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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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發生在1969年2月,地點是波士頓北面的劍橋。

    當時我沒有立即寫出來,因為我第一個想法是要把它忘卻,免得說蠢話。

    如今到了1972年,我想如果寫出來,别人會把它看做故事,時間一久,我自己或許也會當成是故事。

     事情進行時,我覺得不合情理,在此後的失眠的夜晚,越想越不對頭。

    但這并不是說别人聽了也會震驚。

     那是上午十點鐘光景。

    我坐在查爾斯河邊的一條長椅上。

    右面五百公尺左右有一座不知什麼名稱的高層建築。

    灰色的河水夾帶着長長的冰淩。

    河流不可避免地使我想到時間的流逝。

    兩千多年前的赫拉克利特的形象。

    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我認為學生們對我下午的講課很感興趣。

    附近一個人都沒有。

     我突然覺得當時的情景以前早已有過(心理學家們認為這種印象是疲勞狀态)。

    我的長椅的另一頭坐着另一個人。

    我甯願獨自待着,但不想馬上站起來走開,以免使人難堪。

    另一個人自得其樂地吹起了口哨。

    那天上午的許多揪心事就從那一刻開始了。

    他吹的,或者試圖吹的口哨(我一向不喜歡充内行),是埃利亞斯·雷古萊斯的《廢墟》的當地配樂。

    樂曲的調子把我帶到一個已經消失的院落,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阿爾瓦羅·拉菲努爾。

    接着他念起詞句來。

    那是開頭一節十行詩的詞句。

    聲音不是拉菲努爾的,但是學拉菲努爾。

    我驚駭地辨出了相似之處。

     我湊近對他說: "先生,您是烏拉圭人還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不過從1914年起我一直住在日内瓦,"他回答道。

     靜默了好久。

    我又問他: "住在馬拉紐街十七号,俄國教堂對面?" 他回說不錯。

     "那麼說,"我蠻有把握地說,"您就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我也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我們目前是1969年,在劍橋市。

    " "不對,"他用我的聲音回答,聲音顯得有些遙遠。

     過了片刻,他堅持說: "我現在在日内瓦,坐在羅丹諾河邊的一條長椅上。

    奇怪的是我們兩個相像,不過您年紀比我大得多,頭發也灰白了。

    " 我回說: "我可以向你證明我不是瞎說。

    我可以告訴你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那幢房子裡有一個銀制的馬黛茶罐,底部是盤蛇裝飾,是我們的曾祖父從秘魯帶回來的。

    鞍架上還挂着一個銀臉盆。

    你房間裡的櫃子擺了兩排書。

    蘭恩版三卷本的《一千零一夜》,鋼版插圖,章與章之間有小号字的注釋,基切拉特的拉丁文字典,塔西倫的《日耳曼地方志》的拉丁文原版和戈登的英文版,加尼埃爾出版社出的《堂吉诃德》,裡韋拉·英達爾特的《血欄闆》,扉頁上有作者題詞,卡萊爾的《成衣匠的改制》,一本艾米爾傳,還有一冊藏在别的書後面的平裝本的有關巴爾幹民族性風俗的書。

    我還記得杜博格廣場房屋一層樓的傍晚的情景。

    " "不是杜博格,是杜福爾,"他糾正說。

     "好吧,杜福爾。

    這些證明還不夠嗎?" "不夠,"他回道,"這些證明不說明任何問題。

    如果我在做夢的話,你當然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

    你長長的清單根本沒有用。

    " 他反駁得有道理。

    我說: "如果今天早晨和我們的邂逅都是夢境,我們兩人中間的每一個都得認為做夢的是他自己。

    也許我們已經清醒,也許我們還在做夢。

    與此同時,我們的責任顯然是接受夢境,正如我們已經接受了這個宇宙,承認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能用眼睛看東西,能呼吸一樣。

    " "假如我們繼續做夢呢?"他急切地問道。

     為了讓他和讓我自己安心,我裝出絕不存在的鎮靜。

    我對他說: "我的夢已經持續了七十年。

    說到頭,蘇醒時每人都會發現自我。

    我們現在的情況正是這樣,隻不過我們是兩個人罷了。

    你想不想稍稍了解一下我的過去,也就是等待着你的未來?" 他不做聲,但是點頭同意了。

    我有點颠三倒四地接着說: "母親身體硬朗,還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查爾加斯一馬伊普街的老家,不過父親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死于心髒病。

    先前中風後半身不遂;左手擱在右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