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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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作家加以讨論的。
在其它場合，關于這種可能性并沒有新的什麼要發現的東西，因為它們已經是十分明顯的。
再從政治生活中舉一個例子，我們根本不難看出，在路易十六時代的法蘭西，社會和政治狀況本來是如何能夠加以改善，從而可以避免舊統治的一場崩潰的。
事實上許許多多的人都看到了這一點。
但是沒有人處于這樣去作的地位。
而領袖的職能就在于&ldquo做這件事&rdquo，如果不去作，那麼可能性就消失了。
這對于所有各種的領導來說都是适用的，不管是短暫的，還是比較持久的領導。
前者即短暫的可以用來作為一個例子。
在一個偶然的緊急事件中應當作什麼，一般是十分簡單的。
對這一事件，大多數的人或所有的人可能都看到了，但是在他們當中需要有某一個人先講出來，來加以領導，來進行組織。
甚至隻用榜樣來發生影響的領導，如藝術領導或科學領導，也不僅在于找到或創造新的事物，而在于用它去使社會集團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帶動社會集團跟在它後面走。
因此，領袖們完成他們的職能，更多地是用意志而不是用才智，更多地是用&ldquo權威&rdquo、&ldquo個人的聲望&rdquo等等，而不是用創始的思想。
正由于這樣，特别是經濟方面的領導，必須同&ldquo發明&rdquo區别開來。
隻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上的應用，那麼在經濟上就是不起作用的。
而實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這同它的發明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任務，而且這個任務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
盡管企業家自然可能是發明家，就象他們可能是資本家一樣，但他們之所以是發明家并不是由于他們的職能的性質，而隻是由于一種偶然的巧合，反之亦然。
此外，作為企業家的職能而要付諸實現的創新，也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種的發明。
因此，象許多作家那樣的強調發明這一要素，那是不适當的，并且還可能引起莫大的誤解。
企業家式的領導，與其他各種經濟上的領導（如同在原始部落裡或共産主義社會裡我們期望可能看到的）不同，自然要帶上它所特有的條件的色彩。
它絲毫沒有作為其他各種領導特色的那種魅力。
它在于完成一種非常特殊的任務，這種任務隻在稀少的場合才會引起公衆的想象力。
為了它的成功，更主要的與其說是敏銳和精力充沛，不如說是某種精細，它能抓住眼前的機會，再沒有别的。
&ldquo個人的聲望&rdquo誠然不是不重要，不過資本主義企業家這個人物，并不需要，一般也不會，同我們大多數人心目中關于&ldquo領袖&rdquo象個什麼樣子的看法相符合，以緻要認識到他竟然是屬于社會學中所說的領袖這一類人物，那是有一些困難的。
他&ldquo領導&rdquo生産手段進入新的渠道。
但他這樣作時，不是用政治領袖的那種方式，通過說服人們去相信執行他的計劃的可取性，或通過創造對于他的領導能力的信任&mdash&mdash他唯一要說服的或使之印象深刻的人，就是将要為他提供資金的銀行家&mdash&mdash而是通過購買生産手段或它們的服務，然後按照他認為合适的方式去利用它們。
他還從下面這種意義來說實行領導，那就是吸引其他的生産者跟随他進入他的生産部門。
但是，由于他們是他的競争者，他們首先是減少，然後是消滅他的利潤，所以這好象是一種違背他自己的意志的領導。
最後，他提供一種服務，但要充分欣賞這種服務，就需要對這件事情具有專家的知識。
那同一位政治家的成功的演說或一位将軍在戰場上的勝利不一樣，不是一般公衆所容易理解的，還不堅持談到他似乎是單為他個人的利益而行動（有時是嚴厲的行動）這樣的事。
因此，我們将理解，在這種領導中，我們不會看到成為其他各種社會領導的光榮的全部感情方面的價值的出現。
此外，再加上各個企業家和企業家集團的經濟地位的不穩定性，還有當他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會地位時他也沒有文化傳統或态度可以依靠，而是在社會上作為一個暴發戶在動來動去，他的舉止很容易受到嘲笑，所以我們就将懂得，為什麼這種類型的人從來不受歡迎，為什麼即使是科學的批評家也常常隻對他們一帶而過。
最後，我們要試圖用相同的方式來完成我們對企業家的描繪，這種方式就是我們經常在科學中和同樣在實際生活中所采用的，以試圖理解人們的行為，也就是通過分析他們的行為的特别動機。
任何這樣作的企圖，自然必定要遭受到對經濟學家侵入&ldquo心理學&rdquo領域的一切反對，這種反對已經由一長列的作家而變得人所共知了。
我們不能在這裡讨論心理學與經濟學的關系這一根本問題，而隻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那些在原則上反對在一個經濟的論證中作任何心理學上的考慮的人，可以略去我們将要說的話，而不緻因此失去同下面各章的聯系。
因為我們的分析想要導緻的結果，沒有一個會因為我們的&ldquo企業家心理學&rdquo而有所得失，或由于其中的任何錯誤而受到損害。
讀者将會很容易看出，沒有什麼地方有任何需要使我們越出可觀察到的行為的範圍。
那些不反對所有的心理學而隻反對我們從傳統教科書中所知道的那種心理學的人将要看到，我們并不采用關于&ldquo經濟人&rdquo動機的曆史悠久的圖景的任何部分。
在循環流轉的理論中，考察動機的重要性由于這一事實而大為減少，那就是均衡制度中的方程式可以解釋為根本不包含任何心理的數值，正如帕累托和巴龍的分析所表明的。
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是非常有缺陷的心理學，它對于結果的幹預也比人們所預期的要少得多的原因。
即使不存在合理的動機，也可能有合理的行為。
但是一旦當我們真正想要深入探究動機時，問題就顯得一點也不簡單了。
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習慣中，大多數人每天的所作所為，從他們看來，主要是從職責的觀點去做的，是執行一種社會的或神的指令的。
很少有從自覺的理性去行事，更少有從享樂主義和個人的利己主義去行事，就算是可以确有把握地說是存在的那一點點，也是比較晚近才發展起來的。
可是，隻要我們把自己限制在經常的一再重複的經濟行動的巨大輪廓以内，我們就可以把它和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欲望聯系起來，其條件就是：我們要小心承認，這樣定義的動機在強度上是随着時間的推移而有很大變動的；正是社會形成了我們所觀察的特殊欲望；考慮需要，必須聯系到那種當個人在決定他的行動方針時所想到的集團&mdash&mdash家庭或任何其他比家庭小一些或大一些的集團；行動并不能迅速地跟随欲望，而隻是或多或少不完全地同它相适應；個人選擇的領域總是（雖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非常不同的程度）由社會習慣或習俗等等從中加以限制的。
然而這仍然大體上是真實的：在循環流轉的範圍内，每一個人使他自己适應于他的環境，以便盡其所能地最好地滿足給定的需要&mdash&mdash他自己的或别人的需要。
在一切的場合，經濟行動的意義就在于滿足需要，意指如果沒有需要，也就不會有經濟行動。
就循環流轉而言，我們也可以把需要的滿足看成是正常的動機。
後者這樣的人物，并不是我們所說的類型。
從一種意義說，他可以稱得上是最理智的和最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因為，象我們已經看到的，實現新計劃，比隻是經營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需要更多的自覺理性，因為新計劃本身在執行以前尚有待于詳加思考，予以制訂，而經營舊企業則大部分隻是例行事務。
典型的企業家，比起其它類型的人來，是更加以自我為中心的，因為他比起其它類型的人來，不那麼依靠傳統和社會關系；因為他的獨特任務&mdash&mdash從理論上講以及從曆史上講&mdash&mdash恰恰在于打破舊傳統，創造新傳統。
雖然這一點主要是适用于他的經濟行動上，但也可以推廣應用于他的經濟行動的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會上的後果。
在企業家類型的人物興起的時期也産生了功利主義，這自然不隻是一種偶合。
企業家的行為和他的動機是&ldquo理智的&rdquo，除以上所述之外并無其它含義。
他的特有的動機也毫無享樂主義一類的意味。
如果我們把行為的享樂主義動機定義為滿足一個人的需要的願望，我們的确可以讓&ldquo需要&rdquo包括任何種類的沖動，就象我們可以把自我主義或利己主義定義為也包括一切利他主義的價值觀念一樣，這是根據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後者也意味着自我滿足方面的某種東西。
但這會使我們的定義變成同義反複。
如果我們想要使它具有意義，我們就必須把它限制在能用貨物的消費去滿足的那種需要上，限制在我們期望能從它得到的那種滿足上。
于是如果說我們的類型的人是基于滿足他的需要的一種願望而行動，那就不再是真實的了。
因為，除非我們假定我們的類型的個人是為對享樂主義滿足的難于餍足的渴望所驅使，戈森規律的作用在工商業領袖方面就會立即使進一步的努力停止下來。
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典型的企業家隻是當（并且因為）他們的精力已經耗盡、從而感到再也不能勝任時，才退出舞台的。
這似乎并不符合一個經濟人的畫像，他把可能得到的結果同努力的反效用加以對比衡量，在适當時抵達一個均衡點，超過這一點他就不願意再前進了。
在我們的例子中，努力似乎根本沒有什麼份量，能夠被感到是停止前進的理由。
企業家類型的人的活動，顯然是享樂主義地享受常常是用超過一定數量的收入去購買的那些商品的障礙，因為這些商品的&ldquo消費&rdquo是以閑暇為前提條件的。
因此，從享樂主義來看，我們常常觀察到的我們類型的個人行為就是不理智的。
這自然不能證明并不存在享樂主義的動機。
然而它指出了另一種非享樂主義性質的心理學，特别是當我們考慮到對享樂主義的享受無動于衷時，這種淡漠在這一類型的人的突出代表者身上常常是很顯著的，而這也是不難理解的。
首先，存在有一種夢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個私人王國，常常也是（雖然不一定是）一個王朝。
現代世界實際上并不知道有任何這樣的地位，但是工業上或商業上的成功可以達到的地位仍然是現代人可以企及的最接近于中世紀的封建貴族領主的地位。
對于沒有其它機會獲得社會名望的人來說，它的引誘力是特别強烈的。
權力和獨立的感覺，并不由于這兩者主要是一種幻想而有絲毫的損失。
更仔細的分析将會引導到發現在這一類動機中有無窮的變種，從精神上的野心到隻是趨炎附勢。
但是這些并不需要我們去細談。
我們隻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那就是這樣一種動機，雖然與消費者的滿足最為接近，卻沒有和它符合一緻。
其次，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戰鬥的沖動，證明自己比别人優越的沖動，求得成功不是為了成功的果實，而是為了成功本身。
從這方面看，經濟行動變得和體育運動很相似&mdash&mdash有着金錢上的競賽，或拳擊比賽。
金錢上的輸赢是次要的考慮，或者無論如何，隻是作為成功的指标和勝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視，它的炫耀常常最重要的是作為大筆開支的動機，而不是作為對消費者貨物本身的想望。
我們又可以找到無數細微的差别，其中有一些，如社會野心，會漸漸變成第一類的動機。
我們重又面臨一種動機，它同上面所描寫的&ldquo需要的滿足&rdquo有本質的不同，換句話說，即同&ldquo享樂主義的适應&rdquo有本質的不同。
最後，存在有創造的歡樂，把事情辦成的歡樂，或者隻是施展個人的能力和智謀的歡樂。
這類似一個無處不在的動機，但它作為一種獨立的行為因素，在我們的情況中比在任何别處都更為清楚地自己強行表現出來。
我們類型的人尋找困難，為改變而改變，以冒險為樂事。
這一類動機，在三類之中，是最明白不過地反享樂主義的。
隻在第一類動機中，作為企業家活動的結果的私有财産，才是使得這種活動起作用的必要因素。
而在其它兩類中則不是。
金錢上的收益的确是成功的一個非常精确的表現，特别是就相對的成功而言；而從為之奮鬥的人看來，它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那就是它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大都不受他人意見的影響。
這些以及其它伴随&ldquo渴望得到财富的&rdquo社會的機制的特點，使得難于取代它作為工業發展的動力的地位，即使我們摒棄它在創造一筆随時可以用于投資的基金中的重要性。
盡管如此，可是第二類和第三類的企業家動機的确在原則上可以由其它社會安排去照顧，而不包含來自經濟創新的私人利得。
至于還可以提供什麼其它的刺激，怎樣能使它們工作得象&ldquo資本主義的&rdquo刺激一樣好，這些都是超出本書範圍以外的問題。
這些問題被社會改革家過于輕視了，也被财政上的激進主義完全忽視了。
然而它們并不是不能解決的，至少就一定的時間和地點來說，是可以通過仔細地觀察企業家活動的心理學去解答的。
在其它場合，關于這種可能性并沒有新的什麼要發現的東西，因為它們已經是十分明顯的。
再從政治生活中舉一個例子，我們根本不難看出，在路易十六時代的法蘭西，社會和政治狀況本來是如何能夠加以改善，從而可以避免舊統治的一場崩潰的。
事實上許許多多的人都看到了這一點。
但是沒有人處于這樣去作的地位。
而領袖的職能就在于&ldquo做這件事&rdquo，如果不去作，那麼可能性就消失了。
這對于所有各種的領導來說都是适用的，不管是短暫的，還是比較持久的領導。
前者即短暫的可以用來作為一個例子。
在一個偶然的緊急事件中應當作什麼，一般是十分簡單的。
對這一事件，大多數的人或所有的人可能都看到了，但是在他們當中需要有某一個人先講出來，來加以領導，來進行組織。
甚至隻用榜樣來發生影響的領導，如藝術領導或科學領導，也不僅在于找到或創造新的事物，而在于用它去使社會集團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帶動社會集團跟在它後面走。
因此，領袖們完成他們的職能，更多地是用意志而不是用才智，更多地是用&ldquo權威&rdquo、&ldquo個人的聲望&rdquo等等，而不是用創始的思想。
正由于這樣，特别是經濟方面的領導，必須同&ldquo發明&rdquo區别開來。
隻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上的應用，那麼在經濟上就是不起作用的。
而實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這同它的發明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任務，而且這個任務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
盡管企業家自然可能是發明家，就象他們可能是資本家一樣，但他們之所以是發明家并不是由于他們的職能的性質，而隻是由于一種偶然的巧合，反之亦然。
此外，作為企業家的職能而要付諸實現的創新，也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種的發明。
因此，象許多作家那樣的強調發明這一要素，那是不适當的，并且還可能引起莫大的誤解。
企業家式的領導，與其他各種經濟上的領導（如同在原始部落裡或共産主義社會裡我們期望可能看到的）不同，自然要帶上它所特有的條件的色彩。
它絲毫沒有作為其他各種領導特色的那種魅力。
它在于完成一種非常特殊的任務，這種任務隻在稀少的場合才會引起公衆的想象力。
為了它的成功，更主要的與其說是敏銳和精力充沛，不如說是某種精細，它能抓住眼前的機會，再沒有别的。
&ldquo個人的聲望&rdquo誠然不是不重要，不過資本主義企業家這個人物，并不需要，一般也不會，同我們大多數人心目中關于&ldquo領袖&rdquo象個什麼樣子的看法相符合，以緻要認識到他竟然是屬于社會學中所說的領袖這一類人物，那是有一些困難的。
他&ldquo領導&rdquo生産手段進入新的渠道。
但他這樣作時，不是用政治領袖的那種方式，通過說服人們去相信執行他的計劃的可取性，或通過創造對于他的領導能力的信任&mdash&mdash他唯一要說服的或使之印象深刻的人，就是将要為他提供資金的銀行家&mdash&mdash而是通過購買生産手段或它們的服務，然後按照他認為合适的方式去利用它們。
他還從下面這種意義來說實行領導，那就是吸引其他的生産者跟随他進入他的生産部門。
但是，由于他們是他的競争者，他們首先是減少，然後是消滅他的利潤，所以這好象是一種違背他自己的意志的領導。
最後，他提供一種服務，但要充分欣賞這種服務，就需要對這件事情具有專家的知識。
那同一位政治家的成功的演說或一位将軍在戰場上的勝利不一樣，不是一般公衆所容易理解的，還不堅持談到他似乎是單為他個人的利益而行動（有時是嚴厲的行動）這樣的事。
因此，我們将理解，在這種領導中，我們不會看到成為其他各種社會領導的光榮的全部感情方面的價值的出現。
此外，再加上各個企業家和企業家集團的經濟地位的不穩定性，還有當他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會地位時他也沒有文化傳統或态度可以依靠，而是在社會上作為一個暴發戶在動來動去，他的舉止很容易受到嘲笑，所以我們就将懂得，為什麼這種類型的人從來不受歡迎，為什麼即使是科學的批評家也常常隻對他們一帶而過。
最後，我們要試圖用相同的方式來完成我們對企業家的描繪，這種方式就是我們經常在科學中和同樣在實際生活中所采用的，以試圖理解人們的行為，也就是通過分析他們的行為的特别動機。
任何這樣作的企圖，自然必定要遭受到對經濟學家侵入&ldquo心理學&rdquo領域的一切反對，這種反對已經由一長列的作家而變得人所共知了。
我們不能在這裡讨論心理學與經濟學的關系這一根本問題，而隻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那些在原則上反對在一個經濟的論證中作任何心理學上的考慮的人，可以略去我們将要說的話，而不緻因此失去同下面各章的聯系。
因為我們的分析想要導緻的結果，沒有一個會因為我們的&ldquo企業家心理學&rdquo而有所得失，或由于其中的任何錯誤而受到損害。
讀者将會很容易看出，沒有什麼地方有任何需要使我們越出可觀察到的行為的範圍。
那些不反對所有的心理學而隻反對我們從傳統教科書中所知道的那種心理學的人将要看到，我們并不采用關于&ldquo經濟人&rdquo動機的曆史悠久的圖景的任何部分。
在循環流轉的理論中，考察動機的重要性由于這一事實而大為減少，那就是均衡制度中的方程式可以解釋為根本不包含任何心理的數值，正如帕累托和巴龍的分析所表明的。
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是非常有缺陷的心理學，它對于結果的幹預也比人們所預期的要少得多的原因。
即使不存在合理的動機，也可能有合理的行為。
但是一旦當我們真正想要深入探究動機時，問題就顯得一點也不簡單了。
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習慣中，大多數人每天的所作所為，從他們看來，主要是從職責的觀點去做的，是執行一種社會的或神的指令的。
很少有從自覺的理性去行事，更少有從享樂主義和個人的利己主義去行事，就算是可以确有把握地說是存在的那一點點，也是比較晚近才發展起來的。
可是，隻要我們把自己限制在經常的一再重複的經濟行動的巨大輪廓以内，我們就可以把它和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欲望聯系起來，其條件就是：我們要小心承認，這樣定義的動機在強度上是随着時間的推移而有很大變動的；正是社會形成了我們所觀察的特殊欲望；考慮需要，必須聯系到那種當個人在決定他的行動方針時所想到的集團&mdash&mdash家庭或任何其他比家庭小一些或大一些的集團；行動并不能迅速地跟随欲望，而隻是或多或少不完全地同它相适應；個人選擇的領域總是（雖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非常不同的程度）由社會習慣或習俗等等從中加以限制的。
然而這仍然大體上是真實的：在循環流轉的範圍内，每一個人使他自己适應于他的環境，以便盡其所能地最好地滿足給定的需要&mdash&mdash他自己的或别人的需要。
在一切的場合，經濟行動的意義就在于滿足需要，意指如果沒有需要，也就不會有經濟行動。
就循環流轉而言，我們也可以把需要的滿足看成是正常的動機。
後者這樣的人物，并不是我們所說的類型。
從一種意義說，他可以稱得上是最理智的和最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因為，象我們已經看到的，實現新計劃，比隻是經營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需要更多的自覺理性，因為新計劃本身在執行以前尚有待于詳加思考，予以制訂，而經營舊企業則大部分隻是例行事務。
典型的企業家，比起其它類型的人來，是更加以自我為中心的，因為他比起其它類型的人來，不那麼依靠傳統和社會關系；因為他的獨特任務&mdash&mdash從理論上講以及從曆史上講&mdash&mdash恰恰在于打破舊傳統，創造新傳統。
雖然這一點主要是适用于他的經濟行動上，但也可以推廣應用于他的經濟行動的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會上的後果。
在企業家類型的人物興起的時期也産生了功利主義，這自然不隻是一種偶合。
企業家的行為和他的動機是&ldquo理智的&rdquo，除以上所述之外并無其它含義。
他的特有的動機也毫無享樂主義一類的意味。
如果我們把行為的享樂主義動機定義為滿足一個人的需要的願望，我們的确可以讓&ldquo需要&rdquo包括任何種類的沖動，就象我們可以把自我主義或利己主義定義為也包括一切利他主義的價值觀念一樣，這是根據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後者也意味着自我滿足方面的某種東西。
但這會使我們的定義變成同義反複。
如果我們想要使它具有意義，我們就必須把它限制在能用貨物的消費去滿足的那種需要上，限制在我們期望能從它得到的那種滿足上。
于是如果說我們的類型的人是基于滿足他的需要的一種願望而行動，那就不再是真實的了。
因為，除非我們假定我們的類型的個人是為對享樂主義滿足的難于餍足的渴望所驅使，戈森規律的作用在工商業領袖方面就會立即使進一步的努力停止下來。
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典型的企業家隻是當（并且因為）他們的精力已經耗盡、從而感到再也不能勝任時，才退出舞台的。
這似乎并不符合一個經濟人的畫像，他把可能得到的結果同努力的反效用加以對比衡量，在适當時抵達一個均衡點，超過這一點他就不願意再前進了。
在我們的例子中，努力似乎根本沒有什麼份量，能夠被感到是停止前進的理由。
企業家類型的人的活動，顯然是享樂主義地享受常常是用超過一定數量的收入去購買的那些商品的障礙，因為這些商品的&ldquo消費&rdquo是以閑暇為前提條件的。
因此，從享樂主義來看，我們常常觀察到的我們類型的個人行為就是不理智的。
這自然不能證明并不存在享樂主義的動機。
然而它指出了另一種非享樂主義性質的心理學，特别是當我們考慮到對享樂主義的享受無動于衷時，這種淡漠在這一類型的人的突出代表者身上常常是很顯著的，而這也是不難理解的。
首先，存在有一種夢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個私人王國，常常也是（雖然不一定是）一個王朝。
現代世界實際上并不知道有任何這樣的地位，但是工業上或商業上的成功可以達到的地位仍然是現代人可以企及的最接近于中世紀的封建貴族領主的地位。
對于沒有其它機會獲得社會名望的人來說，它的引誘力是特别強烈的。
權力和獨立的感覺，并不由于這兩者主要是一種幻想而有絲毫的損失。
更仔細的分析将會引導到發現在這一類動機中有無窮的變種，從精神上的野心到隻是趨炎附勢。
但是這些并不需要我們去細談。
我們隻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那就是這樣一種動機，雖然與消費者的滿足最為接近，卻沒有和它符合一緻。
其次，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戰鬥的沖動，證明自己比别人優越的沖動，求得成功不是為了成功的果實，而是為了成功本身。
從這方面看，經濟行動變得和體育運動很相似&mdash&mdash有着金錢上的競賽，或拳擊比賽。
金錢上的輸赢是次要的考慮，或者無論如何，隻是作為成功的指标和勝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視，它的炫耀常常最重要的是作為大筆開支的動機，而不是作為對消費者貨物本身的想望。
我們又可以找到無數細微的差别，其中有一些，如社會野心，會漸漸變成第一類的動機。
我們重又面臨一種動機，它同上面所描寫的&ldquo需要的滿足&rdquo有本質的不同，換句話說，即同&ldquo享樂主義的适應&rdquo有本質的不同。
最後，存在有創造的歡樂，把事情辦成的歡樂，或者隻是施展個人的能力和智謀的歡樂。
這類似一個無處不在的動機，但它作為一種獨立的行為因素，在我們的情況中比在任何别處都更為清楚地自己強行表現出來。
我們類型的人尋找困難，為改變而改變，以冒險為樂事。
這一類動機，在三類之中，是最明白不過地反享樂主義的。
隻在第一類動機中，作為企業家活動的結果的私有财産，才是使得這種活動起作用的必要因素。
而在其它兩類中則不是。
金錢上的收益的确是成功的一個非常精确的表現，特别是就相對的成功而言；而從為之奮鬥的人看來，它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那就是它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大都不受他人意見的影響。
這些以及其它伴随&ldquo渴望得到财富的&rdquo社會的機制的特點，使得難于取代它作為工業發展的動力的地位，即使我們摒棄它在創造一筆随時可以用于投資的基金中的重要性。
盡管如此，可是第二類和第三類的企業家動機的确在原則上可以由其它社會安排去照顧，而不包含來自經濟創新的私人利得。
至于還可以提供什麼其它的刺激，怎樣能使它們工作得象&ldquo資本主義的&rdquo刺激一樣好，這些都是超出本書範圍以外的問題。
這些問題被社會改革家過于輕視了，也被财政上的激進主義完全忽視了。
然而它們并不是不能解決的，至少就一定的時間和地點來說，是可以通過仔細地觀察企業家活動的心理學去解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