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走向永恒之邦的過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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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歡欣的靈魂”。
馬克思也是在這一年逝世的，比巴枯甯早了七年。
路德維希二世，施塔恩貝格的那個隐居者，還要苦熬三年，跟他的那些幻象以及他自己的肉體鬥争（“多一些親吻，上帝！多一些親吻！”），然後才投湖自殺。
魯道夫正因為是金枝玉葉，不能擺脫乃父獨立施展其政治抱負，隻得從一場狩獵到另一場狩獵，從一個情婦換到另一個情婦，于一八八九年一月一步步走到了瑪耶林。
他的母親伊麗莎白皇後，仿佛是個美麗的幽靈，在希臘科孚她的花園裡重讀海涅的詩，把自己綁在桅杆上，昏昏然地駛進了狂風暴雨中的希臘海。
戰地護士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得了心髒病，從阿爾巴尼亞的斯庫台回來之後定居在倫敦，躺在一張長椅上度過了幾乎半個世紀的漫長日子。
紅十字會的創建者鄧南特周遊列國，為他的事業尋求支持，而當時，大家對他的提議普遍漠不關心或者心存疑慮，他又急又氣，幾乎半瘋。
一八八七年他要求瑞士阿彭策爾的一個養老院給他一個床位，他要在那裡打發餘生。
尼采在錫爾馬利看到德國資産階級和俾斯麥分子的平庸苟且，很是憤慨，一八八三年左右開始構思有關超人的雷霆閃電。
但他疲憊不堪灰心喪氣，眼睛差不多半瞎了。
一八八八年聖誕節的那天，撲到一匹被鞭打的馬的脖子上，終于進入了他的漫長的黃昏。
易蔔生定居在羅馬，動筆寫他那預言性的作品《人民公敵》。
作品中，一個人單槍匹馬與全世界精神和肉體的腐朽敗壞做鬥争。
福樓拜未老先衰，一八八〇年就謝世了，跟他的布瓦爾與佩居謝一樣窘困潦倒。
（“我仿佛穿過無窮無盡的寂寥走向不知何處的前方……我既是荒野，也是旅客和駱駝。
”）奧克塔夫逝世的那年，約瑟夫·康拉德正乘船在利物浦和澳大利亞之間來往穿梭。
直到一八八七年，他才來到布魯塞爾，得到一艘專跑剛果的輪船船長的職位。
又過了兩年，他又來到了這個城市，他飽覽了剝削殖民地的那些“黑心腸”，從靈魂到肉體都幾乎崩潰。
雷莫幸虧死得比較早，沒有看到非洲的這種悲慘景象，否則他也會像康拉德一樣，陷入沉思，并為此痛苦的。
至于雨果，這位死于一八八五年的預言家，那時已是八十歲的老翁，還在寫亞曆山大體的詩句，鬧戀愛，想念上帝，思慮重重地端詳着裸女。
丁尼生一直到一八九二年才跨過了生死的藩籬。
把雷莫寫在這些光輝顯赫的名字旁邊，仿佛是在諷刺奚落。
就像他哥哥說的一樣，雷莫周圍是民衆的一片冷漠，好像連死後也無葬身之地，隻有并無才華的奧克塔夫在有關比利時文學的手稿中才提到了幾筆。
不過，這哥兒倆也被那個時代從上而下吹來的一股罡風刮得無影無蹤，而那個時代就像堆在二十世紀這個深淵邊上的一道巨大的、密密實實的堤壩，遠遠地、沉甸甸地懸在我們頭上。
按照布列塔尼或者埃諾的算法，這兩位舅姥爺精确地說都不是近親，然而，阿爾蒂爾和瑪蒂爾德親上加親卻把我與這兩個死去的魂靈拉近了，因為我身上四分之一的血與他們身上一半的血出自同一個源頭。
不過對血液的分析并不能提供什麼重要證明。
對這類細節十分好奇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在這兄弟倆（盡管彼此完全不同）和他們幾代之後的外甥孫女之間有類似之處也有不同之點。
不同之處來自時代和命運。
性别的差異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重要。
一八六〇年的一個男青年所受的束縛與一九三〇年的一個少女受的拘束都差不多。
我們之間的相似之處絕大多數都與文化有關，但從某一個程度開始，文化就代表着一種選擇，使我們按照更為精微的同一性來聚分群類。
就像那兄弟倆一樣，我也在樹下閱讀赫西奧德和忒奧克裡托斯的作品；我不知不覺地又像他們那樣在比他們那時受到更多蹂躏和損害的世界上旅行。
但如今，過了四十年以後來看，那時的世界反倒顯得又幹淨又平和。
按照社會地位或是錢财多寡來區别與你相同還是不同，其實并不那麼容易。
一九三〇年左右，社會地位遠沒有像半個世紀前對伊雷内的兒子們那麼重要，或者說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
錢，ilgrannemico有時候也是個好朋友，又重要，又不太重要。
無論如何，在某一個領域之内，雷莫比我強很多。
剛到二十歲，盡管他曾有過天真的願望但沒有保留下來，如同他哥哥形容的“永不枯竭的靈魂”，他就已經感受到了原本就神聖的生命，與人或社會——其實也就是複數的人——的作為二者之間的矛
馬克思也是在這一年逝世的，比巴枯甯早了七年。
路德維希二世，施塔恩貝格的那個隐居者，還要苦熬三年，跟他的那些幻象以及他自己的肉體鬥争（“多一些親吻，上帝！多一些親吻！”），然後才投湖自殺。
魯道夫正因為是金枝玉葉，不能擺脫乃父獨立施展其政治抱負，隻得從一場狩獵到另一場狩獵，從一個情婦換到另一個情婦，于一八八九年一月一步步走到了瑪耶林。
他的母親伊麗莎白皇後，仿佛是個美麗的幽靈，在希臘科孚她的花園裡重讀海涅的詩，把自己綁在桅杆上，昏昏然地駛進了狂風暴雨中的希臘海。
戰地護士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得了心髒病，從阿爾巴尼亞的斯庫台回來之後定居在倫敦，躺在一張長椅上度過了幾乎半個世紀的漫長日子。
紅十字會的創建者鄧南特周遊列國，為他的事業尋求支持，而當時，大家對他的提議普遍漠不關心或者心存疑慮，他又急又氣，幾乎半瘋。
一八八七年他要求瑞士阿彭策爾的一個養老院給他一個床位，他要在那裡打發餘生。
尼采在錫爾馬利看到德國資産階級和俾斯麥分子的平庸苟且，很是憤慨，一八八三年左右開始構思有關超人的雷霆閃電。
但他疲憊不堪灰心喪氣，眼睛差不多半瞎了。
一八八八年聖誕節的那天，撲到一匹被鞭打的馬的脖子上，終于進入了他的漫長的黃昏。
易蔔生定居在羅馬，動筆寫他那預言性的作品《人民公敵》。
作品中，一個人單槍匹馬與全世界精神和肉體的腐朽敗壞做鬥争。
福樓拜未老先衰，一八八〇年就謝世了，跟他的布瓦爾與佩居謝一樣窘困潦倒。
（“我仿佛穿過無窮無盡的寂寥走向不知何處的前方……我既是荒野，也是旅客和駱駝。
”）奧克塔夫逝世的那年，約瑟夫·康拉德正乘船在利物浦和澳大利亞之間來往穿梭。
直到一八八七年，他才來到布魯塞爾，得到一艘專跑剛果的輪船船長的職位。
又過了兩年，他又來到了這個城市，他飽覽了剝削殖民地的那些“黑心腸”，從靈魂到肉體都幾乎崩潰。
雷莫幸虧死得比較早，沒有看到非洲的這種悲慘景象，否則他也會像康拉德一樣，陷入沉思，并為此痛苦的。
至于雨果，這位死于一八八五年的預言家，那時已是八十歲的老翁，還在寫亞曆山大體的詩句，鬧戀愛，想念上帝，思慮重重地端詳着裸女。
丁尼生一直到一八九二年才跨過了生死的藩籬。
把雷莫寫在這些光輝顯赫的名字旁邊，仿佛是在諷刺奚落。
就像他哥哥說的一樣，雷莫周圍是民衆的一片冷漠，好像連死後也無葬身之地，隻有并無才華的奧克塔夫在有關比利時文學的手稿中才提到了幾筆。
不過，這哥兒倆也被那個時代從上而下吹來的一股罡風刮得無影無蹤，而那個時代就像堆在二十世紀這個深淵邊上的一道巨大的、密密實實的堤壩，遠遠地、沉甸甸地懸在我們頭上。
按照布列塔尼或者埃諾的算法，這兩位舅姥爺精确地說都不是近親，然而，阿爾蒂爾和瑪蒂爾德親上加親卻把我與這兩個死去的魂靈拉近了，因為我身上四分之一的血與他們身上一半的血出自同一個源頭。
不過對血液的分析并不能提供什麼重要證明。
對這類細節十分好奇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在這兄弟倆（盡管彼此完全不同）和他們幾代之後的外甥孫女之間有類似之處也有不同之點。
不同之處來自時代和命運。
性别的差異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重要。
一八六〇年的一個男青年所受的束縛與一九三〇年的一個少女受的拘束都差不多。
我們之間的相似之處絕大多數都與文化有關，但從某一個程度開始，文化就代表着一種選擇，使我們按照更為精微的同一性來聚分群類。
就像那兄弟倆一樣，我也在樹下閱讀赫西奧德和忒奧克裡托斯的作品；我不知不覺地又像他們那樣在比他們那時受到更多蹂躏和損害的世界上旅行。
但如今，過了四十年以後來看，那時的世界反倒顯得又幹淨又平和。
按照社會地位或是錢财多寡來區别與你相同還是不同，其實并不那麼容易。
一九三〇年左右，社會地位遠沒有像半個世紀前對伊雷内的兒子們那麼重要，或者說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
錢，ilgrannemico有時候也是個好朋友，又重要，又不太重要。
無論如何，在某一個領域之内，雷莫比我強很多。
剛到二十歲，盡管他曾有過天真的願望但沒有保留下來，如同他哥哥形容的“永不枯竭的靈魂”，他就已經感受到了原本就神聖的生命，與人或社會——其實也就是複數的人——的作為二者之間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