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安魂曲
關燈
小
中
大
雖然他必殺我，我仍對他信賴。
《約伯記》十三章十五節 我名叫奧托·迪特裡希·林德。
我的一個祖先，克裡斯托夫·林德，在決定住恩道夫戰役勝利的騎兵沖鋒時陣亡。
我的外曾祖父，烏爾裡克·福克爾，于1870年底在馬歇諾森林中被法蘭西狙擊手冷槍打死；我的父親，迪特裡希·林德上尉，在1914年圍攻那慕爾和兩年後橫渡多秒河的行動中屢建功勳。
至于我，我将因嚴刑拷打和殘殺無辜的罪名被槍決。
審理過程公正合理；我一開頭就承認自己有罪。
明天，當監獄的鐘敲響九點時，我将接受死刑處決；我想起先輩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已接近他們的陰影，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我就是他們。
審理期間（幸好時間不長）我緘口不語；當時為自己申辯會幹擾判決，并且顯得怯懦。
現在情況起了變化；在處決的前夕，我可以無所畏懼地暢所欲言。
我井不要求寬恕，因為我根本無罪，但我希望得到理解。
能聽我表白的人就能理解德國的曆史和世界未來的曆史。
我知道像我這樣的情況目前雖然駭人聽聞，不出多久将是微不足道的。
明天我将死去，但我是未來幾代人的象征。
我于1908年出生在馬林貝格。
對音樂和玄學的兩種愛好，如今幾乎遺忘，曾使我勇敢地、甚至懷着幸福感面對許多不幸的歲月。
我不能一一舉出有惠于我的人，但有兩個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勃拉姆斯和叔本華。
我也涉獵詩歌；在那些名字中我還想添上另一個偉大的日耳曼語系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亞。
以前我對神學感興趣，但是叔本華以直截了當的道理使我永遠偏離了這門奇妙的學科（以及基督教信仰）；莎士比亞和勃拉姆斯的絢麗多彩的世界使我心醉神迷。
那些高手的作品使别人擊節歎賞、欣羨不已，也會使我這個可惡的人感到心靈的震撼。
1927年前後，尼采和施本格勒闖進了我的生活。
18世紀的一位作家說過，誰都不願向同時代的人借鑒；我為了擺脫我預感壓抑的影響，寫了一篇題為《與施本格勒商榷》的文章，指出作家稱之為具有浮士德特征的無可争辯的巨著并不是歌德的駁雜的詩劇，而是一首兩千年前寫的詩；《論自然》。
盡管如此，我對那位曆史上的哲學家，對他的徹底的日耳曼尚武精神仍作了公正的評價。
1929年，我加入了納粹黨。
我不想談我在黨内接受鍛煉的年月。
那些年月對我說來比許多别人要艱難得多，因為我雖然不乏勇氣，但我缺少暴力的天賦。
盡管這樣，我明白我們處于一個新時代的邊緣，這一時代，正如伊斯蘭教或基督教創始時期，要求一批新人的出現。
作為個别的人，我的同志們都使我厭惡；我試圖說服自己，為了我們獻身的崇高目的，我們并不是個别的人，但是說服不了。
神學家們斷言，隻要上帝的關懷離開我寫字的右手一秒鐘之久，這隻手就頓時消失，仿佛被不發光的火焰燒掉一樣。
我卻說誰都不能毫無理由地存在，毫無理由地喝一杯水或者掰開一個面包。
每人的理由各各不同；我期待着那場考驗我們信仰的無情的戰争。
我知道我将參加那場戰争就夠了。
有時我擔心英國和俄羅斯的怯懦會使我們失望。
機遇或命運使我的未來完全改變：1939年3月1日傍晚，蒂爾西特發生了騷亂，報上沒有報導；在猶太教堂的後街，兩顆槍彈穿過我的大腿，這條腿不得不鋸掉。
幾天後，我們的軍隊開進波希米尼；當汽笛齊鳴，宣布這一消息時，我正躺在醫院裡動彈不得，企圖在叔本華的書裡忘掉自己。
一隻碩大懶散的貓睡在窗檻上，正是我幻滅的命運的象征。
我重新閱讀了《附錄與補遺》的第一卷，看到叔本華說一個人從出生的一刻起到死為止所能遭遇的一切都是由他本人事前決定的。
因此，一切疏忽都經過深思熟慮，一切邂逅相遇都是事先約定，一切屈辱都是懲罰，一切失敗都是神秘的勝利，一切死亡都是自盡。
我們的不幸都是自找的想法是再好不過的寬慰；這種獨特的神學向我們揭示了一個隐秘的旨意，奇妙地把我們同神混為一談。
我心想，是什麼不為人知的意圖使我找上那個傍晚，那些槍彈和那次截肢手術的呢？當然不是對戰争的畏懼，這一點我很清楚；而是某些更深奧的東西。
我終于自以為搞明白了。
為一種宗教而死比終身弘揚它要簡單得多；在以弗所與猛獸搏鬥（不少默默無聞的殉道者這麼做過）比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羅要輕松一些；一個人始終不渝的時間遠遠多于一次行動。
戰役和光榮是不難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事業比拿破侖的更為艱巨。
1941年2月7日，我被任命為塔爾諾維茨集中營的副主任。
我并不喜歡這個職務；但是我克盡厥責，從不懈怠。
懦夫在刀光劍影中露出真正面目；慈悲憐憫的人則在監獄和他人的痛苦中得到考驗。
納粹主義本質上是道德問題，是棄舊圖新，擺脫敗壞的舊人成為新人的過程。
在戰場上長官的喝斥和士兵的殺喊聲中，那種轉變是稀松平常的事；在局促的囚室中情況就不一樣，引人上當的恻隐之心往往用以前的溫情來打動我們。
我說憐憫不是沒有理由的；查拉圖斯特拉認為罪莫大于對出類拔萃的人表示憐憫。
我承認當傑出的詩人大衛·耶路撒冷從
《約伯記》十三章十五節 我名叫奧托·迪特裡希·林德。
我的一個祖先，克裡斯托夫·林德，在決定住恩道夫戰役勝利的騎兵沖鋒時陣亡。
我的外曾祖父，烏爾裡克·福克爾，于1870年底在馬歇諾森林中被法蘭西狙擊手冷槍打死；我的父親，迪特裡希·林德上尉，在1914年圍攻那慕爾和兩年後橫渡多秒河的行動中屢建功勳。
至于我，我将因嚴刑拷打和殘殺無辜的罪名被槍決。
審理過程公正合理；我一開頭就承認自己有罪。
明天，當監獄的鐘敲響九點時，我将接受死刑處決；我想起先輩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已接近他們的陰影，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我就是他們。
審理期間（幸好時間不長）我緘口不語；當時為自己申辯會幹擾判決，并且顯得怯懦。
現在情況起了變化；在處決的前夕，我可以無所畏懼地暢所欲言。
我井不要求寬恕，因為我根本無罪，但我希望得到理解。
能聽我表白的人就能理解德國的曆史和世界未來的曆史。
我知道像我這樣的情況目前雖然駭人聽聞，不出多久将是微不足道的。
明天我将死去，但我是未來幾代人的象征。
我于1908年出生在馬林貝格。
對音樂和玄學的兩種愛好，如今幾乎遺忘，曾使我勇敢地、甚至懷着幸福感面對許多不幸的歲月。
我不能一一舉出有惠于我的人，但有兩個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勃拉姆斯和叔本華。
我也涉獵詩歌；在那些名字中我還想添上另一個偉大的日耳曼語系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亞。
以前我對神學感興趣，但是叔本華以直截了當的道理使我永遠偏離了這門奇妙的學科（以及基督教信仰）；莎士比亞和勃拉姆斯的絢麗多彩的世界使我心醉神迷。
那些高手的作品使别人擊節歎賞、欣羨不已，也會使我這個可惡的人感到心靈的震撼。
1927年前後，尼采和施本格勒闖進了我的生活。
18世紀的一位作家說過，誰都不願向同時代的人借鑒；我為了擺脫我預感壓抑的影響，寫了一篇題為《與施本格勒商榷》的文章，指出作家稱之為具有浮士德特征的無可争辯的巨著并不是歌德的駁雜的詩劇，而是一首兩千年前寫的詩；《論自然》。
盡管如此，我對那位曆史上的哲學家，對他的徹底的日耳曼尚武精神仍作了公正的評價。
1929年，我加入了納粹黨。
我不想談我在黨内接受鍛煉的年月。
那些年月對我說來比許多别人要艱難得多，因為我雖然不乏勇氣，但我缺少暴力的天賦。
盡管這樣，我明白我們處于一個新時代的邊緣，這一時代，正如伊斯蘭教或基督教創始時期，要求一批新人的出現。
作為個别的人，我的同志們都使我厭惡；我試圖說服自己，為了我們獻身的崇高目的，我們并不是個别的人，但是說服不了。
神學家們斷言，隻要上帝的關懷離開我寫字的右手一秒鐘之久，這隻手就頓時消失，仿佛被不發光的火焰燒掉一樣。
我卻說誰都不能毫無理由地存在，毫無理由地喝一杯水或者掰開一個面包。
每人的理由各各不同；我期待着那場考驗我們信仰的無情的戰争。
我知道我将參加那場戰争就夠了。
有時我擔心英國和俄羅斯的怯懦會使我們失望。
機遇或命運使我的未來完全改變：1939年3月1日傍晚，蒂爾西特發生了騷亂，報上沒有報導；在猶太教堂的後街，兩顆槍彈穿過我的大腿，這條腿不得不鋸掉。
幾天後，我們的軍隊開進波希米尼；當汽笛齊鳴，宣布這一消息時，我正躺在醫院裡動彈不得，企圖在叔本華的書裡忘掉自己。
一隻碩大懶散的貓睡在窗檻上，正是我幻滅的命運的象征。
我重新閱讀了《附錄與補遺》的第一卷，看到叔本華說一個人從出生的一刻起到死為止所能遭遇的一切都是由他本人事前決定的。
因此，一切疏忽都經過深思熟慮，一切邂逅相遇都是事先約定，一切屈辱都是懲罰，一切失敗都是神秘的勝利，一切死亡都是自盡。
我們的不幸都是自找的想法是再好不過的寬慰；這種獨特的神學向我們揭示了一個隐秘的旨意，奇妙地把我們同神混為一談。
我心想，是什麼不為人知的意圖使我找上那個傍晚，那些槍彈和那次截肢手術的呢？當然不是對戰争的畏懼，這一點我很清楚；而是某些更深奧的東西。
我終于自以為搞明白了。
為一種宗教而死比終身弘揚它要簡單得多；在以弗所與猛獸搏鬥（不少默默無聞的殉道者這麼做過）比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羅要輕松一些；一個人始終不渝的時間遠遠多于一次行動。
戰役和光榮是不難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事業比拿破侖的更為艱巨。
1941年2月7日，我被任命為塔爾諾維茨集中營的副主任。
我并不喜歡這個職務；但是我克盡厥責，從不懈怠。
懦夫在刀光劍影中露出真正面目；慈悲憐憫的人則在監獄和他人的痛苦中得到考驗。
納粹主義本質上是道德問題，是棄舊圖新，擺脫敗壞的舊人成為新人的過程。
在戰場上長官的喝斥和士兵的殺喊聲中，那種轉變是稀松平常的事；在局促的囚室中情況就不一樣，引人上當的恻隐之心往往用以前的溫情來打動我們。
我說憐憫不是沒有理由的；查拉圖斯特拉認為罪莫大于對出類拔萃的人表示憐憫。
我承認當傑出的詩人大衛·耶路撒冷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