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精神病院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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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這些故事我們是耳熟能詳的，在各種精神病學的史書上都有所描述。
這些故事要證明的是，當瘋癫終于被按照我們長期以來視而不見的真理來認識和對待時，是一個多麼幸福的時代。
高尚的公誼會……竭力使其教友相信，如果他們不幸喪失理智而又沒有足夠的錢财在昂貴的機構中獲得各種醫治和與其身份相稱的舒适生活，那麼有一種自願的募捐金能夠提供資金，而且在過去兩年間，在約克城附近建立了一個收容院。
這個收容院似乎既具有許多優點，又十分節約。
如果當一個人對那種似乎生來就是為了羞辱人類理性的可怕疾病望而生畏的話，那麼隻要他想到有一個聰明的慈善機構一直有能力想出各種看護和醫治的辦法，他就會感到一種欣慰。
這個收容院座落在約克城外一英裡遠的景色宜人的鄉間。
它絕不會使人想到監獄，而會使人想到一個大農場。
它周圍是一片有圍牆的大花園，沒有鐵門，沒有鐵窗。
下面這則解放比塞特爾的精神病人的故事也是十分著名的。
皮内爾決定解除牢房中犯人的手铐腳鐐。
一天，庫通（Couthon）到該院視察，了解是否有隐藏的嫌疑犯。
當其他人看到這位“被人攙扶着的殘疾人”而膽戰心驚時，皮内爾卻勇敢地走上前去。
這是大智大勇的慈善家與癱瘓的怪物之間的一次較量。
“皮内爾把他直接帶到精神錯亂者的區域。
牢房的情況給他留下痛苦的印象，他要詢問所有的病人。
但是多數病人隻是污辱和謾罵。
繼續詢問已無意義。
他轉身向皮内爾：‘公民，你要給這些野獸解開鎖鍊，是不是發瘋了？’皮内爾平靜地回答；‘公民，我相信，這些瘋人之所以難以對付，僅僅是由于他們被剝奪了新鮮空氣和自由。
’ “好吧，你可以按你的願望處置他們，但是我恐怕你會成為自己想法的犧牲品。
”說完，庫通就被扶上馬車。
他一走，所有的人都如釋重負，長舒一口氣。
偉大的慈善家（指皮内爾）馬上就開始工作。
” 這些故事都具有重要的想像成分：在圖克的收容院裡有一種家長式統治下的平靜，因此病人心靈的亢奮和頭腦的紊亂便逐漸被平息了；皮内爾頭腦清晰，意志堅定，他用一句話或一個手勢就能制服兩個緊逼過來向他咆哮的野獸般的瘋人；皮内爾的智慧能夠在胡言亂語的病人和嗜殺成性的國民公會成員之間分辨出什麼是真正的危險。
這些形象帶有傳奇色彩，廣為流傳，至今不衰。
關于皮内爾和圖克的傳說帶有神話色彩。
19世紀的精神病學認為這種情況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但是，在這些神話背後有一種運作，或者說有一系列的運作。
這些運作不聲不響地組織起瘋入院的世界，治療方法以及對瘋癫的具體體驗。
首先是圖克的行動。
由于這種行動與皮内爾的行動是同步的，而且由于他因獲得整個“博愛”潮流的擁護而聞名，因此他的行動被視為一種“解放”行為。
但實際情況則大相徑庭：“……在一些特殊的場合也能觀察到，我們社會中的個人蒙受着重大損失，因為照管他們的人不僅完全不懂我們的原則，而且還常常把他們和其他病人混在一起。
他們可能會沉溺于不健康的語言和招緻非議的活動。
在病人恢複理智後，這種情況似乎還經常對他們的頭腦留下無益的影響，使他們疏離他們過去的宗教情感，甚至使他們染上原來沒有的惡習。
”休養院應成為一個實行道德和宗教隔離的工具，通過隔離在瘋癫周圍重建一個盡可能類似公誼會教友社區的環境。
這樣做出于兩個理由。
首先，邪惡的景象是造成每一個敏感的心靈的痛苦的原因，是恐懼、仇恨、厭惡等各種強烈有害的情感的根源。
而這些情感都能引發和加重瘋癫。
“下述想法錄十分正确的，即在大型公共收容所裡，不加區别地将具有對立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禮儀的人混在一起，将放蕩者和有道德的人混在一起，将亵渎林靈的人和嚴肅認真的人混在一起，會阻礙病人恢複理智，并且會加重病人的憂郁情緒和厭世思想。
但是，主要的理由則在于，宗教能夠發揮自然本性和外界制約的雙重作用，因為一方面它在世代相傳的習俗中、在教育中，在日常活動中已經化為人的自然本性，另一方商它同時又是一種穩定的強制源泉。
它既具有自發性，又具有強制性。
在這種意義上，當理性喪失時，它是唯一能夠抗拒瘋癫的無節制狂暴的力量；它的戒律“隻要已經強烈地浸透進入的早年生活，……就會變成與人的自然本性一樣。
即便在精神錯亂的指妄狀态下，人也經常能感受到它的制約力量。
強化宗教原則對精神病人思想的影響，被認為如同一種治療手段一樣，具有重大療效。
”‘即在精神錯亂的辯證法中，理性隐藏起來但并未自我廢除，宗教便構成了那種不可能變瘋的成分的具體形式。
它負載着理性中不可戰勝的成分，負載着在瘋癫背後繼續存在的準自然本性，并在瘋癫周圍構成一種具有穩定吸引力的氛圍，“在這種情況下，當病人處于神智清醒的間隙或康複狀态時，會喜歡周圍那些有相同習慣和見解的人組成的社會”。
宗教在瘋癫出現時保護着理性的古老奧秘，從而使早在古典時期就來勢兇猛的約束變得更緊、更直接。
在古典時期，宗教和道德環境是從外面強加于人，結果使瘋癫受到控制，但未能治愈。
但是在休養所裡，宗教是整個活動的一部分。
這種活動表明，不論在什麼情況下瘋癫中都有理性存在。
這種活動使人從精神錯亂恢複到健康狀态。
宗教隔離具有十分明确的意義：它并不是試圖保護病人免受非公誼會教友的有害影響，而是要把精神錯亂的人單獨置于一種道德環境中，讓他與自己及環境展開争論。
由于給他造成了一種不受保護的環境，使他不斷地受到“戒律”和“越軌”的困擾，因而總是處于焦慮狀态。
“精神錯亂很少能減輕恐懼，因此，恐懼原則被認為在管理病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恐懼是精神病院中的一種基本現象。
如果我們記起禁閉的恐怖，那麼毫無疑問，恐懼是一種古老的現象。
但是，禁閉的恐怖是從外面包圍着瘋癫，标志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分界，而且具有雙重力量：一方面是制止狂暴，另一方面是控制理性本身，将其置于一定距離之外。
在休養院産生的恐懼卻要深刻得多。
它在理性和瘋癫之間活動，從中斡旋，尋求雙方的共同點，借此将雙方聯系在一起。
一度支配一切的恐怖是古典時期疏離瘋癫的最明顯标志，而現在恐懼則具有消除疏離的力量。
這使它能恢複瘋癫者和有理性的人之間的原始共謀關系。
它重建了二者之間的某種相互性。
現在瘋癫不再會引起恐懼。
它自己因我韓子立而感到恐懼，從而完全聽憑關于睿智、真理和道德的教育學的支配。
圖克曾經講述他如何在休養院接收一位躁狂症患者。
此人很年輕，力大無比。
他發作起來使周圍的人、甚至包括看守都驚恐不已。
他被送到休養院時被鐵鍊捆綁着，帶着手铐，衣服也被繩子纏緊。
他一入院，所有的鐐铐都被去掉。
他被允許與看護一起進餐。
他的亢奮狀态立刻就平息了；“他的注意力被新處境吸引住了。
”他被帶到自己的房間；看護向他解釋，休養院中的一切都是根據如何使每一位病人享有最大的自由和盡可能的舒适而安排的，隻要他不違反院規或一般的道德準則，他就不會受到任何強制。
看護聲明，雖然他有強制手段，但他并不願使用。
“這位躁狂症患者感到自己受到善意的對待。
他承諾克制自己。
”他有時依然會狂呼亂喊，使其他病人受到驚吓。
看護就提醒他在入院第一天對他的警告和他自己的承諾，如果他不克制自己，那他就要重新回到過去的生活中去。
病人聽了會更加亢奮，但很快就漸趨平靜。
“他會很注意地傾聽這位友好的談話者的勸說和理由。
在談話之後，病人通常有幾天或一個星期比較好。
”4個月後，他完全康複，離開了休養院。
在這個例子中，病人直接感受到恐懼，但他不是通過刑具而是通過談話了解恐懼的。
這裡不僅對超出界限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而且标出了一個受到贊揚的簡單責任範圍，在此範圍内任何瘋癫表現都将受到懲罰。
于是，一度把離軌和非理性聯系起來的模糊的罪意觀念發生變化。
作為一個原初有理性的人，瘋人不再為成為瘋人而有負罪感。
但是作為一個瘋人，他在内心深處應該對可能造成道德和社會騷擾的一切事情感到負有道德責任，應該認為由自己而不是别人來承擔所受的懲罰。
确定罪責不再是通行于瘋人和一般健康人之間的關系模式，而是每個瘋人與其看護相互依存的具體方式，是瘋人必須具有的對自己瘋癫狀況的認識方式。
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評價人們賦予圖克工作的意義：解放精神病人。
廢除強制，創造一種人道的環境。
這些僅僅是一些辯護之詞。
實際的操作則大相徑庭。
實際上，在圖克創立的休養院中，他用令人窒息的責任取代了瘋癫引起的無限制的恐怖；恐懼不再是監獄大門内的主宰，而是在良心的名義下肆虐。
圖克把束縛精神病人的古老恐怖轉移到瘋癫者的内心。
誠然，休養院不再懲罰瘋人的罪過，但是它的做法比懲罰還厲害。
它把那種罪過變成秩序中的一部分，使負罪感成為瘋人本人的一種意識，一種與看護的單向關系，使罪過成為有理性的人的他者意識，一種對瘋人的生存狀态的治療幹涉。
換言之，這種負罪感使瘋人變成永遠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懲罰的對象。
承認自己的客體地位，意識到自己的罪過，瘋人就将會恢複對自我的意識，成為一個自由而又負責任的主體，從而恢複理性。
也就是說瘋人通過把自己變成他老的客體對象從而恢複自己的自由。
這種轉變過程在勞動和觀察活動中都可能完成。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正處在一個公誼會教友世界。
在這裡，上帝賜福的标志就是人的事業成功。
正如在圖克的休養院裡一樣，工作首先是以“道德治療”的面目出現的。
工作本身的強制力優于一切肉體強制方式。
因為在工作時必須服從規定的工作時間，集中注意力，并負有做出某種成果的職責，這就使病人不能胡思亂想，否則可能有嚴重的後果。
工作還使病人進入一個責任系統。
“有規律的工作或許是最具有普遍效力的。
從道德和身體兩方面看，那些有足夠的運動量的工作無疑是效果最佳的。
它們最适合病人來做，而且最能阻止病人的幻覺。
”通過工作，人便能回到上帝的戒律所規定的秩序中，使自己的自由服從道德和現實的法規。
腦力勞動不應受到否定。
但是，應該絕對嚴格地排除一切幻想活動，因為它們與激情、欲望以及各種誘委幻覺有聯系。
相反，研究什麼是自然界中永恒的東西，什麼是最符合上帝的智慧和仁慈的東西，就能最有效地縮小瘋人的無節制自由，并使他去發現自己的各種責任。
“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分支提供了最有益的研究科目，可以用來調動精神病人的大腦。
”在精神病院裡，工作不再具有任何生産意義。
它僅僅是一種強加的道德控制。
它限制病人的自由，使他們服從秩序和承擔責任。
唯一的目的是使陷于過度自由的頭腦恢複正常，而肉體強制僅僅能在表面上限制這種自由。
比勞動和他人的觀察更有效的是圖克所謂的“希望受尊敬的需求”。
“人的思想中的這一原則盡管常常是隐秘的，但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我們的一般行為方式。
它在我們進入一個新的交際圈時具有一種特殊的作用。
”在古典時期的禁閉中，瘋人也很容易受到觀察，但是這種觀察基本上不是觀察他本人，而僅僅是觀察他的可怕外表和顯露出來的獸性。
這種觀察至少包括一種相互性，因為正常人像照鏡子一樣，在瘋人身上看到自己即将面臨的衰亡。
而圖克提出的觀察是精神病院活動的一個重要成分。
它更加深入，但它的相互性更少。
這種觀察是在瘋人身上，在瘋癫已經悄悄地有别于理性并開始獨立于理性的地方，尋找難以識别的瘋癫迹象。
瘋人不可能以任
這些故事要證明的是，當瘋癫終于被按照我們長期以來視而不見的真理來認識和對待時，是一個多麼幸福的時代。
高尚的公誼會……竭力使其教友相信，如果他們不幸喪失理智而又沒有足夠的錢财在昂貴的機構中獲得各種醫治和與其身份相稱的舒适生活，那麼有一種自願的募捐金能夠提供資金，而且在過去兩年間，在約克城附近建立了一個收容院。
這個收容院似乎既具有許多優點，又十分節約。
如果當一個人對那種似乎生來就是為了羞辱人類理性的可怕疾病望而生畏的話，那麼隻要他想到有一個聰明的慈善機構一直有能力想出各種看護和醫治的辦法，他就會感到一種欣慰。
這個收容院座落在約克城外一英裡遠的景色宜人的鄉間。
它絕不會使人想到監獄，而會使人想到一個大農場。
它周圍是一片有圍牆的大花園，沒有鐵門，沒有鐵窗。
下面這則解放比塞特爾的精神病人的故事也是十分著名的。
皮内爾決定解除牢房中犯人的手铐腳鐐。
一天，庫通（Couthon）到該院視察，了解是否有隐藏的嫌疑犯。
當其他人看到這位“被人攙扶着的殘疾人”而膽戰心驚時，皮内爾卻勇敢地走上前去。
這是大智大勇的慈善家與癱瘓的怪物之間的一次較量。
“皮内爾把他直接帶到精神錯亂者的區域。
牢房的情況給他留下痛苦的印象，他要詢問所有的病人。
但是多數病人隻是污辱和謾罵。
繼續詢問已無意義。
他轉身向皮内爾：‘公民，你要給這些野獸解開鎖鍊，是不是發瘋了？’皮内爾平靜地回答；‘公民，我相信，這些瘋人之所以難以對付，僅僅是由于他們被剝奪了新鮮空氣和自由。
’ “好吧，你可以按你的願望處置他們，但是我恐怕你會成為自己想法的犧牲品。
”說完，庫通就被扶上馬車。
他一走，所有的人都如釋重負，長舒一口氣。
偉大的慈善家（指皮内爾）馬上就開始工作。
” 這些故事都具有重要的想像成分：在圖克的收容院裡有一種家長式統治下的平靜，因此病人心靈的亢奮和頭腦的紊亂便逐漸被平息了；皮内爾頭腦清晰，意志堅定，他用一句話或一個手勢就能制服兩個緊逼過來向他咆哮的野獸般的瘋人；皮内爾的智慧能夠在胡言亂語的病人和嗜殺成性的國民公會成員之間分辨出什麼是真正的危險。
這些形象帶有傳奇色彩，廣為流傳，至今不衰。
關于皮内爾和圖克的傳說帶有神話色彩。
19世紀的精神病學認為這種情況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但是，在這些神話背後有一種運作，或者說有一系列的運作。
這些運作不聲不響地組織起瘋入院的世界，治療方法以及對瘋癫的具體體驗。
首先是圖克的行動。
由于這種行動與皮内爾的行動是同步的，而且由于他因獲得整個“博愛”潮流的擁護而聞名，因此他的行動被視為一種“解放”行為。
但實際情況則大相徑庭：“……在一些特殊的場合也能觀察到，我們社會中的個人蒙受着重大損失，因為照管他們的人不僅完全不懂我們的原則，而且還常常把他們和其他病人混在一起。
他們可能會沉溺于不健康的語言和招緻非議的活動。
在病人恢複理智後，這種情況似乎還經常對他們的頭腦留下無益的影響，使他們疏離他們過去的宗教情感，甚至使他們染上原來沒有的惡習。
”休養院應成為一個實行道德和宗教隔離的工具，通過隔離在瘋癫周圍重建一個盡可能類似公誼會教友社區的環境。
這樣做出于兩個理由。
首先，邪惡的景象是造成每一個敏感的心靈的痛苦的原因，是恐懼、仇恨、厭惡等各種強烈有害的情感的根源。
而這些情感都能引發和加重瘋癫。
“下述想法錄十分正确的，即在大型公共收容所裡，不加區别地将具有對立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禮儀的人混在一起，将放蕩者和有道德的人混在一起，将亵渎林靈的人和嚴肅認真的人混在一起，會阻礙病人恢複理智，并且會加重病人的憂郁情緒和厭世思想。
但是，主要的理由則在于，宗教能夠發揮自然本性和外界制約的雙重作用，因為一方面它在世代相傳的習俗中、在教育中，在日常活動中已經化為人的自然本性，另一方商它同時又是一種穩定的強制源泉。
它既具有自發性，又具有強制性。
在這種意義上，當理性喪失時，它是唯一能夠抗拒瘋癫的無節制狂暴的力量；它的戒律“隻要已經強烈地浸透進入的早年生活，……就會變成與人的自然本性一樣。
即便在精神錯亂的指妄狀态下，人也經常能感受到它的制約力量。
強化宗教原則對精神病人思想的影響，被認為如同一種治療手段一樣，具有重大療效。
”‘即在精神錯亂的辯證法中，理性隐藏起來但并未自我廢除，宗教便構成了那種不可能變瘋的成分的具體形式。
它負載着理性中不可戰勝的成分，負載着在瘋癫背後繼續存在的準自然本性，并在瘋癫周圍構成一種具有穩定吸引力的氛圍，“在這種情況下，當病人處于神智清醒的間隙或康複狀态時，會喜歡周圍那些有相同習慣和見解的人組成的社會”。
宗教在瘋癫出現時保護着理性的古老奧秘，從而使早在古典時期就來勢兇猛的約束變得更緊、更直接。
在古典時期，宗教和道德環境是從外面強加于人，結果使瘋癫受到控制，但未能治愈。
但是在休養所裡，宗教是整個活動的一部分。
這種活動表明，不論在什麼情況下瘋癫中都有理性存在。
這種活動使人從精神錯亂恢複到健康狀态。
宗教隔離具有十分明确的意義：它并不是試圖保護病人免受非公誼會教友的有害影響，而是要把精神錯亂的人單獨置于一種道德環境中，讓他與自己及環境展開争論。
由于給他造成了一種不受保護的環境，使他不斷地受到“戒律”和“越軌”的困擾，因而總是處于焦慮狀态。
“精神錯亂很少能減輕恐懼，因此，恐懼原則被認為在管理病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恐懼是精神病院中的一種基本現象。
如果我們記起禁閉的恐怖，那麼毫無疑問，恐懼是一種古老的現象。
但是，禁閉的恐怖是從外面包圍着瘋癫，标志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分界，而且具有雙重力量：一方面是制止狂暴，另一方面是控制理性本身，将其置于一定距離之外。
在休養院産生的恐懼卻要深刻得多。
它在理性和瘋癫之間活動，從中斡旋，尋求雙方的共同點，借此将雙方聯系在一起。
一度支配一切的恐怖是古典時期疏離瘋癫的最明顯标志，而現在恐懼則具有消除疏離的力量。
這使它能恢複瘋癫者和有理性的人之間的原始共謀關系。
它重建了二者之間的某種相互性。
現在瘋癫不再會引起恐懼。
它自己因我韓子立而感到恐懼，從而完全聽憑關于睿智、真理和道德的教育學的支配。
圖克曾經講述他如何在休養院接收一位躁狂症患者。
此人很年輕，力大無比。
他發作起來使周圍的人、甚至包括看守都驚恐不已。
他被送到休養院時被鐵鍊捆綁着，帶着手铐，衣服也被繩子纏緊。
他一入院，所有的鐐铐都被去掉。
他被允許與看護一起進餐。
他的亢奮狀态立刻就平息了；“他的注意力被新處境吸引住了。
”他被帶到自己的房間；看護向他解釋，休養院中的一切都是根據如何使每一位病人享有最大的自由和盡可能的舒适而安排的，隻要他不違反院規或一般的道德準則，他就不會受到任何強制。
看護聲明，雖然他有強制手段，但他并不願使用。
“這位躁狂症患者感到自己受到善意的對待。
他承諾克制自己。
”他有時依然會狂呼亂喊，使其他病人受到驚吓。
看護就提醒他在入院第一天對他的警告和他自己的承諾，如果他不克制自己，那他就要重新回到過去的生活中去。
病人聽了會更加亢奮，但很快就漸趨平靜。
“他會很注意地傾聽這位友好的談話者的勸說和理由。
在談話之後，病人通常有幾天或一個星期比較好。
”4個月後，他完全康複，離開了休養院。
在這個例子中，病人直接感受到恐懼，但他不是通過刑具而是通過談話了解恐懼的。
這裡不僅對超出界限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而且标出了一個受到贊揚的簡單責任範圍，在此範圍内任何瘋癫表現都将受到懲罰。
于是，一度把離軌和非理性聯系起來的模糊的罪意觀念發生變化。
作為一個原初有理性的人，瘋人不再為成為瘋人而有負罪感。
但是作為一個瘋人，他在内心深處應該對可能造成道德和社會騷擾的一切事情感到負有道德責任，應該認為由自己而不是别人來承擔所受的懲罰。
确定罪責不再是通行于瘋人和一般健康人之間的關系模式，而是每個瘋人與其看護相互依存的具體方式，是瘋人必須具有的對自己瘋癫狀況的認識方式。
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評價人們賦予圖克工作的意義：解放精神病人。
廢除強制，創造一種人道的環境。
這些僅僅是一些辯護之詞。
實際的操作則大相徑庭。
實際上，在圖克創立的休養院中，他用令人窒息的責任取代了瘋癫引起的無限制的恐怖；恐懼不再是監獄大門内的主宰，而是在良心的名義下肆虐。
圖克把束縛精神病人的古老恐怖轉移到瘋癫者的内心。
誠然，休養院不再懲罰瘋人的罪過，但是它的做法比懲罰還厲害。
它把那種罪過變成秩序中的一部分，使負罪感成為瘋人本人的一種意識，一種與看護的單向關系，使罪過成為有理性的人的他者意識，一種對瘋人的生存狀态的治療幹涉。
換言之，這種負罪感使瘋人變成永遠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懲罰的對象。
承認自己的客體地位，意識到自己的罪過，瘋人就将會恢複對自我的意識，成為一個自由而又負責任的主體，從而恢複理性。
也就是說瘋人通過把自己變成他老的客體對象從而恢複自己的自由。
這種轉變過程在勞動和觀察活動中都可能完成。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正處在一個公誼會教友世界。
在這裡，上帝賜福的标志就是人的事業成功。
正如在圖克的休養院裡一樣，工作首先是以“道德治療”的面目出現的。
工作本身的強制力優于一切肉體強制方式。
因為在工作時必須服從規定的工作時間，集中注意力，并負有做出某種成果的職責，這就使病人不能胡思亂想，否則可能有嚴重的後果。
工作還使病人進入一個責任系統。
“有規律的工作或許是最具有普遍效力的。
從道德和身體兩方面看，那些有足夠的運動量的工作無疑是效果最佳的。
它們最适合病人來做，而且最能阻止病人的幻覺。
”通過工作，人便能回到上帝的戒律所規定的秩序中，使自己的自由服從道德和現實的法規。
腦力勞動不應受到否定。
但是，應該絕對嚴格地排除一切幻想活動，因為它們與激情、欲望以及各種誘委幻覺有聯系。
相反，研究什麼是自然界中永恒的東西，什麼是最符合上帝的智慧和仁慈的東西，就能最有效地縮小瘋人的無節制自由，并使他去發現自己的各種責任。
“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分支提供了最有益的研究科目，可以用來調動精神病人的大腦。
”在精神病院裡，工作不再具有任何生産意義。
它僅僅是一種強加的道德控制。
它限制病人的自由，使他們服從秩序和承擔責任。
唯一的目的是使陷于過度自由的頭腦恢複正常，而肉體強制僅僅能在表面上限制這種自由。
比勞動和他人的觀察更有效的是圖克所謂的“希望受尊敬的需求”。
“人的思想中的這一原則盡管常常是隐秘的，但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我們的一般行為方式。
它在我們進入一個新的交際圈時具有一種特殊的作用。
”在古典時期的禁閉中，瘋人也很容易受到觀察，但是這種觀察基本上不是觀察他本人，而僅僅是觀察他的可怕外表和顯露出來的獸性。
這種觀察至少包括一種相互性，因為正常人像照鏡子一樣，在瘋人身上看到自己即将面臨的衰亡。
而圖克提出的觀察是精神病院活動的一個重要成分。
它更加深入，但它的相互性更少。
這種觀察是在瘋人身上，在瘋癫已經悄悄地有别于理性并開始獨立于理性的地方，尋找難以識别的瘋癫迹象。
瘋人不可能以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