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經濟周期——初步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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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關于危機的理論，更正确地說，關于經濟重複變動的理論，甚至還不象已經闡述了的關于企業家職能，信用、資本、貨币市場、利潤和利息等理論那樣，有一個對主題比較令人滿意的表述。
一個令人滿意的理論，今天比起過去來，将會更加需要一種對于大量的日益增多的資料所進行的綜合處理，以及依據那些表明經濟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各種不同的指數而制訂出的許許多多的個别理論。
我在這方面的工作還隻是一個骨架；我自己所許諾的徹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計劃，象這樣的情況還要持續一段長的時期。
盡管如此，但我還是要把這一章發表出來，除了在文字叙述方面以外，沒有作其它任何變更。
這不僅是因為這一章在危機的考察中有其地位，而且也因為我仍然堅持它是正确的；不僅是因為我相信這一章包含的内容可以為本書對這一主題的論證作出貢獻，而且也因為這種貢獻表達了事物的實質。
為此，我準備在這一章的基礎上接受批評。
我把我所注意到的各種反對意見加以研究，就使我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
這裡我僅提出兩種意見。
第一，一種批評說我的理論隻是&ldquo危機的心理&rdquo。
這種反對意見非常文雅，是由我最為尊重的一個最有才能的權威提出來的。
為了使讀者能了解它的真實意義，我自己必須更加鮮明地闡述它的真實内容。
&ldquo危機的心理&rdquo意味着十分明确的某些事物，是與&ldquo價值的心理&rdquo不相同的。
例如，它意味着堅信我們在每一次危機中所注意到的，特别是在過去曾經注意到的，那種被吓怕了的經濟世界的&ldquo悲、喜劇式的畸變&rdquo。
因此，作為一種危機的理論，它意味着把科學的解釋依據于明顯的同時發生的或相應引起的現象（恐慌、悲觀主義，等等）；或者隻是在一種和緩程度上依據于先前對股票看漲的趨勢、創辦狂熱，如此等等。
這種理論是枯燥乏味的，這樣的解釋說明不了任何問題。
但這不是我的見解。
不隻是因為我經常讨論外在的行為，從而心理因素在我的讨論中隻能包含在每一種關于經濟事件的表述裡，即令是最客觀的表述，而且也因為我解釋這種經濟波動的現象&mdash&mdash不管現在是否發生&mdash&mdash隻是用一種自動運行的客觀的一連串因果關系，那就是用新企業的出現對現有企業情況的影響來解釋，這一連串的因果關系産生于本書第二章所說明的諸般事實。
于是，又有洛伊提出的反對意見，認為我的理論未能解釋危機的周期性。
但我不理解這一點。
所謂周期性可能有兩種含義。
第一，僅指每一次繁榮跟上一次蕭條，而每一次蕭條又跟上一次繁榮的事實。
但這一點是我的理論可以解釋的。
或者第二，可能指周期的實際長度。
但是這一點沒有理論可以從數量上來解釋，因為它明顯地要依靠個别情況的具體數據。
不過我的理論仍然給予一種一般性的回答：經過一段時間，直到新企業的産品能夠出現在市場之前，繁榮結束，蕭條開始。
當創新的吸收過程結束時，新的繁榮就開始，而蕭條也就結束。
但是洛伊還意指一些别的事情，這些事情由埃米爾·萊德勒整理于下。
我的論點被說成是：&ldquo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它根本沒有試圖去解釋為什麼企業家實際上以周期性雲集的方式出現，他們在什麼條件下能夠出現，以及如果情況有利，他們是否經常出現和為什麼會經常出現。
&rdquo現在有人或許認為，我所未能确定地解釋的企業家們的雲集性的出現，連同它引起的現象，構成繁榮階段的唯一原因。
但是說我們根本沒有試圖去解釋這一點&mdash&mdash實際上我的整個論點都在于解釋這一點&mdash&mdash似乎是站不住腳的。
企業家們所由以出現的條件&mdash&mdash不管競争性經濟的一般的經濟和社會條件&mdash&mdash已在第二章闡述過，并且可以簡要地和部分地描述為新的可能性的存在，這種新的可能性，從私人經濟的角度來看是更為有利的&mdash&mdash這樣一種條件是必須經常完成的；由于人們的主觀限制條件和必需的外界環境的影響，這些可能性也隻能有限地達到；還要加上一種經濟情況，它是能夠相當可靠地估算出來的。
假如人們堅持我們關于企業家概念所包含的假設條件的話，那麼，為什麼企業家們出現在這些條件和情況下，就象任何人眼見有利就立刻抓住機會這一事實那樣，是比較易于理解了。
現在，我并沒有任何批評意圖，而僅僅是為了使這些觀點更加明确，我打算将我的理論與迄今在這一領域中作過最充分努力的斯皮托夫的理論加以比較&mdash&mdash在徹底性與完備性方面是難與後者相比較的。
依照從尤格拉那裡得出來的觀點，經濟的波浪式變動，而不是危機本身，似乎是需要解釋的基本問題；看來這個觀點對兩者都是一樣的。
我們同意這個觀點&mdash&mdash我不僅在本章，而且在第二章，就已經确立了這個觀點&mdash&mdash那就是變動着的狀态（斯皮托夫稱之為&ldquoWechscllagen&rdquo）是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發展所采取的方式。
因此，我們也同意如下的觀點，那就是完全發達的資本主義隻能在曆史上追溯到這種變動狀态明白無誤地首次出現的時代（依照斯皮托夫的觀點，在英格蘭隻是從1821年開始，在德國則是19世紀40年代開始）。
再者，我們同意鋼鐵消費數字是經濟情況的最好指标；也就是斯皮托夫發現并計算出的這個指标&mdash&mdash在這方面我沒有作出什麼努力&mdash&mdash我承認這是從我的理論觀點出發的正确指标。
我們同意這種因果聯系首先開始于以資本購買的生産資料，而繁榮首先實現于工業廠商（工廠、礦山、船舶、鐵路等等）的生産中。
最後，我們同意這個觀點，正如斯皮托夫所表達的，繁榮的出現是因為&ldquo較多的資本被投放了&rdquo，在新的企業中固定了下來，并且這種沖擊接着就傳遍于原材料、勞動、設備等等市場上。
我們也可以同樣來理解資本，從它在這裡具有重要性這個意義來說；例外的情形隻是，創造購買力在我的論點中起着根本的作用，而在斯皮托夫的論點中則不是。
到目前為止，我隻應該補充說明一點，那就是資本投資不是在時間上均勻分布的，而是在間隔裡大批、大批出現的。
很明顯，這顯然是一個非常根本的事實，對此我提出了一種為斯皮托夫所不曾提出過的解釋。
我接受斯皮托夫關于&ldquo标準周期（muster kreislauf）的概念。
我們的差别，在于對那種使繁榮中斷并引起蕭條發生的環境，有不同的解釋。
在斯皮托夫看來，這種環境就是一方面相對于現有資本，而另一方面又相對于有效需求的資本品的生産過剩。
作為對這些實際事态的描述，我也可以接受這個觀點。
但是，斯皮托夫的理論隻停留在這個要素上，并且試圖使我們懂得，何種環境誘使工廠設備、建築材料等等的生産者周期地生産超出當時市場所能吸收的數量。
而我的理論卻在于試圖解釋以本章所描述的方式出現的事态，這可以概括如下。
考慮到在第二章中已經确認了的情況，那就是通常新企業并不産生于老企業之中，而是出現在它之外，并以競争的方式把它消除；所以，新企業的出現就大批、大批地給予老廠商以及給予既成經濟狀況以影響，這種影響就是改變一切條件，從而就需要有一個特殊的适應過程。
我們之間的差别，将會通過更詳細的讨論而進一步縮小。
不可能使我原來的說明更加簡短而又無懈可擊。
但是，我還是對它作了進一步的削減以使這個基本思想顯得更為明确。
出于同樣的理由，我将給論點的層次加上标号。
１．我們的問題是：我們曾描述過的整個發展過程會不停頓地延續嗎？它類似于一棵樹的漸進的有機成長嗎？經驗給予的回答是否定的。
事實是，經濟體系并不是連續地和平滑地向前運動。
大多數不同種類的逆運動、退步、事變的出現，阻塞着發展的道路；在經濟價值體系中也存在着對它産生幹擾的崩潰瓦解。
這是為什麼呢？在這裡我們遇到了新的問題。
如果經濟體系對于發展的光滑線的偏高程度很小的話，那麼它們便幾乎不能構成一個特别要求理論家注意的問題。
在一個沒有發展的經濟中，個人或許會遇到對它十分嚴重的倒黴事情，而理論又沒有理由深入到這些現象之中去。
同樣地，破壞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事件，如果很少，如果可以被設想為孤立的不幸遭遇，那麼就不需要一般的調查研究。
但是，我們在這裡論及的逆運動和退步卻是經常的，經常到好象在初次接觸這個問題的時候必然的周期性便會顯示出來。
如果不是從邏輯上考慮，那麼實際上這就使得對這類現象的抽象，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進行的。
更有甚者，如果情況是這樣，當一個挫折被克服之後，早先的發展又從它被打斷之前所已達到的那一點重新開始，那麼這個挫折的意義從原則上講就不是很大的了。
我們或許可以說，即使我們不能解釋這些幹擾事件本身，或者幹脆把他們抽象掉，我們卻已經考慮到所有這些有關發展的基本事實。
然而，情況卻不是這樣。
逆運動不僅阻礙發展，而且還使發展歸于終結。
大量的價值被消滅；經濟體系中首腦人物計劃的根本條件和前提被改變。
這個經濟體系，在其重新向前發展之前，需要重整旗鼓；其價值體系也需要重新組織。
并且，重新開始的發展是一個新的過程，而不簡單是舊過程的繼續。
經驗告訴我們，真實情況是，它或多或少地朝着一個與早先相類似的方向運動，但是這個&ldquo計劃&rdquo的連續性卻被打斷了。
新的發展過程産生于不同的情況，并且部分地産生于不同人的行動；許多舊的期望與價值被永遠埋葬，而完全新型的東西出現了。
從經驗上說，也許存在于各類挫折之間的所有這些局部發展的主幹線，正好與整個發展的大緻輪廓相吻合，然而從理論上說，我們不能僅僅考慮整個過程的輪廓線。
企業家不能夠越過挫折階段并将他們的計劃原封不動地帶入下一個發展階段；而且科學的解釋也不能這樣做，除非它完全脫離與事實的接觸。
現在我們必須考察這樣一類現象，這一類現象與其它發展現象相對照顯得十分鮮明，而且與其它發展現象顯然處于某種對立地位。
一開始，就存在下述的可能性。
第一，危機可能是或可能不是一種一緻現象。
我們從經驗中得知的并且描述為危機的發展過程的特殊崩潰現象，似乎總是被即使是天真的人們看作是一種而且是同一種現象的各種形式。
盡管如此，可是危機的這種同一性确實并不持久。
相反，它主要隻是存在于對經濟體系與個人産生的影響的相似性上，并且存在于有些事件習慣于出現在多數危機場合的這一事實中。
但是這種影響與這種事件，倒是和經濟生活中大多數各種類型的外在與内在的幹擾一道出現，而且不足以證明危機總歸是同一的現象。
實際上，危機的不同種類和不同原因是可以識别的。
沒有理由讓我們事先就作出這樣的假定，那就是，危機彼此之間相同的地方，較諸作為我們出發點的基本要素，要多一些，也就是說，危機是使先前的經濟發展過程停步的所有事件。
第二，不管是相同的或相異的現象，危機可能，也許不可能，作純粹經濟的解釋。
當然，毫無疑問，危機在本質上屬于經濟範疇。
但是，沒有絲毫把握斷定，他們是屬于經濟體系的性質，或者甚至在它們必然地産生于經濟因素的自身作用的這種意義下，屬于任何一種體系。
相反，危機的真正原因極有可能存在于純粹的經濟範圍之外，換言之，危機是外界給予它們幹擾的結果。
危機的次數，甚至經常宣稱的危機規律性，都不能成為定論，因為可以很容易地設想，這些幹擾必定經常出現在實際生活裡。
簡單地說，危機是經濟生活使其自身适應新的情況的過程。
考慮到第一點，我們開頭就可以談到一件事。
如果我們說到危機是涉及在任何地方遇到大規模的幹擾，那麼除了幹擾的事實外，就不存在一般的屬性。
目前，也可以在這一廣泛意義上設想危機。
經濟過程也可以相應地分為不同的三類：循環流轉過程、發展過程、阻礙後者未受幹擾的進程的過程。
這種排列絕非遠離現實。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清楚地區别這三類相互分離的現象。
但隻有更加詳細的分析，才能表明它們當中的一類是否歸于其他兩類中的一類。
不存在幹擾的普遍特征，已為危機曆史所證明。
這些幹擾已經在經濟實體中的每一個可以設想的地方爆發，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發。
它們有時出現在供給一方，有時出現在需求一方：在前一種場合，有時出現在技術生産中，有時出現在市場或者信貸關系中；在後一種場合，有時體現需求方向的變化（例如時裝的變化），有時體現消費者購買力的變化。
對絕大部分的各種工業集團來說，所受的幹擾不盡相同，但是第一個工業行業受到的幹擾較多，然後是另一個行業。
有時危機以對資本家産生特殊影響的信用制度的崩潰為特征，有時則是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受損失最多。
企業家也會以極其不同的方式被卷入進來。
乍一看，在表現出來的形式上去尋求危機的共同要素，似乎更有希望。
實際上，正是這種要素導向這樣一種流行的和科學的信念：危機總是同一的并且是同樣的現象。
然而，我們容易看到，這些可以從表面上得到的外在特征，除了是幹擾發展的一種要素外，對所有危機來說，就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本質的。
舉例來說，恐慌（Panic）的要素就是非常明顯的。
它是早期危機（crisis）的突出特征。
但是也存在沒有危機的恐慌。
并且更進一步地說，也存在沒有真正恐慌的危機。
恐慌的強度，無論如何與危機的重要性，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最後，恐慌大多是危機爆發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這對諸如&ldquo投機狂熱&rdquo、&ldquo生産過剩&rdquo等标語口号，也都是适用的。
一旦危機爆發并且改變了整個經濟形勢，那麼大量的投機就變得沒有意義，并且幾乎生産出來的商品的每一數量都顯得過大，盡管在危機爆發之前這兩者都完全适合于當時的情況。
同樣地，個别商行的倒閉，生産的各個部門之間缺乏适當的聯系，生産與消費的不一緻性，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要素，都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在此種意義上不可能有判定危機的滿意标準，這可以由下述事實看出：盡管根據這一主題的描述文獻，一定次數的危機必定複現，但是除此而外，危機的個别内容細節就不再是互相符合的了。
現在我們轉入另一個問題：是否所有危機沒有一點是純粹的經濟現象，也就是說，是否危機以及所有形成它們的原因和結果都能通過對經濟體系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釋因素而弄明白。
很清楚，情況并非總是如此，也不一定必然是如此。
我們可以立即承認，例如戰争爆發可以引起足夠大的幹擾以至形成我們所說的危機。
當然，這絕不是規律。
例如，十九世紀的大規模戰争大都并未立即導至危機。
但是那種情況是可以想象的。
我們假定，一個積極與其它國家進行貿易，且其經濟制度被設想為在我們的含義上達到充分發展的海島國家，被一支敵國艦隊割斷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系。
進口與出口同樣受到阻礙，價格與價值體系被擾亂，債務不能保持，信用的錨鍊被拉斷&mdash&mdash所有這些都是可以設想的，都已經實際上出現，并且的确代表一種
一個令人滿意的理論，今天比起過去來，将會更加需要一種對于大量的日益增多的資料所進行的綜合處理，以及依據那些表明經濟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各種不同的指數而制訂出的許許多多的個别理論。
我在這方面的工作還隻是一個骨架；我自己所許諾的徹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計劃，象這樣的情況還要持續一段長的時期。
盡管如此，但我還是要把這一章發表出來，除了在文字叙述方面以外，沒有作其它任何變更。
這不僅是因為這一章在危機的考察中有其地位，而且也因為我仍然堅持它是正确的；不僅是因為我相信這一章包含的内容可以為本書對這一主題的論證作出貢獻，而且也因為這種貢獻表達了事物的實質。
為此，我準備在這一章的基礎上接受批評。
我把我所注意到的各種反對意見加以研究，就使我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
這裡我僅提出兩種意見。
第一，一種批評說我的理論隻是&ldquo危機的心理&rdquo。
這種反對意見非常文雅，是由我最為尊重的一個最有才能的權威提出來的。
為了使讀者能了解它的真實意義，我自己必須更加鮮明地闡述它的真實内容。
&ldquo危機的心理&rdquo意味着十分明确的某些事物，是與&ldquo價值的心理&rdquo不相同的。
例如，它意味着堅信我們在每一次危機中所注意到的，特别是在過去曾經注意到的，那種被吓怕了的經濟世界的&ldquo悲、喜劇式的畸變&rdquo。
因此，作為一種危機的理論，它意味着把科學的解釋依據于明顯的同時發生的或相應引起的現象（恐慌、悲觀主義，等等）；或者隻是在一種和緩程度上依據于先前對股票看漲的趨勢、創辦狂熱，如此等等。
這種理論是枯燥乏味的，這樣的解釋說明不了任何問題。
但這不是我的見解。
不隻是因為我經常讨論外在的行為，從而心理因素在我的讨論中隻能包含在每一種關于經濟事件的表述裡，即令是最客觀的表述，而且也因為我解釋這種經濟波動的現象&mdash&mdash不管現在是否發生&mdash&mdash隻是用一種自動運行的客觀的一連串因果關系，那就是用新企業的出現對現有企業情況的影響來解釋，這一連串的因果關系産生于本書第二章所說明的諸般事實。
于是，又有洛伊提出的反對意見，認為我的理論未能解釋危機的周期性。
但我不理解這一點。
所謂周期性可能有兩種含義。
第一，僅指每一次繁榮跟上一次蕭條，而每一次蕭條又跟上一次繁榮的事實。
但這一點是我的理論可以解釋的。
或者第二，可能指周期的實際長度。
但是這一點沒有理論可以從數量上來解釋，因為它明顯地要依靠個别情況的具體數據。
不過我的理論仍然給予一種一般性的回答：經過一段時間，直到新企業的産品能夠出現在市場之前，繁榮結束，蕭條開始。
當創新的吸收過程結束時，新的繁榮就開始，而蕭條也就結束。
但是洛伊還意指一些别的事情，這些事情由埃米爾·萊德勒整理于下。
我的論點被說成是：&ldquo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它根本沒有試圖去解釋為什麼企業家實際上以周期性雲集的方式出現，他們在什麼條件下能夠出現，以及如果情況有利，他們是否經常出現和為什麼會經常出現。
&rdquo現在有人或許認為，我所未能确定地解釋的企業家們的雲集性的出現，連同它引起的現象，構成繁榮階段的唯一原因。
但是說我們根本沒有試圖去解釋這一點&mdash&mdash實際上我的整個論點都在于解釋這一點&mdash&mdash似乎是站不住腳的。
企業家們所由以出現的條件&mdash&mdash不管競争性經濟的一般的經濟和社會條件&mdash&mdash已在第二章闡述過，并且可以簡要地和部分地描述為新的可能性的存在，這種新的可能性，從私人經濟的角度來看是更為有利的&mdash&mdash這樣一種條件是必須經常完成的；由于人們的主觀限制條件和必需的外界環境的影響，這些可能性也隻能有限地達到；還要加上一種經濟情況，它是能夠相當可靠地估算出來的。
假如人們堅持我們關于企業家概念所包含的假設條件的話，那麼，為什麼企業家們出現在這些條件和情況下，就象任何人眼見有利就立刻抓住機會這一事實那樣，是比較易于理解了。
現在，我并沒有任何批評意圖，而僅僅是為了使這些觀點更加明确，我打算将我的理論與迄今在這一領域中作過最充分努力的斯皮托夫的理論加以比較&mdash&mdash在徹底性與完備性方面是難與後者相比較的。
依照從尤格拉那裡得出來的觀點，經濟的波浪式變動，而不是危機本身，似乎是需要解釋的基本問題；看來這個觀點對兩者都是一樣的。
我們同意這個觀點&mdash&mdash我不僅在本章，而且在第二章，就已經确立了這個觀點&mdash&mdash那就是變動着的狀态（斯皮托夫稱之為&ldquoWechscllagen&rdquo）是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發展所采取的方式。
因此，我們也同意如下的觀點，那就是完全發達的資本主義隻能在曆史上追溯到這種變動狀态明白無誤地首次出現的時代（依照斯皮托夫的觀點，在英格蘭隻是從1821年開始，在德國則是19世紀40年代開始）。
再者，我們同意鋼鐵消費數字是經濟情況的最好指标；也就是斯皮托夫發現并計算出的這個指标&mdash&mdash在這方面我沒有作出什麼努力&mdash&mdash我承認這是從我的理論觀點出發的正确指标。
我們同意這種因果聯系首先開始于以資本購買的生産資料，而繁榮首先實現于工業廠商（工廠、礦山、船舶、鐵路等等）的生産中。
最後，我們同意這個觀點，正如斯皮托夫所表達的，繁榮的出現是因為&ldquo較多的資本被投放了&rdquo，在新的企業中固定了下來，并且這種沖擊接着就傳遍于原材料、勞動、設備等等市場上。
我們也可以同樣來理解資本，從它在這裡具有重要性這個意義來說；例外的情形隻是，創造購買力在我的論點中起着根本的作用，而在斯皮托夫的論點中則不是。
到目前為止，我隻應該補充說明一點，那就是資本投資不是在時間上均勻分布的，而是在間隔裡大批、大批出現的。
很明顯，這顯然是一個非常根本的事實，對此我提出了一種為斯皮托夫所不曾提出過的解釋。
我接受斯皮托夫關于&ldquo标準周期（muster kreislauf）的概念。
我們的差别，在于對那種使繁榮中斷并引起蕭條發生的環境，有不同的解釋。
在斯皮托夫看來，這種環境就是一方面相對于現有資本，而另一方面又相對于有效需求的資本品的生産過剩。
作為對這些實際事态的描述，我也可以接受這個觀點。
但是，斯皮托夫的理論隻停留在這個要素上，并且試圖使我們懂得，何種環境誘使工廠設備、建築材料等等的生産者周期地生産超出當時市場所能吸收的數量。
而我的理論卻在于試圖解釋以本章所描述的方式出現的事态，這可以概括如下。
考慮到在第二章中已經确認了的情況，那就是通常新企業并不産生于老企業之中，而是出現在它之外，并以競争的方式把它消除；所以，新企業的出現就大批、大批地給予老廠商以及給予既成經濟狀況以影響，這種影響就是改變一切條件，從而就需要有一個特殊的适應過程。
我們之間的差别，将會通過更詳細的讨論而進一步縮小。
不可能使我原來的說明更加簡短而又無懈可擊。
但是，我還是對它作了進一步的削減以使這個基本思想顯得更為明确。
出于同樣的理由，我将給論點的層次加上标号。
１．我們的問題是：我們曾描述過的整個發展過程會不停頓地延續嗎？它類似于一棵樹的漸進的有機成長嗎？經驗給予的回答是否定的。
事實是，經濟體系并不是連續地和平滑地向前運動。
大多數不同種類的逆運動、退步、事變的出現，阻塞着發展的道路；在經濟價值體系中也存在着對它産生幹擾的崩潰瓦解。
這是為什麼呢？在這裡我們遇到了新的問題。
如果經濟體系對于發展的光滑線的偏高程度很小的話，那麼它們便幾乎不能構成一個特别要求理論家注意的問題。
在一個沒有發展的經濟中，個人或許會遇到對它十分嚴重的倒黴事情，而理論又沒有理由深入到這些現象之中去。
同樣地，破壞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事件，如果很少，如果可以被設想為孤立的不幸遭遇，那麼就不需要一般的調查研究。
但是，我們在這裡論及的逆運動和退步卻是經常的，經常到好象在初次接觸這個問題的時候必然的周期性便會顯示出來。
如果不是從邏輯上考慮，那麼實際上這就使得對這類現象的抽象，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進行的。
更有甚者，如果情況是這樣，當一個挫折被克服之後，早先的發展又從它被打斷之前所已達到的那一點重新開始，那麼這個挫折的意義從原則上講就不是很大的了。
我們或許可以說，即使我們不能解釋這些幹擾事件本身，或者幹脆把他們抽象掉，我們卻已經考慮到所有這些有關發展的基本事實。
然而，情況卻不是這樣。
逆運動不僅阻礙發展，而且還使發展歸于終結。
大量的價值被消滅；經濟體系中首腦人物計劃的根本條件和前提被改變。
這個經濟體系，在其重新向前發展之前，需要重整旗鼓；其價值體系也需要重新組織。
并且，重新開始的發展是一個新的過程，而不簡單是舊過程的繼續。
經驗告訴我們，真實情況是，它或多或少地朝着一個與早先相類似的方向運動，但是這個&ldquo計劃&rdquo的連續性卻被打斷了。
新的發展過程産生于不同的情況，并且部分地産生于不同人的行動；許多舊的期望與價值被永遠埋葬，而完全新型的東西出現了。
從經驗上說，也許存在于各類挫折之間的所有這些局部發展的主幹線，正好與整個發展的大緻輪廓相吻合，然而從理論上說，我們不能僅僅考慮整個過程的輪廓線。
企業家不能夠越過挫折階段并将他們的計劃原封不動地帶入下一個發展階段；而且科學的解釋也不能這樣做，除非它完全脫離與事實的接觸。
現在我們必須考察這樣一類現象，這一類現象與其它發展現象相對照顯得十分鮮明，而且與其它發展現象顯然處于某種對立地位。
一開始，就存在下述的可能性。
第一，危機可能是或可能不是一種一緻現象。
我們從經驗中得知的并且描述為危機的發展過程的特殊崩潰現象，似乎總是被即使是天真的人們看作是一種而且是同一種現象的各種形式。
盡管如此，可是危機的這種同一性确實并不持久。
相反，它主要隻是存在于對經濟體系與個人産生的影響的相似性上，并且存在于有些事件習慣于出現在多數危機場合的這一事實中。
但是這種影響與這種事件，倒是和經濟生活中大多數各種類型的外在與内在的幹擾一道出現，而且不足以證明危機總歸是同一的現象。
實際上，危機的不同種類和不同原因是可以識别的。
沒有理由讓我們事先就作出這樣的假定，那就是，危機彼此之間相同的地方，較諸作為我們出發點的基本要素，要多一些，也就是說，危機是使先前的經濟發展過程停步的所有事件。
第二，不管是相同的或相異的現象，危機可能，也許不可能，作純粹經濟的解釋。
當然，毫無疑問，危機在本質上屬于經濟範疇。
但是，沒有絲毫把握斷定，他們是屬于經濟體系的性質，或者甚至在它們必然地産生于經濟因素的自身作用的這種意義下，屬于任何一種體系。
相反，危機的真正原因極有可能存在于純粹的經濟範圍之外，換言之，危機是外界給予它們幹擾的結果。
危機的次數，甚至經常宣稱的危機規律性，都不能成為定論，因為可以很容易地設想，這些幹擾必定經常出現在實際生活裡。
簡單地說，危機是經濟生活使其自身适應新的情況的過程。
考慮到第一點，我們開頭就可以談到一件事。
如果我們說到危機是涉及在任何地方遇到大規模的幹擾，那麼除了幹擾的事實外，就不存在一般的屬性。
目前，也可以在這一廣泛意義上設想危機。
經濟過程也可以相應地分為不同的三類：循環流轉過程、發展過程、阻礙後者未受幹擾的進程的過程。
這種排列絕非遠離現實。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清楚地區别這三類相互分離的現象。
但隻有更加詳細的分析，才能表明它們當中的一類是否歸于其他兩類中的一類。
不存在幹擾的普遍特征，已為危機曆史所證明。
這些幹擾已經在經濟實體中的每一個可以設想的地方爆發，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發。
它們有時出現在供給一方，有時出現在需求一方：在前一種場合，有時出現在技術生産中，有時出現在市場或者信貸關系中；在後一種場合，有時體現需求方向的變化（例如時裝的變化），有時體現消費者購買力的變化。
對絕大部分的各種工業集團來說，所受的幹擾不盡相同，但是第一個工業行業受到的幹擾較多，然後是另一個行業。
有時危機以對資本家産生特殊影響的信用制度的崩潰為特征，有時則是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受損失最多。
企業家也會以極其不同的方式被卷入進來。
乍一看，在表現出來的形式上去尋求危機的共同要素，似乎更有希望。
實際上，正是這種要素導向這樣一種流行的和科學的信念：危機總是同一的并且是同樣的現象。
然而，我們容易看到，這些可以從表面上得到的外在特征，除了是幹擾發展的一種要素外，對所有危機來說，就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本質的。
舉例來說，恐慌（Panic）的要素就是非常明顯的。
它是早期危機（crisis）的突出特征。
但是也存在沒有危機的恐慌。
并且更進一步地說，也存在沒有真正恐慌的危機。
恐慌的強度，無論如何與危機的重要性，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最後，恐慌大多是危機爆發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這對諸如&ldquo投機狂熱&rdquo、&ldquo生産過剩&rdquo等标語口号，也都是适用的。
一旦危機爆發并且改變了整個經濟形勢，那麼大量的投機就變得沒有意義，并且幾乎生産出來的商品的每一數量都顯得過大，盡管在危機爆發之前這兩者都完全适合于當時的情況。
同樣地，個别商行的倒閉，生産的各個部門之間缺乏适當的聯系，生産與消費的不一緻性，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要素，都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在此種意義上不可能有判定危機的滿意标準，這可以由下述事實看出：盡管根據這一主題的描述文獻，一定次數的危機必定複現，但是除此而外，危機的個别内容細節就不再是互相符合的了。
現在我們轉入另一個問題：是否所有危機沒有一點是純粹的經濟現象，也就是說，是否危機以及所有形成它們的原因和結果都能通過對經濟體系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釋因素而弄明白。
很清楚，情況并非總是如此，也不一定必然是如此。
我們可以立即承認，例如戰争爆發可以引起足夠大的幹擾以至形成我們所說的危機。
當然，這絕不是規律。
例如，十九世紀的大規模戰争大都并未立即導至危機。
但是那種情況是可以想象的。
我們假定，一個積極與其它國家進行貿易，且其經濟制度被設想為在我們的含義上達到充分發展的海島國家，被一支敵國艦隊割斷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系。
進口與出口同樣受到阻礙，價格與價值體系被擾亂，債務不能保持，信用的錨鍊被拉斷&mdash&mdash所有這些都是可以設想的，都已經實際上出現，并且的确代表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