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經濟周期——初步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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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
這種危機不能單純從經濟上得到解釋，因為原因、戰争都是經濟制度以外的要素。
由于經濟範疇内這種外在實體的作用，危機便産生出來并且同時得到解釋。
這些外部的因素屢次地解釋危機。
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壞收成，這樣的收成明顯地會引起危機，并且衆所周知，甚至已成為危機通論的基礎。
但是，即使不象戰争或氣象條件那樣顯著地從外部作用于經濟體系的各種環境，也必須從純理論的角度看作是外部幹擾原因的結果，從而在原則上看作是偶然的。
舉例來說，保護關稅的突然廢除也可能引起一場危機。
這樣一種商業措施當然是一種經濟事件。
但是我們不能夠精确地斷定它的外貌，我們隻可能考查它的結果。
從經濟生活的規律的觀點出發，它基本上是來自外界的一種影響。
這樣，就存在并非我們所謂的純粹經濟現象的危機。
正因為它們不是純粹經濟現象的危機，所以，我們從純粹經濟的觀點不能一般地談到關于它們的原因。
對我們來說，它們必定會被當作不幸的偶然事件。
現在問題産生了：是否存在着任何我們所說的純粹經濟危機呢？是否存在着沒有我們剛才舉例所說的外界刺激而出現的危機呢？事實上，這種觀點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實際上已被确認：危機總是外部環境的結果。
但是，毫無疑問，它是非常似是而非的。
如果它是正确的，那麼就不存在關于真正的危機的經濟理論，并且我們将無所作為而隻能簡單地證實這些事實，或者至多試圖對危機的那些外在原因，加以分類。
在回答我們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擺脫一種特殊的危機。
如果一個國家的工業由另一個國家提供财政資助，如果繁榮的波浪沖擊後者，而後者比前者對資本提供了更為有利的用途，那麼，就存在着一種從先前投資中收回資本的趨勢。
如果這種事件很快地并且輕率地發生，那麼它就顯然能夠在先前的國家裡造成危機。
這一實例應該表明，一個經濟地區的純粹經濟原因可以引起另一個地區的危機。
這種現象是屢次和廣泛地被認識到的。
很明顯，這不僅可以發生于兩個不同國家之間，而且也可以發生于一個國家的不同部分之間，并且在一定情況之下，還可以發生于一個經濟區域内不同工業部門之間。
當危機一旦在一個地方爆發的時候，它通常要涉及其它地方。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現象是純粹經濟的，屬于我們正在尋求的那一種嗎？回答是否定的。
其它地區的經濟狀況是任何給定經濟體系的材料數據；并且在解釋該體系内的現象時，隻能夠充當非經濟要素的角色。
對于正在考察中的經濟體系，它們是偶然事件；并且，如果試圖為這種危機找到一條普遍規律，那将是徒勞的。
最後，在抛棄了危機的所有外來原因之後，我們還找到了屬于純經濟性質的其它原因，意思是說，這些原因産生于經濟體系之内，但盡管如此，它們卻未呈現出一個新的理論問題。
每一種新的聯合，用我們的老話說，都有招緻失敗的明顯危險。
盡管工業的所有部門鑄成緻命錯誤的情況極少，但是它們還是發生了，并且，如果存在問題的企業具有足夠的重要性，那麼危機的大多數症狀便可由它們而産生。
然而，話說回來，這類事件隻不過是小小災難，可以在每個場合作個别解釋；但從作為經濟過程本質要素或因素的結果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并不是經濟過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們考慮到這種幹擾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麼當我們對所有項目進行抽象時，是否還剩下什麼就很值得懷疑；并且，因此而除了說，如果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偶然事件的結果，任何具有足夠重要性的事情出了毛病，危機就這樣發生了，那麼關于危機的因果關系，我們也就不能多說什麼。
曆史并不與這個理論相矛盾。
因為幾乎每一種曆史場合都存在很多偶然事件，這些偶然事件可以認為對實際發生的危機負有責任，而沒有任何明顯的荒唐悖理之處，從而使得任何尋求更加普遍的和根本的原因的必要性，并沒有象我們當中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樣明顯。
順便要注意的是，盡管我們可以決定這個問題，但曆史上大多數大規模危機的個别背景，對于解釋每一種場合所觀察到的實際發生的事情，較諸進入一般性理論的任何事情更為重要&mdash&mdash假定這種理論是可能的&mdash&mdash因而這種理論除了是作為對任何一種實際情況中的診斷或補救方針的一種貢獻外，我們再也不能從它那裡得到更多的東西。
如果工商業者幾乎總是試圖用手頭掌握的特殊情況來解釋危機，那他們也不都是錯誤的。
經驗主義者對于試圖建立一種缺乏基礎的一般性理論的對抗态度，也不都是錯誤的&mdash&mdash盡管它不是這種場合所需要的對抗，而隻是對兩種完全不同的工作任務的一個明确的區别。
這個決定性的發現，這個解決了我們的問題并同時将我們的讨論轉移到略有不同的境地的發現，确立了如下事實：無論如何存在着一類危機，它們是繁榮與衰退交疊時期的波浪式運動的要素，或者無論如何也是有規律的，即使不一定是必要的事變，而這一類要素自從資本主義時代開始就滲入到經濟生活之中。
這個現象産生于一大批各種各樣的和各不相同的事實，它們可以用來解釋各種挫折和崩潰的情況。
經濟生活的巨大突變正是我們必須首先解釋的。
一旦我們抓住了這個問題，為了理論分析的目的，我們不僅有理由假定，而且被迫假定不存在所有其它由工業生活所招至的外部的與内部的幹擾，以便于從理論的角度分離出唯一有意義的問題。
雖然是這樣做，但是我們決不應該忘記，我們所抛棄的那些東西并不是由于它們不甚重要；同時我們的理論，如果限制在我們所讨論的問題的狹窄範圍内，那麼必定與所有更廣大範圍的分析的努力不相稱，而這種努力是旨在為完全理解事物的現實過程，提供一種工具。
現在這個問題可以概括如下：為什麼我們意指的經濟發展，不是象一棵樹的生長那樣均勻地向前發展，而是跳躍式地向前發展，為什麼它呈現出那種特有的上升與下降呢？ ２．回答不可能簡短，也不可能是足夠精确的：這完全是因為新的組合，不是象人們依據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樣，從時間上均勻分布的&mdash&mdash按照這樣一種方式，讓人們能夠選擇等距離的時間間隔，在每一個間隔裡可以安置實現一個新的組合&mdash&mdash而是，如果一旦出現，那就會成組或成群地不連續地出現。
現在，（ａ）将要解釋這個答案，（ｂ）然後解釋這種成組方式的出現，（ｃ）再據而分析這一事實的結果以及由它們引起的因果關系的過程（見本章⒊）。
第三點包含一個新問題，不對此問題加以解決，這一理論就不是完全的。
盡管我們接受尤格拉的論點，即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榮&mdash&mdash這意味着衰退隻不過是經濟體系對于繁榮的反響，或者是對于繁榮所帶給這個體系的新情況的适應，這樣，對衰退的解釋也就根源于對繁榮的解釋&mdash&mdash然而，從繁榮走向衰退的方式本身卻是一個單獨的事物，正如讀者所能立即看出的斯皮托夫與我之間在這一點上存在的差異一樣。
人們還可以立即看到，這個問題已由我們的論點&mdash&mdash在不存在困難與不存在新的事實或理論工具的幫助之下&mdash&mdash予以回答了。
（ａ）如果我們所謂的新企業真是彼此獨立地出現，那麼，就不會存在象特殊的、可區别的、顯著的和有規律複發的現象那樣的繁榮和衰退了。
因此，它們的出現一般就會是連續的；它們将會在時間上均勻分布。
并且在循環流轉中受它們影響的各種變化都相對地小，因此，幹擾僅僅具有局部重要性，且從整個經濟體系來說是易于被克服的。
于是将會不存在循環流轉的重大幹擾，從而就根本不存在增長的幹擾。
應該注意，這适用于有關把那種要素當作危機原因的任何危機理論，特别是一切&ldquo比例失調&rdquo理論；這種現象是從來不會讓人們弄明白的，如果不論原因如何，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原因不能這樣來發揮作用，從而讓其結果得以被連續地和普遍地吸收。
即使這樣，還是存在繁榮之時與不景氣之時。
黃金或其它通貨膨脹将會仍然加速經濟增長，通貨緊縮将會阻礙它；政治和社會事件以及經濟立法都将會施加它們各自的影響。
例如，象世界大戰這樣的事件，以及被迫為适應戰争需要而對經濟體系進行的調整，在戰争結束之後的必要清理，對所有經濟關系的幹擾，戰争的蹂躏與社會的動亂，對重要市場的破壞，對所有數據的改變，等等，都将會告訴人們危機和不景氣是個什麼樣子，即使人們對它們還不了解。
但是，上述這些将不是我們在這裡所考慮的那種繁榮和蕭條。
這類事件不是有規律的，也不是産生于經濟體系自身的活動那種意義上的必然性，而是正象已經足夠強調的那樣，它們必須通過特殊的外在原因來加以解釋。
我們應該特别記住一種總是促成，并部分解釋繁榮的有利情況，這也就是每一時期的蕭條所造成的事态。
衆所周知，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存在着大宗失業者，存在着原材料、機械、房屋等等堆集的庫存品，以低于生産成本的價格待售，通常還存在着異常低的利率。
如同在說明斯皮托夫與米切爾時舉例那樣，這些事實确實幾乎在每一次考查這種現象中都起作用。
但是很清楚，我們絕不能依靠這些結果來解釋這種現象，如果我們希望避免首先從繁榮中得出蕭條，然後又從蕭條中得出繁榮的話。
因此在這裡，由于隻有關于事物的原理的問題&mdash&mdash并不是關于徹底闡述那些在繁榮或危機中具體起作用的情況（壞收成、戰争謠傳，等等）的問題&mdash&mdash我們将完全忽略這些結果。
有三種情況增強了新企業成群出現的效果，但是它們卻不是與它相等同的那些真正原因。
第一，我們在第二章中的觀點允許我們期望：大量新的聯合将不會産生于老的廠商或者立即取而代之，而是與它們并行出現并與它們相競争&mdash&mdash經驗也已證明了這一點。
盡管在解釋波浪式運動幅度時它顯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從我們的理論角度出發，這既不是一種新的要素，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要素；對于繁榮與不景氣的存在它也不是關鍵性的。
第二，企業家的需求大批出現的事實，表明整個商業界購買力的極大增加。
這就開始了第二性的繁榮，這一繁榮将傳遍整個經濟體系并且成為普遍繁榮現象的傳遞工具&mdash&mdash隻有這樣才能完全理解它，否則便不可能得到滿意的解釋。
因為新的購買力大量從企業家們手中轉移到生産資料所有者，轉移到&ldquo再生産消費&rdquo（斯皮托夫）用品的生産者，轉移到工人，然後滲入每一個經濟渠道，從而所有現存的消費用品最終都會以不斷上升的價格出售。
于是零售商大量訂貨，制造商擴大業務，而且為此目的，越來越多的不合式的和通常往往已被抛棄了的生産手段又被重新使用起來。
僅僅由于這個原因，各個地方的生産和貿易都暫時獲利，如同在通貨膨脹時期，比如當戰争開銷是用紙币支付，從而暫時獲利一樣。
許多事物漂浮在&ldquo次級波&rdquo上，而并不具有任何來自真正驅動力的新的或直接的沖擊，最後，投機性預期會獲得因果意義。
繁榮征兆本身，最終将以衆所周知的方式，成為繁榮的因素。
對于商業指數理論以及對于理解整個商業情況，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唯有第一級波與第二級波之間的區别才是實質性的；并且我們還要注意，後者可以徑直追溯到前者，而且根據一種以我們的基本原理為基礎而推敲出來的理論，任何在周期運動中觀察到的事物都将會找到它的确定的位置。
但是在一種象當前這樣的闡述中，不可能對這種事情做得公正，因此便産生了一個遠離現實的印象，而這在實際上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從我們的論點得出的結論是，在繁榮的開始以及在蕭條的過程中，誤差必定起着重大的作用。
大多數危機理論實際上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利用這個要素。
可是，誤差不會在超過所需要的程度上正常出現；神志清醒的人們，隻有在或多或少仔細地考查了事實的基礎上，才進入生産過程。
盡管估計不周會發生到危及個别企業生存的程度，在特殊場合或許要危及整個工業，然而通常這卻不足以危及整個經濟體系。
這種一般性錯誤究竟是如何能産生的，從而使整個體系都受到影響，并且，作為不景氣的一個獨立的原因，而不隻是作為不景氣的結果，又将如何得到解釋？一旦不景氣由于其它理由而來臨，它自然會擾亂許多先前相當合理的計劃，并且會造成否則就很容易克服的錯誤變得危險。
最初的錯誤需要特别的解釋，否則就什麼都不能解釋。
我們的分析則可以提供這種解釋。
如果繁榮時期的特征不僅僅是如此增加了的商業活動，而且是實現新的和未經試驗的組合，那麼，正如第二章已經提到的那樣，我們會立即可以明白，誤差在那裡必定起着特殊的作用，起一種從性質上來看不同于在循環流轉中的作用。
盡管如此，可是在這裡将不會找到&ldquo誤差理論&rdquo（error theory ）。
相反，為了擺脫任何一種這樣的印象，我們将隔離這個要素。
它的确是一種支持和加強的情況，而不是理解這個原理所必需的基本原因。
即使沒有人做過任何從他自己的觀點出發都不可能認為是&ldquo虛假的&rdquo工作；即使不存在技術的或商業的&ldquo差錯&rdquo，或&ldquo投機狂熱&rdquo，或毫無根據的樂觀和悲觀；即使每個人都賦有廣闊的先見之明，但仍然會存在周期運動&mdash&mdash盡管采取比較溫和的方式。
如同我們将要看到的，繁榮所必然創造的客觀情況，将獨一無二地解釋這個事物的性質。
（ｂ）為什麼企業家的出現不是連續的，也就是說，隻是在每一個适當選定的時間間隔内出現，而且是成群地出現？這完全因為一個或者少數幾個企業家的出現可以促使其他企業家出現，于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業家以不斷增加的數目出現。
這意味着，第一，由于第二章已經解釋了的原因，實現新的組合是困難的，并且隻是具有某種特性的人才能接觸到。
關于這個問題，最好是通過設想一個較早時期的例子，或者設想一個非常類似于處在經濟尚未發展階段的經濟狀況，也就是處于高級停滞階段的經濟狀況的例子。
隻有少數人具備這種領導才能，而且隻有少數人在這樣一種狀況裡，也就是在一種本身尚未成為繁榮的狀況裡，能夠沿着這個方向獲得成功。
可是，如果一個人或少數人成功地前進，那麼許多困難便會消失。
于是其他人便會步這些先驅者的後塵，就象在此刻所能達到的成功的鼓舞下，他們将要明确地去進行那樣。
他們的成功，通過不斷完全克服第二章所分析的障礙，将再次使得上述進程變得更加容易，因為更多的人跟蹤而來，直到最後創新為人們所熟悉，并且成為一種自由選擇的事情。
第二，因為，象我們已經看到的，作為企業家的資格或要求條件，同其它特性一樣，是依照誤差法則在純一種族群體中分布的，所以，在這方面滿足累退标準的個人數目将會不斷增加。
因此，忽略一些例外情況&mdash&mdash在黑人人口中少數歐洲人的存在便是一例&mdash&mdash連續地日益減輕這項任務，那麼，更多的人能夠和将會成為企業家，于是，在一個企業家成功的出現之後，不僅伴随以簡單
這種危機不能單純從經濟上得到解釋，因為原因、戰争都是經濟制度以外的要素。
由于經濟範疇内這種外在實體的作用，危機便産生出來并且同時得到解釋。
這些外部的因素屢次地解釋危機。
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壞收成，這樣的收成明顯地會引起危機，并且衆所周知，甚至已成為危機通論的基礎。
但是，即使不象戰争或氣象條件那樣顯著地從外部作用于經濟體系的各種環境，也必須從純理論的角度看作是外部幹擾原因的結果，從而在原則上看作是偶然的。
舉例來說，保護關稅的突然廢除也可能引起一場危機。
這樣一種商業措施當然是一種經濟事件。
但是我們不能夠精确地斷定它的外貌，我們隻可能考查它的結果。
從經濟生活的規律的觀點出發，它基本上是來自外界的一種影響。
這樣，就存在并非我們所謂的純粹經濟現象的危機。
正因為它們不是純粹經濟現象的危機，所以，我們從純粹經濟的觀點不能一般地談到關于它們的原因。
對我們來說，它們必定會被當作不幸的偶然事件。
現在問題産生了：是否存在着任何我們所說的純粹經濟危機呢？是否存在着沒有我們剛才舉例所說的外界刺激而出現的危機呢？事實上，這種觀點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實際上已被确認：危機總是外部環境的結果。
但是，毫無疑問，它是非常似是而非的。
如果它是正确的，那麼就不存在關于真正的危機的經濟理論，并且我們将無所作為而隻能簡單地證實這些事實，或者至多試圖對危機的那些外在原因，加以分類。
在回答我們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擺脫一種特殊的危機。
如果一個國家的工業由另一個國家提供财政資助，如果繁榮的波浪沖擊後者，而後者比前者對資本提供了更為有利的用途，那麼，就存在着一種從先前投資中收回資本的趨勢。
如果這種事件很快地并且輕率地發生，那麼它就顯然能夠在先前的國家裡造成危機。
這一實例應該表明，一個經濟地區的純粹經濟原因可以引起另一個地區的危機。
這種現象是屢次和廣泛地被認識到的。
很明顯，這不僅可以發生于兩個不同國家之間，而且也可以發生于一個國家的不同部分之間，并且在一定情況之下，還可以發生于一個經濟區域内不同工業部門之間。
當危機一旦在一個地方爆發的時候，它通常要涉及其它地方。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現象是純粹經濟的，屬于我們正在尋求的那一種嗎？回答是否定的。
其它地區的經濟狀況是任何給定經濟體系的材料數據；并且在解釋該體系内的現象時，隻能夠充當非經濟要素的角色。
對于正在考察中的經濟體系，它們是偶然事件；并且，如果試圖為這種危機找到一條普遍規律，那将是徒勞的。
最後，在抛棄了危機的所有外來原因之後，我們還找到了屬于純經濟性質的其它原因，意思是說，這些原因産生于經濟體系之内，但盡管如此，它們卻未呈現出一個新的理論問題。
每一種新的聯合，用我們的老話說，都有招緻失敗的明顯危險。
盡管工業的所有部門鑄成緻命錯誤的情況極少，但是它們還是發生了，并且，如果存在問題的企業具有足夠的重要性，那麼危機的大多數症狀便可由它們而産生。
然而，話說回來，這類事件隻不過是小小災難，可以在每個場合作個别解釋；但從作為經濟過程本質要素或因素的結果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并不是經濟過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們考慮到這種幹擾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麼當我們對所有項目進行抽象時，是否還剩下什麼就很值得懷疑；并且，因此而除了說，如果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偶然事件的結果，任何具有足夠重要性的事情出了毛病，危機就這樣發生了，那麼關于危機的因果關系，我們也就不能多說什麼。
曆史并不與這個理論相矛盾。
因為幾乎每一種曆史場合都存在很多偶然事件，這些偶然事件可以認為對實際發生的危機負有責任，而沒有任何明顯的荒唐悖理之處，從而使得任何尋求更加普遍的和根本的原因的必要性，并沒有象我們當中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樣明顯。
順便要注意的是，盡管我們可以決定這個問題，但曆史上大多數大規模危機的個别背景，對于解釋每一種場合所觀察到的實際發生的事情，較諸進入一般性理論的任何事情更為重要&mdash&mdash假定這種理論是可能的&mdash&mdash因而這種理論除了是作為對任何一種實際情況中的診斷或補救方針的一種貢獻外，我們再也不能從它那裡得到更多的東西。
如果工商業者幾乎總是試圖用手頭掌握的特殊情況來解釋危機，那他們也不都是錯誤的。
經驗主義者對于試圖建立一種缺乏基礎的一般性理論的對抗态度，也不都是錯誤的&mdash&mdash盡管它不是這種場合所需要的對抗，而隻是對兩種完全不同的工作任務的一個明确的區别。
這個決定性的發現，這個解決了我們的問題并同時将我們的讨論轉移到略有不同的境地的發現，确立了如下事實：無論如何存在着一類危機，它們是繁榮與衰退交疊時期的波浪式運動的要素，或者無論如何也是有規律的，即使不一定是必要的事變，而這一類要素自從資本主義時代開始就滲入到經濟生活之中。
這個現象産生于一大批各種各樣的和各不相同的事實，它們可以用來解釋各種挫折和崩潰的情況。
經濟生活的巨大突變正是我們必須首先解釋的。
一旦我們抓住了這個問題，為了理論分析的目的，我們不僅有理由假定，而且被迫假定不存在所有其它由工業生活所招至的外部的與内部的幹擾，以便于從理論的角度分離出唯一有意義的問題。
雖然是這樣做，但是我們決不應該忘記，我們所抛棄的那些東西并不是由于它們不甚重要；同時我們的理論，如果限制在我們所讨論的問題的狹窄範圍内，那麼必定與所有更廣大範圍的分析的努力不相稱，而這種努力是旨在為完全理解事物的現實過程，提供一種工具。
現在這個問題可以概括如下：為什麼我們意指的經濟發展，不是象一棵樹的生長那樣均勻地向前發展，而是跳躍式地向前發展，為什麼它呈現出那種特有的上升與下降呢？ ２．回答不可能簡短，也不可能是足夠精确的：這完全是因為新的組合，不是象人們依據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樣，從時間上均勻分布的&mdash&mdash按照這樣一種方式，讓人們能夠選擇等距離的時間間隔，在每一個間隔裡可以安置實現一個新的組合&mdash&mdash而是，如果一旦出現，那就會成組或成群地不連續地出現。
現在，（ａ）将要解釋這個答案，（ｂ）然後解釋這種成組方式的出現，（ｃ）再據而分析這一事實的結果以及由它們引起的因果關系的過程（見本章⒊）。
第三點包含一個新問題，不對此問題加以解決，這一理論就不是完全的。
盡管我們接受尤格拉的論點，即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榮&mdash&mdash這意味着衰退隻不過是經濟體系對于繁榮的反響，或者是對于繁榮所帶給這個體系的新情況的适應，這樣，對衰退的解釋也就根源于對繁榮的解釋&mdash&mdash然而，從繁榮走向衰退的方式本身卻是一個單獨的事物，正如讀者所能立即看出的斯皮托夫與我之間在這一點上存在的差異一樣。
人們還可以立即看到，這個問題已由我們的論點&mdash&mdash在不存在困難與不存在新的事實或理論工具的幫助之下&mdash&mdash予以回答了。
（ａ）如果我們所謂的新企業真是彼此獨立地出現，那麼，就不會存在象特殊的、可區别的、顯著的和有規律複發的現象那樣的繁榮和衰退了。
因此，它們的出現一般就會是連續的；它們将會在時間上均勻分布。
并且在循環流轉中受它們影響的各種變化都相對地小，因此，幹擾僅僅具有局部重要性，且從整個經濟體系來說是易于被克服的。
于是将會不存在循環流轉的重大幹擾，從而就根本不存在增長的幹擾。
應該注意，這适用于有關把那種要素當作危機原因的任何危機理論，特别是一切&ldquo比例失調&rdquo理論；這種現象是從來不會讓人們弄明白的，如果不論原因如何，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原因不能這樣來發揮作用，從而讓其結果得以被連續地和普遍地吸收。
即使這樣，還是存在繁榮之時與不景氣之時。
黃金或其它通貨膨脹将會仍然加速經濟增長，通貨緊縮将會阻礙它；政治和社會事件以及經濟立法都将會施加它們各自的影響。
例如，象世界大戰這樣的事件，以及被迫為适應戰争需要而對經濟體系進行的調整，在戰争結束之後的必要清理，對所有經濟關系的幹擾，戰争的蹂躏與社會的動亂，對重要市場的破壞，對所有數據的改變，等等，都将會告訴人們危機和不景氣是個什麼樣子，即使人們對它們還不了解。
但是，上述這些将不是我們在這裡所考慮的那種繁榮和蕭條。
這類事件不是有規律的，也不是産生于經濟體系自身的活動那種意義上的必然性，而是正象已經足夠強調的那樣，它們必須通過特殊的外在原因來加以解釋。
我們應該特别記住一種總是促成，并部分解釋繁榮的有利情況，這也就是每一時期的蕭條所造成的事态。
衆所周知，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存在着大宗失業者，存在着原材料、機械、房屋等等堆集的庫存品，以低于生産成本的價格待售，通常還存在着異常低的利率。
如同在說明斯皮托夫與米切爾時舉例那樣，這些事實确實幾乎在每一次考查這種現象中都起作用。
但是很清楚，我們絕不能依靠這些結果來解釋這種現象，如果我們希望避免首先從繁榮中得出蕭條，然後又從蕭條中得出繁榮的話。
因此在這裡，由于隻有關于事物的原理的問題&mdash&mdash并不是關于徹底闡述那些在繁榮或危機中具體起作用的情況（壞收成、戰争謠傳，等等）的問題&mdash&mdash我們将完全忽略這些結果。
有三種情況增強了新企業成群出現的效果，但是它們卻不是與它相等同的那些真正原因。
第一，我們在第二章中的觀點允許我們期望：大量新的聯合将不會産生于老的廠商或者立即取而代之，而是與它們并行出現并與它們相競争&mdash&mdash經驗也已證明了這一點。
盡管在解釋波浪式運動幅度時它顯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從我們的理論角度出發，這既不是一種新的要素，也不是一種獨立的要素；對于繁榮與不景氣的存在它也不是關鍵性的。
第二，企業家的需求大批出現的事實，表明整個商業界購買力的極大增加。
這就開始了第二性的繁榮，這一繁榮将傳遍整個經濟體系并且成為普遍繁榮現象的傳遞工具&mdash&mdash隻有這樣才能完全理解它，否則便不可能得到滿意的解釋。
因為新的購買力大量從企業家們手中轉移到生産資料所有者，轉移到&ldquo再生産消費&rdquo（斯皮托夫）用品的生産者，轉移到工人，然後滲入每一個經濟渠道，從而所有現存的消費用品最終都會以不斷上升的價格出售。
于是零售商大量訂貨，制造商擴大業務，而且為此目的，越來越多的不合式的和通常往往已被抛棄了的生産手段又被重新使用起來。
僅僅由于這個原因，各個地方的生産和貿易都暫時獲利，如同在通貨膨脹時期，比如當戰争開銷是用紙币支付，從而暫時獲利一樣。
許多事物漂浮在&ldquo次級波&rdquo上，而并不具有任何來自真正驅動力的新的或直接的沖擊，最後，投機性預期會獲得因果意義。
繁榮征兆本身，最終将以衆所周知的方式，成為繁榮的因素。
對于商業指數理論以及對于理解整個商業情況，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唯有第一級波與第二級波之間的區别才是實質性的；并且我們還要注意，後者可以徑直追溯到前者，而且根據一種以我們的基本原理為基礎而推敲出來的理論，任何在周期運動中觀察到的事物都将會找到它的确定的位置。
但是在一種象當前這樣的闡述中，不可能對這種事情做得公正，因此便産生了一個遠離現實的印象，而這在實際上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從我們的論點得出的結論是，在繁榮的開始以及在蕭條的過程中，誤差必定起着重大的作用。
大多數危機理論實際上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利用這個要素。
可是，誤差不會在超過所需要的程度上正常出現；神志清醒的人們，隻有在或多或少仔細地考查了事實的基礎上，才進入生産過程。
盡管估計不周會發生到危及個别企業生存的程度，在特殊場合或許要危及整個工業，然而通常這卻不足以危及整個經濟體系。
這種一般性錯誤究竟是如何能産生的，從而使整個體系都受到影響，并且，作為不景氣的一個獨立的原因，而不隻是作為不景氣的結果，又将如何得到解釋？一旦不景氣由于其它理由而來臨，它自然會擾亂許多先前相當合理的計劃，并且會造成否則就很容易克服的錯誤變得危險。
最初的錯誤需要特别的解釋，否則就什麼都不能解釋。
我們的分析則可以提供這種解釋。
如果繁榮時期的特征不僅僅是如此增加了的商業活動，而且是實現新的和未經試驗的組合，那麼，正如第二章已經提到的那樣，我們會立即可以明白，誤差在那裡必定起着特殊的作用，起一種從性質上來看不同于在循環流轉中的作用。
盡管如此，可是在這裡将不會找到&ldquo誤差理論&rdquo（error theory ）。
相反，為了擺脫任何一種這樣的印象，我們将隔離這個要素。
它的确是一種支持和加強的情況，而不是理解這個原理所必需的基本原因。
即使沒有人做過任何從他自己的觀點出發都不可能認為是&ldquo虛假的&rdquo工作；即使不存在技術的或商業的&ldquo差錯&rdquo，或&ldquo投機狂熱&rdquo，或毫無根據的樂觀和悲觀；即使每個人都賦有廣闊的先見之明，但仍然會存在周期運動&mdash&mdash盡管采取比較溫和的方式。
如同我們将要看到的，繁榮所必然創造的客觀情況，将獨一無二地解釋這個事物的性質。
（ｂ）為什麼企業家的出現不是連續的，也就是說，隻是在每一個适當選定的時間間隔内出現，而且是成群地出現？這完全因為一個或者少數幾個企業家的出現可以促使其他企業家出現，于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業家以不斷增加的數目出現。
這意味着，第一，由于第二章已經解釋了的原因，實現新的組合是困難的，并且隻是具有某種特性的人才能接觸到。
關于這個問題，最好是通過設想一個較早時期的例子，或者設想一個非常類似于處在經濟尚未發展階段的經濟狀況，也就是處于高級停滞階段的經濟狀況的例子。
隻有少數人具備這種領導才能，而且隻有少數人在這樣一種狀況裡，也就是在一種本身尚未成為繁榮的狀況裡，能夠沿着這個方向獲得成功。
可是，如果一個人或少數人成功地前進，那麼許多困難便會消失。
于是其他人便會步這些先驅者的後塵，就象在此刻所能達到的成功的鼓舞下，他們将要明确地去進行那樣。
他們的成功，通過不斷完全克服第二章所分析的障礙，将再次使得上述進程變得更加容易，因為更多的人跟蹤而來，直到最後創新為人們所熟悉，并且成為一種自由選擇的事情。
第二，因為，象我們已經看到的，作為企業家的資格或要求條件，同其它特性一樣，是依照誤差法則在純一種族群體中分布的，所以，在這方面滿足累退标準的個人數目将會不斷增加。
因此，忽略一些例外情況&mdash&mdash在黑人人口中少數歐洲人的存在便是一例&mdash&mdash連續地日益減輕這項任務，那麼，更多的人能夠和将會成為企業家，于是，在一個企業家成功的出現之後，不僅伴随以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