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經濟周期——初步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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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透入到整個經濟體系之中。
蕭條的圖景至此宣告完成。
可是，有兩個原因使得這些特征不能夠按照它們在因果關系上所處的地位，依時間次序表現出來。
第一個原因是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它們不僅被個人的行為所預料，而且是在極不相等的程度上被預料的。
這尤其發生在專門投機起着巨大作用的市場上。
這樣，股票市場有時遠在一個真正的轉折點到來之前，就表現出投機的初步危機，這個危機于是又被克服，并為仍然屬于同一繁榮時期（1873年和1907年）的更進一步的上升運動，創造條件。
但是還有一些别的事情卻更加重要得多。
正如實際上一種産品價格的上升，常常預期那種不過是作為原因的成本的增高一樣，因而一個相類似的現象在這裡出現。
隻要當繁榮達到其外部極點之前，考慮到這個過程的必然結果，那麼，在剛才所說的意義上所指的資本投資的減少，企業家活動的同樣減少，以及例如生産資料工業的停滞，可能都會出現；但是并不一定它們應該這樣。
相反，如果這些症兆在繁榮終止之前照例地出現，那麼，這便是因為它們處于那種相當迅速地能預測什麼将要到來的因素的影響之下。
但是，第二，各種各樣的情況将導緻在事情發生的實際過程中，次要因素常常顯得比主要因素突出。
例如，出借者對利率的上升表現出焦慮，并且僅僅到了不景氣的晚期，那種作為事物最本質特征而通常在正常過程中很早就顯示了出來的影響，才會表現出來。
對勞動需求的減少應當是這種變化的一個極早的症兆，但是，正如由于照例存在着失業工人，因而工資不會在繁榮時期立即提高一樣，工資和就業數額由于一系列衆所周知的障礙存在，因而通常也不會象人們所期待的那樣迅速下降。
工商企業界努力保護自己以防價格下跌，并且在競争不是完全&ldquo自由&rdquo的地方&mdash&mdash這種完全&ldquo自由&rdquo實際上哪兒也不存在&mdash&mdash，當銀行提供其資助的時候，它與暫時的成功相抗拒，這樣便使最高價格水平常常遲于轉折點。
這是危機調查的基本工作所應得到的所有這些要點。
但是，無需進一步的證實，這裡足以說明，所有這些并不改變事情的實質，隻不過我在上面所提及的發生在其它領域的相類似的現象，卻支持着反對價格理論的論點。
不景氣時期事物的發展過程呈現了不确定性和不規則性的景象，這種不确定性和不規則性是我們從尋找一種新的均衡的角度，或是從适應于已經相當迅速和相當可觀地改變了的一般情況，來進行解釋的。
這種不确定性和不規則性倒是易于理解的。
日常的資料圍繞每一行業而改變。
但是這種改變的程度和性質，隻能通過經驗而了解。
有了新的競争者：老主顧和過往商人沒有出現；對新的經濟事實的正确态度必須找到；不可估計的事件&mdash&mdash對信貸的不可置疑的拒絕&mdash&mdash可能出現于任何時候。
&ldquo純工商業者&rdquo面對存在于常規之外的問題，面對他并不習以為常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他造成錯誤，而這些錯誤将成為進一步出現麻煩的重要次級原因。
投機是一個進一步的原因，通過投機者所經曆的苦惱，同時也通過投機者對價格進一步下跌的預測，使得所有這些衆所周知的要素互相激發而增長。
沒有一個地方能看清楚最後的結果；而與危機無關的弱點則在任何地方都會顯示出來。
企業的收縮與企業的擴展，最終将會證明是反應的正确方式，而不可能是在當時提出的對這一問題或那一問題值得相信的理由。
情況的這種複雜性以及不明确性，在我看來，理論毫無根據地利用它們來解釋不景氣的原因，将真正成為實際事件的一個重要因素。
包含在新的調整過程中數據和價值的不确定性，以及有規律地和不可預料地明顯出現的損失，造成不景氣時期的獨特氣氛。
産生票據交易看法的以及在繁榮時期從商業上和社會上表現得特别顯著的投機要素，尤其遇到困難。
對許多人，特别是對投機階層以及部分依賴于需求的奢侈品生産者，情況在實質上比它們所表現出來的還要壞&mdash&mdash對于它們，似乎所有這些事物的末日已經來到。
從主觀上來說，特别是如果生産者抵制不可避免的價格下跌，那麼轉折點出現在生産者面前，就象是迄今為止的潛在的生産過剩的爆發以及作為其結果的不景氣一樣。
已經生産出來的商品的缺乏銷路，更嚴重的是那些還将要繼續生産出來的商品的缺乏銷路，這些在僅夠償付成本的價格之下所引起的銀根緊縮，甚至可能是無力支付等等進一步的衆所周知的現象，是如此的典型，以緻于每一種經濟周期理論都必須對它作出解釋。
正如讀者所看到的，我們的理論也是這樣的，但它并不把這種典型的事實作為基本的和獨立的原因。
這種生産過剩被我們已經注意到并作了解釋的繁榮的扭曲所加重了。
一方面這種環境條件，以及另一方面在不景氣過程中出現在許多工業中的有效供給和有效需求之間的脫節，使得有可能用各種不協調的理論來描述不景氣的外部形式。
每一種這樣的理論的要旨，都在于試圖解釋不協調的出現，以及據認為不協調存在其中的有關的特殊數量。
對我們來說，數量與商品價格之間的不協調，這在許多地方是由于經濟體系中失掉均衡而産生的，正象生産過剩一樣是一種中間現象，而不是一個基本原因。
與此相聯系，在各個工業的收入之間可能存在着不協調，但在不同經濟階層的收入之間卻不存在不協調，因為企業家利潤與他人的可能受到幹擾的收入之間，不存在正常的比例關系；并且除了以貨币形式固定的收入之外，其它收入則具有以同一速度移動的趨勢，有損于或有利于固定收入而相應獲利或受損，但讓總的消費者需求不受幹擾。
繁榮的偏斜或偏離正軌，在很多情況之下也具有這樣的結果，那就是局勢的緊張和危險，對工業的一切部門來說，并不是同等程度的。
經驗也告訴我們，正如阿弗達農已經說明了的，許多部門幾乎完全不受幹擾，有些部門也僅僅受到較小的幹擾。
在每一個工業範圍内，新企業一般比老企業受牽連更重，這似乎與我們的說明相矛盾。
這一點可以這樣來解釋：老企業擁有緩沖器&ldquo準地租&rdquo，并且更重要的，普遍有積累儲備金。
它被埋置在保護關系之中，常常得到具有多年地位的銀行網絡的有效支持。
它可能失利若幹年，而其債權人卻并不感到不安。
因此，老企業要比新企業維持長久得多。
而新企業總是嚴格地和被懷疑地受到考查；它沒有準備金，至多隻有透支便利；并且它隻要顯出一點遭遇困境的信号，就會被認為是頻臨破産的債務者。
這樣，所有情況變化産生的反應作用，對新企業就比對老企業，要顯露得更早一些和更加驚人。
所以，它在前者場合比在後者場合更容易導緻最後的結果&mdash&mdash破産，而對于後者則開始了一種緩慢的衰變。
這就歪曲了現實的圖景，并且也是為什麼對危機中的一個選定過程隻能以一種重要的限制而加以論述的原因；因為隻有那種受到大力支持的廠商，而不是自身最為完善的廠商，具有渡過危機的最好機會。
但是這不影響這種現象的本質。
５．盡管我們有理由說，形成不景氣周期的調整和再吸收過程，使經濟體系中最有活力、對決定商業界的氣氛貢獻最大的要素，引起不安；并且，盡管即使一切都以理想的完善形式出現，它也必然要消滅許多價值和存在實體；然而，如果隻從繁榮刺激的終止方面來觀察，或者僅僅用消極的特征來描述，那麼對不景氣的性質和結果也就仍然不能充分掌握了。
關于不景氣，還有更多令人感到高興方面的事情，比起剛才指出的事情來，能更好地表達它的特征。
首先，這種不景氣，正如已經闡述的那樣，引向新的均衡位置。
為了使我們自己相信，其中發生的所有問題确實可以從這個觀點得到理解，并且它不過是顯然無意義的和未經限制的，讓我們再一次來考慮一下許多個别人在不景氣時期的行為。
他們必須使自己适應于由繁榮引起的幹擾，也就是由新的組合及其産品的蜂群般出現所引起的幹擾，由他們與老企業的并肩出現以及由他們的單方面出現所引起的幹擾。
老的企業&mdash&mdash也就是理論上所有的現在企業，除了在繁榮中形成的企業，以及進一步除了由于壟斷地位，由于擁有特别優勢，或者由于持久的優良技術而實際上脫離危險的企業&mdash&mdash面臨着三種可能性：衰敗下去，如果由于客觀的和個人的理由而不能适應的話；開始收斂，并且試圖在一個較合适的位置上生存下來；最後，以其自己的資源或借助外界的幫助，或改而從事另一種工業，或采用其它技術性的或商業的手段，以較低的單位成本擴大生産。
新企業不得不經受他們的頭一次考驗，一種比他們如果是陸續出現而不是蜂群般地出現所要經受的考驗困難得多的考驗。
一旦建立起來，他們必定要适當地參入循環流轉，并且，即使在他們建立時沒有差錯，但在許多方面也必定有很多地方需要加以修改。
即使從不同的次要原因來看，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和選擇可能性，也同老企業所面臨的，有相類似之處；而且，如上所述，在許多方面他們應付問題的能力比老企業要差。
在不景氣中，商人的特有行為包括采取一些措施，措施的改正，以及解決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措施。
所有這些現象，暫且不論沒有事實依據的恐慌以及錯誤引起的後果&mdash&mdash它們表現為危機中事物的非正常過程的特征&mdash&mdash可以包含在這種由繁榮造成的情況的概念之中，也就是包含在商人被迫采取的行為，包含在均衡受到的幹擾及其反響，或者包含在論據的改變以及對它的成功或失敗的适應等等的概念之中。
正如趨向新的均衡位置的努力掙紮，它使創新具體化并對老廠商産生影響等等，是我們從經驗中得知的不景氣時期的真正意義一樣，于是也可以同樣表明，這種努力掙紮必定實際上導緻非常接近于均衡位置：一方面，不景氣過程的能動沖擊，從理論上講，除非在它發生作用，并真正帶來均衡之後，是不會停止的；另一方面，除非到那時，以新的繁榮形式發生的新的幹擾，也是不會從經濟體系本身中出現的。
工商業者在不景氣時期的行為，顯然是由現實的或者即将來臨的損失因素所支配的。
但是，損失會出現或者已經逼近&mdash&mdash并非必然地産生于整個經濟體系之中，而隻是部分地招至危險&mdash&mdash這隻要所有的企業，從而整個的體系，不是處于穩定的均衡中；這實際上也等于是說，直到他們再次以接近償付成本的價格生産為止。
因此，隻要這樣的均衡未接近于達到，那麼在理論上就總是存在不景氣。
這一過程當它在這個意義上發揮了它的作用之前，也不會被一個新的繁榮所打斷。
因為直到那時，必然存在着關于什麼是新數據的不确定性，它使得不可能去估算新的組合，并且使得難以得到必不可少的因素的協作。
如果遵守以下的限制條件，那麼兩個結論都是符合事實的。
對于現代工商業界所特有的關于周期運動及其機制的認識，足以使工商業者，隻要當最壞的情況過去了，就能預測将要來臨的繁榮，特别是它的次級現象；許多個人對于新的均衡的适應性，從而許多價值對于新的均衡的适應性，常常被這樣一種期望所延緩或者阻止，那就是，如果他們多少能堅持的話&mdash&mdash這常常是以他們的債權人的利益為依據而進行通融&mdash&mdash那麼他們就能夠在下一個繁榮中以有利的條件進行清理，或者根本上就認為完全沒有清理的必要，&mdash&mdash這在具有優勢的繁榮時代，尤其重要，并且拯救了許多實際上不适于生存的廠商，同許多适于生存的廠商一樣保存下來。
但是無論如何，它延緩或者阻止達到穩定均衡位置的過程。
經濟生活的日趨托拉斯化，促進了既在大型聯合企業的本身，從而也在它們的外部，失調的持久而又連續的進行；因為，如果在生産的一切部門中都存在自由競争的話，那麼，實際上就隻能是完全均衡了。
而且，由于某些廠商特别是那些老廠商的财政能力，調整并不總是迫切的，并不總是與生死存亡緊密相關的問題。
此外，還存在有外界給予處在困境的廠商或整個工業以支持的做法，例如政府補助金，它的給予是基于認為困難隻是外部環境所引起的一種暫時的困難這種善意的或弄虛作假的設想。
在不景氣時期，也常常有要求實行保護關稅的呼聲。
所有這些，都以和老企業的财政實力相同的方式，發生作用。
不僅如此，也還存在着機遇因素&mdash&mdash例如出現在正需要的時候的好收成。
最後，不景氣過程中的非正常情況有時候産生補償過度的效果；例如，假使一種未被證實的恐慌曾經不恰當地貶低了一個企業的股票的價格，結果矯正性的上升運動開始，那麼這個上升運動便會反過來進行得過火，以不适當的高價維持其股票行情，并導緻小規模的虛假繁榮，這種虛假繁榮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持續下去，直到真正的繁榮開始。
當然，最終達到的境地從來不會和一個沒有發展的體系的理論圖景完全相符合，在這一圖景中将不再存在利息形式的收入。
不景氣的相當短暫的持續時間，就獨自阻止了這個現象的發生。
盡管如此，可是一種對沒有發展的境況的接近，總是會出現的；并且這種境況，由于相當穩定，可以再次成為實現新組合的開端。
于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進而得出結論：依照我們的理論，在兩個繁榮之間，必定存在有一個到頭來接近均衡位置的吸收過程，而導緻均衡便是它的作用。
這個問題對于我們是重要的，這不僅因為這樣的中介位置實際上存在并且對它的解釋是每一種周期理論所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也因為隻有對這種周期性的&ldquo準均衡&rdquo位置的必要性的證明，才算完成了我們的論點。
因為我們是從這個位置開始的，而發展的波浪首先使從這裡産生&mdash&mdash不管在曆史上是否有過或者何時有過此種情況。
我們甚至可以僅僅假定一種初期的&ldquo靜止&rdquo狀态，以便于讓波浪的性質清楚地顯示出來。
但是，就我們用以解釋這種現象的本質的理論來說，隻說周波的一個低潮事實上跟随周波的每一個頂峰是不夠的：還要說明它必須是必然地這樣去進行&mdash&mdash這不能簡單地假定，也不能用指出它的事實來代替證明。
由于這個原因，一定份量的學究行為似乎在這一節是需要的。
第二，暫且不論對剛才已占據我們注意力的創新的消化，不景氣周期起了某些其它的作用，這種作用不如它因之而獲得名聲的現象那樣顯著：它完成了繁榮所允許的東西。
這種影響是持久的，而被感到不愉快的現象則是暫時的。
貨流得到充實，生産被部分地改組了，生産成本有所減少；并且，最先作為企業利潤出現的東西，最終則增加了其它階層的永久性的真實收入。
盡管這些效應結果一開始就遇到各種阻礙，但從我們的理論得出的這一結論（也參看第四章），卻仍被如下的事實證明為正确，那就是不景氣的正常過程的經濟圖景，在整個過程中，并不象滲透于其中的情緒引人想象的那樣暗淡。
除了經濟生活的一大部分通常幾乎未被觸及之外，在大多數場合，總交易額的物質數量的降低隻是微不足道的。
任何官方對危機的調查都表明，關于不景氣引起荒廢的流行概念是如何被誇大了。
盡管在繁榮時期出現通貨膨
蕭條的圖景至此宣告完成。
可是，有兩個原因使得這些特征不能夠按照它們在因果關系上所處的地位，依時間次序表現出來。
第一個原因是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它們不僅被個人的行為所預料，而且是在極不相等的程度上被預料的。
這尤其發生在專門投機起着巨大作用的市場上。
這樣，股票市場有時遠在一個真正的轉折點到來之前，就表現出投機的初步危機，這個危機于是又被克服，并為仍然屬于同一繁榮時期（1873年和1907年）的更進一步的上升運動，創造條件。
但是還有一些别的事情卻更加重要得多。
正如實際上一種産品價格的上升，常常預期那種不過是作為原因的成本的增高一樣，因而一個相類似的現象在這裡出現。
隻要當繁榮達到其外部極點之前，考慮到這個過程的必然結果，那麼，在剛才所說的意義上所指的資本投資的減少，企業家活動的同樣減少，以及例如生産資料工業的停滞，可能都會出現；但是并不一定它們應該這樣。
相反，如果這些症兆在繁榮終止之前照例地出現，那麼，這便是因為它們處于那種相當迅速地能預測什麼将要到來的因素的影響之下。
但是，第二，各種各樣的情況将導緻在事情發生的實際過程中，次要因素常常顯得比主要因素突出。
例如，出借者對利率的上升表現出焦慮，并且僅僅到了不景氣的晚期，那種作為事物最本質特征而通常在正常過程中很早就顯示了出來的影響，才會表現出來。
對勞動需求的減少應當是這種變化的一個極早的症兆，但是，正如由于照例存在着失業工人，因而工資不會在繁榮時期立即提高一樣，工資和就業數額由于一系列衆所周知的障礙存在，因而通常也不會象人們所期待的那樣迅速下降。
工商企業界努力保護自己以防價格下跌，并且在競争不是完全&ldquo自由&rdquo的地方&mdash&mdash這種完全&ldquo自由&rdquo實際上哪兒也不存在&mdash&mdash，當銀行提供其資助的時候，它與暫時的成功相抗拒，這樣便使最高價格水平常常遲于轉折點。
這是危機調查的基本工作所應得到的所有這些要點。
但是，無需進一步的證實，這裡足以說明，所有這些并不改變事情的實質，隻不過我在上面所提及的發生在其它領域的相類似的現象，卻支持着反對價格理論的論點。
不景氣時期事物的發展過程呈現了不确定性和不規則性的景象，這種不确定性和不規則性是我們從尋找一種新的均衡的角度，或是從适應于已經相當迅速和相當可觀地改變了的一般情況，來進行解釋的。
這種不确定性和不規則性倒是易于理解的。
日常的資料圍繞每一行業而改變。
但是這種改變的程度和性質，隻能通過經驗而了解。
有了新的競争者：老主顧和過往商人沒有出現；對新的經濟事實的正确态度必須找到；不可估計的事件&mdash&mdash對信貸的不可置疑的拒絕&mdash&mdash可能出現于任何時候。
&ldquo純工商業者&rdquo面對存在于常規之外的問題，面對他并不習以為常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他造成錯誤，而這些錯誤将成為進一步出現麻煩的重要次級原因。
投機是一個進一步的原因，通過投機者所經曆的苦惱，同時也通過投機者對價格進一步下跌的預測，使得所有這些衆所周知的要素互相激發而增長。
沒有一個地方能看清楚最後的結果；而與危機無關的弱點則在任何地方都會顯示出來。
企業的收縮與企業的擴展，最終将會證明是反應的正确方式，而不可能是在當時提出的對這一問題或那一問題值得相信的理由。
情況的這種複雜性以及不明确性，在我看來，理論毫無根據地利用它們來解釋不景氣的原因，将真正成為實際事件的一個重要因素。
包含在新的調整過程中數據和價值的不确定性，以及有規律地和不可預料地明顯出現的損失，造成不景氣時期的獨特氣氛。
産生票據交易看法的以及在繁榮時期從商業上和社會上表現得特别顯著的投機要素，尤其遇到困難。
對許多人，特别是對投機階層以及部分依賴于需求的奢侈品生産者，情況在實質上比它們所表現出來的還要壞&mdash&mdash對于它們，似乎所有這些事物的末日已經來到。
從主觀上來說，特别是如果生産者抵制不可避免的價格下跌，那麼轉折點出現在生産者面前，就象是迄今為止的潛在的生産過剩的爆發以及作為其結果的不景氣一樣。
已經生産出來的商品的缺乏銷路，更嚴重的是那些還将要繼續生産出來的商品的缺乏銷路，這些在僅夠償付成本的價格之下所引起的銀根緊縮，甚至可能是無力支付等等進一步的衆所周知的現象，是如此的典型，以緻于每一種經濟周期理論都必須對它作出解釋。
正如讀者所看到的，我們的理論也是這樣的，但它并不把這種典型的事實作為基本的和獨立的原因。
這種生産過剩被我們已經注意到并作了解釋的繁榮的扭曲所加重了。
一方面這種環境條件，以及另一方面在不景氣過程中出現在許多工業中的有效供給和有效需求之間的脫節，使得有可能用各種不協調的理論來描述不景氣的外部形式。
每一種這樣的理論的要旨，都在于試圖解釋不協調的出現，以及據認為不協調存在其中的有關的特殊數量。
對我們來說，數量與商品價格之間的不協調，這在許多地方是由于經濟體系中失掉均衡而産生的，正象生産過剩一樣是一種中間現象，而不是一個基本原因。
與此相聯系，在各個工業的收入之間可能存在着不協調，但在不同經濟階層的收入之間卻不存在不協調，因為企業家利潤與他人的可能受到幹擾的收入之間，不存在正常的比例關系；并且除了以貨币形式固定的收入之外，其它收入則具有以同一速度移動的趨勢，有損于或有利于固定收入而相應獲利或受損，但讓總的消費者需求不受幹擾。
繁榮的偏斜或偏離正軌，在很多情況之下也具有這樣的結果，那就是局勢的緊張和危險，對工業的一切部門來說，并不是同等程度的。
經驗也告訴我們，正如阿弗達農已經說明了的，許多部門幾乎完全不受幹擾，有些部門也僅僅受到較小的幹擾。
在每一個工業範圍内，新企業一般比老企業受牽連更重，這似乎與我們的說明相矛盾。
這一點可以這樣來解釋：老企業擁有緩沖器&ldquo準地租&rdquo，并且更重要的，普遍有積累儲備金。
它被埋置在保護關系之中，常常得到具有多年地位的銀行網絡的有效支持。
它可能失利若幹年，而其債權人卻并不感到不安。
因此，老企業要比新企業維持長久得多。
而新企業總是嚴格地和被懷疑地受到考查；它沒有準備金，至多隻有透支便利；并且它隻要顯出一點遭遇困境的信号，就會被認為是頻臨破産的債務者。
這樣，所有情況變化産生的反應作用，對新企業就比對老企業，要顯露得更早一些和更加驚人。
所以，它在前者場合比在後者場合更容易導緻最後的結果&mdash&mdash破産，而對于後者則開始了一種緩慢的衰變。
這就歪曲了現實的圖景，并且也是為什麼對危機中的一個選定過程隻能以一種重要的限制而加以論述的原因；因為隻有那種受到大力支持的廠商，而不是自身最為完善的廠商，具有渡過危機的最好機會。
但是這不影響這種現象的本質。
５．盡管我們有理由說，形成不景氣周期的調整和再吸收過程，使經濟體系中最有活力、對決定商業界的氣氛貢獻最大的要素，引起不安；并且，盡管即使一切都以理想的完善形式出現，它也必然要消滅許多價值和存在實體；然而，如果隻從繁榮刺激的終止方面來觀察，或者僅僅用消極的特征來描述，那麼對不景氣的性質和結果也就仍然不能充分掌握了。
關于不景氣，還有更多令人感到高興方面的事情，比起剛才指出的事情來，能更好地表達它的特征。
首先，這種不景氣，正如已經闡述的那樣，引向新的均衡位置。
為了使我們自己相信，其中發生的所有問題确實可以從這個觀點得到理解，并且它不過是顯然無意義的和未經限制的，讓我們再一次來考慮一下許多個别人在不景氣時期的行為。
他們必須使自己适應于由繁榮引起的幹擾，也就是由新的組合及其産品的蜂群般出現所引起的幹擾，由他們與老企業的并肩出現以及由他們的單方面出現所引起的幹擾。
老的企業&mdash&mdash也就是理論上所有的現在企業，除了在繁榮中形成的企業，以及進一步除了由于壟斷地位，由于擁有特别優勢，或者由于持久的優良技術而實際上脫離危險的企業&mdash&mdash面臨着三種可能性：衰敗下去，如果由于客觀的和個人的理由而不能适應的話；開始收斂，并且試圖在一個較合适的位置上生存下來；最後，以其自己的資源或借助外界的幫助，或改而從事另一種工業，或采用其它技術性的或商業的手段，以較低的單位成本擴大生産。
新企業不得不經受他們的頭一次考驗，一種比他們如果是陸續出現而不是蜂群般地出現所要經受的考驗困難得多的考驗。
一旦建立起來，他們必定要适當地參入循環流轉，并且，即使在他們建立時沒有差錯，但在許多方面也必定有很多地方需要加以修改。
即使從不同的次要原因來看，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和選擇可能性，也同老企業所面臨的，有相類似之處；而且，如上所述，在許多方面他們應付問題的能力比老企業要差。
在不景氣中，商人的特有行為包括采取一些措施，措施的改正，以及解決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措施。
所有這些現象，暫且不論沒有事實依據的恐慌以及錯誤引起的後果&mdash&mdash它們表現為危機中事物的非正常過程的特征&mdash&mdash可以包含在這種由繁榮造成的情況的概念之中，也就是包含在商人被迫采取的行為，包含在均衡受到的幹擾及其反響，或者包含在論據的改變以及對它的成功或失敗的适應等等的概念之中。
正如趨向新的均衡位置的努力掙紮，它使創新具體化并對老廠商産生影響等等，是我們從經驗中得知的不景氣時期的真正意義一樣，于是也可以同樣表明，這種努力掙紮必定實際上導緻非常接近于均衡位置：一方面，不景氣過程的能動沖擊，從理論上講，除非在它發生作用，并真正帶來均衡之後，是不會停止的；另一方面，除非到那時，以新的繁榮形式發生的新的幹擾，也是不會從經濟體系本身中出現的。
工商業者在不景氣時期的行為，顯然是由現實的或者即将來臨的損失因素所支配的。
但是，損失會出現或者已經逼近&mdash&mdash并非必然地産生于整個經濟體系之中，而隻是部分地招至危險&mdash&mdash這隻要所有的企業，從而整個的體系，不是處于穩定的均衡中；這實際上也等于是說，直到他們再次以接近償付成本的價格生産為止。
因此，隻要這樣的均衡未接近于達到，那麼在理論上就總是存在不景氣。
這一過程當它在這個意義上發揮了它的作用之前，也不會被一個新的繁榮所打斷。
因為直到那時，必然存在着關于什麼是新數據的不确定性，它使得不可能去估算新的組合，并且使得難以得到必不可少的因素的協作。
如果遵守以下的限制條件，那麼兩個結論都是符合事實的。
對于現代工商業界所特有的關于周期運動及其機制的認識，足以使工商業者，隻要當最壞的情況過去了，就能預測将要來臨的繁榮，特别是它的次級現象；許多個人對于新的均衡的适應性，從而許多價值對于新的均衡的适應性，常常被這樣一種期望所延緩或者阻止，那就是，如果他們多少能堅持的話&mdash&mdash這常常是以他們的債權人的利益為依據而進行通融&mdash&mdash那麼他們就能夠在下一個繁榮中以有利的條件進行清理，或者根本上就認為完全沒有清理的必要，&mdash&mdash這在具有優勢的繁榮時代，尤其重要，并且拯救了許多實際上不适于生存的廠商，同許多适于生存的廠商一樣保存下來。
但是無論如何，它延緩或者阻止達到穩定均衡位置的過程。
經濟生活的日趨托拉斯化，促進了既在大型聯合企業的本身，從而也在它們的外部，失調的持久而又連續的進行；因為，如果在生産的一切部門中都存在自由競争的話，那麼，實際上就隻能是完全均衡了。
而且，由于某些廠商特别是那些老廠商的财政能力，調整并不總是迫切的，并不總是與生死存亡緊密相關的問題。
此外，還存在有外界給予處在困境的廠商或整個工業以支持的做法，例如政府補助金，它的給予是基于認為困難隻是外部環境所引起的一種暫時的困難這種善意的或弄虛作假的設想。
在不景氣時期，也常常有要求實行保護關稅的呼聲。
所有這些，都以和老企業的财政實力相同的方式，發生作用。
不僅如此，也還存在着機遇因素&mdash&mdash例如出現在正需要的時候的好收成。
最後，不景氣過程中的非正常情況有時候産生補償過度的效果；例如，假使一種未被證實的恐慌曾經不恰當地貶低了一個企業的股票的價格，結果矯正性的上升運動開始，那麼這個上升運動便會反過來進行得過火，以不适當的高價維持其股票行情，并導緻小規模的虛假繁榮，這種虛假繁榮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持續下去，直到真正的繁榮開始。
當然，最終達到的境地從來不會和一個沒有發展的體系的理論圖景完全相符合，在這一圖景中将不再存在利息形式的收入。
不景氣的相當短暫的持續時間，就獨自阻止了這個現象的發生。
盡管如此，可是一種對沒有發展的境況的接近，總是會出現的；并且這種境況，由于相當穩定，可以再次成為實現新組合的開端。
于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進而得出結論：依照我們的理論，在兩個繁榮之間，必定存在有一個到頭來接近均衡位置的吸收過程，而導緻均衡便是它的作用。
這個問題對于我們是重要的，這不僅因為這樣的中介位置實際上存在并且對它的解釋是每一種周期理論所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也因為隻有對這種周期性的&ldquo準均衡&rdquo位置的必要性的證明，才算完成了我們的論點。
因為我們是從這個位置開始的，而發展的波浪首先使從這裡産生&mdash&mdash不管在曆史上是否有過或者何時有過此種情況。
我們甚至可以僅僅假定一種初期的&ldquo靜止&rdquo狀态，以便于讓波浪的性質清楚地顯示出來。
但是，就我們用以解釋這種現象的本質的理論來說，隻說周波的一個低潮事實上跟随周波的每一個頂峰是不夠的：還要說明它必須是必然地這樣去進行&mdash&mdash這不能簡單地假定，也不能用指出它的事實來代替證明。
由于這個原因，一定份量的學究行為似乎在這一節是需要的。
第二，暫且不論對剛才已占據我們注意力的創新的消化，不景氣周期起了某些其它的作用，這種作用不如它因之而獲得名聲的現象那樣顯著：它完成了繁榮所允許的東西。
這種影響是持久的，而被感到不愉快的現象則是暫時的。
貨流得到充實，生産被部分地改組了，生産成本有所減少；并且，最先作為企業利潤出現的東西，最終則增加了其它階層的永久性的真實收入。
盡管這些效應結果一開始就遇到各種阻礙，但從我們的理論得出的這一結論（也參看第四章），卻仍被如下的事實證明為正确，那就是不景氣的正常過程的經濟圖景，在整個過程中，并不象滲透于其中的情緒引人想象的那樣暗淡。
除了經濟生活的一大部分通常幾乎未被觸及之外，在大多數場合，總交易額的物質數量的降低隻是微不足道的。
任何官方對危機的調查都表明，關于不景氣引起荒廢的流行概念是如何被誇大了。
盡管在繁榮時期出現通貨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