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每四個中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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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來源的放射性中暴露的日益增加,再加上各種化學物質與人體的大量接觸,這一切給現代世界提出了一個嚴峻的新問題。

     放射性物質對供水的污染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

    由于水中常包含着許多化學物質,那些成為水的污染物的放射性物質可以通過遊離射線的撞擊作用而活躍地改變水中這些化學物質的性質,使這些物質的原子以不可預測的方式重新排列組合而創造出新的化學物質來。

     洗滌劑是一個特别普遍的污染物,現在成了一個公共供水中的麻煩問題,全美國的水污染專家們都在關心着它,但還沒有實際可行的辦法來處理掉它。

    現在人們幾乎還不知道有什麼洗滌劑是緻癌物,但洗滌劑可能通過一種間接的方式促進癌變,它們作用于消化道内壁,使機體組織發生變化,以使這些組織更容易吸收危險的化學物質,從而加重了化學物質的影響。

    不過,誰能預見和控制這種作用呢?在這錯綜變幻的萬花筒中,緻癌物,除了“零劑量”還有什麼劑量是“安全”的呢? 我們容忍緻癌因素在環境中存在,我們就要對它可能産生的危險負責。

    這一危險已經被當前發生的情況清楚地描繪出來了。

    1961年春天在許多聯邦的、州的和私人的魚類産卵地,在虹鳟魚中出現了一種肝癌流行病。

    在美國西部和東部地區的鳟魚都受到了影響超過三齡的鳟魚實際上百分之百地得了癌症。

    之所以能得知這一發現,是由于全國癌症研究所環境癌症科和魚類與野生物服務處已事先在報告所有魚類的腫瘤方面達成了一個協定,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能夠由水質污染發出對人類癌症危險的早期警告。

     盡管研究工作至今還在尋找在如此廣闊地區發生這種流行病的确切原因,但最好的證據莫過于指出在事先準備好的魚類産卵地的餌料中已存在着問題。

    這些餌料含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各種化學添加物和醫藥,它們都混入了基本食料之中。

     這個鳟魚的事件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有重要意義,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它作為一個例子說明了當一個強烈的緻癌物被引入環境時,将會發生什麼事情。

    惠帕博士把這一流行病看作是一個前車之鑒,它警告人們必須把極大的注意力放在對數量巨大、種類繁多的環境緻癌物的控制上面。

    他說:“如果不采取這樣的預防措施,那麼在鳟魚身上表現出來的這場災難必将會與日俱增地在人類的未來出現。

    ” 由于發現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如一位研究者所你的“緻癌物的汪洋大海之中”,這當然令人沮喪,并很容易使人産生絕望和失敗的反應。

    一個普遍的反應是:“這難道不是一個毫無希望的情況嗎?”“難道沒有可能從我們世界上去嘗試消除這些緻癌因素嗎?最好不要再浪費時間去進行試驗了,幹脆把我們全部力量用于去發現治療癌症的良藥,這樣不更好嗎?” 這一問題被提給了惠帕博士,他在癌症研究方面的多年卓越工作使得他的意見受人尊敬,他對這一問題深思熟慮了很長時間,他基于他一生的研究和經驗進行判斷,并作出了一個全面的回答。

    惠帕博士認為,我們今天因癌症而造成的形勢與十九世紀最後幾年人類面臨傳染病時的形勢非常相似。

    病原生物與許多疾病間的病因關系已被巴斯德和卡介的輝煌研究工作所确立。

    醫學界人士、甚至一般公衆在當時都逐漸醒悟到人類環境已被大量的、能夠引起疾病的微生物所占據,正如今天緻癌物蔓延到我們周圍一樣。

    大多數的傳染疾病現在已被置于适當的控制之下了,而且有些實際上已被消滅了。

    這一輝煌的醫學成就是靠兩面夾攻而實現的,——既強調了預防,又強調了治療。

    且不管“神奇藥丸”和“起死靈藥”在外行人頭腦中占有多麼突出的地位,實際情況是,在抵抗傳染病的戰争中,真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部分戰役是由消滅環境中病原生物的措施組成的。

    一百多年前的倫敦霍亂大爆發是一個曆史例證。

    一位名叫約翰·斯諾的倫敦醫生把發病情況繪成了地圖,他發現所有病例都發源于一個地區,這個地區的所有居民都從波羅德街上的同一個泵井裡取水用。

    作為一個迅速、果斷的預防醫學行動,斯諾博士更換了那個泵井的把柄。

    該流行病由此就被控制住了——不是通過用一種藥丸去殺死(當時尚未人知的)引起霍亂的微生物,而是把它們排除于人類環境之外。

    甚至從治療手段來看也是這樣,減少傳染病的病竈比治療病人更能取得成效。

    現在結核病已相對比較烯少的原因主要是與這樣一個事實有關,即一般人現在很少有機會去和結核病病菌相接觸。

     今天我們發現我們的世界充滿了緻癌因素。

    将我們全部力量或大部分力量集中到治療辦法(甚至想能找到一種治愈癌的“良藥”的這種攻克癌症的戰鬥,根據惠帕博士的見解将是要失敗的,因為這種作法沒有考慮到環境是緻癌因素的最大的儲存地,環境中的這些緻癌因素繼續危害新的犧牲者的速度将會超過至今還無從捉摸的“良藥”能夠制止癌症的速度。

     以預防為主來與癌症鬥争是一種常識性的辦法,但為什麼我們在采取這種辦法的時候卻總是這樣遲緩呢?可能“是因為治療癌症病人的目标此起預防癌症來更加激動人心,更加實在,更加引人注目和更加值得報酬吧,”惠帕博士這樣說。

    然而,在癌症形成之前去預防癌症“确實是更為人道”,而且可能“比治療癌症要有效得多”。

    惠帕博士幾乎無法忍受這樣一種滿懷希望的想法,這種想法要求得到一種我們能在每天早上早飯前服用的神奇藥丸,以保護我們免于癌症。

    公衆之所以相信癌症能夠這樣被治住,其部分原因是出于一種誤會,即誤認為雖然癌症是一種神秘的疾病,它是一種由單一原因引起的單一疾病,因而也滿懷希望能有一種單一的治療辦法治好它。

    當然,這和人們已知的真理相去很遠。

    環境癌症就正好是由十分複雜的多種化學因素和物理因素所引起的,所以惡性病變本身就表現為多種不同的、在生物學上獨立的形式。

     這樣一種期望已久的“突破”,假使有一天實現了,也不可能指望它是一種能治療所有類型惡性病變的萬靈藥。

    雖然這種對“良藥”的尋找還會作為一種治療手段繼續下去,以挽救和治療那些已經得上癌症的受難者但是宣揚隻要有個錦囊妙計,問題就将會立刻解決的希望是對人類的一個損害。

    這個問題的解決将會一步一步慢慢到來。

    正當我們将幾百萬元傾倒到研究工作中時,正當我們把我們的全部希望寄于發現醫治已患癌症病人方法的大規模計劃的時候,甚至當我們尋求治療措施的時候,我們卻可能忽視了進行預防的可貴機會。

     征服癌症的工作決不是毫無希望的。

    從一個重要的方面來看,現在的前景比十九世紀末控制傳染病時的情況更加鼓舞人心。

    當時世界上充滿了緻病細菌,正像今天世界上充滿了緻癌物一樣。

    不過,當時的人們并不曾把病菌散布到環境中去,人們當時隻是無意識地傳播了這些病菌。

    與之相反,現代人們自己把絕大部分緻癌物散布到環境中去,如果他們希望的話,他們就能夠消除許多緻癌物。

    在我們世界上,緻癌的化學因素已經通過兩種途徑建立了自己的掩體防線:第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人們追求更好的、更輕松的生活方式第二,因為制造和販賣這樣的化學物質已經變成我們的經濟和生活方式中一個可接受的部分。

     要想讓所有化學緻癌物現在或将來能夠全部從現代世界上消滅掉,這可能是不現實的。

    但是,相當大比例的化學緻癌物決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随着這些緻癌物的被消除,它們加給生命的總負荷量将會大大減輕,同時,每四個人中将有一個人發生癌症的威脅至少也會顯著緩和下來。

    最頑強的努力應當用到消除這些緻癌物上面去。

    它們現在正污染着我們的食物、我們的供水和我們的大氣,并且這些緻癌物是以最危險的接觸方式——微量的、一年又一年反複進行暴露的方式出現的。

     在進行癌症研究的最優秀的人們中間,有許多人與惠帕博士有共同的信念,他們都相信通過頑強地努力去查明環境緻癌因素,并頑強地去消除或減少它們的沖擊影響,惡性病變是可以有效被征服的。

    為了醫治那些已患潛在癌症或明顯癌症的人們,尋找治療方法的努力當然必須繼續進行下去。

    但是,對于那些尚未患癌症的人們,當然還有對那些尚未出生的後代,進行預防已是迫在眉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