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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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能迅速地合理地行動，因為他對于他的行為根據确有把握，并受到所有其他人的與這一循環流轉相适應的行為的支持，這些人轉過來又期望他從事合乎習慣的活動，但是，一旦當他面臨一種新的任務時，他就不能單純隻是這樣去作。
雖然在習慣了的渠道中他自己的能力和經驗對于正常的個人來說是夠用的，但當他面臨着創新時，他就需要指導。
雖然他在自己熟悉的循環流轉中是順着潮流遊泳，如果他想要改變這種循環流轉的渠道，他就是在逆着潮流遊泳。
從前的助力現在變成了阻力。
過去熟知的數據，現在變成了未知數。
超出了例行事務的範圍以後，許多人就不能再前進一步，而其餘的人也隻能用高度變動無常的方式去進行。
那種說行為是迅速的和合理的一類假設，在所有的場合都是一種虛構。
但是它會變得足夠接近于現實，如果人們能有時間去被迫懂得客觀事物的邏輯的話。
在這種事情發生的地方，以及在它發生的限度以内，人們可以滿足于這種虛構，并在它上面建立理論。
于是那種認為習慣或慣例或非經濟的思維方式會在不同階級、不同時代或不同文化的個人之間造成無可補救的差别，以及認為例如&ldquo股票交易所經濟學&rdquo對于今天的農民或中世紀的手工匠都是不适用的等等，就都不是實在的了。
反之，相同的理論的圖景在其最廣闊的輪廓上是與屬于完全不同文化的個人相适合的，不問其智慧和經濟理性的程度如何；我們可以确有把握地說，農民出售他的小牛就象股票交易所的經紀人出售他的股票一樣的精明和一樣的照顧自己的利益。
但是，這一看法，隻有在無數的先例在幾十年中，并且在根本之點上在千百年中形成了行動，并且消除了不适應的行為時，才是真實的。
在這個範圍以外，我們的虛構就失去了它的對現實的接近性。
在那裡還緊緊抓住它不放，就象傳統的理論那樣做的，就是掩蓋一種主要的東西，并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個事實比起我們的假設同現實的其它一些偏離來，很不相同，它在理論上是最重要的，它是對沒有它就不會存在的一些現象作出解釋的源泉。
因此，在描述循環流轉時，人們必須把生産手段的組合（生産函數）當作數據，就象自然的可能性那樣，隻容許在邊際上作小小的變動，正如同每一個人通過使自己适應于所處的經濟環境的變化所能完成的，而不大大地偏離熟悉的路線。
因此，同樣，實現新組合也是一個特殊的職能，是這一類型的人的特權，而他們的人數比所有具有實現新組合的&ldquo客觀&rdquo可能性的人數要少得多。
所以，最後，我們認為企業家是一種特殊的類型，他們的行為是一個特殊的問題，是大量重要現象的動力。
因此，我們的立場可以用三對相應的矛盾作為特征來描繪。
第一，用兩個真實過程的對立：一方面有循環流轉或走向均衡的趨勢，另一方面有例行經濟事務渠道中的變化，或從制度内部産生的經濟數據中的自發的變化。
第二，用兩個理論工具的對立：靜态的和動态的。
第三，用兩類行動的對立，根據現實，我們可以将其描繪為兩種類型的人物：單純的經理和企業家。
因此，從理論意義上講的生産的&ldquo最好方法&rdquo，可以設想為&ldquo在已由經驗檢驗的并且已經變得熟悉的各種方法中的最有利的方法&rdquo。
但這并不是在當時&ldquo可能的&rdquo方法中的&ldquo最好的&rdquo方法。
如果人們不作這種區分，這種概念就會變得沒有意義，而正是這些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的解釋意在為之作出貢獻。
現在，讓我們把所讨論的關于行為和類型的特征，作一精确的表述。
日常的哪怕是最小行動，也體現着巨大的心智上的努力。
如果每一個小學生必須通過自己個人的努力，去創造他所知道的東西和他所使用的東西，那他就必須是一個心智上的巨人。
如果每一個人在每一種場合都必須重新創造那些指導他的日常行為的一切規則，那他就必須是一個智慧和意志的巨人。
這不僅對于個人和社會生活中以曆經成千上萬年所産生的原則為依據的那些決定和行動來說是如此，而且對于較短時期的和具有比較特殊性質的産品來說也是如此，這些産品構成了完成職業任務的特殊工具。
但恰恰是這些事情，它的完成根據這一點應當包含至高至上的努力，一般卻根本不要求個人作特别的努力；這些應當是特别困難的事情，實際上卻特别容易；這些應當要求有超人的能力才能做的事情，卻是最沒有才能的人也能做到的，隻要心理健康的話。
特别是，在日常的例行工作中，無須有領導。
自然，仍舊必須為人們規定任務，維持紀律，等等；但這是很容易的，這個職能是任何正常人都能學會去完成的。
在大家所熟知的界限以内，甚至領導别人的職能&mdash&mdash雖然仍然是必要的&mdash&mdash也隻是一種象任何其他的工作一樣的&ldquo工作&rdquo，可以同看管機器的服務相比拟。
所有的人都依照習慣的方式去了解，從而能夠去進行他們的日常任務，通常都由他們自己來完成它們；&ldquo領導人&rdquo有他的例行工作，就象他們有他們的例行工作一樣；而他的領導職能隻是去糾正那些個别脫離常軌的行為。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一切知識和習慣一旦獲得以後，就牢固地植根于我們之中，就象一條鐵路的路堤植根于地面上一樣。
它不要求被繼續不斷地更新和自覺地再度生産，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識的底層中。
它通常通過遺傳，教育，培養和環境壓力，幾乎是沒有摩擦地傳遞下去。
我們所想的、所感覺的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常常完全變成了自動的，而我們的有意識的生活并不感到它的累贅。
可是，這裡牽涉到的在種族和個人中的力量的巨大節約，并沒有大到足以使日常生活成為輕微的負擔，并足以阻止它要求照樣耗盡平均的能力。
但它是大得足以能夠滿足普通的要求。
這對經濟的日常生活是同樣适用的。
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就經濟生活來這樣說，在例行事務的邊界以外，每行一步都有困難，都包含一個新的要素。
正是這個要素，構成了領導這一現象。
這些困難的性質可以集中于以下三點：第一，在這些習慣的渠道之外，個人沒有在渠道以内他常常知道得非常準确的那些供他作決策之用的數據和那些行動規則。
自然，他仍舊必須根據他的經驗來進行預測和估計。
但是，許多事情必然是不能肯定的，還有一些事情隻能在廣大的限度内才能确定，再有一些事情也許就隻能&ldquo猜測&rdquo。
尤其是，個人力圖要去改變的那些數據，以及他想要創造的那些數據，都是如此。
現在，他必須真正在某種程度上做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傳統為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在每個細節上自覺地計劃他的行為。
在這樣做時，比在習慣的行動中，将有更多的自覺的合理性，而習慣的行動是根本不需要反映這種自覺合理性的；但這種計劃必然不僅易于犯程度上更大的錯誤，而且易于犯習慣行動中所發生的以外的他種錯誤。
凡是已經做過的事情，總有着我們曾經看到的和經曆過的一切事情的鮮明的現實性；而新的事情就隻是我們想象中的虛構。
實現一個新計劃，和根據一個習慣的計劃去行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就象建造一條公路和沿着公路行走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一樣。
如果我們記住了不可能去徹底調查計劃中的企業的一切影響和反影響，那麼，這是一件多麼不同的事情就會變得更加明白。
即使如果人們有着無限多的時間和資金，以緻那些影響和反影響可以在理論上加以确定，也必然在實際上處于不可知的狀态中。
就象軍事行動，即使可以得到的全部數據并不在手邊，也必須從一定的戰略位置去采取一樣，在經濟生活中，即使在沒有得出要作的事情的全部細節時，也必須采取行動。
在這裡，每一件事情的成功依靠直覺，也就是以一種盡管在當時不能肯定而以後則證明為正确的方式去觀察事情的能力，以及盡管不能說明這樣做所根據的原則，而卻能掌握主要的事實、抛棄非主要的事實的能力。
徹底的準備工作，以及專門的知識、理解的廣度和邏輯分析的才智，在某種情況下卻可能成為失敗的根源。
可是，我們愈益準确地學會怎樣去理解自然的和社會的世界，我們對事實的控制就愈益完全；事物能進行簡單計算，并且的确是迅速的和可靠的計算的範圍（具有時間和逐漸增加的合理化）越大，這個職能的意義就越是減少。
因此，企業家類型的人物的重要性必然要減少，就象軍事指揮員的重要性已經減少了一樣。
不過，每一類型的人物的根本實質的一部分，則是和這一職能分不開的。
上面說的第一點屬于任務方面，而第二點則屬于工商業者本人的心靈方面。
作一種新的事情，不僅在客觀上比作已經熟悉的和已經由經驗檢定的事情更加困難，而且個人會感到不願意去做它，即使客觀上的困難并不存在，也還是感到不願意。
這在所有的領域，都是如此。
科學史對于下面這一事實是一個巨大的證明，那就是，我們感到極其難于接受一個新的科學觀點或方法。
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習慣的軌道，盡管它已經變得不适合，而更适合的創新本身也并沒有呈現什麼特殊的困難。
固定的思維習慣的性質本身，以及這些習慣的節約能力的作用，是建立在下面這個事實之上的，那就是，這些習慣已經變成了下意識的，它們自動地提供它們的結果，是不怕或不受批評的，甚至是不怕或不在乎個别事實與之發生的矛盾的。
但是恰恰因為這一點，當它已經喪失了自己的用處時，它就變成了一種障礙物。
在經濟世界也是如此。
在想要做某種新事情的人的心中，習慣的力量升騰起來，反對處于萌芽狀态的規劃或設想。
因此，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種意志上的努力，以便在日常領域、範圍和時間内的工作和牽挂中，去為設想和拟訂出新的組合而搏鬥，并設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種真正的可能性，而不隻是一場白日夢。
這種心靈上的自由以超出每天需求的巨大剩餘力量為前提條件的，是一種特殊的并在性質上稀少的東西。
第三點在于社會環境對于想要作一些新事情的人的反響或反作用。
這個反作用可能首先通過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存在的障礙而表現出來。
但抛開這一點不談，一個社會集團的成員的任何偏離常軌的行為都是受到譴責的，盡管在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依社會集團是否習慣于這種行為而定。
即使在衣着和禮貌這些事情上偏離社會習慣的行為，也會引起反對；何況在更嚴重的事情上，自然更是如此。
這種反對在文化的原始階段比其他階段更為強烈，但它決不會完全消失。
甚至隻是對偏離的行為感到震驚，甚至隻是注意到它，也會對個人施加一種壓力。
譴責的表現可以立即帶來引人注目的後果。
它甚至可能造成社會的排斥，最後造成人身上的阻止和直接攻擊。
無論是逐漸的分化會削弱這種反對的這一事實&mdash&mdash特别是由于這種削弱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想要解釋的發展本身，還是社會的反對是在一定的情況下起作用，并對于許多個别人造成一種刺激的這一事實，都不會對于反對的意義在原則上有所改變。
超越或克服這種反對，經常是一種不存在于常規生活進程中的特殊任務，這種任務也要求一種特殊行為。
在經濟事務中，這種抵制首先是在受到創新威脅的各個集團中表現出來，其次是在難于找到必要的合作上表現出來，最後是在難于赢得消費者上表現出來。
即使不管一個難以抑制的發展時期已使我們習慣于創新的出現和實行，上述的這種反對要素在今天仍然在起作用，可是這些要素仍以放在資本主義初期去進行研究為最好。
然而它們在那裡是如此明顯，以緻如果去叙述它們，那按我們的目的來說就是浪費時間。
隻是由于這些原因才有領導&mdash&mdash領導是一種特殊的職能，與隻是等級上的差别有所不同，它将會存在于每一種社會實體中，不論是最小的或是最大的，它的出現一般是同社會實體結合在一起的。
上面提到的事實構成了一種限界，在它以外的大多數人本身并不能迅速起作用，而要求有少數人的幫助。
如果社會生活在一切方面均有如天文世界的相對不變性，或者說如果可變的話，這種可變性還不能受到人類行為的影響，或者最後，如果能受到這種影響的話，這類行為還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同樣從事的，那麼，世界上就将不會有同例行工作相區别的領導這種特殊職能。
隻有在新的可能性表現出來時，領導的特殊問題方才産生，領袖類型的人物方才出現。
這就是為什麼，在諾曼人的征服時代領導的才能表現得如此突出；而在斯拉夫人在普裡皮亞特河流域沼澤地區多少世紀的不變的和相對受到保護的生活中，領導的才能又表現得那麼微弱。
我們的三點，說明了構成領袖類型的職能和舉止或行為的性質。
他的職能并不包含去&ldquo尋找&rdquo或&ldquo創造&rdquo新的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總是在那裡，由所有各種各樣的人們豐富地積累起來。
它們常常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是由科學作家或文
雖然在習慣了的渠道中他自己的能力和經驗對于正常的個人來說是夠用的，但當他面臨着創新時，他就需要指導。
雖然他在自己熟悉的循環流轉中是順着潮流遊泳，如果他想要改變這種循環流轉的渠道，他就是在逆着潮流遊泳。
從前的助力現在變成了阻力。
過去熟知的數據，現在變成了未知數。
超出了例行事務的範圍以後，許多人就不能再前進一步，而其餘的人也隻能用高度變動無常的方式去進行。
那種說行為是迅速的和合理的一類假設，在所有的場合都是一種虛構。
但是它會變得足夠接近于現實，如果人們能有時間去被迫懂得客觀事物的邏輯的話。
在這種事情發生的地方，以及在它發生的限度以内，人們可以滿足于這種虛構，并在它上面建立理論。
于是那種認為習慣或慣例或非經濟的思維方式會在不同階級、不同時代或不同文化的個人之間造成無可補救的差别，以及認為例如&ldquo股票交易所經濟學&rdquo對于今天的農民或中世紀的手工匠都是不适用的等等，就都不是實在的了。
反之，相同的理論的圖景在其最廣闊的輪廓上是與屬于完全不同文化的個人相适合的，不問其智慧和經濟理性的程度如何；我們可以确有把握地說，農民出售他的小牛就象股票交易所的經紀人出售他的股票一樣的精明和一樣的照顧自己的利益。
但是，這一看法，隻有在無數的先例在幾十年中，并且在根本之點上在千百年中形成了行動，并且消除了不适應的行為時，才是真實的。
在這個範圍以外，我們的虛構就失去了它的對現實的接近性。
在那裡還緊緊抓住它不放，就象傳統的理論那樣做的，就是掩蓋一種主要的東西，并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個事實比起我們的假設同現實的其它一些偏離來，很不相同，它在理論上是最重要的，它是對沒有它就不會存在的一些現象作出解釋的源泉。
因此，在描述循環流轉時，人們必須把生産手段的組合（生産函數）當作數據，就象自然的可能性那樣，隻容許在邊際上作小小的變動，正如同每一個人通過使自己适應于所處的經濟環境的變化所能完成的，而不大大地偏離熟悉的路線。
因此，同樣，實現新組合也是一個特殊的職能，是這一類型的人的特權，而他們的人數比所有具有實現新組合的&ldquo客觀&rdquo可能性的人數要少得多。
所以，最後，我們認為企業家是一種特殊的類型，他們的行為是一個特殊的問題，是大量重要現象的動力。
因此，我們的立場可以用三對相應的矛盾作為特征來描繪。
第一，用兩個真實過程的對立：一方面有循環流轉或走向均衡的趨勢，另一方面有例行經濟事務渠道中的變化，或從制度内部産生的經濟數據中的自發的變化。
第二，用兩個理論工具的對立：靜态的和動态的。
第三，用兩類行動的對立，根據現實，我們可以将其描繪為兩種類型的人物：單純的經理和企業家。
因此，從理論意義上講的生産的&ldquo最好方法&rdquo，可以設想為&ldquo在已由經驗檢驗的并且已經變得熟悉的各種方法中的最有利的方法&rdquo。
但這并不是在當時&ldquo可能的&rdquo方法中的&ldquo最好的&rdquo方法。
如果人們不作這種區分，這種概念就會變得沒有意義，而正是這些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的解釋意在為之作出貢獻。
現在，讓我們把所讨論的關于行為和類型的特征，作一精确的表述。
日常的哪怕是最小行動，也體現着巨大的心智上的努力。
如果每一個小學生必須通過自己個人的努力，去創造他所知道的東西和他所使用的東西，那他就必須是一個心智上的巨人。
如果每一個人在每一種場合都必須重新創造那些指導他的日常行為的一切規則，那他就必須是一個智慧和意志的巨人。
這不僅對于個人和社會生活中以曆經成千上萬年所産生的原則為依據的那些決定和行動來說是如此，而且對于較短時期的和具有比較特殊性質的産品來說也是如此，這些産品構成了完成職業任務的特殊工具。
但恰恰是這些事情，它的完成根據這一點應當包含至高至上的努力，一般卻根本不要求個人作特别的努力；這些應當是特别困難的事情，實際上卻特别容易；這些應當要求有超人的能力才能做的事情，卻是最沒有才能的人也能做到的，隻要心理健康的話。
特别是，在日常的例行工作中，無須有領導。
自然，仍舊必須為人們規定任務，維持紀律，等等；但這是很容易的，這個職能是任何正常人都能學會去完成的。
在大家所熟知的界限以内，甚至領導别人的職能&mdash&mdash雖然仍然是必要的&mdash&mdash也隻是一種象任何其他的工作一樣的&ldquo工作&rdquo，可以同看管機器的服務相比拟。
所有的人都依照習慣的方式去了解，從而能夠去進行他們的日常任務，通常都由他們自己來完成它們；&ldquo領導人&rdquo有他的例行工作，就象他們有他們的例行工作一樣；而他的領導職能隻是去糾正那些個别脫離常軌的行為。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一切知識和習慣一旦獲得以後，就牢固地植根于我們之中，就象一條鐵路的路堤植根于地面上一樣。
它不要求被繼續不斷地更新和自覺地再度生産，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識的底層中。
它通常通過遺傳，教育，培養和環境壓力，幾乎是沒有摩擦地傳遞下去。
我們所想的、所感覺的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常常完全變成了自動的，而我們的有意識的生活并不感到它的累贅。
可是，這裡牽涉到的在種族和個人中的力量的巨大節約，并沒有大到足以使日常生活成為輕微的負擔，并足以阻止它要求照樣耗盡平均的能力。
但它是大得足以能夠滿足普通的要求。
這對經濟的日常生活是同樣适用的。
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就經濟生活來這樣說，在例行事務的邊界以外，每行一步都有困難，都包含一個新的要素。
正是這個要素，構成了領導這一現象。
這些困難的性質可以集中于以下三點：第一，在這些習慣的渠道之外，個人沒有在渠道以内他常常知道得非常準确的那些供他作決策之用的數據和那些行動規則。
自然，他仍舊必須根據他的經驗來進行預測和估計。
但是，許多事情必然是不能肯定的，還有一些事情隻能在廣大的限度内才能确定，再有一些事情也許就隻能&ldquo猜測&rdquo。
尤其是，個人力圖要去改變的那些數據，以及他想要創造的那些數據，都是如此。
現在，他必須真正在某種程度上做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傳統為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在每個細節上自覺地計劃他的行為。
在這樣做時，比在習慣的行動中，将有更多的自覺的合理性，而習慣的行動是根本不需要反映這種自覺合理性的；但這種計劃必然不僅易于犯程度上更大的錯誤，而且易于犯習慣行動中所發生的以外的他種錯誤。
凡是已經做過的事情，總有着我們曾經看到的和經曆過的一切事情的鮮明的現實性；而新的事情就隻是我們想象中的虛構。
實現一個新計劃，和根據一個習慣的計劃去行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就象建造一條公路和沿着公路行走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一樣。
如果我們記住了不可能去徹底調查計劃中的企業的一切影響和反影響，那麼，這是一件多麼不同的事情就會變得更加明白。
即使如果人們有着無限多的時間和資金，以緻那些影響和反影響可以在理論上加以确定，也必然在實際上處于不可知的狀态中。
就象軍事行動，即使可以得到的全部數據并不在手邊，也必須從一定的戰略位置去采取一樣，在經濟生活中，即使在沒有得出要作的事情的全部細節時，也必須采取行動。
在這裡，每一件事情的成功依靠直覺，也就是以一種盡管在當時不能肯定而以後則證明為正确的方式去觀察事情的能力，以及盡管不能說明這樣做所根據的原則，而卻能掌握主要的事實、抛棄非主要的事實的能力。
徹底的準備工作，以及專門的知識、理解的廣度和邏輯分析的才智，在某種情況下卻可能成為失敗的根源。
可是，我們愈益準确地學會怎樣去理解自然的和社會的世界，我們對事實的控制就愈益完全；事物能進行簡單計算，并且的确是迅速的和可靠的計算的範圍（具有時間和逐漸增加的合理化）越大，這個職能的意義就越是減少。
因此，企業家類型的人物的重要性必然要減少，就象軍事指揮員的重要性已經減少了一樣。
不過，每一類型的人物的根本實質的一部分，則是和這一職能分不開的。
上面說的第一點屬于任務方面，而第二點則屬于工商業者本人的心靈方面。
作一種新的事情，不僅在客觀上比作已經熟悉的和已經由經驗檢定的事情更加困難，而且個人會感到不願意去做它，即使客觀上的困難并不存在，也還是感到不願意。
這在所有的領域，都是如此。
科學史對于下面這一事實是一個巨大的證明，那就是，我們感到極其難于接受一個新的科學觀點或方法。
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習慣的軌道，盡管它已經變得不适合，而更适合的創新本身也并沒有呈現什麼特殊的困難。
固定的思維習慣的性質本身，以及這些習慣的節約能力的作用，是建立在下面這個事實之上的，那就是，這些習慣已經變成了下意識的，它們自動地提供它們的結果，是不怕或不受批評的，甚至是不怕或不在乎個别事實與之發生的矛盾的。
但是恰恰因為這一點，當它已經喪失了自己的用處時，它就變成了一種障礙物。
在經濟世界也是如此。
在想要做某種新事情的人的心中，習慣的力量升騰起來，反對處于萌芽狀态的規劃或設想。
因此，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種意志上的努力，以便在日常領域、範圍和時間内的工作和牽挂中，去為設想和拟訂出新的組合而搏鬥，并設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種真正的可能性，而不隻是一場白日夢。
這種心靈上的自由以超出每天需求的巨大剩餘力量為前提條件的，是一種特殊的并在性質上稀少的東西。
第三點在于社會環境對于想要作一些新事情的人的反響或反作用。
這個反作用可能首先通過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存在的障礙而表現出來。
但抛開這一點不談，一個社會集團的成員的任何偏離常軌的行為都是受到譴責的，盡管在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依社會集團是否習慣于這種行為而定。
即使在衣着和禮貌這些事情上偏離社會習慣的行為，也會引起反對；何況在更嚴重的事情上，自然更是如此。
這種反對在文化的原始階段比其他階段更為強烈，但它決不會完全消失。
甚至隻是對偏離的行為感到震驚，甚至隻是注意到它，也會對個人施加一種壓力。
譴責的表現可以立即帶來引人注目的後果。
它甚至可能造成社會的排斥，最後造成人身上的阻止和直接攻擊。
無論是逐漸的分化會削弱這種反對的這一事實&mdash&mdash特别是由于這種削弱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想要解釋的發展本身，還是社會的反對是在一定的情況下起作用，并對于許多個别人造成一種刺激的這一事實，都不會對于反對的意義在原則上有所改變。
超越或克服這種反對，經常是一種不存在于常規生活進程中的特殊任務，這種任務也要求一種特殊行為。
在經濟事務中，這種抵制首先是在受到創新威脅的各個集團中表現出來，其次是在難于找到必要的合作上表現出來，最後是在難于赢得消費者上表現出來。
即使不管一個難以抑制的發展時期已使我們習慣于創新的出現和實行，上述的這種反對要素在今天仍然在起作用，可是這些要素仍以放在資本主義初期去進行研究為最好。
然而它們在那裡是如此明顯，以緻如果去叙述它們，那按我們的目的來說就是浪費時間。
隻是由于這些原因才有領導&mdash&mdash領導是一種特殊的職能，與隻是等級上的差别有所不同，它将會存在于每一種社會實體中，不論是最小的或是最大的，它的出現一般是同社會實體結合在一起的。
上面提到的事實構成了一種限界，在它以外的大多數人本身并不能迅速起作用，而要求有少數人的幫助。
如果社會生活在一切方面均有如天文世界的相對不變性，或者說如果可變的話，這種可變性還不能受到人類行為的影響，或者最後，如果能受到這種影響的話，這類行為還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同樣從事的，那麼，世界上就将不會有同例行工作相區别的領導這種特殊職能。
隻有在新的可能性表現出來時，領導的特殊問題方才産生，領袖類型的人物方才出現。
這就是為什麼，在諾曼人的征服時代領導的才能表現得如此突出；而在斯拉夫人在普裡皮亞特河流域沼澤地區多少世紀的不變的和相對受到保護的生活中，領導的才能又表現得那麼微弱。
我們的三點，說明了構成領袖類型的職能和舉止或行為的性質。
他的職能并不包含去&ldquo尋找&rdquo或&ldquo創造&rdquo新的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總是在那裡，由所有各種各樣的人們豐富地積累起來。
它們常常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是由科學作家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