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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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新的東西，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或甚至完全不是他所習慣使用的東西。
因此，盡管可以容許甚至有必要把消費者的需要看作是循環流轉理論中的一種獨立的和确實是基本的力量，但是一當我們分析變化時，我們就必須立即采取不同的态度。
生産意味着把我們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參閱前面第一章）。
生産其它的東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産相同的東西，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把這些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
隻要是當&ldquo新組合&rdquo最終可能通過小步驟的不斷調整從舊組合中産生的時候，那就肯定有變化，可能也有增長，但是卻既不産生新現象，也不産生我們所意味的發展。
當情況不是如此，而新組合是間斷地出現的時候，那麼具有發展特點的現象就出現了。
以後為了便于說明，當我們談到生産手段的新組合時，我們指的隻是後一種情況。
因此，我們所說的發展，可以定義為執行新的組合。
這個概念包括下列五種情況：（１）采用一種新的産品&mdash&mdash也就是消費者還不熟悉的産品&mdash&mdash或一種産品的一種新的特性。
（２）采用一種新的生産方法，也就是在有關的制造部門中尚未通過經驗檢定的方法，這種新的方法決不需要建立在科學上新的發現的基礎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業上處理一種産品的新的方式之中。
（３）開辟一個新的市場，也就是有關國家的某一制造部門以前不曾進入的市場，不管這個市場以前是否存在過。
（４）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也不問這種來源是已經存在的，還是第一次創造出來的。
（５）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例如通過&ldquo托拉斯化&rdquo），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
現在有兩件事情，對于伴随實現這種新組合而來的現象，以及對于理解它所涉及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
第一，新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被新過程所代替的生産或商業過程的同一批人去執行，雖然這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
相反，新組合通常可以說是體現在新的商号中，它們不是從舊商号裡産生的，而是在舊商号旁邊和它一起開始進行生産的。
這裡，還是用我們已經選用過的例子來說明，那就是，一般說來，并不是驿路馬車的所有主去建造鐵路。
這個事實，不僅使我們想要描述的過程所具有的特點即間斷性得到特别的說明，而且可以說是在上面提到的那種間斷性之外，創造了另一種間斷性，但它也說明了事态進程的重要特點。
特别是在競争性的經濟裡，新組合意味着對舊組合通過競争而加以消滅，它一方面說明了個人和家庭在經濟上和社會上上升和下降的過程（這是這種組織形式所特有的），同時也說明了一整個系列有關經濟周期、私人财産形成的機制等等其它的現象。
在非交換經濟中，例如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新組合也常常在舊組合的旁邊出現。
但是這一事實的經濟後果将會在某種程度上消失，而其社會後果則将會完全消失。
如果競争性的經濟被巨大的聯合組織的增長所打破，象今天在所有國家日益增多的情況那樣，那麼這在現實生活中必然會變得越來越真實，而新組合的實現必然會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變成同一經濟實體的内部事情。
這樣造成的差别，已經大到足以成為資本主義的社會曆史中兩個時代的分水嶺。
第二，我們必須注意的，而又隻同這一要素有部分關系的是，每當我們牽涉到根本原則時，我們決不應假定，新組合的實現是通過使用閑置的生産手段來進行的。
在實際生活中，情況常常是這樣。
社會上總是存在有失業的工人，沒有售出的原料，沒有利用的生産能力，如此等等。
這對于新組合的出現，肯定是一個有所幫助的環境，一個有利的條件，甚至是一種刺激；但是大量的失業卻隻是非經濟事件&mdash&mdash例如世界大戰&mdash&mdash的後果，或者恰好是我們正在研究的發展的後果。
無論在這兩種場合的那一種場合裡，它的存在都不能在我們的解釋中發揮根本的作用，并且它在我們由以開始的極度平衡的循環流轉中是不可能發生的。
正常的年度增加也不能應付這種情況，首先因為這種增加會很小，其次還因為它通常會被循環流轉内部相應的生産擴大所吸收；如果我們承認這種增加，我們就必須把生産的相應擴大設想為已經調整到了這種增長速度的。
一般說來，新組合必須從某些舊組合獲得必要的生産手段&mdash&mdash由于我們已經提到的理由，我們将假定，新組合總是這樣作的，以便使我們所認為的主要輪廓線更加形象突出。
因此，新組合的實現隻是意味着對經濟體系中現有生産手段的供應作不同的使用&mdash&mdash這可能為我們所說的發展提供第二個定義。
資本形成的傳統理論中所包含的關于發展的純粹經濟理論的初步要點，總是隻提到儲蓄以及由于儲蓄而産生的投資的小量年度增加額。
在這一點上它所主張的沒有什麼錯誤，但是它完全忽視了更為主要的東西。
全國關于生産資料和儲蓄的緩慢的和在時間上不斷增長的供應，對于解釋多少世紀以來的經濟史的進程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它的重要性完全為這一事實所遮掩而顯得遜色，那就是，發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現有的資源，利用這些資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問這些資源的增加與否。
而且，在研究較短時期的問題時，這甚至從一種更加看得見的效果來講也是真實的。
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儲蓄和可用勞動數量的增加，在過去50年中已經改變了經濟世界的面貌。
特别是人口的增加，還有儲蓄由以産生的來源的增加，這首先是通過對當時存在的生産手段的不同使用，才得以大部分成為可能的。
我們論證中的第二步也是不言而喻的；支配生産手段對于執行新組合是必要的。
對于在循環流轉中進行活動的已經建立起來的廠商，購入生産手段是一個獨特的問題。
因為它們已經購入了這種生産資料，或者能用以前生産的收入去經常購入它們，象我們在第一章所說明的。
這裡在進款與支付之間沒有根本的缺口，恰恰相反，二者必然彼此适應，就象兩者與提供的生産手段以及與需求的産品相适應一樣。
這種機制一旦開動起來，它就會自動地運轉。
更有進者，這個問題并不存在于非交換經濟中，盡管在這種經濟中也執行了新的組合；因為領導機關，例如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部，有權将社會的生産資源引向新的用途，完全象它能将這些資源引向以前的用途那樣。
在某種情況下，新用途可能使社會成員要擔負暫時的犧牲，感到匮乏，或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它可能要求以解決某些困難問題為先決條件，例如解決從哪一個舊的組合能将必要的生産手段抽出來的問題；但是卻不會發生購入那種并非已經在經濟部掌握之下的生産手段的問題。
最後，就實現新的組合而言，這個問題也不存在于競争性經濟中，如果實現的人有着必要的生産手段，或者能通過利用已有的其它生産手段，或他們可能擁有的其它财産，去交換他們現在需要的這種必要的生産手段的話。
這并不是擁有财産本身的特權，而隻是擁有可支配的财産的特權，那就是可以直接用來實現新組合的财産，或者可以用來交換必要的貨物和服務的财産。
在相反的場合&mdash&mdash而這是一般的常規，因為根本上它是令人感興趣的場合&mdash&mdash财富的所有主，即使它是最大的組合，也必須求助于信用，如果他想要實現一個新組合的話，而這個新組合不象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能夠用以前生産所得的收益去提供資金。
提供這種信用顯然是我們稱為&ldquo資本家&rdquo的那一類人的職能。
很顯然，這是資本主義型的社會用來迫使經濟體系進入新渠道，使它的生産手段去為新目的服務的獨特的方法&mdash&mdash重要得足以成為這種社會的特色&mdash&mdash這同非交換經濟的那種隻由領導機構行使權力去發布命令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從我看來，對于上面的說法無論如何是不能提出懷疑的。
強調信用的重要性，在每一本教科書中都可以找到。
即使最保守的正統理論家，也不大能夠否認：沒有信用，現代工業的結構就不可能創立；信用使得個人能夠在某種程度上不依靠繼承的财産而獨立行事；經濟生活中的才智之士能夠&ldquo跨上負債而取得成功&rdquo。
同時也無法指責：這裡在信用和實現創新之間建立了聯系；對這種聯系以後我們将詳加闡述。
因為，不論是從推理來說，還是從曆史事實的證明來說，這一點都是清楚的，那就是，信用對于新的組合是首要的，同時它正是從新的組合奪路進入循環流轉的，一方面因為信用對于現在所謂的舊廠商的最初建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因為信用機制一旦建立之後也就會由于明顯的理由而占領舊的組合。
第一，從推理上講：我們在第一章看到，在通常的循環流轉中，在習慣的渠道内，借入并不是生産上的一個必要的要素，不是一個沒有它我們就不能理解循環流轉的主要現象的要素。
從另一方面看，在實現新組合時，&ldquo供應資金&rdquo作為一種特别的行為是根本上必要的，這在實踐上也和在理論上一樣，都是如此。
第二，從曆史上講：為工業的目的而貸出或借入的人，并沒有很早在曆史上出現。
前資本主義的貸款人，隻是為工商業以外的用途提供貨币。
我們全都記得這種類型的工業家：他們感到借錢就會失去社會上的地位，因此他們回避銀行和彙票。
資本主義信用制度在所有各國都是從為新的組合提供資金而産生并從而繁榮起來的，盡管在每一個國家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德國的合股銀行業尤其具有這種特色）。
最後，第三，當我們談到以&ldquo貨币或貨币代用品&rdquo的形式接受信用時，也不可能會遇到什麼絆腳石。
我們肯定不會說，人們能用輔币、鈔票或銀行存款來生産，并且從不否認人們需要的東西是勞動的服務、原材料和工具。
我們現在談的隻是獲得這些東西的一種方法。
然而在這裡有一點，正象我們已經暗示過的，我們的理論同傳統的觀點發生了分歧。
傳統的理論在生産手段的存在上看到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生産手段對于新的或任何的生産過程都是必要的，因此，這種積累就變成了一種特殊的職能或服務。
我們則根本上不承認有這個問題；從我們看來，它隻是由于錯誤的分析而産生出來的。
它在循環流轉中不存在，因為後者的流動是以一定數量的生産手段為前提的。
但是它對于實現新的組合來說。
也不存在，因為後者需要的生産手段是從循環流轉中抽出的，不論它們是已經在那裡以所需要的形式存在着，還是首先必須利用在那裡存在的其它生産手段去生産出來。
對我們來說，存在的倒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把生産手段（已在一些地方被使用着）從循環流轉中抽出來，并将其分配給新的組合的問題。
這是通過信用來完成的；利用這個方法，想要實現新組合的人們可以在市場上對所需要的生産手段，比在循環流轉中的生産者，出更高的價錢。
雖然這一過程的意義和目的是在于貨物從舊的用途轉向新的用途，但是如果我們完全用貨物去描寫它，那就不免要忽視某種主要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則發生在貨币和信用領域，依靠它們才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形式&mdash&mdash與其它類型相對照&mdash&mdash中的重要現象。
最後，也是沿着這個方向第三步：需要用來購買新組合所必要的生産手段的錢從哪裡來，如果有關的人恰好手中沒有的話？傳統的回答很簡單：從按年增長的社會儲蓄再加上可能按年變為能夠自由處置的那部分資源。
第一種數量在大戰以前确實是足夠重要的（在歐洲和北美的私人收入總額中或許可以估計為五分之一），連同後一數量（它的數字很難從統計上得到），并不能立即從數量上拆穿這一回答的虛僞性。
同時，有關實現新組合的全部工商業務範圍的代表數字現在也不能得到。
但是，我們甚至可以不從總的&ldquo儲蓄&rdquo開始。
因為它的數量大小隻能用以前發展的結果來說明。
其中的大部分并不是來自嚴格說的節省，也就是，不是來自節制着個人經常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而是由這樣的基金所組成的，那就是，它本身是成功的創新的結果，在那裡我們以後将看到企業家的利潤。
在循環流轉中，一方面沒有這種可以從而進行儲蓄的豐富的泉源，另一方面主要是缺少對儲蓄的刺激。
它所有的唯一巨大的收入，是壟斷收益和大地主的地租；而為災禍和老年作準備，或許還有一些不合理的動機，那恐怕就是唯一的刺激了。
最重要的刺激，即參與發展的盈利機會，是不會存在的。
因此，在這樣一種經濟體系中，不可能有自由購買力的巨大蓄水池，想要形成新組合的人可以從中取用&mdash&mdash而他自己的儲蓄則隻能在特殊的場合才足以敷用。
所有的貨币都将會流通，都将會固定在确定的已經建立起來的渠道之中。
盡管對我們的問題的傳
因此，盡管可以容許甚至有必要把消費者的需要看作是循環流轉理論中的一種獨立的和确實是基本的力量，但是一當我們分析變化時，我們就必須立即采取不同的态度。
生産意味着把我們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參閱前面第一章）。
生産其它的東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産相同的東西，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把這些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
隻要是當&ldquo新組合&rdquo最終可能通過小步驟的不斷調整從舊組合中産生的時候，那就肯定有變化，可能也有增長，但是卻既不産生新現象，也不産生我們所意味的發展。
當情況不是如此，而新組合是間斷地出現的時候，那麼具有發展特點的現象就出現了。
以後為了便于說明，當我們談到生産手段的新組合時，我們指的隻是後一種情況。
因此，我們所說的發展，可以定義為執行新的組合。
這個概念包括下列五種情況：（１）采用一種新的産品&mdash&mdash也就是消費者還不熟悉的産品&mdash&mdash或一種産品的一種新的特性。
（２）采用一種新的生産方法，也就是在有關的制造部門中尚未通過經驗檢定的方法，這種新的方法決不需要建立在科學上新的發現的基礎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業上處理一種産品的新的方式之中。
（３）開辟一個新的市場，也就是有關國家的某一制造部門以前不曾進入的市場，不管這個市場以前是否存在過。
（４）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也不問這種來源是已經存在的，還是第一次創造出來的。
（５）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例如通過&ldquo托拉斯化&rdquo），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
現在有兩件事情，對于伴随實現這種新組合而來的現象，以及對于理解它所涉及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
第一，新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被新過程所代替的生産或商業過程的同一批人去執行，雖然這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
相反，新組合通常可以說是體現在新的商号中，它們不是從舊商号裡産生的，而是在舊商号旁邊和它一起開始進行生産的。
這裡，還是用我們已經選用過的例子來說明，那就是，一般說來，并不是驿路馬車的所有主去建造鐵路。
這個事實，不僅使我們想要描述的過程所具有的特點即間斷性得到特别的說明，而且可以說是在上面提到的那種間斷性之外，創造了另一種間斷性，但它也說明了事态進程的重要特點。
特别是在競争性的經濟裡，新組合意味着對舊組合通過競争而加以消滅，它一方面說明了個人和家庭在經濟上和社會上上升和下降的過程（這是這種組織形式所特有的），同時也說明了一整個系列有關經濟周期、私人财産形成的機制等等其它的現象。
在非交換經濟中，例如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新組合也常常在舊組合的旁邊出現。
但是這一事實的經濟後果将會在某種程度上消失，而其社會後果則将會完全消失。
如果競争性的經濟被巨大的聯合組織的增長所打破，象今天在所有國家日益增多的情況那樣，那麼這在現實生活中必然會變得越來越真實，而新組合的實現必然會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變成同一經濟實體的内部事情。
這樣造成的差别，已經大到足以成為資本主義的社會曆史中兩個時代的分水嶺。
第二，我們必須注意的，而又隻同這一要素有部分關系的是，每當我們牽涉到根本原則時，我們決不應假定，新組合的實現是通過使用閑置的生産手段來進行的。
在實際生活中，情況常常是這樣。
社會上總是存在有失業的工人，沒有售出的原料，沒有利用的生産能力，如此等等。
這對于新組合的出現，肯定是一個有所幫助的環境，一個有利的條件，甚至是一種刺激；但是大量的失業卻隻是非經濟事件&mdash&mdash例如世界大戰&mdash&mdash的後果，或者恰好是我們正在研究的發展的後果。
無論在這兩種場合的那一種場合裡，它的存在都不能在我們的解釋中發揮根本的作用，并且它在我們由以開始的極度平衡的循環流轉中是不可能發生的。
正常的年度增加也不能應付這種情況，首先因為這種增加會很小，其次還因為它通常會被循環流轉内部相應的生産擴大所吸收；如果我們承認這種增加，我們就必須把生産的相應擴大設想為已經調整到了這種增長速度的。
一般說來，新組合必須從某些舊組合獲得必要的生産手段&mdash&mdash由于我們已經提到的理由，我們将假定，新組合總是這樣作的，以便使我們所認為的主要輪廓線更加形象突出。
因此，新組合的實現隻是意味着對經濟體系中現有生産手段的供應作不同的使用&mdash&mdash這可能為我們所說的發展提供第二個定義。
資本形成的傳統理論中所包含的關于發展的純粹經濟理論的初步要點，總是隻提到儲蓄以及由于儲蓄而産生的投資的小量年度增加額。
在這一點上它所主張的沒有什麼錯誤，但是它完全忽視了更為主要的東西。
全國關于生産資料和儲蓄的緩慢的和在時間上不斷增長的供應，對于解釋多少世紀以來的經濟史的進程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它的重要性完全為這一事實所遮掩而顯得遜色，那就是，發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現有的資源，利用這些資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問這些資源的增加與否。
而且，在研究較短時期的問題時，這甚至從一種更加看得見的效果來講也是真實的。
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儲蓄和可用勞動數量的增加，在過去50年中已經改變了經濟世界的面貌。
特别是人口的增加，還有儲蓄由以産生的來源的增加，這首先是通過對當時存在的生産手段的不同使用，才得以大部分成為可能的。
我們論證中的第二步也是不言而喻的；支配生産手段對于執行新組合是必要的。
對于在循環流轉中進行活動的已經建立起來的廠商，購入生産手段是一個獨特的問題。
因為它們已經購入了這種生産資料，或者能用以前生産的收入去經常購入它們，象我們在第一章所說明的。
這裡在進款與支付之間沒有根本的缺口，恰恰相反，二者必然彼此适應，就象兩者與提供的生産手段以及與需求的産品相适應一樣。
這種機制一旦開動起來，它就會自動地運轉。
更有進者，這個問題并不存在于非交換經濟中，盡管在這種經濟中也執行了新的組合；因為領導機關，例如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部，有權将社會的生産資源引向新的用途，完全象它能将這些資源引向以前的用途那樣。
在某種情況下，新用途可能使社會成員要擔負暫時的犧牲，感到匮乏，或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它可能要求以解決某些困難問題為先決條件，例如解決從哪一個舊的組合能将必要的生産手段抽出來的問題；但是卻不會發生購入那種并非已經在經濟部掌握之下的生産手段的問題。
最後，就實現新的組合而言，這個問題也不存在于競争性經濟中，如果實現的人有着必要的生産手段，或者能通過利用已有的其它生産手段，或他們可能擁有的其它财産，去交換他們現在需要的這種必要的生産手段的話。
這并不是擁有财産本身的特權，而隻是擁有可支配的财産的特權，那就是可以直接用來實現新組合的财産，或者可以用來交換必要的貨物和服務的财産。
在相反的場合&mdash&mdash而這是一般的常規，因為根本上它是令人感興趣的場合&mdash&mdash财富的所有主，即使它是最大的組合，也必須求助于信用，如果他想要實現一個新組合的話，而這個新組合不象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能夠用以前生産所得的收益去提供資金。
提供這種信用顯然是我們稱為&ldquo資本家&rdquo的那一類人的職能。
很顯然，這是資本主義型的社會用來迫使經濟體系進入新渠道，使它的生産手段去為新目的服務的獨特的方法&mdash&mdash重要得足以成為這種社會的特色&mdash&mdash這同非交換經濟的那種隻由領導機構行使權力去發布命令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從我看來，對于上面的說法無論如何是不能提出懷疑的。
強調信用的重要性，在每一本教科書中都可以找到。
即使最保守的正統理論家，也不大能夠否認：沒有信用，現代工業的結構就不可能創立；信用使得個人能夠在某種程度上不依靠繼承的财産而獨立行事；經濟生活中的才智之士能夠&ldquo跨上負債而取得成功&rdquo。
同時也無法指責：這裡在信用和實現創新之間建立了聯系；對這種聯系以後我們将詳加闡述。
因為，不論是從推理來說，還是從曆史事實的證明來說，這一點都是清楚的，那就是，信用對于新的組合是首要的，同時它正是從新的組合奪路進入循環流轉的，一方面因為信用對于現在所謂的舊廠商的最初建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因為信用機制一旦建立之後也就會由于明顯的理由而占領舊的組合。
第一，從推理上講：我們在第一章看到，在通常的循環流轉中，在習慣的渠道内，借入并不是生産上的一個必要的要素，不是一個沒有它我們就不能理解循環流轉的主要現象的要素。
從另一方面看，在實現新組合時，&ldquo供應資金&rdquo作為一種特别的行為是根本上必要的，這在實踐上也和在理論上一樣，都是如此。
第二，從曆史上講：為工業的目的而貸出或借入的人，并沒有很早在曆史上出現。
前資本主義的貸款人，隻是為工商業以外的用途提供貨币。
我們全都記得這種類型的工業家：他們感到借錢就會失去社會上的地位，因此他們回避銀行和彙票。
資本主義信用制度在所有各國都是從為新的組合提供資金而産生并從而繁榮起來的，盡管在每一個國家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德國的合股銀行業尤其具有這種特色）。
最後，第三，當我們談到以&ldquo貨币或貨币代用品&rdquo的形式接受信用時，也不可能會遇到什麼絆腳石。
我們肯定不會說，人們能用輔币、鈔票或銀行存款來生産，并且從不否認人們需要的東西是勞動的服務、原材料和工具。
我們現在談的隻是獲得這些東西的一種方法。
然而在這裡有一點，正象我們已經暗示過的，我們的理論同傳統的觀點發生了分歧。
傳統的理論在生産手段的存在上看到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生産手段對于新的或任何的生産過程都是必要的，因此，這種積累就變成了一種特殊的職能或服務。
我們則根本上不承認有這個問題；從我們看來，它隻是由于錯誤的分析而産生出來的。
它在循環流轉中不存在，因為後者的流動是以一定數量的生産手段為前提的。
但是它對于實現新的組合來說。
也不存在，因為後者需要的生産手段是從循環流轉中抽出的，不論它們是已經在那裡以所需要的形式存在着，還是首先必須利用在那裡存在的其它生産手段去生産出來。
對我們來說，存在的倒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把生産手段（已在一些地方被使用着）從循環流轉中抽出來，并将其分配給新的組合的問題。
這是通過信用來完成的；利用這個方法，想要實現新組合的人們可以在市場上對所需要的生産手段，比在循環流轉中的生産者，出更高的價錢。
雖然這一過程的意義和目的是在于貨物從舊的用途轉向新的用途，但是如果我們完全用貨物去描寫它，那就不免要忽視某種主要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則發生在貨币和信用領域，依靠它們才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形式&mdash&mdash與其它類型相對照&mdash&mdash中的重要現象。
最後，也是沿着這個方向第三步：需要用來購買新組合所必要的生産手段的錢從哪裡來，如果有關的人恰好手中沒有的話？傳統的回答很簡單：從按年增長的社會儲蓄再加上可能按年變為能夠自由處置的那部分資源。
第一種數量在大戰以前确實是足夠重要的（在歐洲和北美的私人收入總額中或許可以估計為五分之一），連同後一數量（它的數字很難從統計上得到），并不能立即從數量上拆穿這一回答的虛僞性。
同時，有關實現新組合的全部工商業務範圍的代表數字現在也不能得到。
但是，我們甚至可以不從總的&ldquo儲蓄&rdquo開始。
因為它的數量大小隻能用以前發展的結果來說明。
其中的大部分并不是來自嚴格說的節省，也就是，不是來自節制着個人經常收入用于消費的部分，而是由這樣的基金所組成的，那就是，它本身是成功的創新的結果，在那裡我們以後将看到企業家的利潤。
在循環流轉中，一方面沒有這種可以從而進行儲蓄的豐富的泉源，另一方面主要是缺少對儲蓄的刺激。
它所有的唯一巨大的收入，是壟斷收益和大地主的地租；而為災禍和老年作準備，或許還有一些不合理的動機，那恐怕就是唯一的刺激了。
最重要的刺激，即參與發展的盈利機會，是不會存在的。
因此，在這樣一種經濟體系中，不可能有自由購買力的巨大蓄水池，想要形成新組合的人可以從中取用&mdash&mdash而他自己的儲蓄則隻能在特殊的場合才足以敷用。
所有的貨币都将會流通，都将會固定在确定的已經建立起來的渠道之中。
盡管對我們的問題的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