾的一個老朋友——他們一塊進入了宣傳界——很久以前放棄了公關事業重操舊業，作了美聯社常駐巴黎的記者，住在玻裡街已很多年了。
他叫薩姆-哈西，思想敏銳，日日重複的老套也沒有使他木然。
蘭德爾很珍視與他的友誼，每當薩姆放假回紐約他們都要開懷暢飲，共叙友情。
所以第二件事是立刻與薩姆聯系上。
幸運的是，蘭德爾立刻找到了他。
他正獨坐在美聯社的桌邊。
蘭德爾說他需要幫助——是一項調查——并且希望能在第二天下午前得到答複。
不知薩姆周圍是否有人可以幫忙。
薩姆問蘭德爾需要什麼。
蘭德爾想知道1915年法軍是否組織過一個叫做魔鬼島遠征軍。
并且想弄清司法部門的檔案是否記載有一個年輕的法國人，羅伯特-萊布朗，于1912年因僞造罪被逮捕并被發配到了魔鬼島。
薩姆的好奇心被激了起來，他主動提出第二天早晨他本人辦這件事并給蘭德爾回電話。
今天，星期一的早上，以及下午的後半晌，蘭德爾并沒有為“第二次複活”工作，正好相反，如果惠勒知道，他會指出，蘭德爾是在和“第二次複活”的雇主對着幹。
薩德-克勞福德的錢彙來了，他帶來了惠勒——又是該死的惠勒——說的另外“30塊銀子”，蘭德爾在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