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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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像是孩子的軟弱無力的手放在巨人的手上。
他最後活得不耐煩了，但是從不抱怨。
祖母也死在那幢房子裡。
臨終前幾天，她把我們都叫到床前，對我們說：我是個很老的老太婆，大半截已經入土了。
這種事太平常了，你們誰都不必大驚小怪。
諾拉，你的妹妹，結了婚，有兩個孩子。
順便問一句，家裡人怎麼樣？" "挺好。
父親還老是取笑宗教信仰。
昨晚還說耶稣和高喬人一樣，不願意受牽連，因此總是用寓言傳教。
" 他遲疑了片刻，問我說： "您呢？" "我不知道你寫了多少本書，隻知道數目太多。
你寫的詩隻讨你自己喜歡，寫的短篇小說又太離奇。
你還像父親和我們家族許多别的成員那樣講課。
" 使我高興的是他隻字不問我出版的書的成敗。
我換了口氣，接着說： "至于曆史……又有一次大戰，交戰各方幾乎還是那幾個國家。
法國很快就投降了；英國和美國對一個名叫希特勒的德國獨裁者發起一場戰役，是滑鐵盧戰役的重演。
1946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又出了一個羅薩斯，和我們那位親戚很相像。
1955年，科爾多瓦省挽救了我們，正如恩特雷裡奧斯以前挽救過我們一樣。
現在情況不妙。
俄國正在霸占全球；美國迷信民主，下不了當帝國的決心。
我們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士氣。
既士裡土氣，又自以為了不起，仿佛不睜開眼睛看看外面。
如果學校裡不開拉丁文課程，改教瓜拉尼土語，我也不會感到驚奇。
" 我發現他根本不注意聽我講話。
對于不可能而又千真萬确的事情的恐懼把他吓住了。
我沒有子女，對這可憐的小夥子感到一種眷戀之情，覺得他比我親生的兒子還親切。
我見他手裡捏着一本書。
我問他是什麼書。
"費奧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惡的人》，或者我想是《群魔》吧，"他不無賣弄地回答。
"我印象模糊了。
那本書怎麼樣？" 我話一出口馬上覺得問得有些唐突。
"這位俄羅斯大師，"他提出自己的見解說，"比誰都更了解斯拉夫民族靈魂的迷宮。
" 這一修辭學的企圖使我覺得他情緒已經平靜。
我問他還浏覽過那位大師的什麼作品。
他說了兩三個書名，包括《雙重人格》。
我問他閱讀時是否像看約瑟夫·康拉德的作品那樣能清晰地區别書中人物，還問他有沒有通讀全集的打算。
"說實話，沒有，"他略感詫異地回答。
我問他在寫什麼，他說他正在寫一本詩，書名打算用《紅色的頌歌》。
他還想到《紅色的旋律》。
"為什麼不可以？"我對他說。
"你可以援引著名的先例。
魯文·達裡奧的藍色詩集和魏爾蘭的灰色《感傷集》。
" 他不予理睬，自顧自解釋說他的詩集要歌頌全人類的博愛。
當代的詩人不能不面對現實。
我陷入沉思，接着問他是不是真的對所有的人有兄弟之情。
比如說，對所有的殡儀館老闆，所有的郵遞員，所有的潛水員，所有無家可歸的人，所有的失音的人，等等。
他對我說他的集子談的是被壓迫、被遺棄的廣大群衆。
"你所說的被壓迫、被遺棄的廣大群衆，"我說，"隻是一個抽象概念。
如果說有人存在，存在的隻是個别的人。
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個古希臘人早已斷言。
我們兩個，坐在日内瓦或者劍橋的一張長椅上，也許就是證明。
" 除了曆史的嚴格的篇章之外，值得回憶的事實并不需要值得回憶的詞句。
一個垂死的人會回憶起幼時見過的一張版畫；即将投入戰鬥的士兵談論的是泥濘的道路或軍士長。
我們的處境是絕無僅有的，老實說，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
我們不可避免地談起了文學；不過我談的無非是常向新聞記者們談的話題。
我的另一個我喜歡發明或發現新的隐喻；我喜歡的卻是符合隐秘或明顯的類緣以及我們的想像力已經接受的隐喻。
人的衰老和太陽的夕照，夢和生命，時間和水的流逝。
我向他提出這個看法，幾年後我還要在一本書中加以闡明。
他似乎沒有聽我說。
突然問道： "如果您做了我，您怎麼解釋說，您居然忘了1918年和一位自稱也是博爾赫斯的老先生的邂逅相遇呢？"
他最後活得不耐煩了，但是從不抱怨。
祖母也死在那幢房子裡。
臨終前幾天，她把我們都叫到床前，對我們說：我是個很老的老太婆，大半截已經入土了。
這種事太平常了，你們誰都不必大驚小怪。
諾拉，你的妹妹，結了婚，有兩個孩子。
順便問一句，家裡人怎麼樣？" "挺好。
父親還老是取笑宗教信仰。
昨晚還說耶稣和高喬人一樣，不願意受牽連，因此總是用寓言傳教。
" 他遲疑了片刻，問我說： "您呢？" "我不知道你寫了多少本書，隻知道數目太多。
你寫的詩隻讨你自己喜歡，寫的短篇小說又太離奇。
你還像父親和我們家族許多别的成員那樣講課。
" 使我高興的是他隻字不問我出版的書的成敗。
我換了口氣，接着說： "至于曆史……又有一次大戰，交戰各方幾乎還是那幾個國家。
法國很快就投降了；英國和美國對一個名叫希特勒的德國獨裁者發起一場戰役，是滑鐵盧戰役的重演。
1946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又出了一個羅薩斯，和我們那位親戚很相像。
1955年，科爾多瓦省挽救了我們，正如恩特雷裡奧斯以前挽救過我們一樣。
現在情況不妙。
俄國正在霸占全球；美國迷信民主，下不了當帝國的決心。
我們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士氣。
既士裡土氣，又自以為了不起，仿佛不睜開眼睛看看外面。
如果學校裡不開拉丁文課程，改教瓜拉尼土語，我也不會感到驚奇。
" 我發現他根本不注意聽我講話。
對于不可能而又千真萬确的事情的恐懼把他吓住了。
我沒有子女，對這可憐的小夥子感到一種眷戀之情，覺得他比我親生的兒子還親切。
我見他手裡捏着一本書。
我問他是什麼書。
"費奧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惡的人》，或者我想是《群魔》吧，"他不無賣弄地回答。
"我印象模糊了。
那本書怎麼樣？" 我話一出口馬上覺得問得有些唐突。
"這位俄羅斯大師，"他提出自己的見解說，"比誰都更了解斯拉夫民族靈魂的迷宮。
" 這一修辭學的企圖使我覺得他情緒已經平靜。
我問他還浏覽過那位大師的什麼作品。
他說了兩三個書名，包括《雙重人格》。
我問他閱讀時是否像看約瑟夫·康拉德的作品那樣能清晰地區别書中人物，還問他有沒有通讀全集的打算。
"說實話，沒有，"他略感詫異地回答。
我問他在寫什麼，他說他正在寫一本詩，書名打算用《紅色的頌歌》。
他還想到《紅色的旋律》。
"為什麼不可以？"我對他說。
"你可以援引著名的先例。
魯文·達裡奧的藍色詩集和魏爾蘭的灰色《感傷集》。
" 他不予理睬，自顧自解釋說他的詩集要歌頌全人類的博愛。
當代的詩人不能不面對現實。
我陷入沉思，接着問他是不是真的對所有的人有兄弟之情。
比如說，對所有的殡儀館老闆，所有的郵遞員，所有的潛水員，所有無家可歸的人，所有的失音的人，等等。
他對我說他的集子談的是被壓迫、被遺棄的廣大群衆。
"你所說的被壓迫、被遺棄的廣大群衆，"我說，"隻是一個抽象概念。
如果說有人存在，存在的隻是個别的人。
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個古希臘人早已斷言。
我們兩個，坐在日内瓦或者劍橋的一張長椅上，也許就是證明。
" 除了曆史的嚴格的篇章之外，值得回憶的事實并不需要值得回憶的詞句。
一個垂死的人會回憶起幼時見過的一張版畫；即将投入戰鬥的士兵談論的是泥濘的道路或軍士長。
我們的處境是絕無僅有的，老實說，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
我們不可避免地談起了文學；不過我談的無非是常向新聞記者們談的話題。
我的另一個我喜歡發明或發現新的隐喻；我喜歡的卻是符合隐秘或明顯的類緣以及我們的想像力已經接受的隐喻。
人的衰老和太陽的夕照，夢和生命，時間和水的流逝。
我向他提出這個看法，幾年後我還要在一本書中加以闡明。
他似乎沒有聽我說。
突然問道： "如果您做了我，您怎麼解釋說，您居然忘了1918年和一位自稱也是博爾赫斯的老先生的邂逅相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