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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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身。

    " 回到河下遊之後,我感到高興,想起喀裡多尼亞莊園居然有點親切。

     我們恢複了每星期六的會議。

    春天的一次會上,特威爾要求發言。

    他以慣用的華麗辭藻說世界代表大會的圖書館不能隻限于收集工具參考書,世界各國、各種語言的古典作品是真正的曆史見證,我們如果忽視就太危險了。

    他的發言當場通過;費爾南德斯·伊拉拉和身為拉丁文教授的克魯斯博士承擔了挑選必要書目的任務。

    特威爾已經和尼倫斯坦談過這件事。

     在那個時代,巴黎城是每個阿根廷人的烏托邦。

    我們中間最想去巴黎的或許是費爾明·埃古倫;其次是費爾南德斯·伊拉拉,他們的動機卻不一樣。

    對于《大理石雕》詩集的作者來說,巴黎就是魏爾蘭和勒孔特·德·李勒;對于埃古倫說來,巴黎是胡甯街高檔的延伸。

    我覺得埃古倫同特威爾取得了默契。

    特威爾在另一次會議上提出大會代表應該用哪一種工作語言,并且建議派兩名代表分赴倫敦和巴黎了解背景。

    為了裝得不偏不倚,他先提我,略經遲疑後又提他的朋友埃古倫。

    堂亞曆山大一如既往地同意了。

     我想上文已經說過雷恩開始教我浩如煙海的英文,作為我教他意大利語的交換。

    他盡可能略去語法和為初學者準備的句形,直接進入形式要求簡練的詩歌。

    我最初同那以後充實我一生的文字的接觸,是斯蒂文森的精彩的小詩《墓志銘》,然後是帕西用以揭示莊重的18世紀的民謠。

    我去倫敦前不久讀了斯溫伯恩的光彩奪目的詩篇,它們使我像犯了過錯似的對伊拉拉的英雄體詩是否卓越産生了懷疑。

     我是1902年1月初到倫敦的;我記得雪花飄落在臉上的愛撫感,我以前沒有見過雪,因此特别高興。

    幸好我沒有同埃古倫一起旅行。

    我住在不列颠博物館後面一家便宜的小客店,每天上下午都去博物館附屬的圖書室,尋找适合世界代表大會使用的語言。

    我沒有忽略世界性的語言;我涉獵了世界語和伏拉普克,《情感曆法》雜志把前者稱為"平等、簡單、經濟"語言,後者試圖探索語言的各種可能性,動詞一概變格,名詞一概變位。

    我權衡了重新啟用拉丁語的正反兩種意見,人們對拉丁語的眷戀多少世紀以來一直未衰。

    我也研究了約翰·威爾金斯的解析語言,這種語言從組成每個詞的字母上就能看出詞的意義。

    正是在閱覽室敞亮的圓拱頂下,我認識了貝亞特麗斯。

     本文是世界代表大會的簡史,不是我亞曆山大·費裡的故事,不過前者包括了我和其他所有人的遭遇壩亞特麗斯亭亭玉立,眉清目秀,橙黃色的頭發經常在我記憶中浮現,不像歪門邪道的特威爾的紅頭發那樣永遠不會叫我想起。

    貝亞特麗斯當時不滿二十歲。

    她從北方的一個郡來倫敦的大學文科學習。

    她出身和我一樣低微。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意大利血統仿佛不很光彩;我發現倫敦卻有不少人認為意大利血統有些浪漫的意味。

    沒過幾個下午,我們便成了情人;我向她求婚,但是貝亞特麗斯·弗羅斯特和諾拉·厄夫約德一樣,是易蔔生的忠實信徒,不願和任何人束縛在一起。

    她嘴裡說出的一個詞是我不敢啟齒的。

    啊,夜晚,分享的溫馨朦胧,像隐秘的小河一樣悄悄流淌的情愛;啊,兩人合而為一的幸福時刻,純潔真摯的幸福;啊,欲仙欲死然後陷入睡夢的結合;啊,晨光熹微,我凝視着她的時刻。

     在巴西凄清的邊境,我時有思鄉之情;倫敦紅色的迷宮給了我許多東西,我毫無那種感覺。

    盡管我找出種種借口拖延歸去的日期,年終時不得不回去;我和貝亞特麗斯一起過聖誕節。

    我答應她堂亞曆山大會邀請她參加代表大會;她含糊地回答說她喜歡去南半球看看,她有個表哥是牙醫,已在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定居。

    貝亞特麗斯不想看到輪船;她認為離别是一種強調,是不明智的慶祝不幸的行動,而她讨厭強調。

    我們便在上一個冬天相識的圖書室告别。

    我是個怯懦的人;我沒有把通訊地址留給她,以免等候信件的焦急。

     我一向認為回去的路程比來時短一些,但是橫渡大西洋的航程充滿了回憶和憂慮,顯得很長很長。

    我想到貝亞特麗斯的生活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和我的生活齊頭并進,覺得非常傷心。

    我寫了一封厚厚的信,離開蒙得維的亞時又把它撕毀了。

    我星期四回到祖國:伊拉拉在碼頭上迎接。

    我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處;星期四、五兩天,我們一直散步聊天。

    我想重新熟悉睽違一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我聽說費爾明·埃古倫還賴在巴黎,覺得松了一口氣;我比他早回來,多少減輕了我長時間淹留國外的内疚。

     伊拉拉情緒低落。

    費爾明在歐洲大量揮霍,不止一次地違抗叫他立即回國的指令。

    這也是始料所及的。

    使我更為不安的是别的消息;特威爾不顧伊拉拉和克魯斯反對,擡出了小普林尼的"開卷有益"的名言,說是再壞的書也有可取之處,他建議不分青紅皂白地收購《新聞報》的合訂本,買了三千四百冊各種版本的《堂吉诃德》、巴爾梅斯的書信、大學論文、賬冊、簡報和劇院的節目單。

    他早說過一切都是曆史的見證。

    尼倫斯坦支持他;經過三個星期六的"熱烈讨論",堂亞曆山大批準了建議。

    諾拉·厄夫約德辭去了秘書職務;接替她的是一個新成員卡林斯基,也是特威爾的工具。

    堂亞曆山大的邸宅的後屋和地窖如今堆滿了大包小包的書籍表冊,既無目錄。

    又無卡片。

    7月初,伊拉拉去喀裡多尼亞莊園住了一星期;泥水匠們已經停工。

    問起時,工頭解釋說這是主人的吩咐,現在日子閑得無法打發。

     我在倫敦時已寫好一個報告,現在不值一提;星期五,我去拜訪堂亞曆山大,并且把報告交給他。

    費爾南德斯·伊拉拉陪我同去。

    下午風很大,往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