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袋與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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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5年，賀拉斯·塔博克斯13歲。
就在那一年，他參加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入學考，在恺撒、西塞羅[1]、維吉爾[2]、色諾芬[3]、荷馬、代數、平面幾何、立體幾何和化學的幾門考試中都獲得了A等——優秀——的好成績。
兩年後，當喬治·邁·柯漢[4]正在譜寫《在那裡》時，賀拉斯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兩年級班級裡的尖子，正着手準備以《作為荒廢的學術形式的三段論法》為題的論文。
在蒂耶裡堡戰役[5]期間，他坐在書桌邊考慮着是否要等到滿17歲再開始寫關于《新現實主義者對實用主義的偏好》的系列論文。
不久，有個報童告訴他戰争結束了，他很高興，因為這意味着皮特兄弟出版公司将推出新版的斯賓諾莎[6]的《論理解力的提高》[7]。
戰争也有它本身的好處，它使年輕人學會了自立，諸如此類，不過賀拉斯覺得他永遠也無法原諒他們的校長，因為在那個暫時休戰的夜晚，他竟然允許一支管樂隊在他的窗下吹吹打打，造成他在《德國的唯心主義》這篇論文裡遺漏掉三個極為重要的句子。
第二年他去了耶魯大學，去攻讀文學碩士學位。
那時他17歲，高高瘦瘦的，灰色的近視眼，從他那惜字如金的話語裡透露出來的都是超然物外的腔調。
“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是在和他說話，”狄林傑教授告訴一個要好的同事說。
“他讓我覺得我是在和他派來的代表說話。
我總是在等着他說出這麼一句：‘好吧，讓我先問一下自己再說。
’” 接着，就像賀拉斯·塔博克斯會變成屠夫比夫先生[8]或服裝經銷商哈特先生[9]那樣不足為奇，生活插了進來，抓住他，調教他，折磨他，把他像周末下午廉貨櫃台裡的一卷愛爾蘭花邊一般攤開。
如果要按照文學的方式來表述，我就該說那都是因為在過去的殖民時代裡，艱苦的拓荒者來到了康涅狄格[10]的一個荒原，他們互相質問，“那麼，我們該在這裡造什麼呢？”而他們中最堅強的一位這樣回答：“讓我們造個小城，讓劇院經理們可以在這裡安排上演音樂喜劇！”至于後來他們如何建造起耶魯大學，并在那裡上演音樂喜劇，已是個家喻戶曉的故事了。
總之在一個12月，喜劇《霍姆·詹姆士》在舒伯特劇院開演了，所有的同學們一起要求瑪西娅·梅朵加唱，她唱了第一幕裡的一首講述一個笨胖子的歌，最後還跳了支搖擺的、顫抖的、歡騰的舞蹈。
瑪西娅19歲。
她沒有戴翅膀，但觀衆們大多同意她不必戴翅膀。
她天生是個金發女郎，走在正午的街道上她都不用化妝。
除了這一點，她并不比其他大多數女人來得優秀。
查理·穆恩答應給她五千支培美牌香煙，如果她能夠釣到賀拉斯·塔博克斯這個不凡的天才。
查理是謝菲爾德[11]大學的四年級學生，他和賀拉斯是表親。
他們意氣相投，也彼此關照。
賀拉斯那天晚上特别忙。
法國人洛裡埃無法理解新現實主義的重要性，這個想法萦繞在他的腦海裡。
事實上，他對書房門上那一記輕輕的、分明的敲擊聲的唯一反應，就是使他想到如果能做到充耳不聞那麼任怎樣的敲門聲都是白搭。
他覺得自己是越來越向實用主義靠攏了。
不過在那個時刻，盡管他還不知道，他是正在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奔向與實用主義背道而馳的某種命運。
敲門聲又響起來——過了三秒鐘——敲門聲再度響起。
“進來，”賀拉斯不假思索地說。
他聽見房門一開一合，可是，他坐在爐火前的大圈椅裡俯身看書，連頭都沒擡一擡。
“把它放在隔壁房間裡的床上，”他心不在焉地說。
“把什麼放在隔壁房間裡的床上？” 瑪西娅·梅朵的歌聲很美，但她說起話來就像唧唧呱呱的豎琴。
“洗好的衣物呀。
” “不行。
” 賀拉斯在椅子裡不耐煩地動了一下。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因為我沒有衣物呀。
” “哼！”他粗暴地答道。
“那你該回去拿呀。
” 賀拉斯面前的爐火正對着另一張安樂椅。
他習慣在黃昏時坐那把椅子，作為沉思和改變的一種方式。
他把房間裡的一把椅子叫作貝克萊[12]，把另一把叫作休姆[13]。
他突然聽見一個聲音，一個身影沙沙地、柔柔地在休姆上坐下來。
他擡頭望去。
“好吧，”瑪西娅帶着《哦，公爵喜歡看我跳舞！》第二幕裡的甜美微笑說道，“好吧，奧瑪爾·哈亞姆[14]，我就在你身旁，在荒野裡歌唱。
” 賀拉斯茫然地望着她。
他的心頭一時間起了疑惑，懷疑她隻是他想象出來的一個幻影。
女人們不會随便進一個男人的房間，随便地坐在男人的休姆上。
女人應該為男人拿來幹淨的衣服，應該在街車上坐在男人讓給她的位子上，應該等男人成熟到懂得分寸的時候嫁給他。
||||| 這個坐在休姆上面的女人分明是個真實的存在。
她那薄如蟬翼的黃裙俨然是休姆的皮扶手吐出的藝術泡沫！如果他看得再長久些，他就會看見休
就在那一年，他參加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入學考，在恺撒、西塞羅[1]、維吉爾[2]、色諾芬[3]、荷馬、代數、平面幾何、立體幾何和化學的幾門考試中都獲得了A等——優秀——的好成績。
兩年後，當喬治·邁·柯漢[4]正在譜寫《在那裡》時，賀拉斯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兩年級班級裡的尖子，正着手準備以《作為荒廢的學術形式的三段論法》為題的論文。
在蒂耶裡堡戰役[5]期間，他坐在書桌邊考慮着是否要等到滿17歲再開始寫關于《新現實主義者對實用主義的偏好》的系列論文。
不久，有個報童告訴他戰争結束了，他很高興，因為這意味着皮特兄弟出版公司将推出新版的斯賓諾莎[6]的《論理解力的提高》[7]。
戰争也有它本身的好處，它使年輕人學會了自立，諸如此類，不過賀拉斯覺得他永遠也無法原諒他們的校長，因為在那個暫時休戰的夜晚，他竟然允許一支管樂隊在他的窗下吹吹打打，造成他在《德國的唯心主義》這篇論文裡遺漏掉三個極為重要的句子。
第二年他去了耶魯大學，去攻讀文學碩士學位。
那時他17歲，高高瘦瘦的，灰色的近視眼，從他那惜字如金的話語裡透露出來的都是超然物外的腔調。
“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是在和他說話，”狄林傑教授告訴一個要好的同事說。
“他讓我覺得我是在和他派來的代表說話。
我總是在等着他說出這麼一句：‘好吧，讓我先問一下自己再說。
’” 接着，就像賀拉斯·塔博克斯會變成屠夫比夫先生[8]或服裝經銷商哈特先生[9]那樣不足為奇，生活插了進來，抓住他，調教他，折磨他，把他像周末下午廉貨櫃台裡的一卷愛爾蘭花邊一般攤開。
如果要按照文學的方式來表述，我就該說那都是因為在過去的殖民時代裡，艱苦的拓荒者來到了康涅狄格[10]的一個荒原，他們互相質問，“那麼，我們該在這裡造什麼呢？”而他們中最堅強的一位這樣回答：“讓我們造個小城，讓劇院經理們可以在這裡安排上演音樂喜劇！”至于後來他們如何建造起耶魯大學，并在那裡上演音樂喜劇，已是個家喻戶曉的故事了。
總之在一個12月，喜劇《霍姆·詹姆士》在舒伯特劇院開演了，所有的同學們一起要求瑪西娅·梅朵加唱，她唱了第一幕裡的一首講述一個笨胖子的歌，最後還跳了支搖擺的、顫抖的、歡騰的舞蹈。
瑪西娅19歲。
她沒有戴翅膀，但觀衆們大多同意她不必戴翅膀。
她天生是個金發女郎，走在正午的街道上她都不用化妝。
除了這一點，她并不比其他大多數女人來得優秀。
查理·穆恩答應給她五千支培美牌香煙，如果她能夠釣到賀拉斯·塔博克斯這個不凡的天才。
查理是謝菲爾德[11]大學的四年級學生，他和賀拉斯是表親。
他們意氣相投，也彼此關照。
賀拉斯那天晚上特别忙。
法國人洛裡埃無法理解新現實主義的重要性，這個想法萦繞在他的腦海裡。
事實上，他對書房門上那一記輕輕的、分明的敲擊聲的唯一反應，就是使他想到如果能做到充耳不聞那麼任怎樣的敲門聲都是白搭。
他覺得自己是越來越向實用主義靠攏了。
不過在那個時刻，盡管他還不知道，他是正在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奔向與實用主義背道而馳的某種命運。
敲門聲又響起來——過了三秒鐘——敲門聲再度響起。
“進來，”賀拉斯不假思索地說。
他聽見房門一開一合，可是，他坐在爐火前的大圈椅裡俯身看書，連頭都沒擡一擡。
“把它放在隔壁房間裡的床上，”他心不在焉地說。
“把什麼放在隔壁房間裡的床上？” 瑪西娅·梅朵的歌聲很美，但她說起話來就像唧唧呱呱的豎琴。
“洗好的衣物呀。
” “不行。
” 賀拉斯在椅子裡不耐煩地動了一下。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因為我沒有衣物呀。
” “哼！”他粗暴地答道。
“那你該回去拿呀。
” 賀拉斯面前的爐火正對着另一張安樂椅。
他習慣在黃昏時坐那把椅子，作為沉思和改變的一種方式。
他把房間裡的一把椅子叫作貝克萊[12]，把另一把叫作休姆[13]。
他突然聽見一個聲音，一個身影沙沙地、柔柔地在休姆上坐下來。
他擡頭望去。
“好吧，”瑪西娅帶着《哦，公爵喜歡看我跳舞！》第二幕裡的甜美微笑說道，“好吧，奧瑪爾·哈亞姆[14]，我就在你身旁，在荒野裡歌唱。
” 賀拉斯茫然地望着她。
他的心頭一時間起了疑惑，懷疑她隻是他想象出來的一個幻影。
女人們不會随便進一個男人的房間，随便地坐在男人的休姆上。
女人應該為男人拿來幹淨的衣服，應該在街車上坐在男人讓給她的位子上，應該等男人成熟到懂得分寸的時候嫁給他。
||||| 這個坐在休姆上面的女人分明是個真實的存在。
她那薄如蟬翼的黃裙俨然是休姆的皮扶手吐出的藝術泡沫！如果他看得再長久些，他就會看見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