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走向永恒之邦的過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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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斜坡上滾入戰争的歐洲支撐住。

    無論是老謀深算的卡福爾掌權的皮埃蒙特地區,陷在政治威望的陷阱中的法蘭西,還是鐵腕俾斯麥的普魯士都不會聽幾個瘋子的瞎嚷嚷。

    為了他的事業,雷莫花費了父親留下的一部分遺産,翻譯并印刷了千萬份呼籲和平的傳單,在他旅行時散發出去。

    當然,結果好比是一陣風把傳單吹走了。

    自由寬松的帝國引起了一股希望,他的一位共和主義的朋友邦塞爾,十二月二日曾被流放過,此時在選舉中得到了勝利,也讓他高興了一陣子。

    緊接下來一八七〇年的國難是更為深刻的悲劇,還有二十萬人屍陳戰場的血腥噩夢。

     那時的比利時人,譴責普魯士人的野蠻粗暴,但又從他們的勝利中占些便宜,至少認為誰打勝了誰就有理,年輕人看到這種現象不禁又羞又惱。

    在那“恐怖的一年”冬天,邦塞爾經過“反對現有制度,呼籲追求的一生”之後,筋疲力盡,英年早逝。

    他的朋友本不多,又失掉了這個人的支持。

    接着,一八七一年五月份,居斯塔夫·弗路朗被打死,他已經是個有名的年輕生物學家,因為他是無神論者,又攻擊了帝國的權威,才二十七歲就被拉下了他心愛的法蘭西公學的講台。

    雷莫跟居斯塔夫一起從布加勒斯特旅行到君士坦丁堡。

    就是從那裡,血氣方剛的法國青年動身去參加了希臘的克裡特島上的人民起義。

    奧克塔夫懷着一點豔羨想着那兩個同路的夥伴熱情的談話會有什麼内容。

    居斯塔夫被任命為幾處防禦工事的統領,在夏杜的一個旅館的門口被凡爾賽的軍隊打中了,那時他正掩護公社部隊撤退。

    雷莫很是悲痛,尤其是想到在一段時期他曾跟這個人抱有同樣的希望,他想象不到如何才能給他恢複名譽,心裡就越發痛苦。

    他家裡的任何人都不理解也不能容忍這種破壞性的胡鬧。

    奧克塔夫傷心地輕聲說道:“在他們和你之間的聯系早就斷了。

    你還隻不過是個憤世嫉俗的紳士的時候,他們就認為你在造反;如果你拒絕從公正的嚴格原則上邁開一步,他們就認為你古怪刻薄不近情理了。

    ”雷莫本人把他哥哥這溫和的看法更推進了一步:“就像蒼蠅成群地麇集在受了傷的身體上一樣,惡毒的話像下雨似的,都射在我身上。

    ”然而他還在戰鬥,又創辦了一個雜志來繼承那個辦不下去的周刊,并且給外省的日報為他死去的朋友寫悼念文章。

    奧克塔夫專注地目睹了他這孤獨的鬥争,讓他想起易蔔生筆下的培爾·金特在同一個時代的生活。

    他低聲為他弟弟的一生作了概括:“與其所作的努力得不到成功,甯願去死。

    ” 雷莫在一生的最後一年,也改變方向涉獵一些不太讓人厭倦的事:他在耶拿已經接觸過的哲學和自然科學。

    然而在這裡面也隐藏着危險。

    他對植物的研究傾向于衆人嗤之以鼻的達爾文主義,他閱讀黑格爾和叔本華的作品,但他已不是那個在阿克茲的小教堂裡祈禱并且虔誠地到聖日耳曼奧塞爾大教堂領取聖體的少年了。

    奧克塔夫和伊雷内夫人保存了他的信,很早就感覺到在他的書籍裡有一股讓人不安的叛離宗教的陰影向他們襲來。

    喪失信仰不僅是精神上的災難,而且是社會上的一樁罪惡,是邪惡地背叛了從搖籃裡就建立起來的傳統。

    “對于這個心潮起伏思緒不定的人,周圍有許多人懷着高尚的激情向他進行聰明智慧的勸說,這其實是錯誤的。

    本來應當讓這個焦慮而又敏感的人平靜下來,勸告和斥責隻能讓他激動。

    他們毫無用處地刺激這個已很痛苦的靈魂,對他說是他自己錯了。

    他們不如讓他感到,對周圍景象斬釘截鐵的判斷本身就是個不幸。

    ”奧克塔夫又模模糊糊地繼續想道:“如果我有什麼可譴責自己的,那就是曾經跟雷莫辯論他所相信的道理。

    ”像往常一樣,他一面自責一面又原諒了自己,“我本來應當通過心靈的路去提高他的勇氣。

    他一直希望在他的社會鬥争中能得到我的支持……他的新理論引起了我的驚恐,而且,在沒有清清楚楚地看到結果之前決不采取魯莽的行動,這是我的天性,他發現了這一點,内心深處萬分悲哀。

    ” 作為大哥,奧克塔夫一直到最後都死心塌地不逾舊軌,他以為要讓雷莫轉變思想隻要“遇見一個虔誠的女人,值得他尊重和愛護”就足夠了。

    奧克塔夫有自知之明,意識到了自己的弱點,他從感情上就不再希望由他本人去啟發暴烈如火的幼弟。

    他們的母親肯定也沒有抱這樣的希望。

    奧克塔夫沒有看清這種思想上的悲劇在雷莫心裡埋藏得多麼深,他一點也沒有發現人在憂心如焚的時