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經濟周期——初步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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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以及在不景氣時期出現通貨緊縮的周期性運動，必然特别強烈地以貨币形式表現出來，但是，這仍然不僅适用于依據商品所作的分析，而且也适用于依據貨币所作的分析。
與平均年份的數字比起來，繁榮時期總收入的上升和不景氣時期總收入的下降，都不超過８％到12％，甚至在美國也是這樣，那裡發展強度可能使波動較之在歐洲更為顯著（參閱米切爾的著作）。
阿弗達農已經表明，不景氣期間價格的下跌，平均而言，僅僅構成一個低的百分比，而真正大的波動則産生于個别物品的特殊情況，與周期運動沒有什麼關系。
同樣的事可以用來說明所有真正大規模的一般性運動，例如戰後時期。
當那些事件（恐慌、倒閉風潮等等）的不正常過程的不斷減弱的症象，以及伴随它們而産生的對于不可預料的危險的焦慮，都歸于消失的時候，公衆輿論也将對不景氣作出不同的判斷。
如果我們考慮到不景氣所帶給不同類型個人的，以及不景氣從不同類型個人那裡取去的&mdash&mdash總是從事件的不正常過程的現象中抽象出來的，對這點我們暫不在這裡涉及，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不景氣時期的真正的特征。
它使得企業家及其跟随者們，特别是那些偶然地或者利用投機享受繁榮期間價格上升的果實的人們，失去了獲得利潤的可能性&mdash&mdash尤其是在投機場合，隻能是極不完善地代之以在暴跌中出現的看跌的可能性。
企業家在正常情況下已經獲得利潤，并且已經把它包括在現在已經建立起來和經過調整的企業中；但是他并未進一步獲得利潤，相反，他倒有蒙受損失的威脅。
在一般的情況下，他的企業家利潤将會枯竭，他的其它企業家收入也将會是最小的，即使是在事件的理想過程之中。
在事件的實際過程中，許多不利的影響，即使被某些已經提及的因素減輕了，也是會并發出來的。
與老企業相聯系的既在事物，現在正被競争所制服，自然要吃些苦頭。
擁有固定貨币收入或者擁有隻是在一段長時間之後才可能改變的那種收入的人，諸如領取年金的人、靠租金或息票過活的人、政府官員、以及以長期條件出租土地的地主，都是典型的受益于不景氣的人。
他們的貨币收入的商品内含，在繁榮期中曾經被壓縮過了，而現在卻得到擴展；并且，誠然從原理上說，正如已經表明的那樣（參閱上面３．&ldquo第三&rdquo），它必定擴展得比原來被壓縮的程度更大一些。
短期投資的資本家，從單位收入和資本的比前增大了的購買力中獲利，但又由于較低利率而受到損失。
在理論上，他們受的損失必定高于得利，但是，無數的次要情況&mdash&mdash一方面是損失的危險，另一方面是高度冒險的獎賞和過分的需求&mdash&mdash使這個原理失去了它的實際的事要性。
那些并不把地租用長期合同固定于貨币上的土地所有者&mdash&mdash因而首先是所有擁有土地的農民&mdash&mdash基本上完全處于與工人相同的位置，這樣，現在為工人申辯的問題也适用于他們。
在實際上具有重要性而理論上不值得考慮的差别是一般都很熟悉的，所以我們将不加以論述。
在繁榮期間，工資必定上升。
因為當次級周波上升的時候，首先是來自企業家的，然後是來自所有擴張業務活動的人的新的需求，直接和間接地，主要是對勞動的需求。
因此，就業量必定首先增加，并且勞動工資的總額亦随之增加；然後，工資率以及個别工人的收入亦随之增加。
正是由于工資的上升，引起對消費品需求的增加，而這又将導緻一般物價水準的上升。
由于與工人在理論上具有同等地位（第一章）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一部分，出于上述原因不與工資一起上升，并且固定收入根本就不會增加，因而，工資總額的增加也不僅僅是有名無實的，而且是相當于更大的實際勞動收入，并且還相當于尚未增加的社會産品的重大份額。
這是普遍真理的一個特殊情況：如果，并且隻要新産生的購買力在能對消費品價格發生影響之前首先作用于工資，那麼通貨膨脹便不能立即有損于工人的利益。
隻要不屬于這種情況，或者隻要工資的上升遇到外部障礙（例如在世界大戰中），那麼工資便會以經常描述的方式落在後面（落後于物價）。
如果真的這種通貨膨脹是消費中一種過剩的轉遞手段，例如，假若戰争是用通貨膨脹來通融資金的，那麼經濟體系的最終陷于貧困必定也對工人的地位産生反響，即使這種反響不如它對于其他個人團體的地位所産生的反響那樣嚴重。
但是在我們的場合，顯然相反的情況發生了。
在不景氣中，單位工資的購買力上升。
另一方面，對以貨币表現的對勞動的有效需求，由于繁榮引起的自動通貨緊縮的結果而将會下降。
隻要僅僅是這種情況出現，那麼對勞動的有效實際需求就能仍舊不受幹擾。
于是勞動的實際收入，将會不僅比以前接近均衡位置時要高，而且比在繁榮時也要高。
因為，原來的企業利潤，便會流向&mdash&mdash理論上并且依照我們的概念全部流向，但實際上卻是逐漸地和不完全地流向&mdash&mdash勞動和土地的服務，隻要它沒有被産品價格的下跌所吸收（第四章）。
但是，下述情況卻暫時阻礙了這種事情的發生，并且引起了由統計所實際表明的真實收入的暫時下跌；而與此同時，最終所期待的與我們的理論相一緻的收入上升，實際上又常常為下一次繁榮的出現所掩蓋了。
（ａ）首先，我們所稱作不景氣時期數據與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明顯的不規則性，還有更多的事件的非正常過程的恐慌和錯誤，使得許多廠商受到困擾，并且使其他廠商暫時無事可做。
這必定引起失業等等事情的發生，而它在實質上的暫時特征并不改變如下事實：這是一個重大事件，并且在某些情況下能為有關方面消除厄運；至于對它的恐懼&mdash&mdash僅僅是因為事件的不可預測性&mdash&mdash實質上則是添加了不景氣的氣氛。
這種失業情況是不景氣時期的典型特征，是勞動過剩供給的來源，這樣，就将會導緻極大地損害原來由于工會的活動而得到的地位，以及有時，雖不是必然地，将會引起對工資的嚴重壓力，而其影響可能比單純從失業數字所想象到的結果，還要大一些。
（ｂ）由此，我們必定要識别清楚：新企業或者完全消滅老企業，或者迫使他們限制他們的業務活動。
為了抵消由此而引起的失業，可以肯定，就會有新的對勞動的需求，以繼續經營新的企業。
這種需求常常超過所引起的失業人數究竟有多少，可以用鐵路與公共馬車的例子來說明。
但是并非必然如此；即使是如此，也可能會存在一些困難和摩擦，而這些困難和摩擦，加上勞動市場上的不完全運行，總的說來倒占有不相稱的偏重的勢頭。
（ｃ）上面提到的産生于繁榮到來時對勞動的新的需求，由于曾經引起新投資的企業家對勞動的需求的最終停止，因而也失去了重要性。
（ｄ）通常繁榮最終意味着邁向使生産過程機械化，從而使單位産品所需勞動量必然減少；它也常常，雖然不一定必然，包含着我們所讨論的工業所需求的勞動量的減少，盡管出現了生産的擴張。
技術失業因此而表現為周期失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不應與後者相對立，以緻似乎它與這個周期循環無關一樣。
實際上每一次不景氣這種要素，都表現為巨大的和使人感到痛苦的，但卻又主要是暫時的困難。
這是由于對勞動的總的實際需求一般不可能永久性地下降。
因為，不管所有補償以及所有次要因素如何，企業利潤中未被價格下跌所消除的那一部分支出，必然要高到足以阻止任何永久性的收縮而有餘。
即使它僅僅是支出在消費上，它也必定要分解為工資&mdash&mdash和地租，因為我反複說過，這裡談到的每一個問題，在理論上對它們也是适用的。
一旦隻要它是被投資時，對勞動的實際需求便會開始增加。
（ｅ）繁榮不論是直接地，或是以其影響，隻能以一種方式永久地降低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如果在新的組合（指生産要素的組合&mdash&mdash校者）中，它能夠改變在對勞動極為不利的老生産組合中所得到的土地與勞動的相對的邊際重要性。
于是，不僅社會産品中勞動所占的份額，而且勞動的實際收入的絕對數量，都可能永遠下降。
實際上比這種情況更為重要的&mdash&mdash但也不一定屬于永久性質&mdash&mdash是一種有利于對已經生産出來的生産手段的需求的轉變。
基于這種限制條件，于是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結論上來：不景氣的經濟特征，在于通過力求均衡的機制，把繁榮所帶來的成就擴散到整個經濟體系；而那種對于這個體系僅僅是部分必需的暫時反應，卻掩蓋了這個基本特征，産生了以不景氣這個名詞所表達的氣氛，同時也産生了甚至為那些指數所呈現的不屬于（或不完全屬于）貨币、信貸及價格的範疇，并且不單單反映不景氣時期所特有的自動通貨緊縮的特性的那種反響。
６．危機的爆發開始了事件的非正常過程，或者開始了在事件的發展進程中那些不正常的事物。
正如已經談到的，它并未提出新的理論問題。
我們的分析表明，恐慌、破産、信貸制度的崩潰等等，不一定，然而卻可能易于在繁榮轉變為不景氣的轉折處出現。
這種危險會持續一段時間，然而隻要不景氣過程更加充分地發揮其作用，危險就會變得更小。
如果出現恐慌，那麼一些差錯和失誤，而它們大都首先産生于這樣一種情況裡或者隻是被它投入到待救援的地步，以及公衆輿論等等，這些在正常過程中本來不會發生的各項事物，便成為獨立的原因；從而它們就成為具有各種不同特征的并且導緻偏離正常過程的各種最終結果的不景氣的原因。
在這裡最終建立起來的均衡，不同于那些在相反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均衡。
這些巨大的錯誤和破壞，一般不能被改正或重新修複，并且它們将依次構成進一步産生影響的局面，而這一舉動最終必定會自尋出路；它們意味着新的幹擾，并且将強迫施行，否則就成為多餘的那種适應性的過程。
事件的正常與非正常過程的這種區别極為重要，這不僅是為了便于理解事物的性質，而且也是為了理解與這種事物有關的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mdash&mdash這與那種學說不同，那種學說在經濟周期中主要是看到貨币現象，或者它以銀行信用為其産生根源，并且它在今天特别是同凱恩斯、費希爾、霍特裡的名字以及聯邦儲備局的政策相聯系的&mdash&mdash不論是繁榮時期的利潤，或是不景氣時期的損失，都不是沒有意義的和不産生作用的。
相反，在與對手競争的私營企業家仍然發生作用的地方，它們是經濟發展機制的基本要素，并且它們是不能被消除的，否則就會使經濟發展機制受到損傷。
這種經濟體系，如果不進行把那些同沒有希望改變的事物不可避免地聯系在一起的實體加以完全破壞的最後鬥争，那就不能發生作用。
但是伴随非正常過程的損失和破壞，确實沒有意義，并且不發生作用。
關于預防與治療危機的各種建議的論證，主要就依靠它們了。
其它關于治療方案的正确起點是這個事實，那就是即使是正常的&mdash&mdash尤其是非正常的&mdash&mdash不景氣，也涉及到那些與周期的原因和意義沒有什麼關系的個人，首先是工人。
最為重要的長期治療，并且是唯一不會引起反對意見的做法，是對經濟周期預測方法的改進。
工商業者對經濟周期的了解日益增加，這一事實連同托拉斯組織逐漸形成的事實一道，成為為什麼真實的危機現象&mdash&mdash象世界大戰這樣的事件以及象戰後時期這樣的時間，都不屬于此列&mdash&mdash變得越來越弱的主要原由。
由國營企業或者大聯合企業進行的新的基本建設延遲到不景氣時期，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似乎是對新聯合體成群出現的結果的一種緩和，也似乎是繁榮時期的通貨膨脹和不景氣時期的通貨緊縮的一種沖淡，因而似乎是減輕周期運動和危機危險的一種有效手段。
不加區别的和一般的信貸便利的增加，簡直就意味着通貨膨脹，正如同政府紙币的統治作用一樣。
它可能完全阻礙正常的過程，也可能完全阻礙非正常的過程。
它不僅遇到了反通貨膨脹的一般論點，并且還遇到了如下的論點，那就是，它消毀了那種仍可歸因于不景氣的選擇性措施，它使經濟體系負擔着那些不适應的和不适于生存的廠商。
與此相對照，通常由銀行無系統地并且沒有多大遠見地施行的信貸限制，卻出現在至少值得公開讨論的政策面前，而這種醫治弊病的政策卻又聽任其劇烈的後果自行蔓延。
這種程序，本可以用那些将使個别生産者們難以抵制價格的必然下降的其它措施，來加以補充。
但是也可以想象出另一種信貸政策&mdash&mdash在那些個别銀行本身方面，而更多的是在對私營銀行界産生影響的中心銀行方面&mdash&mdash這種信貸政策将會區别那種具有經濟功能的不景氣的正常過程中的現象，與那種隻破壞而無功能的非正常過程中的現象。
可以肯定，這種政策将導緻一特殊種類的經濟計劃，這種經濟計劃将無限地增加政治因素對個人和團體命運的影響。
但是這又涉及政治判斷，我們在這裡将不予讨論。
這種政策的技術性的先決條件，以及對經濟和文化生活的若幹事實和可能性的綜合洞察，盡管在理論上可以如時得到，可是目前仍然毫無疑問地無從獲取。
但是在理論上，證實如下事實卻是有興趣的，那就是，這種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幻想，或者等同于那種本來就不适合于用作達到目的的一些措施，或者最後等同于那種反作用必然大于直接結果的報償的一些措施。
事件的正常過程的現象與非正常過程的現象，并不隻是從概念上加以辨别的。
事實上它們是不同的事物；随着足夠深入的洞察，甚至今天遇到的具體情況也可以立即被普遍認出是屬于其中的一種或另一種。
在一群已受過任何不景氣的災害的威脅的工商企業中，這種政策應該将那些被繁榮弄得在技術上或商業上過時的企業，同那些被次要情況、反作用和偶然事件陷入危險境地的企業，區别開來；它将會對前者聽之任之，而通過給予信貸以支持後者。
這種政策也許可以成功，在同一意義上，正如同自覺制定的種族衛生政策好象也可能導緻成功，而實際上隻要事情是留待自動地去實行，那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
盡管如此，可是無論如何，作為資本主義産兒的危機，将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早地消亡。
但是，沒有一種療法能夠永久地阻止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過程，在此過程中，工商企業、各個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價值和理想等等，将以整個社會的規模下沉，并最終消失。
在一個存在私有财産和競争的社會裡，這一過程是對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态的不斷出世的必要補充，也是對所有社會階層的不斷增高的實際收入的必要補充。
如果真的不存在周期變動，那麼這個過程就要緩和一些；但是，這并不能整個地歸因于前者，事實上這倒是獨立于它們而被完成的。
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這些變化倒是比長期以來被集中了的所有的分析注意的經濟穩定性，要重要得多。
而且家庭和廠商的興與衰，在它們變動的特殊方式中，較之在以固定速度進行反複的自我再生産過程的這種含意上的靜态社會裡所觀察到的任何事物，更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征，包括它的文化和它的成果方面的特征。
與平均年份的數字比起來，繁榮時期總收入的上升和不景氣時期總收入的下降，都不超過８％到12％，甚至在美國也是這樣，那裡發展強度可能使波動較之在歐洲更為顯著（參閱米切爾的著作）。
阿弗達農已經表明，不景氣期間價格的下跌，平均而言，僅僅構成一個低的百分比，而真正大的波動則産生于個别物品的特殊情況，與周期運動沒有什麼關系。
同樣的事可以用來說明所有真正大規模的一般性運動，例如戰後時期。
當那些事件（恐慌、倒閉風潮等等）的不正常過程的不斷減弱的症象，以及伴随它們而産生的對于不可預料的危險的焦慮，都歸于消失的時候，公衆輿論也将對不景氣作出不同的判斷。
如果我們考慮到不景氣所帶給不同類型個人的，以及不景氣從不同類型個人那裡取去的&mdash&mdash總是從事件的不正常過程的現象中抽象出來的，對這點我們暫不在這裡涉及，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不景氣時期的真正的特征。
它使得企業家及其跟随者們，特别是那些偶然地或者利用投機享受繁榮期間價格上升的果實的人們，失去了獲得利潤的可能性&mdash&mdash尤其是在投機場合，隻能是極不完善地代之以在暴跌中出現的看跌的可能性。
企業家在正常情況下已經獲得利潤，并且已經把它包括在現在已經建立起來和經過調整的企業中；但是他并未進一步獲得利潤，相反，他倒有蒙受損失的威脅。
在一般的情況下，他的企業家利潤将會枯竭，他的其它企業家收入也将會是最小的，即使是在事件的理想過程之中。
在事件的實際過程中，許多不利的影響，即使被某些已經提及的因素減輕了，也是會并發出來的。
與老企業相聯系的既在事物，現在正被競争所制服，自然要吃些苦頭。
擁有固定貨币收入或者擁有隻是在一段長時間之後才可能改變的那種收入的人，諸如領取年金的人、靠租金或息票過活的人、政府官員、以及以長期條件出租土地的地主，都是典型的受益于不景氣的人。
他們的貨币收入的商品内含，在繁榮期中曾經被壓縮過了，而現在卻得到擴展；并且，誠然從原理上說，正如已經表明的那樣（參閱上面３．&ldquo第三&rdquo），它必定擴展得比原來被壓縮的程度更大一些。
短期投資的資本家，從單位收入和資本的比前增大了的購買力中獲利，但又由于較低利率而受到損失。
在理論上，他們受的損失必定高于得利，但是，無數的次要情況&mdash&mdash一方面是損失的危險，另一方面是高度冒險的獎賞和過分的需求&mdash&mdash使這個原理失去了它的實際的事要性。
那些并不把地租用長期合同固定于貨币上的土地所有者&mdash&mdash因而首先是所有擁有土地的農民&mdash&mdash基本上完全處于與工人相同的位置，這樣，現在為工人申辯的問題也适用于他們。
在實際上具有重要性而理論上不值得考慮的差别是一般都很熟悉的，所以我們将不加以論述。
在繁榮期間，工資必定上升。
因為當次級周波上升的時候，首先是來自企業家的，然後是來自所有擴張業務活動的人的新的需求，直接和間接地，主要是對勞動的需求。
因此，就業量必定首先增加，并且勞動工資的總額亦随之增加；然後，工資率以及個别工人的收入亦随之增加。
正是由于工資的上升，引起對消費品需求的增加，而這又将導緻一般物價水準的上升。
由于與工人在理論上具有同等地位（第一章）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一部分，出于上述原因不與工資一起上升，并且固定收入根本就不會增加，因而，工資總額的增加也不僅僅是有名無實的，而且是相當于更大的實際勞動收入，并且還相當于尚未增加的社會産品的重大份額。
這是普遍真理的一個特殊情況：如果，并且隻要新産生的購買力在能對消費品價格發生影響之前首先作用于工資，那麼通貨膨脹便不能立即有損于工人的利益。
隻要不屬于這種情況，或者隻要工資的上升遇到外部障礙（例如在世界大戰中），那麼工資便會以經常描述的方式落在後面（落後于物價）。
如果真的這種通貨膨脹是消費中一種過剩的轉遞手段，例如，假若戰争是用通貨膨脹來通融資金的，那麼經濟體系的最終陷于貧困必定也對工人的地位産生反響，即使這種反響不如它對于其他個人團體的地位所産生的反響那樣嚴重。
但是在我們的場合，顯然相反的情況發生了。
在不景氣中，單位工資的購買力上升。
另一方面，對以貨币表現的對勞動的有效需求，由于繁榮引起的自動通貨緊縮的結果而将會下降。
隻要僅僅是這種情況出現，那麼對勞動的有效實際需求就能仍舊不受幹擾。
于是勞動的實際收入，将會不僅比以前接近均衡位置時要高，而且比在繁榮時也要高。
因為，原來的企業利潤，便會流向&mdash&mdash理論上并且依照我們的概念全部流向，但實際上卻是逐漸地和不完全地流向&mdash&mdash勞動和土地的服務，隻要它沒有被産品價格的下跌所吸收（第四章）。
但是，下述情況卻暫時阻礙了這種事情的發生，并且引起了由統計所實際表明的真實收入的暫時下跌；而與此同時，最終所期待的與我們的理論相一緻的收入上升，實際上又常常為下一次繁榮的出現所掩蓋了。
（ａ）首先，我們所稱作不景氣時期數據與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明顯的不規則性，還有更多的事件的非正常過程的恐慌和錯誤，使得許多廠商受到困擾，并且使其他廠商暫時無事可做。
這必定引起失業等等事情的發生，而它在實質上的暫時特征并不改變如下事實：這是一個重大事件，并且在某些情況下能為有關方面消除厄運；至于對它的恐懼&mdash&mdash僅僅是因為事件的不可預測性&mdash&mdash實質上則是添加了不景氣的氣氛。
這種失業情況是不景氣時期的典型特征，是勞動過剩供給的來源，這樣，就将會導緻極大地損害原來由于工會的活動而得到的地位，以及有時，雖不是必然地，将會引起對工資的嚴重壓力，而其影響可能比單純從失業數字所想象到的結果，還要大一些。
（ｂ）由此，我們必定要識别清楚：新企業或者完全消滅老企業，或者迫使他們限制他們的業務活動。
為了抵消由此而引起的失業，可以肯定，就會有新的對勞動的需求，以繼續經營新的企業。
這種需求常常超過所引起的失業人數究竟有多少，可以用鐵路與公共馬車的例子來說明。
但是并非必然如此；即使是如此，也可能會存在一些困難和摩擦，而這些困難和摩擦，加上勞動市場上的不完全運行，總的說來倒占有不相稱的偏重的勢頭。
（ｃ）上面提到的産生于繁榮到來時對勞動的新的需求，由于曾經引起新投資的企業家對勞動的需求的最終停止，因而也失去了重要性。
（ｄ）通常繁榮最終意味着邁向使生産過程機械化，從而使單位産品所需勞動量必然減少；它也常常，雖然不一定必然，包含着我們所讨論的工業所需求的勞動量的減少，盡管出現了生産的擴張。
技術失業因此而表現為周期失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不應與後者相對立，以緻似乎它與這個周期循環無關一樣。
實際上每一次不景氣這種要素，都表現為巨大的和使人感到痛苦的，但卻又主要是暫時的困難。
這是由于對勞動的總的實際需求一般不可能永久性地下降。
因為，不管所有補償以及所有次要因素如何，企業利潤中未被價格下跌所消除的那一部分支出，必然要高到足以阻止任何永久性的收縮而有餘。
即使它僅僅是支出在消費上，它也必定要分解為工資&mdash&mdash和地租，因為我反複說過，這裡談到的每一個問題，在理論上對它們也是适用的。
一旦隻要它是被投資時，對勞動的實際需求便會開始增加。
（ｅ）繁榮不論是直接地，或是以其影響，隻能以一種方式永久地降低對勞動的實際需求：如果在新的組合（指生産要素的組合&mdash&mdash校者）中，它能夠改變在對勞動極為不利的老生産組合中所得到的土地與勞動的相對的邊際重要性。
于是，不僅社會産品中勞動所占的份額，而且勞動的實際收入的絕對數量，都可能永遠下降。
實際上比這種情況更為重要的&mdash&mdash但也不一定屬于永久性質&mdash&mdash是一種有利于對已經生産出來的生産手段的需求的轉變。
基于這種限制條件，于是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結論上來：不景氣的經濟特征，在于通過力求均衡的機制，把繁榮所帶來的成就擴散到整個經濟體系；而那種對于這個體系僅僅是部分必需的暫時反應，卻掩蓋了這個基本特征，産生了以不景氣這個名詞所表達的氣氛，同時也産生了甚至為那些指數所呈現的不屬于（或不完全屬于）貨币、信貸及價格的範疇，并且不單單反映不景氣時期所特有的自動通貨緊縮的特性的那種反響。
６．危機的爆發開始了事件的非正常過程，或者開始了在事件的發展進程中那些不正常的事物。
正如已經談到的，它并未提出新的理論問題。
我們的分析表明，恐慌、破産、信貸制度的崩潰等等，不一定，然而卻可能易于在繁榮轉變為不景氣的轉折處出現。
這種危險會持續一段時間，然而隻要不景氣過程更加充分地發揮其作用，危險就會變得更小。
如果出現恐慌，那麼一些差錯和失誤，而它們大都首先産生于這樣一種情況裡或者隻是被它投入到待救援的地步，以及公衆輿論等等，這些在正常過程中本來不會發生的各項事物，便成為獨立的原因；從而它們就成為具有各種不同特征的并且導緻偏離正常過程的各種最終結果的不景氣的原因。
在這裡最終建立起來的均衡，不同于那些在相反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均衡。
這些巨大的錯誤和破壞，一般不能被改正或重新修複，并且它們将依次構成進一步産生影響的局面，而這一舉動最終必定會自尋出路；它們意味着新的幹擾，并且将強迫施行，否則就成為多餘的那種适應性的過程。
事件的正常與非正常過程的這種區别極為重要，這不僅是為了便于理解事物的性質，而且也是為了理解與這種事物有關的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mdash&mdash這與那種學說不同，那種學說在經濟周期中主要是看到貨币現象，或者它以銀行信用為其産生根源，并且它在今天特别是同凱恩斯、費希爾、霍特裡的名字以及聯邦儲備局的政策相聯系的&mdash&mdash不論是繁榮時期的利潤，或是不景氣時期的損失，都不是沒有意義的和不産生作用的。
相反，在與對手競争的私營企業家仍然發生作用的地方，它們是經濟發展機制的基本要素，并且它們是不能被消除的，否則就會使經濟發展機制受到損傷。
這種經濟體系，如果不進行把那些同沒有希望改變的事物不可避免地聯系在一起的實體加以完全破壞的最後鬥争，那就不能發生作用。
但是伴随非正常過程的損失和破壞，确實沒有意義，并且不發生作用。
關于預防與治療危機的各種建議的論證，主要就依靠它們了。
其它關于治療方案的正确起點是這個事實，那就是即使是正常的&mdash&mdash尤其是非正常的&mdash&mdash不景氣，也涉及到那些與周期的原因和意義沒有什麼關系的個人，首先是工人。
最為重要的長期治療，并且是唯一不會引起反對意見的做法，是對經濟周期預測方法的改進。
工商業者對經濟周期的了解日益增加，這一事實連同托拉斯組織逐漸形成的事實一道，成為為什麼真實的危機現象&mdash&mdash象世界大戰這樣的事件以及象戰後時期這樣的時間，都不屬于此列&mdash&mdash變得越來越弱的主要原由。
由國營企業或者大聯合企業進行的新的基本建設延遲到不景氣時期，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似乎是對新聯合體成群出現的結果的一種緩和，也似乎是繁榮時期的通貨膨脹和不景氣時期的通貨緊縮的一種沖淡，因而似乎是減輕周期運動和危機危險的一種有效手段。
不加區别的和一般的信貸便利的增加，簡直就意味着通貨膨脹，正如同政府紙币的統治作用一樣。
它可能完全阻礙正常的過程，也可能完全阻礙非正常的過程。
它不僅遇到了反通貨膨脹的一般論點，并且還遇到了如下的論點，那就是，它消毀了那種仍可歸因于不景氣的選擇性措施，它使經濟體系負擔着那些不适應的和不适于生存的廠商。
與此相對照，通常由銀行無系統地并且沒有多大遠見地施行的信貸限制，卻出現在至少值得公開讨論的政策面前，而這種醫治弊病的政策卻又聽任其劇烈的後果自行蔓延。
這種程序，本可以用那些将使個别生産者們難以抵制價格的必然下降的其它措施，來加以補充。
但是也可以想象出另一種信貸政策&mdash&mdash在那些個别銀行本身方面，而更多的是在對私營銀行界産生影響的中心銀行方面&mdash&mdash這種信貸政策将會區别那種具有經濟功能的不景氣的正常過程中的現象，與那種隻破壞而無功能的非正常過程中的現象。
可以肯定，這種政策将導緻一特殊種類的經濟計劃，這種經濟計劃将無限地增加政治因素對個人和團體命運的影響。
但是這又涉及政治判斷，我們在這裡将不予讨論。
這種政策的技術性的先決條件，以及對經濟和文化生活的若幹事實和可能性的綜合洞察，盡管在理論上可以如時得到，可是目前仍然毫無疑問地無從獲取。
但是在理論上，證實如下事實卻是有興趣的，那就是，這種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幻想，或者等同于那種本來就不适合于用作達到目的的一些措施，或者最後等同于那種反作用必然大于直接結果的報償的一些措施。
事件的正常過程的現象與非正常過程的現象，并不隻是從概念上加以辨别的。
事實上它們是不同的事物；随着足夠深入的洞察，甚至今天遇到的具體情況也可以立即被普遍認出是屬于其中的一種或另一種。
在一群已受過任何不景氣的災害的威脅的工商企業中，這種政策應該将那些被繁榮弄得在技術上或商業上過時的企業，同那些被次要情況、反作用和偶然事件陷入危險境地的企業，區别開來；它将會對前者聽之任之，而通過給予信貸以支持後者。
這種政策也許可以成功，在同一意義上，正如同自覺制定的種族衛生政策好象也可能導緻成功，而實際上隻要事情是留待自動地去實行，那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
盡管如此，可是無論如何，作為資本主義産兒的危機，将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早地消亡。
但是，沒有一種療法能夠永久地阻止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過程，在此過程中，工商企業、各個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價值和理想等等，将以整個社會的規模下沉，并最終消失。
在一個存在私有财産和競争的社會裡，這一過程是對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态的不斷出世的必要補充，也是對所有社會階層的不斷增高的實際收入的必要補充。
如果真的不存在周期變動，那麼這個過程就要緩和一些；但是，這并不能整個地歸因于前者，事實上這倒是獨立于它們而被完成的。
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這些變化倒是比長期以來被集中了的所有的分析注意的經濟穩定性，要重要得多。
而且家庭和廠商的興與衰，在它們變動的特殊方式中，較之在以固定速度進行反複的自我再生産過程的這種含意上的靜态社會裡所觀察到的任何事物，更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征，包括它的文化和它的成果方面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