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南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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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樂曲,有的讓她們昏昏欲睡,有的讓她們心曠神怡。

     她們在旅行指南推薦的膳宿公寓下榻,大家認為那裡比旅店更合适。

    人們在那裡可以遇到一些有文化的人。

    初出茅廬的作家,長年在大學裡混的學生,搜索文物的外國人在那裡多得很。

    海娜·加布萊瞥了一眼畫廊的傑作,還到各個店鋪去閑逛,這時,喬治·台斯曼正在寫有關中世紀家常用品制造業的筆記;托尼奧·克魯熱和居斯塔夫·馮·阿森巴赫在去往意大利或從那裡返回來的路上,在這裡停了幾天腳,仍然沉于夢幻似的談論着那不勒斯的夜晚和威尼斯的黃昏。

    奧斯瓦爾德·阿爾萬北上到挪威去,不放心他自己的頭昏病,歇息數日,到法蘭克福或慕尼黑去請教一位好大夫。

    對于一個年輕的心靈來說,難以祛除的旅行嗜好所引出的必然結果就是對愛情的執着追求。

    費爾南德圍繞着每個景點,在每個塑像底座的旁邊,巴望着出現一位小說和詩集中連篇累牍描寫的高雅而又殷勤的意中人。

    這種夢幻的樣式雖然平淡無奇,但不妨礙其中包含着主要的成分:她需要愛情,費爾南德用文學的雲霧把這需要籠罩了起來;還包含着享受生活的渴望,這一點她并不承認。

     一位可愛的某先生來借書或還書,彬彬有禮地建議陪伴小姐到公園去散步,或者隻不過看到相鄰的桌子有個年輕的陌生人在專心看書,第二天這人又不見了,這些大概都能讓家庭式膳宿公寓萌發出模模糊糊的田園牧歌氣氛。

    但是女性的氣氛還是占上風。

    有一些一絲不苟的英國和美國小姐,二者之間除了口音不同以外,幾乎難以分辨,她們來進修高爾夫的球技或彈奏鋼琴的技巧。

    還有一些更為強壯的女性,有意穿着破爛的衣裳,公然打上領帶,有時還戴着夾鼻眼鏡,咄咄逼人而又毫不在乎地展示着她們的醜陋或美麗。

    這些女人在博物館裡臨摹名畫,作裸體素描,學習悲劇藝術,或者去散發社會問題的傳單。

    有一兩次,一個頭發蓬亂的漂亮女孩,把她好好的一個婆家遠遠地丢在斯堪的納維亞或是波蘭,邀請費爾南德到她的房間去共同享用一塊澆上德國櫻桃酒的蛋糕。

    但是這種過激的女權主義,把愛情中的道德規範推倒重建的斷然主張,吓壞了蘇阿雷城堡的這位小姐,她把那個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熱情撫摸着的手抽了回來。

     就跟她在阿萊克塞爾區的家裡一樣,她仍然是形單影隻。

    她開始發現,人與人之間,隻有相同的社會地位、教育、思想和共同的利益才能把他們連在一起,形成共同的語言,否則人與人并不互相接近,并不結成持續的聯系,除非有默契,但這情況也很少。

    她并不說那些比她自己更為解放的過客們的語言。

    她跟他們不一樣,沒有在這裡生活的理由:她并不要進修音樂;永遠不想當詩人或文藝批評家;她連湊湊合合畫一張水彩畫的本事都沒有。

    社會上的不公正讓跟她同住一個樓層的那個戴着硬領的俄國女人憤慨不已,這種不公正在費爾南德自己的世界裡,隻不過是罷工工人的老生常談罷了。

    她不明白一個女人怎麼會有政治見解。

    不過,她的位置在哪兒?她應當怎麼辦?讓娜介紹給她一些好的作品,讓她消磨漫漫的冬季,呈現在她面前的這些作品描寫的是些趾高氣揚的貴婦人,一副軍中上校的派頭,縫制着兒童的衣服,還總教訓那些未婚母親。

    在她彌留的床上,她覺得進修道院是她女兒最好的一個出路,但那個時候,修道院對她本人尚且沒有吸引力。

    她害怕修道院中那靜思冥想的嚴格紀律;一想到要照顧病人,她就泛起一陣惡心,久久無法平息;聖心女中那些嬷嬷們的服裝也不能吸引她。

    所有這些東西都不能填充她的生活。

    隻有結婚是她唯一的出路。

    哪怕隻是為了不落到未婚姑娘低人一等的行列中去。

    可是奧斯瓦爾德·阿爾萬和托尼奧·克魯熱并不提出求婚。

    實際可行的辦法隻有在布魯塞爾各家的客廳裡遇見一個穿燕尾服的人兒了。

     然而,她也有一段德國式的田園牧歌。

    有一年的九月份,她跟弗羅蘭一起在黑森林邊沿上的一家小旅店下榻。

    她獨自一人出門去作個長途的散步。

    弗羅蘭正患偏頭痛,另外,她對日耳曼的道德威力很有信心,陪小姐出去散步的次數越來越少。

    這一天出來散步的人不多。

    通常有些大學生從樹林裡走過,有時唱着舒伯特的歌曲,有時高談闊論,這時他們都回到學校去了。

    德·卡·德·馬小姐沿着一條小路走去,在岔路口上都有藍色或紅色的标志,決不可能迷路。

    最後,她在一塊林中草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