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精神病院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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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個宗教社區同時也是一個進行精神治療的有利環境。
但是，皮内爾所關心的是減少宗教的圖像形式，而不是減少宗教的道德内容。
宗教一經“過濾”，就擁有消除精神錯亂的力量，就能驅散意象，安定情緒，使人返樸歸真，使人更接近自己的道德真理。
正是在這方面，宗教經常具有治療效果。
皮内爾講述了幾個伏爾泰式的故事。
譬如，有一名25歲的“身體強健的女子與一名弱不禁風的男子結婚”。
婚後，她患上“一種強烈發作的歇斯底裡症，以為自已被魔鬼纏身，這個魔鬼化作各種形狀糾纏着她，她有時發出鳥叫的嘈雜聲，有時發出凄涼的聲音，有時則發出刺耳的哭喊。
”幸運的是，本堂神甫更注重自然宗教，而不是修煉驅妖術。
他相信能夠通過大自然的恩惠醫治疾病。
這位“開明仁慈和諄諄善誘的人，支配了病人的思想，設法誘導她離開病榻，重新操持家務，甚至整理花園，……這種方法的效果極好，以後三年健康無恙”。
當宗教回歸到這種極其純樸的道德内容時，它就不可避免地與哲學、醫學以及各種能恢複精神紊亂者理智的智慧和科學攜起手來。
甚至還有一些實例說明，宗教可以做初步治療，為瘋人院的工作做準備。
譬如，有一個少女，她“表面溫順虔誠，而其實性情熱烈”。
她被“自己的内心傾向和約束自己行為的嚴厲準則”的對立折磨得六神無主。
她的忏悔牧師勸導她加強對上帝的信仰，但毫無效果，于是列舉了關于堅定而有節制的聖潔狀态的例子，“向她提出壓制激情的良方：忍耐”。
她被送到拉薩爾佩特利耶爾後，根據皮内爾的指示“按照同樣的道德原則”對她進行治療。
她的病“隻持續了很短一段時間”。
這樣，瘋人院所吸收的不是宗教的社會主題，即讓人們感到自己是同一教派中的兄弟姐妹，而是安慰和信任的道德力量以及對大自然的順從。
它必須繼續從事宗教的道德事業，＿但是要排除其狂熱的内容，在道德、勞動和社會生活方面要絕對如此。
瘋人院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宗教領域，一個純粹的道德領域，一個道德一律的領域。
凡是能保留在舊的差異痕迹的東西都已消滅。
宗教儀式的最後遺迹也被清除。
過去，禁閉所在社會範圍内繼承了麻瘋病院的幾乎絕對的界限，從而成為一個異國他鄉。
現在，病人院必須代表社會道德的偉大連續性。
家庭和工作的價值，所有公認的美德，統治了城人院。
但是，這種統治是雙重的。
首先，它們實際上支配了瘋癫的核心部位。
因此，當精神錯亂産生了表面上的狂暴和失調時，堅實的基本美德不為所亂。
有一種原始的道德存在着。
它甚至一般不會被最嚴重的癡呆所影響。
正是這種道德在治療中顯現并發揮作用：“我可以證明，通過治療經常表現出純淨的美德和嚴格的原則。
大多數有幸進入康複期的精神病人對配偶疼愛，對子女慈祥，對情人熱烈。
對職責盡心竭力。
除了在小說中外，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看到超過他們的表現。
”這種不可剝奪的美德既是瘋癫的真相，又是瘋癫的消除。
這就是為什麼它一旦取得支配地位就必然能夠發揮作用的原因。
其次，瘋人院消除差異，壓制罪惡，消滅越軌行為。
它譴責一切有悖于社會基本美德的作為，其中包括獨身——“在共和員年和共和13年，未婚女子變成白癡的人數比已婚女人多7倍；至于智力衰退者，其比例則高出2至4倍。
我們由此可以推斷，婚姻對子女人是一種保護措施，可以防範這兩種最頑固、最難醫治的精神病。
”放蕩、通好和“極端的反常習慣”——“諸如酗酒、無限制地亂交、冷漠麻木等惡習都會逐漸地敗壞理性，最終導緻徹底的瘋癫”；懶惰——“普遍的經驗證明，像在監獄和醫院裡一樣，在一切公立瘋人院中，保持身體健康、維持良好習慣和秩序的最可靠或許是唯一的方法，是嚴格執行關于機械勞動的法規。
”由此可見，瘋人院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實行統一的道德統治，嚴格對待那些想逃避這種統治的人。
但是也因此而造成一種冷漠态度。
如果說法律不能實現普遍的統治，那是因為有些人并不承認它。
這個社會階層的人生活在混亂之中，被人忽視，幾乎處于非法狀态。
“雖然我們看到許多家庭在多年和諧一緻的氣氛中欣欣向上，但是還有多少家庭，尤其是社會下層的家庭觸目驚心地展示着放蕩、内證和貧苦無告的情景！根據我的日常記錄，這種情況正是我們在醫院中加以醫治的精神錯亂的最主要的根源。
” 在皮内爾的主持下，瘋人院同時既是整肅道德的工具，又是進行社會譴責的工具。
問題在于用一種普遍的方式來推行某種道德，使之從心靈上支配那些不懂得這種道德的人和那些已經精神錯亂但尚未表現出來的人。
對于第一種人，瘋人院必須訴諸被遺忘的本性，起一種喚醒和提醒作用。
對第二種人，必須借助于某種社會環境變化，把他從目前的處境中搶救出來。
在圖克的休養院裡，實行的辦法是很簡單的：實行宗教隔離以達到道德淨化的目的。
而皮内爾的方法則比較複雜：實施綜合道德教育，保證瘋癫世界和理性世界之間的道德連貫性。
但是他是用實行某種社會隔離來進行的。
這種社會隔離将保證使資産階級的道德成為普遍的事實，并成為一種強加在各種瘋癫上的法律。
在古典時期，貧困、懶惰、邪惡和瘋癫都以同樣的罪名混合在非理性之中。
在對貧困和失業進行大禁閉時，瘋人也被網羅于其中。
而且所有被禁閉對象都被認為形同犯罪，屬于人類的原始堕落。
現在，瘋癫則屬于社會缺陷，其原因、模式和界限都未顯出與衆不同之處。
再過半個世紀，精神疾病又将變成一種性欲倒錯。
但從此時起，主要的、真正危險的瘋癫是那種從社會底層産生的瘋癫。
皮内爾的病人院作為一個現實世界的避難所，絕不會成為類似圖克的休養院那樣的返樸歸真的空間，而是一個整齊劃一的立法領域，一個道德教育場所。
在那裡，産生于社會外圍的各種精神錯亂統統被消除掉。
病人的生活，看護和醫生的行動全部由皮内爾加以安排，以保證這些道德教育能發揮作用。
他的手段主要有下述三個： l．緘默。
皮内爾釋放的第五個帶鐐囚犯曾經是一名教士，因瘋癫而被革出教門。
他患有自大妄想症，自以為是基督。
這是“以請安表現出的最嚴重的人類傲慢”。
他于1782年被送到比塞特爾，被鐐铐束縛了12年之久。
由于态度傲慢，思想狂妄，他成為整個醫院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觀之一，但是他以為自己是在重現基督受難。
“他長期忍受着這種殉難的痛苦和他的躁狂症所招緻的無數嘲諷。
”盡管他的指妄十分嚴重，皮内爾仍把他列為第一批釋放的12個人之中。
但是皮内爾處理他的方式與處理其他人不同。
皮内爾二聲不響地給他打開鐵鐐，并且“明确命令每個人都要像他一樣自我克制，不與這個可憐的瘋人說任何話。
這道禁令得到嚴格的執行，結果在這個自我陶醉的人身上産生了比鐵鐐和土車的效果要明顯得多的效果。
他在獲得自由後，陷于一種他從未經曆過的被遺棄和孤獨的處境中，他感到羞辱。
最後，經過長時間的腳缭後，他主動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中。
從此，他的思想變得比較實際了”。
“釋放”在這裡的含義是相當矛盾的。
上牢、枷鎖，不斷地被人觀察和譏諷，對于這個據安病人來說，正是他的自由的要素。
他因此而得到承認，而且他因外界許多人都與他形成一種共謀關系而心醉神迷。
因此，他無法從直接感受到的這種現實中解脫出來。
但是，解除了枷鎖之後，周圍人的冷漠和緘默束縛了他，使他那種空洞的自由受到限制。
他在緘默中被釋放，而陷于一種不被承認的、徒勞展示自己的真實中，因為他不再是一個景觀，甚至不再受到羞辱，因而再也不能趾高氣揚。
現在，受到羞辱的不是他在諸妄時想像的化身而正是他本人。
因為肉體束縛已被一種自由所取代，而這種自由幾乎無異于孤獨；諸妄與奚落的對話已被一種語言的獨白所取代，而這種語言在他人的緘默中逐漸枯竭；整出狂妄與淩辱的表演被冷漠所取代。
從此，他受到了比上牢和枷鎖更真切的禁閉，完全成了自己的囚徒。
他本人陷入越軌範疇，而其他人則與恥辱無關。
其他人都變得清白了，不再是迫害者。
罪惡感轉移到内心。
它向病人顯示，他不過是被自己的傲慢所蠱惑。
敵對者的的面孔消失了。
他不再感到觀看者的存在，而是感到自己不再受到關注，人們轉移了觀看的目标。
其他人不過是在自己前進時不斷後退的一個界限。
雖然他被解除了枷鎖，但是他現在被緘默帶上了越軌和恥辱的枷鎖。
他感到自己受到懲罰，但是他由此又看到了自己無辜的迹象。
雖然他擺脫了各種肉體懲罰，但他必須證明自己是有罪的。
他的苦難曾是他的光榮，他的解放必然使他受到屈辱。
在文藝複來時期，理性與瘋癫不斷地展開對話。
相比之下，古典對期的拘留就是一種對語言的壓制。
但這種壓制不是徹底的。
語言沒有真正被消除，而是接入各種事物中。
禁閉、監獄、地牢甚至酷刑，都參與了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一種無聲對話，一種鬥争的對話。
現在，這種對話停止了。
緘默籠罩着一切。
在瘋癫和理性之間不再有任何共同語言。
對渡委的語言隻能用沉默不語來對付，因為誘委并不是與理性進行對話時的一個片斷，它根本不是語言。
在一種最終沉默的意識中，它僅僅表示一種越軌。
而且隻有在這一點上，才可能重新有一種共同語言，因為它将成為一種公認的罪狀。
“最後，經過長時間的腳踢後，他主動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沉默不語是瘋人院生活的一個基本結構，它與忏悔時的徹底坦白相輔相成。
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謹慎地恢複語言交流，或者說，重新開始傾聽這種已經被磨損成獨白的語言時，他聽到的總是那些關于越軌違戒的套話。
對此我們何必大驚小怪呢？在這種年深日久的緘默中，越軌違戒的主題已經控制了言語的源頭本身。
2鏡象認識。
在圖克的休養院裡，瘋人受到觀察，而且他知道自已被觀察。
但是這種直接觀察隻能使瘋癫間接地了解自己，除此之外，瘋癫無法直接把握自己的性狀。
但是，在皮内爾那裡，觀察僅僅在瘋癫所限定的空間内而不在其表面或其外部界限之外進行。
瘋癫能夠看到自己，也能被自己看到。
它既是純粹的觀看對象，又是絕對的觀看主體。
“有三個精神錯亂的人，都自以為是國王，都自稱是路易十六。
有一天，他們為君王的權利争吵起來，各不相讓，有點動火。
看護走近其中一個，将他拉到一邊問：‘你為什麼和那兩個顯然瘋瘋癫癫的人争論？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就是路易十六嗎？’受到這番恭維後，這個瘋人高傲地瞥了那兩個人一眼，便立刻退出争吵。
同樣的花招在第二個病人身上也發揮了作用。
争吵頓時便煙消雲散了。
”這是第一階段，即狂想亢奮的自傲階段。
瘋癫得以觀察自己，但卻是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
它在他人身上表現為一種無根據的要求，換言之，表現出一種荒謬。
但是，在這種譴責他人的觀察中，瘋人确認了自己的正确性和自己指委的正當性。
狂妄與現實之間的裂痕隻有在客體對象中才能被認識，而在主體中完全被掩蓋住了。
主體成為直接的真理代表和絕對的裁決者：自我陶醉的權威痛斥和剝奪他人虛假的權威，從而肯定自己設想的正确無誤。
作為純粹的指妄，瘋癫被投射到他人身上，而作為徹底的無意識狀态，它卻被全盤接受下來。
正是在這一點上，鏡子作為一個合作者，成為一個消解神話的工具。
在比塞特爾，還有一個自以為是國王的病人。
他總是“居高；陶下地以命令的口吻”說話。
有一天，當他稍稍平靜下來，看護走近他，問他，如果他是一位君主，為什麼不結束對自己的拘留？為什麼還和各種病人混在一起？從此，看護每天
但是，皮内爾所關心的是減少宗教的圖像形式，而不是減少宗教的道德内容。
宗教一經“過濾”，就擁有消除精神錯亂的力量，就能驅散意象，安定情緒，使人返樸歸真，使人更接近自己的道德真理。
正是在這方面，宗教經常具有治療效果。
皮内爾講述了幾個伏爾泰式的故事。
譬如，有一名25歲的“身體強健的女子與一名弱不禁風的男子結婚”。
婚後，她患上“一種強烈發作的歇斯底裡症，以為自已被魔鬼纏身，這個魔鬼化作各種形狀糾纏着她，她有時發出鳥叫的嘈雜聲，有時發出凄涼的聲音，有時則發出刺耳的哭喊。
”幸運的是，本堂神甫更注重自然宗教，而不是修煉驅妖術。
他相信能夠通過大自然的恩惠醫治疾病。
這位“開明仁慈和諄諄善誘的人，支配了病人的思想，設法誘導她離開病榻，重新操持家務，甚至整理花園，……這種方法的效果極好，以後三年健康無恙”。
當宗教回歸到這種極其純樸的道德内容時，它就不可避免地與哲學、醫學以及各種能恢複精神紊亂者理智的智慧和科學攜起手來。
甚至還有一些實例說明，宗教可以做初步治療，為瘋人院的工作做準備。
譬如，有一個少女，她“表面溫順虔誠，而其實性情熱烈”。
她被“自己的内心傾向和約束自己行為的嚴厲準則”的對立折磨得六神無主。
她的忏悔牧師勸導她加強對上帝的信仰，但毫無效果，于是列舉了關于堅定而有節制的聖潔狀态的例子，“向她提出壓制激情的良方：忍耐”。
她被送到拉薩爾佩特利耶爾後，根據皮内爾的指示“按照同樣的道德原則”對她進行治療。
她的病“隻持續了很短一段時間”。
這樣，瘋人院所吸收的不是宗教的社會主題，即讓人們感到自己是同一教派中的兄弟姐妹，而是安慰和信任的道德力量以及對大自然的順從。
它必須繼續從事宗教的道德事業，＿但是要排除其狂熱的内容，在道德、勞動和社會生活方面要絕對如此。
瘋人院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宗教領域，一個純粹的道德領域，一個道德一律的領域。
凡是能保留在舊的差異痕迹的東西都已消滅。
宗教儀式的最後遺迹也被清除。
過去，禁閉所在社會範圍内繼承了麻瘋病院的幾乎絕對的界限，從而成為一個異國他鄉。
現在，病人院必須代表社會道德的偉大連續性。
家庭和工作的價值，所有公認的美德，統治了城人院。
但是，這種統治是雙重的。
首先，它們實際上支配了瘋癫的核心部位。
因此，當精神錯亂産生了表面上的狂暴和失調時，堅實的基本美德不為所亂。
有一種原始的道德存在着。
它甚至一般不會被最嚴重的癡呆所影響。
正是這種道德在治療中顯現并發揮作用：“我可以證明，通過治療經常表現出純淨的美德和嚴格的原則。
大多數有幸進入康複期的精神病人對配偶疼愛，對子女慈祥，對情人熱烈。
對職責盡心竭力。
除了在小說中外，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看到超過他們的表現。
”這種不可剝奪的美德既是瘋癫的真相，又是瘋癫的消除。
這就是為什麼它一旦取得支配地位就必然能夠發揮作用的原因。
其次，瘋人院消除差異，壓制罪惡，消滅越軌行為。
它譴責一切有悖于社會基本美德的作為，其中包括獨身——“在共和員年和共和13年，未婚女子變成白癡的人數比已婚女人多7倍；至于智力衰退者，其比例則高出2至4倍。
我們由此可以推斷，婚姻對子女人是一種保護措施，可以防範這兩種最頑固、最難醫治的精神病。
”放蕩、通好和“極端的反常習慣”——“諸如酗酒、無限制地亂交、冷漠麻木等惡習都會逐漸地敗壞理性，最終導緻徹底的瘋癫”；懶惰——“普遍的經驗證明，像在監獄和醫院裡一樣，在一切公立瘋人院中，保持身體健康、維持良好習慣和秩序的最可靠或許是唯一的方法，是嚴格執行關于機械勞動的法規。
”由此可見，瘋人院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實行統一的道德統治，嚴格對待那些想逃避這種統治的人。
但是也因此而造成一種冷漠态度。
如果說法律不能實現普遍的統治，那是因為有些人并不承認它。
這個社會階層的人生活在混亂之中，被人忽視，幾乎處于非法狀态。
“雖然我們看到許多家庭在多年和諧一緻的氣氛中欣欣向上，但是還有多少家庭，尤其是社會下層的家庭觸目驚心地展示着放蕩、内證和貧苦無告的情景！根據我的日常記錄，這種情況正是我們在醫院中加以醫治的精神錯亂的最主要的根源。
” 在皮内爾的主持下，瘋人院同時既是整肅道德的工具，又是進行社會譴責的工具。
問題在于用一種普遍的方式來推行某種道德，使之從心靈上支配那些不懂得這種道德的人和那些已經精神錯亂但尚未表現出來的人。
對于第一種人，瘋人院必須訴諸被遺忘的本性，起一種喚醒和提醒作用。
對第二種人，必須借助于某種社會環境變化，把他從目前的處境中搶救出來。
在圖克的休養院裡，實行的辦法是很簡單的：實行宗教隔離以達到道德淨化的目的。
而皮内爾的方法則比較複雜：實施綜合道德教育，保證瘋癫世界和理性世界之間的道德連貫性。
但是他是用實行某種社會隔離來進行的。
這種社會隔離将保證使資産階級的道德成為普遍的事實，并成為一種強加在各種瘋癫上的法律。
在古典時期，貧困、懶惰、邪惡和瘋癫都以同樣的罪名混合在非理性之中。
在對貧困和失業進行大禁閉時，瘋人也被網羅于其中。
而且所有被禁閉對象都被認為形同犯罪，屬于人類的原始堕落。
現在，瘋癫則屬于社會缺陷，其原因、模式和界限都未顯出與衆不同之處。
再過半個世紀，精神疾病又将變成一種性欲倒錯。
但從此時起，主要的、真正危險的瘋癫是那種從社會底層産生的瘋癫。
皮内爾的病人院作為一個現實世界的避難所，絕不會成為類似圖克的休養院那樣的返樸歸真的空間，而是一個整齊劃一的立法領域，一個道德教育場所。
在那裡，産生于社會外圍的各種精神錯亂統統被消除掉。
病人的生活，看護和醫生的行動全部由皮内爾加以安排，以保證這些道德教育能發揮作用。
他的手段主要有下述三個： l．緘默。
皮内爾釋放的第五個帶鐐囚犯曾經是一名教士，因瘋癫而被革出教門。
他患有自大妄想症，自以為是基督。
這是“以請安表現出的最嚴重的人類傲慢”。
他于1782年被送到比塞特爾，被鐐铐束縛了12年之久。
由于态度傲慢，思想狂妄，他成為整個醫院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觀之一，但是他以為自己是在重現基督受難。
“他長期忍受着這種殉難的痛苦和他的躁狂症所招緻的無數嘲諷。
”盡管他的指妄十分嚴重，皮内爾仍把他列為第一批釋放的12個人之中。
但是皮内爾處理他的方式與處理其他人不同。
皮内爾二聲不響地給他打開鐵鐐，并且“明确命令每個人都要像他一樣自我克制，不與這個可憐的瘋人說任何話。
這道禁令得到嚴格的執行，結果在這個自我陶醉的人身上産生了比鐵鐐和土車的效果要明顯得多的效果。
他在獲得自由後，陷于一種他從未經曆過的被遺棄和孤獨的處境中，他感到羞辱。
最後，經過長時間的腳缭後，他主動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中。
從此，他的思想變得比較實際了”。
“釋放”在這裡的含義是相當矛盾的。
上牢、枷鎖，不斷地被人觀察和譏諷，對于這個據安病人來說，正是他的自由的要素。
他因此而得到承認，而且他因外界許多人都與他形成一種共謀關系而心醉神迷。
因此，他無法從直接感受到的這種現實中解脫出來。
但是，解除了枷鎖之後，周圍人的冷漠和緘默束縛了他，使他那種空洞的自由受到限制。
他在緘默中被釋放，而陷于一種不被承認的、徒勞展示自己的真實中，因為他不再是一個景觀，甚至不再受到羞辱，因而再也不能趾高氣揚。
現在，受到羞辱的不是他在諸妄時想像的化身而正是他本人。
因為肉體束縛已被一種自由所取代，而這種自由幾乎無異于孤獨；諸妄與奚落的對話已被一種語言的獨白所取代，而這種語言在他人的緘默中逐漸枯竭；整出狂妄與淩辱的表演被冷漠所取代。
從此，他受到了比上牢和枷鎖更真切的禁閉，完全成了自己的囚徒。
他本人陷入越軌範疇，而其他人則與恥辱無關。
其他人都變得清白了，不再是迫害者。
罪惡感轉移到内心。
它向病人顯示，他不過是被自己的傲慢所蠱惑。
敵對者的的面孔消失了。
他不再感到觀看者的存在，而是感到自己不再受到關注，人們轉移了觀看的目标。
其他人不過是在自己前進時不斷後退的一個界限。
雖然他被解除了枷鎖，但是他現在被緘默帶上了越軌和恥辱的枷鎖。
他感到自己受到懲罰，但是他由此又看到了自己無辜的迹象。
雖然他擺脫了各種肉體懲罰，但他必須證明自己是有罪的。
他的苦難曾是他的光榮，他的解放必然使他受到屈辱。
在文藝複來時期，理性與瘋癫不斷地展開對話。
相比之下，古典對期的拘留就是一種對語言的壓制。
但這種壓制不是徹底的。
語言沒有真正被消除，而是接入各種事物中。
禁閉、監獄、地牢甚至酷刑，都參與了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一種無聲對話，一種鬥争的對話。
現在，這種對話停止了。
緘默籠罩着一切。
在瘋癫和理性之間不再有任何共同語言。
對渡委的語言隻能用沉默不語來對付，因為誘委并不是與理性進行對話時的一個片斷，它根本不是語言。
在一種最終沉默的意識中，它僅僅表示一種越軌。
而且隻有在這一點上，才可能重新有一種共同語言，因為它将成為一種公認的罪狀。
“最後，經過長時間的腳踢後，他主動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沉默不語是瘋人院生活的一個基本結構，它與忏悔時的徹底坦白相輔相成。
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謹慎地恢複語言交流，或者說，重新開始傾聽這種已經被磨損成獨白的語言時，他聽到的總是那些關于越軌違戒的套話。
對此我們何必大驚小怪呢？在這種年深日久的緘默中，越軌違戒的主題已經控制了言語的源頭本身。
2鏡象認識。
在圖克的休養院裡，瘋人受到觀察，而且他知道自已被觀察。
但是這種直接觀察隻能使瘋癫間接地了解自己，除此之外，瘋癫無法直接把握自己的性狀。
但是，在皮内爾那裡，觀察僅僅在瘋癫所限定的空間内而不在其表面或其外部界限之外進行。
瘋癫能夠看到自己，也能被自己看到。
它既是純粹的觀看對象，又是絕對的觀看主體。
“有三個精神錯亂的人，都自以為是國王，都自稱是路易十六。
有一天，他們為君王的權利争吵起來，各不相讓，有點動火。
看護走近其中一個，将他拉到一邊問：‘你為什麼和那兩個顯然瘋瘋癫癫的人争論？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就是路易十六嗎？’受到這番恭維後，這個瘋人高傲地瞥了那兩個人一眼，便立刻退出争吵。
同樣的花招在第二個病人身上也發揮了作用。
争吵頓時便煙消雲散了。
”這是第一階段，即狂想亢奮的自傲階段。
瘋癫得以觀察自己，但卻是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
它在他人身上表現為一種無根據的要求，換言之，表現出一種荒謬。
但是，在這種譴責他人的觀察中，瘋人确認了自己的正确性和自己指委的正當性。
狂妄與現實之間的裂痕隻有在客體對象中才能被認識，而在主體中完全被掩蓋住了。
主體成為直接的真理代表和絕對的裁決者：自我陶醉的權威痛斥和剝奪他人虛假的權威，從而肯定自己設想的正确無誤。
作為純粹的指妄，瘋癫被投射到他人身上，而作為徹底的無意識狀态，它卻被全盤接受下來。
正是在這一點上，鏡子作為一個合作者，成為一個消解神話的工具。
在比塞特爾，還有一個自以為是國王的病人。
他總是“居高；陶下地以命令的口吻”說話。
有一天，當他稍稍平靜下來，看護走近他，問他，如果他是一位君主，為什麼不結束對自己的拘留？為什麼還和各種病人混在一起？從此，看護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