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精神病院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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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式對這種觀察做出反應，因為他純粹是被觀察對象，他好像是理性世界的一個新來者，一個遲到者。
圖克以這些觀察為中心安排了一整套儀式。
其中有英國式的社交活動，參加者必須模仿一切正式的社交活動要求。
但是除了自由觀察外，不得随意做其他任何事情。
觀察的目的是刺探任何能顯示出瘋癫的語無倫次、行動失調的迹象。
譬如，院長和工作人員定期邀請幾位病人參加“茶話會”。
客人們“都穿着最好的衣服，相互禮讓。
他們受到最好的款待，得到了陌生者應得到的各種關注。
整個晚會極其和諧愉快，幾乎沒有任何令人不快之處。
病人對自己的控制極其出色。
整個氣氛既奇特，又令人滿意。
”奇特的是，這種禮儀活動不是親密無間的交往，不是對話，也不是相互了解，而是圍繞着瘋人組織的一個環境。
在這個環境中，所有人的表現都與瘋人相同或相似，但他依然是一個陌生人，一個典型的陌生人，因為人們不僅從外表上，而且從他情不自禁地流露的東西上審視他。
瘋人不停地扮演着這種名不符實的陌生客人的角色。
他人的觀察、禮節和僞裝無聲地強加給他某種社會人格。
他要不停地對付可能暴露自己的各種東西的挑戰。
這樣，瘋人不得不使自己變成理性眼中典型的陌生人，即不暴露自己奇特性的人。
理性之城歡迎他的正是這種身份，他付出的代價是使自己屈服于這種匿名狀态。
我們看到，在休養院裡，對肉體進行部分的強制是整個系統的一部分。
該系統的基本要素是建立一種“自我克制”。
在自我克制時，病人的自由不僅受工作和他人觀察的約束，而且不斷地因承認有罪而受到威脅。
必須承認，病人不是屈從于那種單純否定的運作，而是被控制在一種肯定的運作中。
前者隻是解開束縛，将病人的深層本性從瘋癫中解救出來，而後者則用一個獎懲系統來禁煙瘋癫，把它包容在道德意識的活動中。
這樣就從一個譴責世界過渡到一個審判世界。
但是，由此才可能産生瘋癫心理學，因為瘋癫被置于觀察之下，這就要求人們不斷地否定它在表面上的僞飾。
人們隻能根據它的行動來審判它，不能指責它的意圖。
它的奧秘也不會受到探尋。
瘋癫僅僅為自身可見的部分負責。
其他部分都陷于沉寂。
除了可見的部分，瘋癫已不存在了。
精神病院裡建立的那種親近關系不會再被鐵鐐和鐵窗所破壞，但是卻不允許有相互性，隻允許有觀察的親近性。
觀察時為了看得更清楚，可以監視、刺探和貼近，實際上卻越來越遠離病人，因為它接受和承認的隻是這個陌生人的價值。
精神病科學在精神病院裡發展時永遠隻能是一種觀察和分類體系。
它不可能是一種對話。
隻有當精神分析學祛除了這種對19世紀的精神病院十分重要的觀察現象，用語言的威力取代了其無聲的魔法後，精神病科學才能成為一種對話。
更準确地說，精神分析學用被觀察者的無休止獨白雙倍地擴大了觀察者的單向觀察。
這樣，既保留了！田精神病院的單向觀察結構，又增添了一種非對稱的相互性，一種無回應的新的語言結構。
監視與審判——由此一種新的重要人物形象已經出現了。
這種形象對于19世紀的精神病院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圖克本人在講述一個狂暴不止的躁狂病人的故事時就推崇這種形象。
一天，這個病人與看護一起在精神病院的花園裡散步，病人突然亢奮起來，走出幾步遠，撿起一塊大石頭，做出要向着護擲去的姿态。
看護站住不動，盯着病人，然後向病人走過去，“用一種堅決的語調……命令他放下石頭”。
當看護走近時，病人垂下手，扔掉了他的武器；“然後他順從地、默默地被帶回他的寓室”。
有某種新事物誕生了。
這種事物不是彈壓，而是權威。
直至18世紀末，在瘋人的世界裡看管他們的隻是抽象的無個性的權力。
這個世界除了瘋癫之外，毫無生氣，看守也常常是從被禁閉者中挑選出來的。
相反，圖克在着守和病人之間、在理性和瘋癫之間，設立了一種調解因素。
社會給精神錯亂提供的這個空間現在經常有“來自那一邊的”人出沒了。
他們既代表實行禁閉的權威，又代表進行審判的嚴厲理性。
看護手無寸鐵，僅僅用觀察和語言進行幹涉。
他在逼近瘋癫時，沒有任何自我保護的或使他顯得具有威懾力的手段，而且冒着單槍匹馬與瘋癫直接沖突的危險。
但是，實際上，他不是作為一個血肉之軀，而是作為一個理性存在物，去面對瘋癫。
因此，在沖突發生之前，他已具有因神智正常而産生的權威。
過去，理性隻有憑借物質力量并通過某種實際較量才能取得對非理性的勝利。
現在，勝負已事先決定。
使病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體環境已預先确定了非理性的失敗。
在19世紀的精神病院中沒有強制措施，并不意味着非理性獲得解放，而是意味着瘋癫早已被制服了。
由于這種新的理性統治了精神病院，瘋癫不再是絕對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種未成年地位，表現了自身的一個方面，即沒有自治權利，隻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
瘋意就是一種幼稚狀态。
在休養院裡，一切安排都是使精神病人變成未成年人。
他們被“當作精力過剩、胡亂發洩的孩子。
必須給他們立竿見影的獎懲，否則就沒有效果。
必須實施一種新的教育制度，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新的引導。
必須首先使他01服從，然後再鼓勵他們，給他們安排工作。
這種工作應該用一種誘人的手段使他們做起來感到愉快。
”用‘長期以來，法律也把精神病人視為孩童，但這是用限制和監護規定所抽象地确定的一種法律地位，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具體關系。
對于圖克來說，未成年地位是一種适用于瘋人的生存方式，對于看守來說，是一種行使統治權的方式。
在休養院裡十分強調“家庭”的概念，用“家庭”把精神病人和看護組織起來。
表面上，這種“家庭”把病人置于一個正常而自然的環境中，但實際上更異化了病人。
法律上賦予瘋人以未成年地位是為了把他當作一個法律保護的對象，而這種古老的（家庭）結構變成了一種共同生存的方式後，便把瘋人當作一個心理學對象完全交給了有理性的人的權威。
後者對于瘋人來說是一個具體的成年人形象，換言之，是一個代表統治和榜樣的具體形象。
在對瘋癫和理性的關系進行大改組時，“家庭”在18世紀末發揮一種決定性的作用。
它既是一幅想像中的畫面，又是一個真實的社會結構。
“家庭”既是圖克的出發點，又是他所逐步實現的目标。
通過賦予它那些在社會中尚未損害的原始價值，圖克使“家庭”發揮一種解除精神錯亂的作用。
在他的玄想中，“家庭”是與被18世紀的人視為一切瘋癫之源的“環境”相對立的環境。
但是，他在把“家庭”引進休養院時則采取十分實際的方式，使之顯得既符合病人和有理性的人之間可能發生的種種關系，同時又是這些關系的準則。
法律上的受家庭監護的未成年地位已經剝奪瘋人的公民地位。
現在這種未成年地位則變成了一種剝奪他的實際自由的具體處境。
瘋癫的全部存在，在這個為它準備好的世界裡，被我們可以提前稱謂的“家長情結”包裹起來。
在資産階級家庭中，家長制權威圍繞着瘋癫複活了。
精神分析學說後來所揭示的正是這種曆史積澱。
精神分析學說通過一種新的神話使這種曆史積澱具有某種命運的意義。
這種意義被說成是全部西方文化，甚至是全部人類文明的标志。
但實際上，這種積澱是由西方文化逐漸形成的，僅僅是在這個世紀初才定型。
當時，瘋癫在“家庭”中被雙重異化（疏離），一方面是被關于家長制的純潔性可以解除精神錯亂的神話所異化，另一方面被按家庭模式組建的精神病院中的實際具有異化作用的處境所異化（疏離）。
今後在一段時間裡，事情的結局雖然尚無法預測，但是非理性的話語則肯定将與半真實半想像的“家庭”辯證法難解難分地聯系在一起。
這樣，對于那種狂暴的表現，人們曾經必須将其解釋為對神靈的亵渎，而今後則必須視之為對“父親”的不斷進攻。
因此，在現代世界，過去那種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無可補救的重大沖突就變成了本能對牢固的家庭制度及其古老象征的隐秘攻擊。
在禁閉世界裡，瘋癫的這種演變與基本社會制度的發展令人吃驚地彙聚在一起。
我們已經看到，自由經濟體制往往把照看窮人和病人的責任交給家庭，而不是交給國家。
家庭便成為社會責任的擔負者。
但是，如果瘋癫病人也可以托付給家庭照看，那就太奇怪了，也太不近人情了。
而圖克恰恰是在瘋癫周圍建立了一個模拟家庭。
這既是一種滑稽的模拟制度，又是一種實際的心理環境。
由于家庭供不應求，圖克就代之以由各種符号和動作構成的虛拟的家庭氛圍。
然而，由于一種十分奇怪的交錯作用，總有一天家庭會擺脫照顧一般病人的責任，同時卻保留下與瘋癫有關的虛構價值。
在窮人的疾病再次成為一件國家大事後，精神病院仍會将精神病人留在強制性的虛構家庭中，瘋人依然是未成年者，理性仍将長久地對瘋人維持着自己的父親形象。
精神病院被這些虛構的價值籠罩着，因此不受曆史發展和社會演變的影響。
在圖克的思想中，問題是如何建造一種能夠模仿最古老、最純淨，最自然的共同生活方式的環境，即那種與社會環境相差最大的，最有人情味的環境。
實際上，他分離出資産階級家庭的社會結構，在精神病院裡象征性地重建了這種結構，并讓它在曆史中随波逐流。
精神病院總是追求那些不合時宜的結構和象征，因此可能會完全不适應時代，落後于時代。
而且恰恰是在獸性顯示了某種超曆史的存在、某種永恒的回歸的地方，将會慢慢地重新出現無法追憶的家庭宿怨留下的古老創傷，已被遺忘的亂倫和懲罰的痕迹。
皮内爾從不提倡任何宗教隔離。
更确切地說，他提倡的是一種與圖克的實踐方向相反的隔離。
革新後的瘋人院應該對一切病人都有好處，但那些宗教狂人除外，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受到神靈的啟示，竭力招攬信從者”。
按照皮内爾的意圖，比塞特爾和薩爾佩特利耶爾變成了一個與圖克的休養院互補的形象。
在瘋人院裡，宗教不應成為生活的道德基礎，而應納粹是一個醫療對象：“在瘋人院裡，宗教見解應該僅僅從嚴格的醫療關系來考慮，即應該把有關公衆崇拜和政治信念的其他各種考慮置之一邊，僅僅研究是否有必要阻止可能由此産生的思想情緒的力奮，以便有效地醫治某些精神錯亂的頭腦。
”由于天主教通過人們對彼岸世界的恐懼而刺激起人們的強烈感情和恐怖意象，因此常常引發出瘋癫。
天主教造成人們的誘妄信仰，鼓勵人們的幻覺，導緻人們絕望和憂郁。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如果“檢查一下比塞特爾瘋人院的登記簿，我們就會發現，其中有教士和修道主，還有許多被關于來世的恐怖描述吓瘋的鄉民都夫”。
如果我們看到因宗教而瘋癫的人數變化，就更不會感到奇怪了。
在“舊制度”和法國革命期間，由于迷信勢力十分強大或者由于共和國反對天主教會的鬥争十分激烈，因宗教原因患憂郁症的人數成倍增多。
在局勢恢複穩定，“教務專約”門和消除了反宗教鬥争後，這種類型的誘妄症狀使消失了。
共和十年，比塞特爾百分之五十的憂郁症患者患的是宗教瘋癫，第二年還有百分之三十三，第三年便隻剩下百分之十八了。
因此，瘋人院必須擺脫宗教，擺脫它的各種形象。
“因虔誠而患憂郁症的人”不得擁有宗教書籍。
經驗“告訴我們，這類書籍是使精神錯亂持續，甚至使之不可救藥的最有力手段。
我們對它們越寬容，就越難以平息病人的焦慮”。
總之，精神病院應該是中立的，應該排除掉基督教造成的那些意象和情緒，因為它們會使人的思想誤入幻覺、謬誤，并很快導緻誰妄。
這種觀念比其它任何觀念都更遠離圖克及其建立一個宗教社區的夢想。
因為圖克
圖克以這些觀察為中心安排了一整套儀式。
其中有英國式的社交活動，參加者必須模仿一切正式的社交活動要求。
但是除了自由觀察外，不得随意做其他任何事情。
觀察的目的是刺探任何能顯示出瘋癫的語無倫次、行動失調的迹象。
譬如，院長和工作人員定期邀請幾位病人參加“茶話會”。
客人們“都穿着最好的衣服，相互禮讓。
他們受到最好的款待，得到了陌生者應得到的各種關注。
整個晚會極其和諧愉快，幾乎沒有任何令人不快之處。
病人對自己的控制極其出色。
整個氣氛既奇特，又令人滿意。
”奇特的是，這種禮儀活動不是親密無間的交往，不是對話，也不是相互了解，而是圍繞着瘋人組織的一個環境。
在這個環境中，所有人的表現都與瘋人相同或相似，但他依然是一個陌生人，一個典型的陌生人，因為人們不僅從外表上，而且從他情不自禁地流露的東西上審視他。
瘋人不停地扮演着這種名不符實的陌生客人的角色。
他人的觀察、禮節和僞裝無聲地強加給他某種社會人格。
他要不停地對付可能暴露自己的各種東西的挑戰。
這樣，瘋人不得不使自己變成理性眼中典型的陌生人，即不暴露自己奇特性的人。
理性之城歡迎他的正是這種身份，他付出的代價是使自己屈服于這種匿名狀态。
我們看到，在休養院裡，對肉體進行部分的強制是整個系統的一部分。
該系統的基本要素是建立一種“自我克制”。
在自我克制時，病人的自由不僅受工作和他人觀察的約束，而且不斷地因承認有罪而受到威脅。
必須承認，病人不是屈從于那種單純否定的運作，而是被控制在一種肯定的運作中。
前者隻是解開束縛，将病人的深層本性從瘋癫中解救出來，而後者則用一個獎懲系統來禁煙瘋癫，把它包容在道德意識的活動中。
這樣就從一個譴責世界過渡到一個審判世界。
但是，由此才可能産生瘋癫心理學，因為瘋癫被置于觀察之下，這就要求人們不斷地否定它在表面上的僞飾。
人們隻能根據它的行動來審判它，不能指責它的意圖。
它的奧秘也不會受到探尋。
瘋癫僅僅為自身可見的部分負責。
其他部分都陷于沉寂。
除了可見的部分，瘋癫已不存在了。
精神病院裡建立的那種親近關系不會再被鐵鐐和鐵窗所破壞，但是卻不允許有相互性，隻允許有觀察的親近性。
觀察時為了看得更清楚，可以監視、刺探和貼近，實際上卻越來越遠離病人，因為它接受和承認的隻是這個陌生人的價值。
精神病科學在精神病院裡發展時永遠隻能是一種觀察和分類體系。
它不可能是一種對話。
隻有當精神分析學祛除了這種對19世紀的精神病院十分重要的觀察現象，用語言的威力取代了其無聲的魔法後，精神病科學才能成為一種對話。
更準确地說，精神分析學用被觀察者的無休止獨白雙倍地擴大了觀察者的單向觀察。
這樣，既保留了！田精神病院的單向觀察結構，又增添了一種非對稱的相互性，一種無回應的新的語言結構。
監視與審判——由此一種新的重要人物形象已經出現了。
這種形象對于19世紀的精神病院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圖克本人在講述一個狂暴不止的躁狂病人的故事時就推崇這種形象。
一天，這個病人與看護一起在精神病院的花園裡散步，病人突然亢奮起來，走出幾步遠，撿起一塊大石頭，做出要向着護擲去的姿态。
看護站住不動，盯着病人，然後向病人走過去，“用一種堅決的語調……命令他放下石頭”。
當看護走近時，病人垂下手，扔掉了他的武器；“然後他順從地、默默地被帶回他的寓室”。
有某種新事物誕生了。
這種事物不是彈壓，而是權威。
直至18世紀末，在瘋人的世界裡看管他們的隻是抽象的無個性的權力。
這個世界除了瘋癫之外，毫無生氣，看守也常常是從被禁閉者中挑選出來的。
相反，圖克在着守和病人之間、在理性和瘋癫之間，設立了一種調解因素。
社會給精神錯亂提供的這個空間現在經常有“來自那一邊的”人出沒了。
他們既代表實行禁閉的權威，又代表進行審判的嚴厲理性。
看護手無寸鐵，僅僅用觀察和語言進行幹涉。
他在逼近瘋癫時，沒有任何自我保護的或使他顯得具有威懾力的手段，而且冒着單槍匹馬與瘋癫直接沖突的危險。
但是，實際上，他不是作為一個血肉之軀，而是作為一個理性存在物，去面對瘋癫。
因此，在沖突發生之前，他已具有因神智正常而産生的權威。
過去，理性隻有憑借物質力量并通過某種實際較量才能取得對非理性的勝利。
現在，勝負已事先決定。
使病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體環境已預先确定了非理性的失敗。
在19世紀的精神病院中沒有強制措施，并不意味着非理性獲得解放，而是意味着瘋癫早已被制服了。
由于這種新的理性統治了精神病院，瘋癫不再是絕對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種未成年地位，表現了自身的一個方面，即沒有自治權利，隻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
瘋意就是一種幼稚狀态。
在休養院裡，一切安排都是使精神病人變成未成年人。
他們被“當作精力過剩、胡亂發洩的孩子。
必須給他們立竿見影的獎懲，否則就沒有效果。
必須實施一種新的教育制度，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新的引導。
必須首先使他01服從，然後再鼓勵他們，給他們安排工作。
這種工作應該用一種誘人的手段使他們做起來感到愉快。
”用‘長期以來，法律也把精神病人視為孩童，但這是用限制和監護規定所抽象地确定的一種法律地位，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具體關系。
對于圖克來說，未成年地位是一種适用于瘋人的生存方式，對于看守來說，是一種行使統治權的方式。
在休養院裡十分強調“家庭”的概念，用“家庭”把精神病人和看護組織起來。
表面上，這種“家庭”把病人置于一個正常而自然的環境中，但實際上更異化了病人。
法律上賦予瘋人以未成年地位是為了把他當作一個法律保護的對象，而這種古老的（家庭）結構變成了一種共同生存的方式後，便把瘋人當作一個心理學對象完全交給了有理性的人的權威。
後者對于瘋人來說是一個具體的成年人形象，換言之，是一個代表統治和榜樣的具體形象。
在對瘋癫和理性的關系進行大改組時，“家庭”在18世紀末發揮一種決定性的作用。
它既是一幅想像中的畫面，又是一個真實的社會結構。
“家庭”既是圖克的出發點，又是他所逐步實現的目标。
通過賦予它那些在社會中尚未損害的原始價值，圖克使“家庭”發揮一種解除精神錯亂的作用。
在他的玄想中，“家庭”是與被18世紀的人視為一切瘋癫之源的“環境”相對立的環境。
但是，他在把“家庭”引進休養院時則采取十分實際的方式，使之顯得既符合病人和有理性的人之間可能發生的種種關系，同時又是這些關系的準則。
法律上的受家庭監護的未成年地位已經剝奪瘋人的公民地位。
現在這種未成年地位則變成了一種剝奪他的實際自由的具體處境。
瘋癫的全部存在，在這個為它準備好的世界裡，被我們可以提前稱謂的“家長情結”包裹起來。
在資産階級家庭中，家長制權威圍繞着瘋癫複活了。
精神分析學說後來所揭示的正是這種曆史積澱。
精神分析學說通過一種新的神話使這種曆史積澱具有某種命運的意義。
這種意義被說成是全部西方文化，甚至是全部人類文明的标志。
但實際上，這種積澱是由西方文化逐漸形成的，僅僅是在這個世紀初才定型。
當時，瘋癫在“家庭”中被雙重異化（疏離），一方面是被關于家長制的純潔性可以解除精神錯亂的神話所異化，另一方面被按家庭模式組建的精神病院中的實際具有異化作用的處境所異化（疏離）。
今後在一段時間裡，事情的結局雖然尚無法預測，但是非理性的話語則肯定将與半真實半想像的“家庭”辯證法難解難分地聯系在一起。
這樣，對于那種狂暴的表現，人們曾經必須将其解釋為對神靈的亵渎，而今後則必須視之為對“父親”的不斷進攻。
因此，在現代世界，過去那種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無可補救的重大沖突就變成了本能對牢固的家庭制度及其古老象征的隐秘攻擊。
在禁閉世界裡，瘋癫的這種演變與基本社會制度的發展令人吃驚地彙聚在一起。
我們已經看到，自由經濟體制往往把照看窮人和病人的責任交給家庭，而不是交給國家。
家庭便成為社會責任的擔負者。
但是，如果瘋癫病人也可以托付給家庭照看，那就太奇怪了，也太不近人情了。
而圖克恰恰是在瘋癫周圍建立了一個模拟家庭。
這既是一種滑稽的模拟制度，又是一種實際的心理環境。
由于家庭供不應求，圖克就代之以由各種符号和動作構成的虛拟的家庭氛圍。
然而，由于一種十分奇怪的交錯作用，總有一天家庭會擺脫照顧一般病人的責任，同時卻保留下與瘋癫有關的虛構價值。
在窮人的疾病再次成為一件國家大事後，精神病院仍會将精神病人留在強制性的虛構家庭中，瘋人依然是未成年者，理性仍将長久地對瘋人維持着自己的父親形象。
精神病院被這些虛構的價值籠罩着，因此不受曆史發展和社會演變的影響。
在圖克的思想中，問題是如何建造一種能夠模仿最古老、最純淨，最自然的共同生活方式的環境，即那種與社會環境相差最大的，最有人情味的環境。
實際上，他分離出資産階級家庭的社會結構，在精神病院裡象征性地重建了這種結構，并讓它在曆史中随波逐流。
精神病院總是追求那些不合時宜的結構和象征，因此可能會完全不适應時代，落後于時代。
而且恰恰是在獸性顯示了某種超曆史的存在、某種永恒的回歸的地方，将會慢慢地重新出現無法追憶的家庭宿怨留下的古老創傷，已被遺忘的亂倫和懲罰的痕迹。
皮内爾從不提倡任何宗教隔離。
更确切地說，他提倡的是一種與圖克的實踐方向相反的隔離。
革新後的瘋人院應該對一切病人都有好處，但那些宗教狂人除外，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受到神靈的啟示，竭力招攬信從者”。
按照皮内爾的意圖，比塞特爾和薩爾佩特利耶爾變成了一個與圖克的休養院互補的形象。
在瘋人院裡，宗教不應成為生活的道德基礎，而應納粹是一個醫療對象：“在瘋人院裡，宗教見解應該僅僅從嚴格的醫療關系來考慮，即應該把有關公衆崇拜和政治信念的其他各種考慮置之一邊，僅僅研究是否有必要阻止可能由此産生的思想情緒的力奮，以便有效地醫治某些精神錯亂的頭腦。
”由于天主教通過人們對彼岸世界的恐懼而刺激起人們的強烈感情和恐怖意象，因此常常引發出瘋癫。
天主教造成人們的誘妄信仰，鼓勵人們的幻覺，導緻人們絕望和憂郁。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如果“檢查一下比塞特爾瘋人院的登記簿，我們就會發現，其中有教士和修道主，還有許多被關于來世的恐怖描述吓瘋的鄉民都夫”。
如果我們看到因宗教而瘋癫的人數變化，就更不會感到奇怪了。
在“舊制度”和法國革命期間，由于迷信勢力十分強大或者由于共和國反對天主教會的鬥争十分激烈，因宗教原因患憂郁症的人數成倍增多。
在局勢恢複穩定，“教務專約”門和消除了反宗教鬥争後，這種類型的誘妄症狀使消失了。
共和十年，比塞特爾百分之五十的憂郁症患者患的是宗教瘋癫，第二年還有百分之三十三，第三年便隻剩下百分之十八了。
因此，瘋人院必須擺脫宗教，擺脫它的各種形象。
“因虔誠而患憂郁症的人”不得擁有宗教書籍。
經驗“告訴我們，這類書籍是使精神錯亂持續，甚至使之不可救藥的最有力手段。
我們對它們越寬容，就越難以平息病人的焦慮”。
總之，精神病院應該是中立的，應該排除掉基督教造成的那些意象和情緒，因為它們會使人的思想誤入幻覺、謬誤，并很快導緻誰妄。
這種觀念比其它任何觀念都更遠離圖克及其建立一個宗教社區的夢想。
因為圖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