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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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社會過程&mdash&mdash它理性地說明我們生活和思想&mdash&mdash已經引導我們離開對社會發展作先驗的處理，并教導我們看出了對之作經驗處理的可能性；但是它完成自己的任務是很不完善的，所以我們必須小心地對待這個現象本身，尤其是我們用來理解它的概念，特别是用來表示這種概念的文字，文字的各種聯系會導緻我們走入歧途，朝着各種毫不足取的方向。
與先驗的先入之見（更确切地說，是從先驗的根子中産生出來并已經變成了先入之見的思想，如果我們忽視不可逾越的鴻溝，使之去做經驗科學的工作的話&mdash&mdash盡管它本身不是這樣一種先驗的先入之見）密切相聯的，是對曆史的&ldquo意義&rdquo的各種探索。
認為一個國家，一種文化，甚至整個人類，一定會表現出一種一緻的、直線式的發展的假設也是如此；甚至象羅雪爾這種具有務實精神的人也作出這種假設，無數的哲學家和曆史理論家，從維科到蘭普雷希特一長串才華橫溢的人物，過去認為而且現在還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以達爾文為中心的所有各種進化思想（至少如果這隻不過是意味着類比的推理），還有把動機和意志行為看成不隻是社會過程的反映的那種心理學上的偏見，也都屬于這一類。
但是，進化思想現在之所以在我們的學科中受到懷疑，特别是對曆史學家和人類文化學家來說，也還有另一個原因。
除了對現在環繞着&ldquo進化&rdquo思想的不科學的和超科學的神秘主義的譴責以外，又加上了對淺薄涉獵的譴責。
對于&ldquo進化&rdquo一詞在其中起作用的一切倉卒作出的一般性判斷，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失去了耐性。
我們必須離開這些東西。
然後留下來的還有兩個事實：一是曆史變化的事實，由于曆史變化，社會條件在曆史時代中成為曆史的&ldquo個體&rdquo。
這些變化既不構成循環過程，也不構成沿着一個中心擺動的運動。
社會發展的概念，是由這兩種情況連同其他的事實來限定的：每當我們不能從以前的事态來充分說明一個給定的曆史事态時，我們的确認識到有一個沒有解決的然而又不是不可解決的問題的存在。
這一點首先對于個體的例子是适用的。
例如，我們理解1919年德國的國内政治史是前一次戰争的影響之一。
可是，它對于更加一般的問題也是适用的。
經濟發展至今隻不過是經濟史的對象，而經濟史又隻是通史的一部分，隻是為了說明而把它從其餘的部分分離出來的。
由于事情的經濟方面對于每一種其他的事情的這種根本依存性，所以不能單用以前的經濟的情況去解釋經濟的變化。
因為一國人民的經濟狀态并不單是從以前的經濟情況中産生的，而隻是從以前的全部形勢中産生出來的。
由此而引起的在解釋上和分析上的困難，由于構成曆史的經濟解釋的基礎的那些事實，而變得大為減少了&mdash&mdash在實際上是如此，如果在原則上不是如此的話；要是不必對這種觀點表示贊成或反對，我們就可以說，經濟世界是比較獨立的，因為它在一國人民的生活中占據如此重大的地位，并形成或決定其餘生活的一大部分；因此，寫一部經濟史這件事本身顯然不同于寫一部&mdash&mdash譬如說&mdash&mdash軍事史。
在這一點上，還得加上另一個事實，它促進了對社會過程任何一個部門的分别的描述。
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部分，都好象是由一組具有不同特性的人們居住的。
各種不同的要素成分一般并不直接影響任何這樣一個部門的社會過程，就象一顆炸彈的爆炸隻會&ldquo影響&rdquo那些碰巧當它在其中爆炸的房間裡的一切東西那樣，而隻是通過這個部門的數據和它的居民的行為去施加影響；即使一個事件的發生象我們拿炸彈爆炸的比喻所表明的那樣，它的影響也隻在主要有關的人們所穿着的那種外衣内發生。
因此，就象關于基督教反改革運動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繪畫的影響的描述總歸是藝術史一樣，關于經濟過程的描述也總歸是經濟史，即使在那裡，真正的原因大部分是非經濟的。
經濟部門又是可以用種類無窮的觀點和處理方法去研究的，比如人們可以根據這些觀點和處理方法的範圍的廣度去胪列&mdash&mdash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根據它們所包含的理論的普遍程度去胪列。
從對13世紀尼德阿爾泰寺院經濟生活的性質的說明，到桑巴特對西歐經濟生活的發展的說明，貫串着一條繼續不斷的，邏輯上一緻的長線。
象桑巴特的這種說明就是理論，并且的确是我們此刻所說的那種經濟發展理論。
但它不是本書第一章的内容所意味着的那種經濟理論，後者是自從李嘉圖的時代以來人們所理解的那種&ldquo經濟理論&rdquo。
誠然，後述意義的經濟理論在象桑巴特的那種理論中也起作用，但它完全是一種次要的作用：就是說，凡是曆史事實的聯系非常複雜以緻必須引用超出一般人的分析能力的解釋方法的地方，思想路線就采取那種分析工具所提供的形式。
可是，凡是在問題隻是使發展或發展的曆史結果成為可以理解的，隻是找出能說明一種形勢或決定一個問題的要素時，傳統意義的經濟理論就幾乎不能作出什麼貢獻了。
我們在這裡不讨論這種意義上的發展理論。
我們既不指出曆史進化的因素&mdash&mdash不論是個别的事件，比如十六世紀美國的黃金生産在歐洲的出現，還是&ldquo更一般的&rdquo情況，比如在經濟人的心理狀态中，在文明世界的領域中，在社會組織中，在政治群星中，在生産技術中等等方面發生的變化；也不描述它們在個别的例案中或在各組的例案中的影響。
恰好相反，在第一章已将性質對讀者作過充分說明的經濟理論，隻不過是為了它自身的目的而要加以改進，即通過在它上面進行創建。
如果這樣做也是想要使這種理論能比過去更好地完成它對别種發展理論的服務，那麼事實依然是，兩種方法是處于不同的水平之上的。
我們的問題可如下述。
第一章的理論從&ldquo循環流轉&rdquo的觀點描述經濟生活，這種生活年複一年地基本上同樣地在渠道中流動着&mdash&mdash就象血液在生物有機體中循環一樣。
現在，這種循環流轉及其渠道确實及時改變了，在這裡我們放棄了與血液循環相似的類比。
因為，雖然後者也在有機體的成長和衰亡過程中發生變化，然而它隻是繼續不斷地這樣做的，也就是說，通過人們所能選擇的、比任何可以分配的數量都要小的步子，但不管怎麼小，它總是處在同一結構之内。
經濟生活也經曆這樣的變化，但它還經曆其它的變化，這些變化則不是繼續不斷地出現的，而且它們還會改變這種結構，即傳統的過程本身。
它們不能通過對循環流轉的任何分析去理解，雖然它們是純粹經濟的，雖然對它們的解釋顯然是屬于純粹理論的任務。
現在這類變化，以及随之而發生的現象，就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但是我們并不去問：是哪一些這樣的變化實際上使得現代經濟制度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也不去問：這種變化的條件是什麼？我們隻問，的确象理論經常要問的那樣：這種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它們又将會引起什麼經濟現象？ 同一件事情，可以作稍為不同的說明。
第一章的理論是從經濟體系走向一個均衡位置的趨勢這種觀點去描述經濟生活，這種趨勢給我們提供了決定貨物價格和數量的手段，可以描述為對任何時候存在的數據的适應。
與循環流轉的情況相比，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年複一年地發生&ldquo同樣的&rdquo事情；因為它隻是意味着，我們把經濟體系中的幾種過程看作是走向一個均衡位置的趨勢的部分現象，但不一定是走向同一種的均衡位置。
經濟體系中理想的均衡狀态的位置&mdash&mdash從來未達到過的，繼續不斷地&ldquo被追求的&rdquo（當然不是自覺地）&mdash&mdash是變化着的，因為數據在改變。
而在數據的這種改變面前，理論也不是沒有武裝的。
理論正是構造得能夠應付這種變化的後果的；它有用于這一目的的特殊工具（例如稱為&lsquo準地租&rdquo一類的工具）。
如果變化發生在非社會的數據（自然條件）中，或發生在非經濟的社會數據（這裡有戰争的影響，商業的、社會的或經濟的政策的改變）中，或發生在消費者的嗜好中，那麼在這個限度内對于理論工具似乎無須作根本的檢修。
這些工具，隻有在經濟生活本身時起時落地改變它自己的數據時，才不起作用&mdash&mdash在這裡，這一論點同前一論點連接在一起了。
鐵路的建設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連續的變化&mdash&mdash它們可能通過由無數的小步驟所形成的連續不斷的适應，到頭來使一家大百貨公司從一家小零售商店成長起來&mdash&mdash屬于&ldquo靜态的&rdquo分析。
但是，&ldquo靜态的&rdquo分析不僅不能預測傳統的行事方式中的非連續性變化的後果；它還既不能說明這種生産性革命的出現，又不能說明伴随它們的現象。
它隻能在變化發生以後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
而恰恰就是這種&ldquo革命性&rdquo變化的發生，才是我們要涉及的問題，也就是在一種非常狹窄和正式的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來陳述問題并離開傳統理論，與其說是由于經濟變化（特别是，如果不完全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是實際上這樣發生的，而不是由于連續不斷的适應，倒不如說是由于這種變化的富有成效。
因此，我們所指的&ldquo發展&rdquo隻是經濟生活中并非從外部強加于它的，而是從内部自行發生的變化。
如果情況是，在經濟領域本身中沒有這樣的變化發生，而我們所稱的經濟發展現象在實際上隻不過是建立在這一事實之上，即數據在變化而經濟則繼續不斷地使自己适應于這種數據，那麼我們應當說，并沒有經濟發展。
我們這樣說的意思應當是：經濟發展不是可以從經濟方面來加以解釋的現象；而經濟&mdash&mdash在其本身中沒有發展&mdash&mdash是被周圍世界中的變化在拖着走；為此，發展的原因，從而它的解釋，必須在經濟理論所描述的一類事實之外去尋找。
僅僅是經濟的增長，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長所表明的，在這裡也不能稱作是發展過程。
因為它沒有産生在質上是新的現象，而隻有同一種适應過程，象在自然數據中的變化一樣。
因為我們想要使我們的注意力轉向别的現象，我們将把這種增長看作是數據的變化。
每一個具體的發展過程，最後都依存于以前的發展。
但是為了看清事物的本質，我們将把這一點抽象掉，而是讓發展從一種沒有發展的地位上産生。
每一個發展過程為下一個發展過程創造先決條件。
從而後者的形式被改變了，事情将變得與在每一具體發展階段不得不首先創造它自己的條件時可能發生的事情不同。
可是，如果我們想要找到事情的根源，我們可以不把所要解釋的要素包括在我們的解釋的數據之中。
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作，我們将會在事實與理論之間造成一個明顯的脫節，這可能給讀者造成重大的困難。
如果我比在第一版中能夠更加成功地集中注意于本質性的東西的說明并防止誤解，那麼進一步特别解釋&ldquo靜态&rdquo和&ldquo動态&rdquo二詞，連同它們的數不清的含義，就是不必要的了。
我們所意指的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同我們在循環流轉中或走向均衡的趨勢中可能觀察到的完全不同。
它是流轉渠道中的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是對均衡的幹擾，它永遠在改變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狀态。
我們的發展理論，隻不過是對這種現象和伴随它的過程的論述。
Ⅱ 循環流轉渠道的這些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均衡中心的這些幹擾，是在工業和商業生活領域中發生的，而不是在消費者對最終産品的需要的領域中發生的。
凡是在消費者嗜好中出現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的地方，那是工商業家必須應付的數據突然發生變化的問題，因而可能是他的行為的逐漸适應以外的動機和機會的問題，但不是這種其它行為本身的問題。
所以，這種情況并沒有提出除自然數據的變化以外的任何其它問題，也不要求任何新的處理方法；為此，我們将不考慮可能實際存在的消費者需要中的任何自發性，并假定嗜好是&ldquo給定的&rdquo。
由于需要的自發性一般很小，這就使得我們易于這樣去作。
誠然，我們必須永遠從需要的滿足出發，因為需要是一切生産的終點，而且任何時候的一定經濟形勢都必須從這一方面去理解。
不過經濟體系中的創新一般并不是按下面這種方式發生的，那就是，首先新的需要在消費者方面自發地産生，然後生産工具通過它們的壓力轉動起來。
我們并不否認存在這種聯系方式。
可是，一般是生産者發動經濟的變化，而消費者隻是在必要時受到生産者的啟發；消費者好象是被教導去需
與先驗的先入之見（更确切地說，是從先驗的根子中産生出來并已經變成了先入之見的思想，如果我們忽視不可逾越的鴻溝，使之去做經驗科學的工作的話&mdash&mdash盡管它本身不是這樣一種先驗的先入之見）密切相聯的，是對曆史的&ldquo意義&rdquo的各種探索。
認為一個國家，一種文化，甚至整個人類，一定會表現出一種一緻的、直線式的發展的假設也是如此；甚至象羅雪爾這種具有務實精神的人也作出這種假設，無數的哲學家和曆史理論家，從維科到蘭普雷希特一長串才華橫溢的人物，過去認為而且現在還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以達爾文為中心的所有各種進化思想（至少如果這隻不過是意味着類比的推理），還有把動機和意志行為看成不隻是社會過程的反映的那種心理學上的偏見，也都屬于這一類。
但是，進化思想現在之所以在我們的學科中受到懷疑，特别是對曆史學家和人類文化學家來說，也還有另一個原因。
除了對現在環繞着&ldquo進化&rdquo思想的不科學的和超科學的神秘主義的譴責以外，又加上了對淺薄涉獵的譴責。
對于&ldquo進化&rdquo一詞在其中起作用的一切倉卒作出的一般性判斷，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失去了耐性。
我們必須離開這些東西。
然後留下來的還有兩個事實：一是曆史變化的事實，由于曆史變化，社會條件在曆史時代中成為曆史的&ldquo個體&rdquo。
這些變化既不構成循環過程，也不構成沿着一個中心擺動的運動。
社會發展的概念，是由這兩種情況連同其他的事實來限定的：每當我們不能從以前的事态來充分說明一個給定的曆史事态時，我們的确認識到有一個沒有解決的然而又不是不可解決的問題的存在。
這一點首先對于個體的例子是适用的。
例如，我們理解1919年德國的國内政治史是前一次戰争的影響之一。
可是，它對于更加一般的問題也是适用的。
經濟發展至今隻不過是經濟史的對象，而經濟史又隻是通史的一部分，隻是為了說明而把它從其餘的部分分離出來的。
由于事情的經濟方面對于每一種其他的事情的這種根本依存性，所以不能單用以前的經濟的情況去解釋經濟的變化。
因為一國人民的經濟狀态并不單是從以前的經濟情況中産生的，而隻是從以前的全部形勢中産生出來的。
由此而引起的在解釋上和分析上的困難，由于構成曆史的經濟解釋的基礎的那些事實，而變得大為減少了&mdash&mdash在實際上是如此，如果在原則上不是如此的話；要是不必對這種觀點表示贊成或反對，我們就可以說，經濟世界是比較獨立的，因為它在一國人民的生活中占據如此重大的地位，并形成或決定其餘生活的一大部分；因此，寫一部經濟史這件事本身顯然不同于寫一部&mdash&mdash譬如說&mdash&mdash軍事史。
在這一點上，還得加上另一個事實，它促進了對社會過程任何一個部門的分别的描述。
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部分，都好象是由一組具有不同特性的人們居住的。
各種不同的要素成分一般并不直接影響任何這樣一個部門的社會過程，就象一顆炸彈的爆炸隻會&ldquo影響&rdquo那些碰巧當它在其中爆炸的房間裡的一切東西那樣，而隻是通過這個部門的數據和它的居民的行為去施加影響；即使一個事件的發生象我們拿炸彈爆炸的比喻所表明的那樣，它的影響也隻在主要有關的人們所穿着的那種外衣内發生。
因此，就象關于基督教反改革運動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繪畫的影響的描述總歸是藝術史一樣，關于經濟過程的描述也總歸是經濟史，即使在那裡，真正的原因大部分是非經濟的。
經濟部門又是可以用種類無窮的觀點和處理方法去研究的，比如人們可以根據這些觀點和處理方法的範圍的廣度去胪列&mdash&mdash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根據它們所包含的理論的普遍程度去胪列。
從對13世紀尼德阿爾泰寺院經濟生活的性質的說明，到桑巴特對西歐經濟生活的發展的說明，貫串着一條繼續不斷的，邏輯上一緻的長線。
象桑巴特的這種說明就是理論，并且的确是我們此刻所說的那種經濟發展理論。
但它不是本書第一章的内容所意味着的那種經濟理論，後者是自從李嘉圖的時代以來人們所理解的那種&ldquo經濟理論&rdquo。
誠然，後述意義的經濟理論在象桑巴特的那種理論中也起作用，但它完全是一種次要的作用：就是說，凡是曆史事實的聯系非常複雜以緻必須引用超出一般人的分析能力的解釋方法的地方，思想路線就采取那種分析工具所提供的形式。
可是，凡是在問題隻是使發展或發展的曆史結果成為可以理解的，隻是找出能說明一種形勢或決定一個問題的要素時，傳統意義的經濟理論就幾乎不能作出什麼貢獻了。
我們在這裡不讨論這種意義上的發展理論。
我們既不指出曆史進化的因素&mdash&mdash不論是個别的事件，比如十六世紀美國的黃金生産在歐洲的出現，還是&ldquo更一般的&rdquo情況，比如在經濟人的心理狀态中，在文明世界的領域中，在社會組織中，在政治群星中，在生産技術中等等方面發生的變化；也不描述它們在個别的例案中或在各組的例案中的影響。
恰好相反，在第一章已将性質對讀者作過充分說明的經濟理論，隻不過是為了它自身的目的而要加以改進，即通過在它上面進行創建。
如果這樣做也是想要使這種理論能比過去更好地完成它對别種發展理論的服務，那麼事實依然是，兩種方法是處于不同的水平之上的。
我們的問題可如下述。
第一章的理論從&ldquo循環流轉&rdquo的觀點描述經濟生活，這種生活年複一年地基本上同樣地在渠道中流動着&mdash&mdash就象血液在生物有機體中循環一樣。
現在，這種循環流轉及其渠道确實及時改變了，在這裡我們放棄了與血液循環相似的類比。
因為，雖然後者也在有機體的成長和衰亡過程中發生變化，然而它隻是繼續不斷地這樣做的，也就是說，通過人們所能選擇的、比任何可以分配的數量都要小的步子，但不管怎麼小，它總是處在同一結構之内。
經濟生活也經曆這樣的變化，但它還經曆其它的變化，這些變化則不是繼續不斷地出現的，而且它們還會改變這種結構，即傳統的過程本身。
它們不能通過對循環流轉的任何分析去理解，雖然它們是純粹經濟的，雖然對它們的解釋顯然是屬于純粹理論的任務。
現在這類變化，以及随之而發生的現象，就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但是我們并不去問：是哪一些這樣的變化實際上使得現代經濟制度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也不去問：這種變化的條件是什麼？我們隻問，的确象理論經常要問的那樣：這種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它們又将會引起什麼經濟現象？ 同一件事情，可以作稍為不同的說明。
第一章的理論是從經濟體系走向一個均衡位置的趨勢這種觀點去描述經濟生活，這種趨勢給我們提供了決定貨物價格和數量的手段，可以描述為對任何時候存在的數據的适應。
與循環流轉的情況相比，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年複一年地發生&ldquo同樣的&rdquo事情；因為它隻是意味着，我們把經濟體系中的幾種過程看作是走向一個均衡位置的趨勢的部分現象，但不一定是走向同一種的均衡位置。
經濟體系中理想的均衡狀态的位置&mdash&mdash從來未達到過的，繼續不斷地&ldquo被追求的&rdquo（當然不是自覺地）&mdash&mdash是變化着的，因為數據在改變。
而在數據的這種改變面前，理論也不是沒有武裝的。
理論正是構造得能夠應付這種變化的後果的；它有用于這一目的的特殊工具（例如稱為&lsquo準地租&rdquo一類的工具）。
如果變化發生在非社會的數據（自然條件）中，或發生在非經濟的社會數據（這裡有戰争的影響，商業的、社會的或經濟的政策的改變）中，或發生在消費者的嗜好中，那麼在這個限度内對于理論工具似乎無須作根本的檢修。
這些工具，隻有在經濟生活本身時起時落地改變它自己的數據時，才不起作用&mdash&mdash在這裡，這一論點同前一論點連接在一起了。
鐵路的建設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連續的變化&mdash&mdash它們可能通過由無數的小步驟所形成的連續不斷的适應，到頭來使一家大百貨公司從一家小零售商店成長起來&mdash&mdash屬于&ldquo靜态的&rdquo分析。
但是，&ldquo靜态的&rdquo分析不僅不能預測傳統的行事方式中的非連續性變化的後果；它還既不能說明這種生産性革命的出現，又不能說明伴随它們的現象。
它隻能在變化發生以後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
而恰恰就是這種&ldquo革命性&rdquo變化的發生，才是我們要涉及的問題，也就是在一種非常狹窄和正式的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來陳述問題并離開傳統理論，與其說是由于經濟變化（特别是，如果不完全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是實際上這樣發生的，而不是由于連續不斷的适應，倒不如說是由于這種變化的富有成效。
因此，我們所指的&ldquo發展&rdquo隻是經濟生活中并非從外部強加于它的，而是從内部自行發生的變化。
如果情況是，在經濟領域本身中沒有這樣的變化發生，而我們所稱的經濟發展現象在實際上隻不過是建立在這一事實之上，即數據在變化而經濟則繼續不斷地使自己适應于這種數據，那麼我們應當說，并沒有經濟發展。
我們這樣說的意思應當是：經濟發展不是可以從經濟方面來加以解釋的現象；而經濟&mdash&mdash在其本身中沒有發展&mdash&mdash是被周圍世界中的變化在拖着走；為此，發展的原因，從而它的解釋，必須在經濟理論所描述的一類事實之外去尋找。
僅僅是經濟的增長，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長所表明的，在這裡也不能稱作是發展過程。
因為它沒有産生在質上是新的現象，而隻有同一種适應過程，象在自然數據中的變化一樣。
因為我們想要使我們的注意力轉向别的現象，我們将把這種增長看作是數據的變化。
每一個具體的發展過程，最後都依存于以前的發展。
但是為了看清事物的本質，我們将把這一點抽象掉，而是讓發展從一種沒有發展的地位上産生。
每一個發展過程為下一個發展過程創造先決條件。
從而後者的形式被改變了，事情将變得與在每一具體發展階段不得不首先創造它自己的條件時可能發生的事情不同。
可是，如果我們想要找到事情的根源，我們可以不把所要解釋的要素包括在我們的解釋的數據之中。
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作，我們将會在事實與理論之間造成一個明顯的脫節，這可能給讀者造成重大的困難。
如果我比在第一版中能夠更加成功地集中注意于本質性的東西的說明并防止誤解，那麼進一步特别解釋&ldquo靜态&rdquo和&ldquo動态&rdquo二詞，連同它們的數不清的含義，就是不必要的了。
我們所意指的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同我們在循環流轉中或走向均衡的趨勢中可能觀察到的完全不同。
它是流轉渠道中的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是對均衡的幹擾，它永遠在改變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狀态。
我們的發展理論，隻不過是對這種現象和伴随它的過程的論述。
Ⅱ 循環流轉渠道的這些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均衡中心的這些幹擾，是在工業和商業生活領域中發生的，而不是在消費者對最終産品的需要的領域中發生的。
凡是在消費者嗜好中出現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的地方，那是工商業家必須應付的數據突然發生變化的問題，因而可能是他的行為的逐漸适應以外的動機和機會的問題，但不是這種其它行為本身的問題。
所以，這種情況并沒有提出除自然數據的變化以外的任何其它問題，也不要求任何新的處理方法；為此，我們将不考慮可能實際存在的消費者需要中的任何自發性，并假定嗜好是&ldquo給定的&rdquo。
由于需要的自發性一般很小，這就使得我們易于這樣去作。
誠然，我們必須永遠從需要的滿足出發，因為需要是一切生産的終點，而且任何時候的一定經濟形勢都必須從這一方面去理解。
不過經濟體系中的創新一般并不是按下面這種方式發生的，那就是，首先新的需要在消費者方面自發地産生，然後生産工具通過它們的壓力轉動起來。
我們并不否認存在這種聯系方式。
可是，一般是生産者發動經濟的變化，而消費者隻是在必要時受到生産者的啟發；消費者好象是被教導去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